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大都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样的判断。在笔者看来，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下，还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出诠释。因为概念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元素，是构建思想体系与学术话语系统的基本语词。有鉴于此，本文试从中国现代学术变迁的视角，来解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相关概念。
一、“中国化”概念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就开始了，譬如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就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就自然“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就“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术界一般认为，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连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毛泽东这里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其含义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落脚点是“中国”。这里，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强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重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为我所用”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亦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具有中国的“特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因而，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既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内容，又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容，并且是这两者的辩证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则是中国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一经毛泽东提出，就得到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赏，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一个崭新命题。
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于1939年2月发表《论中国化》文章，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化”的这段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认为由毛泽东的这段话“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张申府认为，“外来的东西”如果“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并且“也必然地会中国化”；而中国化也是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这里“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③。张申府积极呼应毛泽东的讲话，并从自己领导新启蒙运动的感受，来说明“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其社会影响是很大的。
党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嵇文甫，在1940年2月发表《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进一步诠释“中国化”这一概念。据他的解释：第一，“‘中国化’的含义，当然是说把本来非中国的东西化成中国的，它是以吸收外来文化为其前提条件的”。第二，“所谓‘中国化’，是融化不是拼凑，是化合不是混合，是彻首彻尾，彻上彻下的，不是割裂补缀的。……所谓‘中国化’者，只是世界性的文化，经过中国民族的消化，而带上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而已”。第三，“中国化”是“世界性”的，又是“现实性”的，即是说“‘中国化’乃是把世界性的文化‘中国化’”，中国“为着克服这种依附性，半殖民地性和机械性，于是乎有‘中国化’运动之发生”④。嵇文甫从中国现代化的崭新视角诠释“中国化”，在当时是极具有社会影响力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在毛泽东“中国化”讲话发表后，撰写了《论中国的特殊性》的文章，认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辩证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特殊性”，主要是说中国“没有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然而它有着它的（与西欧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特殊性”⑤。艾思奇从“中国的特殊性”视角诠释“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革命根据地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以上，列举了三位重要人物在毛泽东提出“中国化”概念后的代表性言论。不难看出， “中国化”在当时已经成为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重大话题。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化”问题，也许应更多地从社会层面来考察，如此才能展示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宏大的叙事场面，真正反映那时的“思想”成为“社会的思想”的实景。
二、“结合”问题试解
“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这句话中的“结合”就是“过程”，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本质内涵是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这就是恩格斯所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⑥ 的过程，亦即邓小平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⑦ 的意思。在笔者看来，“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表征，没有“结合”也就没有“中国化”，并且“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譬如，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就形成了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的“结合”，坚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结合”，等等。“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不可绕过的关键点，而“结合”的具体层面有三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问题。这主要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依据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在于“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其要求是：一是要“研究现状”，也就是要系统地研究“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方面”；二是要“研究历史”，这主要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形成浓厚的“认真研究历史的空气”；三是要“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便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⑧。显然，毛泽东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的是在实践中的运用问题，亦即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现状、历史，以便完成中国革命事业。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问题。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与个别结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说，“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因此，“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⑨ 这里，“正确的结论”、“科学的结论”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现成结论，而是研究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所产生的“结论”，因而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工作。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亦即“民族化”）问题。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⑩ 毛泽东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要以中国社会及其问题为研究对象，反对“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这种反常现象。他批评这种情况，即“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11)。毛泽东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统一”原则下的中国化，是按照中国的情形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本土化亦即民族化。
循着“结合”就是“过程”的研究思路，我们在理解“过程”问题时，大致也能看出过程之中还有三个具体的层面。
一是在中国化的对象方面不断推进的过程，即经历一个由“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过程。先进思想一般都在少数知识精英中传播，然后再由这些知识精英向社会大众传播，这是思想发展的一个规律。这里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首先在先进分子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接着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并且这个“精英化”、“大众化”有时是同时进行的。譬如，20世纪30年代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等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是说此时就不对社会上精英人物传播马克思主义了。由此来看，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相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与通俗化运动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级阶段。
二是在中国化的内容方面不断深化的过程，即经历一个由“民族化”到“时代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确实是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问题，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本土化”过程。如果说“民族化”主要是在形式方面，则“时代化”主要体现在内容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还要体现时代特点与根本要求，注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鲜经验，这就需要不断地通过总结和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达到，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时代化的过程。自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化”与“时代化”是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是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这“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2)；“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3)。
三是在中国化的社会影响方面不断提升的过程，即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中，经由政治方面向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仅以近百年三次历史性飞跃为背景，而且在事实上推进了三次历史性飞跃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正是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先后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奠定了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方式、国人精神面貌等，无一不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息息相关。考察“五四”以来的近百年中国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对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这同时也为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各种保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以“结合”为表征的“过程”，其历史的、文化的内涵将会在研究中不断地提升；但“中国化”在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现实运动，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沿着“结合”的道路努力下去。从“结合”的角度，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这样几个特征。
