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兴农的社会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兴农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中央一再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把农业放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的首位，科技兴农是振兴和繁荣我国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在我国，把农业科技摆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发挥科技兴农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已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影响科技进步、制约科技兴农作用发挥的因素和条件却容易被忽视。就这一问题，本文试从社会学的角度谈些粗浅看法。
一、资源配置上的决策误区与各种“农转非”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和农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和政府作出科技兴国的决策以来，这一方针对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是，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单纯按比较效益高低作为资源配置决策取向的依据，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误区。在这一误区引导下，人们往往把固定资源和流动资源用于发展二、三产业和创汇农业，然后再用赚来的钱从国外购买粮食。其核心就是有钱就有一切，富了不怕没饭吃。于是，人们纷纷弃农务工、弃农经商，这种现象前些年主要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目前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已迅速扩散到全国许多地区，成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就微观经济行为而言，个人或农村经济组织，根据市场需求，按比较效益决定资源配置取向，均在情理之中。如果作为贯彻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也按比较效益原则决定资源配置的取向，则必会误导诸多的“农转非”：
首先是农业投入的“农转非”。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与投入向高效益产业流动，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之一。我国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大部分是60、70年代修建的，老化、损毁、失修严重，1/3的水库带病运行，报废的约占10%，60%的排灌工程急需维修，抗卸自然灾害能力下降。但由于基础设施投入回收期长，受利益驱动，地方政府、集体和个人投入都比较少。在农业投入颇感拮据的情况下，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农村信用社进城、邮政储蓄改行转存、经商务工人员借贷或靠长官意志挪占等现象。农用资金转向或外流严重，必将制约农业的后劲和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其次是土地资源的“农转非”。民以食为天，国以土为本。目前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稀缺，人均耕地面积已由解放初的2.71亩下降到1.2亩，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3。我国土地资源锐减是从1957年开始的，在1957年——1977年的20年时间里，全国耕地减少1.8亿亩。1978年以后，耕地以每年平均480.5万亩速度消失，1994年达到最高水平，净减少594.9万亩，一年失去一个青海省的耕地。生产粮食主要在于扩大耕地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没有一定的耕地，在现有的科技情况下，想夺取高额数量的总产量是不可能的。我国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东南沿海人均耕地甚至不足0.6亩，往日南粮北调的形势转为北粮南调。我国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左右；致使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锐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之一。
再次是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农转非”。有人戏称，目前不少地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文化层次较高的男女青壮年劳动力转向二、三产业或进城务工经商，致使一些农田撂荒，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难以推广应用。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动趋向和特点，也是受比较利益驱动的。
最后是农业内部结构的转移。据统计，近几年全国累计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4000多万亩，已降到警戒线以下，且挖鱼糖、烧砖瓦、栽果树等滥占耕地势头不减，不亚于前几年的开发区热。即使在粮棉油种植业上，高产、保产主要靠化肥，农民种地不养地的倾向也在发展，土壤中的有机肥含量下降，低产田面积在不断扩大。
农业是基础产业，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质，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简单按比较效益原则作为资源配置取向的依据，上述“农转非”势必造成农业科技与农村经济的脱节，科技兴农作用难以发挥，最终削弱或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
二、农村教育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较变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狠抓科教兴农，把发展农业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今后15年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方针之一。所谓科教兴农，即指在发展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进行农村建设中，使发展农村教育和实施科技兴农相结合，以推广先进农业科技为动力，以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为手段，使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村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兴农要靠科技，而科技要靠教育，靠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靠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但目前我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薄弱和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的现状，是影响和制约科技兴农的突出社会问题。
首先，教育发展滞后的状况亟待改变。据《中国教育报》统计，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发达国家平均为6.2%，中等收入国家为4.4%，发展中国家为4.0%。而我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如果从中小学师资队伍的状况看，也远低于现代教育发展的要求。按我国国家教委对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要求，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师资合格率分别为87%、64%、53%，职业高中教师师资合格率仅为27%。而农村中小学教师师资合格率还要低，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的质量难以保证，必然影响新一代农业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
其次，农业基层科技人才严重缺乏。科技问题归根到底是人才问题。农业科技人员既是农民的教育者，又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播火人”。农民亟需的高、新品种，实用技术，病虫害防治，国家农业政策等方面的信息，都离不开农业科技人员作用的发挥。我国每年取得6000多项重要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40%，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技人员不足。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农业上的差距，突出地表现为人才的差距。建国以来，我国共培养农业大中专毕业生172万人，目前只有一半留在农业第一线，每万名农业劳动者中科技人员仅有2.8人，而美国、日本和法国则分别为41人、46人和42人。这说明，改革农业科技管理体制，为农村基层大力培养和造就农业科技人才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最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任务已迫在眉睫。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约23%，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9%，大学文化程度者仅占0.08%，素质低的农民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另据我们对山东省泰安地区的调查，凡农户中有一名高中毕业劳动力的，一般比文盲户收入高2倍左右，一个初中毕业的劳动力户收入均在2000元以上，一般高出小学毕业者50%。所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用科学技术武装农民，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三、现代农业科技革命的特点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现代农业科技革命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科学进步与技术开发紧密结合的趋势。另一是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的趋势。从未来的角度看，日本早稻田大学人类科学系教授中村桂子认为，21世纪科学技术应重点放在农业上。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预言，下一个世纪，农业将是知识最密集的产业。诸如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将广泛应用于农业。
