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明、城市功能与城市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精神论文,功能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而问题的解决也总是需要特定的条件。上海市提出城市精神塑造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共鸣，其直接的背景是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的基本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面貌和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功能也不断有新的拓展。同时，从超越上海的更广阔的时代背景来看，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如对城市规划的趋同而导致的城市个性的丧失以及“城市病”的蔓延的担忧、经济全球化引起的以都市圈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期望等也是促使人们高度重视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文明的扩散是城市化战略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明的产物，推进城市化战略尤其要重视城市文明的提升和城市精神的凝炼。何谓“城市”？城市是人的聚居空间，也是人的交往空间。人是社会的动物，或者说是政治的动物，城市正是因为能更好地满足并发挥人的这种聚群与交往的愿望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人讲起“城市”是一个很通俗的概念，但中文中的城市是由“城”和“市”两个字合成的。中国古代的“城”主要具有防卫的意义，往往指由高高的城墙所围护起来以保证大家安全生活的一块土地即“城郭”，所谓的“攻城拔寨”、“破城”即含此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卫城”也是如此)。而所谓的“市”则主要指具有交换功能(包括信息与物品的交流)的场所，有一本由同济大学吴启迪校长等人翻译的《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其开首“序幕”为“城市的挽歌”，作者从古代村民们往往围“井”而居讲起，认为通过汲水活动而在井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最早的交往与交易的公共空间，水管的建造逐步导致井边的冷清。无独有偶的是国人常将“市”与“井”连称为“市井”，我想这也许是同出一源的。但我想，井边的萧条并不等于人们交往需求的退化，相反，它催生了集市和广场的兴起，而集市的频繁则直接导致了城镇与城市的诞生。最早的市场交换也许也是从井边开始，渐次以往发展为固定的市场，市场经济的萌芽由此而逐渐发育，而城市正是因为摆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不断壮大起来的。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正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分工，不同生产者通过交换自己的产品以获得生活资料。所以，城市既是人的聚居空间，更是人的交往空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固定空间，也是心理意义上的交流空间。简而言之，城市正在日益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空间，城市文明的实质也可以说是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流变中的、日新月异的开放的交往空间。现代网络空间的发展很可能将导致传统城市的衰落，但这并不是城市的衰落，伴随着交往方式改变的恰恰是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展。“伊妹儿”带来的将是现代城市功能的更新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丰富，但是我认为“虚拟空间”是代替不了人类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需求的。城市文明伴随工业文明而兴起，亦带来现代科技文明的兴盛，已经并将继续带来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变和生存质量的提升。
20世纪是人类城市化进展最快的世纪，也是城市文明扩散的世纪。据有关统计，截止20世纪末(有的说是1998年)世界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即人类的一半已经生活在城市。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在1998年第一次跨过30％这个关节点，从而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的我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40％)。踏进新世纪之初，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之一，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这不仅仅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必须，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至于国内外都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关键是对于传统城市化道路的反思，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不能简单沿袭20世纪的老路。（注：参见拙文：《21世纪的城市化道路该咋走》，载《上海经济报》，2000年12月6日“论坛”。）20世纪的城市化从总体上看，其自发性大于自觉性，基本路径是随工业化而城市化、为工业化而城市化(发达国家是前者为主导，发展中国家以后者为主干)。
那么，真正起轫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对城市化定义的重新认识。何谓城市化？我认为，传统城市化的定义往往只是停留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这一个量的表征上，而未能体现出城市文明(含城市生活方式)向乡村的扩散和辐射这一个质的规定性，而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这两者的统一。自觉的城市化更应该关注的是后者。因此，我不认为发达国家出现的“郊区化”是“逆城市化”，因为城市相对于乡村，而郊区则附属于城市，特别是现代人口向郊区的迁徙实际上一方面是城市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人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的一种选择，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延伸、城市文明的扩散基础上而自觉地“郊区化”。所以，当城市化率超过70％以后出现的人口“郊区化”趋势，准确的判断应该是“超城市化”或“深度城市化”的表现，不是城市文明的逆转，而恰恰是城市文明的扩展与辐射。
