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治的演进逻辑及结局——评《崩坍的山岳：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兴衰成败论文,山岳论文,共产党论文,经验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15年9月初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几位研究苏联的同行拿到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季正矩先生的新作——《崩坍的山岳：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季正矩先生一直以来都在潜心研究苏联问题，是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重要学者，这部40万字的新作就是他近些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 虽然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已经20多年，国内学界关于苏共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是，与其他研究相比，季正矩先生这本新作更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更为客观深刻地对苏共兴衰成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该书的笔法老道、文风朴实、观点平和，既对苏联、苏共的历史了然于胸，又能在历史事实的铺陈中进行精彩、独到的分析。 “苏联解体之魅”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苏共的领导下，不仅创造了工业化的奇迹，而且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打破了欧洲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二战后，更是形成了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一球两制”的世界格局。 按照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进步主义、科学主义的思维逻辑，不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人们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兴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并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而在这样一种思维逻辑的影响下，国际社会普遍想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毁灭，而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和灭亡。这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在这一规律面前，资本主义的任何努力都是无效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领袖们之所以想方设法遏制苏联，乃是基于一种可能被社会主义消灭的恐惧心理。 因此，客观地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带给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冲击乃至恐惧，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反而起到反向促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倒逼态势，因而对资本主义发挥了清醒剂的作用。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践，但是它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面镜子，给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反思的机会和可能，也提供了富有成效的纠错机制。也正是因为有了反思和纠错，才大大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灵活性，提高了其制度的修复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正是在这种不断反思与自我修复的情况下，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堕落直至灭亡的预言并未成为现实。反倒是不允许批评、也听不进批评意见，并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苏联，给世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出乎意料地解体了。 1959年7月，赫鲁晓夫与尼克松会晤时，赫鲁晓夫曾大胆地作出预言说，尼克松的孩子们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他在另外的场合还说道：“那些等待着(苏联拒绝共产主义)的人必须等到小虾米学会吹口哨的那一天。”这也就是说，苏联是绝对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然而，K先生(赫鲁晓夫的外号)错了。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印有镰刀锤子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的楼顶上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静悄悄”地分崩离析了。苏联原先的15个加盟共和国纷纷转向了资本主义。小虾米真的“吹起了口哨”。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历史的神秘之处。在20世纪70年代就预言苏联将“分崩离析”的法国学者爱莲娜·唐斯科，后来在回答俄罗斯记者的提问时也坦率地承认：“诚实地说，我不曾想到这件事(自按：指苏联解体)会发生得这么快。” 总之，苏联的解体在预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或许，这可以称作是“苏联解体之魅”。正是这个“苏联解体之魅”持续引发着人们去关注与探索问题的答案。季正矩先生的新作即可以看做是受此魅力所吸引的结果。 苏联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绕不开的问题，它们始终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之中，并且深刻而又直接地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形态。正如杰弗里·托马斯所说：“政治的历史就是公共领域扩张和收缩的历史。”这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扩张(国家的扩张)的另一面就是私人领域的收缩(社会的收缩)；反之亦然。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之下，大致形成了两种模式：“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和“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主张，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处于中心的位置，拥有较多的甚至是无限的政治权力和自主性，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而社会则处处受制于国家，基本上没有自主性，且往往处于附属地位，特别是就社会个体而言，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利和自由。“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强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由于社会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因而社会处于中心的位置，拥有充分的自主和自治。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运行过程中，应充分依靠社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因为社会自身有能力进行自我的调节。这一模式认为，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种“必要之恶”，它只不过是人们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而建立的政治组织，是实现社会福祉的工具。因此，在这种模式之下，社会往往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有较强的自主和自治能力，而国家(政府)的规模与权力则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它也只能在特定的领域发挥作用。 应当说，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属于“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这可以从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中看出：在经济体制方面，斯大林模式是一个以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计划管理体制，用行政命令甚至粗暴的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生活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并片面地实行了以重工业特别是以军事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苏联工业结构的不平衡，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影响了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消费与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对此，有学者即指出：“斯大林模式在束缚劳动者创造性的同时，也压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管得太死，一切指标与措施都由指令性计划确定，加上生产过程中缺乏奖励机制，劳动与报酬脱钩，企业和广大劳动者都在被动地应付官差。”在政治体制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于苏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且党政不分；党和政府管理一切国家事务；由于民主法制不健全，政治权力基本不受群众的监督，因而往往容易导致政治领导人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对此，有学者即明确指出：苏联的“国家日趋臃肿庞大，人民变得骨瘦如柴”。