（1）过程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现实的运动，因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态度，“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特征，表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化”联系在一起的。而所谓“化”，其本身就是一个发展过程，具有动态性特征，亦即是一个体现发展趋势的动态性的过程。
（2）实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为基础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中国化”。改革开放以后，正是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处于创建之中。不难看出，这种“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实践，实践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对象是中国社会。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出实践性的特征。
（3）本土化特征。“本土化”的实质就是“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运用中日益符合中国民族的特点，亦即使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现状的紧密结合，使之体现我们民族的特色、文化的传统，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也就是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如果说“过程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特征，那么，“本土化”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
（4）创新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创新性的实践活动，必须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下，自主地来探索变革中国社会的道路，因而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不能直接沿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在今天，就是要“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15)。
（5）致用性特征。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引进马克思主义，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其目的是非常确定的，这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变革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从而使中国社会得以根本的改造，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就此而言，“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6)。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致用”的功用，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现实矛盾，以促进中国社会在变革中不断前进，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三、“成果”类别新说
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问题，并正确地解释这种成果的主要形态，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有重要意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思想、理论、文化方面的成果，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现在说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里是专讲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不是中国化的所有成果。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理论成果”，也有“文化成果”，而且从文化的广泛含义而言，这种“文化成果”一般的是包含着“理论成果”，并且为“理论成果”提供学理性基础。因而，“理论成果”大致都可以在“文化成果”中找到其存在的学术形态(1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指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产生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主要标志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民主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国情，探索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形成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包括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概而言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是指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而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来看，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学理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或在哲学上、或在政治学上、或在经济学上、或在其他学科方面来总结和提升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变革的经验，或者学理上来论证、说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变革的合理性。其成果形态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等。譬如，邓初民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家，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政治学，在学术上确立了包括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等内容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18)。概而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并上升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的高度进行解释和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之中包含着“理论成果”呢？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行动的指南，根本上说是需要以此为指导来进行切实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并上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才能进到探索规律的层面。恩格斯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到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9)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进行理论上的创造，同时也是进行着学术上的研究工作，以修正理论的某些缺失与盲点、提高理论的话语权势地位。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创新与学术研究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关于理论家在学术研究上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20) 这里是说，中国的理论家是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够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需要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基础。最后，以“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为例，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之中。按照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21)。按照笔者的看法，作为理论形态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就作为文化形态的毛泽东思想，单就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而论，是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体系中，大致都能梳理出毛泽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作出的独特贡献(22)，较好地体现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与位置。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之中包含着“理论成果”的论断，就是要从学术文化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是如何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术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的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等的研究成果，从而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发展的历程。鉴于这样的看法，就1919—1949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而言，就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概貌，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学科领域辛勤耕耘，从学理上汲取和提升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民主革命的经验，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这样，或许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研究，推进到新的境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行进的进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将从实践中不断提取新的成果而不断加快其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已经表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23) 在此情形下，加强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注重在厘定其相关概念方面下工夫，这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是有益处的。
注释：
① 《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③ 张申府：《论中国化》，载《战时文化》（重庆）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20日。
④ 参见嵇文甫：《漫谈中国化问题》，原载《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笔者注：嵇文甫此文写作于“1939年10月25日西峡口”。
⑤ 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1939年），载《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1月。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6－797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8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17) 这里是从文化的广义来立言的，不可将“文化成果包括理论成果”论断绝对化。事实上，有些“理论成果”所关涉的内容诸如市场、方法等，也很难无条件地包括在“文化成果”之中。如把这一论断绝对化，就有可能忽视理论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研究意义。这是要引起特别注意的。
(18) 参见拙作《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1940年）的学术贡献》，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3－814页。
(21)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3－334页。
(22) 参见拙作《〈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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