基于上述对城市化定义的理解，我曾经提出过一个也许是有些与现有思路相异的命题，即中国的城市化应该走先“都市化”再“城镇化”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之路，或者干脆说，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将是经一定程度的“都市化”而返归“城镇化”：不只是经由农村而形成乡镇的人口集聚的传统城镇化之路，而且要经由一定程度的大中城市发展基础上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的示范和扩张，从而形成新的郊区化式的小城镇发展之路，这样的“小城镇”将真正是示范人类城市化发展的“大战略”，也将能真正为实现现代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注：见拙文《中国城市化：大都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城市导引着人类的进步，城市带来了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没有城市的发展，“僻壤”只能与“穷乡”命运相系，而以城市带城镇，有了城市文明的示范，才能带起新型的乡村建设，这已是被历史所证明的必由之路。当中国在进入21世纪之际将城市化作为自觉的战略选择来加以推进时，其重要目的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现代化的“三农问题”，加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使更多的人口能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福祉，全面提升国人的生活质量，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
城市精神的提出是城市发展进入“后建设”时期的标志
在城市化进入高速增长期时，城市的基本建设也同样将是一个持续高涨期。城市物质形态的改观也势必要求城市精神面貌的提升，因此城市精神的提出也是城市建设发展的必然。应该说，城市建设(含管理)在城市精神的培育与塑造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城市的一切、包括城市的绿化都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一种“人化的自然”，城市物质形态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中都已经饱含着、或充分透露出人的精神与理念。比如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经常提到的建筑“文脉”问题、城市设计或“城市经营”的理念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城市精神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前的城市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即我称之为“后建设”的历史新阶段。这个“后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指处于“后发现代化”中国家(或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建设，二是指基于对城市功能再认识基础上的、重在环境与功能开发建设为主时期的城市建设，三是指现代城市理念再思考的“元建设(metaconstruction)”意义上的城市建设。这个观点是我在1998年提出构建“全球-本土化(glocal)”的上海城市管理新模式时提出的。（注：参见章仁彪：《“后建设”：上海城市管理和发展的战略思考》，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我们不能就建设而建设，更不能单纯为提高GDP而建设。今天，当上海把城市精神的塑造与凝炼作为新一轮大发展的前奏(或也可视为主旋律之一吧)时，重提“后建设”也许是可能与必要的。在继续推进城市环境、城市绿化、城市的道路交通等完善与提升城市功能的建设时，不仅需要对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继续给予更多的投入和增加更多的科技含量(如信息化建设等)，更需要在同时加强城市“软件”的建设，城市精神的建设无疑正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软建设”与“元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新一轮的城市发展中，基建投资热、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热有增无减，中心城市的扩张过于迅猛，规划(或者说规划控制)相对滞后的矛盾亦有所扩大。从内环到外环，中心城区已经基本连成一片。而外环线本应该是城乡(或者说是城郊)的分界也正在被打破。有人认为这是上海城市大发展的大好事，我却有点杞人忧天：“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早已被人们所否定，上海是否会在21世纪重蹈此覆辙？值得警惕。市中心的高层建筑过多过密已被控制，郊区呢？在城郊结合部涌现的大批别墅区，不管怎样，至少遏止了高层建筑的无限蔓延，但是最近有的别墅区的开发商正在别墅区内建高楼，这不又成了中心城的延伸了吗？不知道我们的规划部门是如何审批的，是否是因为严格控制高档别墅区的用地规模的政策反而被开发商钻了空子？我以为，高档别墅区滥占本应该属于公众享有的自然风景区是最不能容忍的，北京的香山、上海的佘山都应该严格禁止批拨土地给地产开发商，就像黄浦江、苏州河畔的任何一段都不应该成为私家花园的“亲水平台”一样。但是在城郊结合部开发一些经济别墅区、特别是类似于国外" Townhouse" 的排屋(俗称“联体别墅”)式的居住区倒不失为一种为大都市居民改善居住品质、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有效选择，也是对肆意扩张的大都市高层建筑的一种有效遏止。所以我认为必须严格限制“高楼出城”，这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个“城市扩张的限界论”可供参考。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多中心的“城市圈”或“城市带”式的城市化进程是我们值得借鉴的，上海的“一城九镇”规划不也是要限制中心城的无限扩张吗？古人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城市形态的规划发展不也应该如此吗？不管怎样，我认为郊区出现高楼不仅是对城市天际线的添乱，也挤占了现代人松弛一下高度紧张生活节奏的空间。不能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曲解为“消灭乡村”，人类完全没必要、也永远不可能全部聚居到城市里，那地球岂不成了一个超级“地球城”了？因此，城市精神的讨论也应该与对城市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发展思路的检讨和反思相结合。“后建设”的概念是否能有助于我们的思考呢？