还有学者指出：“政治议事日程常常掌握在领导集团手中，他们通过包揽一切的党管理着国家，并使其它一切要求服从于权力的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理解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一把钥匙。虽然在《崩坍的山岳：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研究》一书中，作者没有直接点明是从这一视角来研究苏共兴衰成败的经验与教训，但是，在作者阐述的过程中处处体现着对这一关系模式的观照。 例如，作者在论述苏共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时指出：“不能说苏联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把意识形态变成了党内斗争的手段，服务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较多地依靠政权和领导人的权力地位，过分地依重于强制和行政命令，不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征服力，满足于表面上的所谓‘舆论一律’，而不注重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舆论一律”局面的形成，恰恰就反映了“强国家”的现实，以至于民众不用去思考，甚至不能去思考。或者说，恰如经济的计划性一样，思想也是计划性的，是需要由强大的国家来供给的。这也就是哈耶克所谓的“思想的国有化”现象，或如戈尔巴乔夫所谓的“精神垄断”现象。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弱小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免疫力的民族。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苏联民众的冷漠和叛逆。一方面，苏联强大的政治宣传收效甚微，难以入脑、入心；另一方面，苏联民众对西方世界(包括西方思想)暗恋和效仿。正如作者所说：这种状况“为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再如，作者在论述苏联的经济建设问题时，谈到了以下几点：“生产关系的变革急于求成，发展经济盲目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结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受到忽视，经济效益不高”；“科学技术偏重于军工，忽视民用和成果转换，‘二战’后对新科技革命重视不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没有得到有效改革”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苏联这一强大的国家政权之下具有的行为特征，如：计划经济的强制性、重工业优先尤其是军事工业优先的经济结构、民用的轻工业和农业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而与强国家相对应的则是社会的弱小。譬如，苏联的农民“地位低下，处处受控”，尽管他们感到不满，但是由于没有正常的意见表达、政治参与的渠道，便只能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应对；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遭到压制和批判，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始终没有得到苏共领导应有的重视，在严密的行政领导和组织控制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总之，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失衡，国家过分强大，社会过分弱小，以至于社会失去了尊严，更谈不上什么自治能力了。在这种状态下，苏共并没有因为强大而得到民心，反而因为其“保姆式”的包办代替和严密管制，加强了民众的排斥甚至对抗心理。所以，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以改革的名义倡导“公开性”“民主化”“意见多元化”之时，在民间潜伏的各种思潮便逐渐显露直至泛滥起来。到最后，当克里姆林宫前的红旗落地时，没有一个人去为之抗议、呐喊，也就不足为怪了。 《崩坍的山岳》一书的两大特点 通观《崩坍的山岳》一书，它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本书内容的综合性。本书写作虽然是以专题研究的方式进行的，但是，这些专题之间有其内在的逻辑。 一条逻辑是先论述上层建筑领域，后论述经济基础领域。例如，第一、二、三章对苏共的指导思想与意识形态、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而后的第四至十二章分别就经济建设、民族问题、宗教政策、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军队问题、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问题以及对外政策等进行了探究。这一条逻辑符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当然，作者是按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思路进行研究的。另一条逻辑是先论述内部问题，后论述外部问题。例如，第一至十章主要论述了苏联国家内部的诸多问题，第十一、十二章则着重探讨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和面临的外部环境。这一条逻辑符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 同时，本书的专题性研究包含了历史性的分析。在以往的关于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出版物中，专题性的研究大多采用政论性的写作手法，多是主观判断和讨论，从而给人以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印象。但是，这本著作却一改这样的印象。虽然在专题性的研究中也有主观的判断，但是这些判断多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之上的。这一特点，一方面使得本书的观点更为客观、真实，更具说服力；另一方面也使得本书更为生动和深刻。 二是作者对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客观、中立的见解。这就使得本书充满了张力和想象力，因而增加了著作的吸引力和可读性。应当说，这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例如，关于戈尔巴乔夫“叛徒论”的说法，在坊间存在不同看法。对此，作者并没有刻意回避，而是直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作者看来，在苏共败亡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难辞其咎，但是并不能把主要责任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这是因为：(1)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人或英雄，更不是“叛徒”和“坏蛋”。(2)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么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其实，任何一个政权、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把原因归结到一个人头上的做法都是不客观的、不实事求是的，甚至是懦弱的表现。当然，作者在得出上述结论时，是借鉴了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由此可以看出，那些把苏共的败亡完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人是武断的。 又如，作者对另一著名的论调——苏共的败亡缘自西方的“和平演变”——进行了辨析。作者指出：“毫无疑问，西方的‘和平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一味夸大其辞，也不客观，因为内因决定外因，否则会陷入‘外因决定论’。而且‘和平演变’出自西方政治家之口，也不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西方国家对中国、古巴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并不比苏联差多少，怎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呢？怎么古巴在美国的眼皮底下仍走自己的路呢？”美国学者大卫·科兹也指出：“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 因此，“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基于这一认识，作者进一步指出：“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问题的关键是苏共自身。在苏联，苏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领导一切，一切成绩是在苏共领导下进行的，那么一切错误和问题也应该划归苏共领导之名下。”这也就告诉我们，作为外部因素的“和平演变”，固然对苏共执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那只能归于外部原因，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探寻苏共败亡的原因，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从苏共自身找原因。 不过，对于“苏联解体之魅”这样一个复杂的课题，任何一本书都无法给出尽善尽美的解答。自然，本书也不例外。一些对于苏共而言较为重要的领域，本书没有涉及或着墨不多。例如，虽然本书第一章即对苏共意识形态进行了细致入微地解读，但是对于苏联社会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告密文化并没有涉及；虽然对于苏共领导人的性格、作风等有所涉及，但是如果辟出专章来论述，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虽然书中对农民、知识分子等辟专章进行了论述，但是对于作为整体的民间社会及其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迁等没有专门的阐述。尽管如此，本书仍然不失为一本了解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好书，值得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各界人士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