现代农业科技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要求要有高效科学的管理系统。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社会科技和教育落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起点低，文化素质尤其是干部素质不高，缺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没有真正把科技进步看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从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首先，农村科技组织渗透力弱的状况需要改变。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科技组织主要是两类：一是政府领导下的科技事业组织，主要有乡镇农业推广站、种子站、植保站、土肥站、环保站等；另一是适应社区经济发展需要，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主要是乡镇和村中的各种专业科学技术协会。有关资料显示，仅1994年，全国就有44%的县级，43%的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经营被缩小或取消，这些具有公益性的机构，因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技术人员已有一半流失，使本来成果推广应用困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农村基层科技组织的软散状况，在制约着农业科技的转化率。后一类科技组织，是近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悄然兴起的调节政府与市场、市场与农户、科技与农民关系的中介组织。这充分说明，农村基层科技组织具有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又说明，社会性的忽视基层科技组织的短期行为，不符合现代农业科技的特点和农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从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担负起农业科研和推广的主要责任。
其次，应把科技培训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实施科技兴农，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从根本说，要靠以党组织为核心，包括科技组织在内的农村基层组织团结和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去落实。农村党员干部作为发展经济的骨干，只有具备较高科技素质，才能担负起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任务。为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应把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与实施党组织党员综合目标管理结合起来，把科技培训工作列入基层党组织目标管理和干部岗位职责范围，定期检查考核。选拔农村基层干部，不仅要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还要看其是否具备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必要的科技素质。
最后，组建农民自己的民间合法组织势在必行。目前在我国，工人、知识分子、妇女、青年、华桥等都有自己的组织，农民理应也有自己的社会组织。这一组织可称为“农民协会”（简称“农协”）。在性质上，是农民坚持自愿、民主、协作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全国性群团组织。在政治上，它是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纽带和中介组织，对政府它代表农民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表达和保护农民的利益；对农民它应从大局出发，说服农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经济上，它引导农民进入市场，适应市场，具有维护农民利益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功能。可以解决许多一家一户难以解决、政府又鞭长莫及的许多问题。总之，组织化是农民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农业科技革命的需要，没有农民的组织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四、重视和发挥社会科学在科技兴农中的作用
在部分人的观念中，虽也承认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但具体到科技兴农却又认为仅仅是自然科学的任务，与社会科学无缘。事实上这是一种偏见。
首先，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这种短视行为不仅表现在对待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即使在自然科学自身也有明显的表现。例如，在教育界和科技界，重视技术，忽视作为技术之母的科学；重视应用科学，忽视作为应用科学之根的基础科学，已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倾向。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不象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那么直接，把社会科学排除在科技兴农之外，也就列入了这种社会性倾向的首位。
其次，不了解社会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特点。邓小平同志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向我们揭示，社会科学转化为生产力，更多地是反映在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中。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生产力具有一次性、一个方面转化的特点，那么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则具有多维性、长效性及交叉渗透的特点。有些人承认改革、科学决策、科学管理也是生产力，而又否认社会科学在科技兴农中的作用，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社会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特点。
第三，目前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尚缺乏形成量化指标的可操作性。科学技术本身是由互相关联的多学科群构成的庞大体系，其中许多自然科学在科技兴农中的作用可以做到精确量化，而多数社会科学目前还难以做到。我国科技发展的指标体系，目前尚处于研究制定中。至今国际通用的一种道格拉斯函数，虽可定量、定时地计算出一定范围内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但它也未计入社会科学和管理等因素，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应根据自身的学科特点，力求做到精确量化，并从大科学概念出发，研究制定出科学、具有可操作性的科技发展目标体系，并不构成社会科学与科技兴农、与经济发展无缘的根据。
纵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社会科学的作用是巨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促使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大一统的人民公社经营体制，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排除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使全国人民的思想获得了又一次解放，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又促使我国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些都说明社会科学是通过根植于现实，解决问题，面向应用研究为科学决策、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另外，科技兴农离不开农村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剩余劳动力问题、伦理问题、犯罪问题、生态等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要实现“两个转变”，要加强诸如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如何引导农业走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如何既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又能有效地实施政府宏观调控；如何既保证基本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又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如何处理好城乡、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如何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族法制建设等问题的研究，离不开社会科学以其导向职能、管理职能、情报职能、预测职能咨询和监督职能等提出论证和解决方案。这些都说明，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和科技兴农的实践中，不仅不能忽视，而且还要加强。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重视发挥社会科学的作用，这是在贯彻科技兴农战略方针的实践中，应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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