城市功能的多样化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必须
值此“后建设”时期，城市功能的开发建设正在成为城市健康发展、城市文明不断提升的关键，它也是连接城市基本建设与城市精神建设的中介。上海确定的“一个龙头，四个中心”无疑是对城市功能的一种表述，它集中表达了建设国际经济中心以争取成为“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在讨论“世博机遇与城市发展”时，人们十分关注城区功能的拓展与提升，比如浦东新区提出要拓展浦东的交通、服务、生态、居住、产业五大功能。这些都表明，城市功能建设正在成为新一轮城市发展的中心环节。
那么，现代城市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现代城市的功能究竟有哪些呢？我认为，“城市功能”应该是一个复数概念，即城市是多功能的，或者说现代城市的功能正更为多样化。这涉及到我们的发展思路、或城市哲学中的“一”与“多”的矛盾。我们过去在城市建设中的“趋同”太多，曾经一度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作为城市改造的主要目标，而实际上人类发展的需要是多向面的，城市的功能也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当解决了基本温饱需要后，人们对生活的丰富多彩将会有更高的追求。因此我认为，要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想，首先我们应该努力争取“让城市功能更全面、让城市生活更多彩”。这里有一个思维的习惯或惯性问题，“一”与“多”本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过于追求“一”而忽略“多”也许是我们哲学教育和普及中的一种片面性造成的，我们总是强调“世界统一于什么？”而忽略了世界的多样性，或者说对世界统一性的多样性强调不够。追求统一性，也许是人类理性不可遏止的永恒本性，但守护多样性也许却应该成为现代人最为重要的神圣使命。其实，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差异和不同，“赤橙黄绿青蓝紫”，才有“彩练舞当空”。
现代城市功能的多样化反映的是现代人类发展愿望的多样化和对现代城市生活质量提升要求的多样化。但是，千变万化，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呢？如果真要给城市的功能作一个概括的话，我以为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生”：生活、生产、生态。城市的其他功能都是围绕和服务于这三大基本功能的。生活是城市的第一功能，因为城市是典型的“第二自然”，或者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人化的自然”，它的诞生及建设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所以上海“申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才那么有魅力，她是对城市本质的回归；生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因为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不同正在于人是通过生产来满足自己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而生产又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根本保障，但其目的又是为了使人的生活更美好(其实，这里所说的“生产”也应该是广义的产业，各个城市的侧重又完全应该是多样化的)；生态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它又是现代人对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的反映，所谓“花园城”、“山水城”等“绿色城市”都不过是生态城市的不同表述和不同特色而已。这三个“生”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的统一，或者说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其中当然应该包括着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包括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协调，这对于城市生活更为重要。
“以人为本”首先要“让城市居行成为一门艺术”
怎样才能实现城市发展中生活、生产、生态这三者的统一呢？或者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提升城市生活的质量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实质当然是“以人为本”，城市精神的核心也应该是“以人为本”。所以，城市的“以人为本”首先要有“让居行都成为一门艺术”的理念。这里首先就有一个以何人为本？是以建设者和管理者的自身方便为本？还是以城市的使用者即普通市民为本？比如，房地产的开发正在成为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增长最快的产业，但在征地、动迁中开发商的利益与当地农民、居民的利益何为先呢？房产开发的主要消费对象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即所谓的“成功人士”)还是广大的工薪阶层？这并不是要把二者对立起来，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经常会碰到，我们的决策何以能真正做到时时处处以最广大的普通群众为本呢？再比如城市发展中的交通问题，如何贯彻“公交优先”的原则实际上也是一个以何人为本的问题，不能因为发展汽车产业的需要而忽视广大工薪阶层的利益。恕我直言，我们原先的交通管理规定中有些是以“轿车优先”为原则的。有的发达国家在一定路段、一定时段中实现限制单人驾车通行的规定，我想，这里面体现的意识是应该借鉴的。
现代大城市的交通问题也许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作为“后发”的城市化，中国的大都市能否为此做出些新的探索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口号，即“让出行成为一种享受”，但要做到这一点，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者们必须研究如何“让交通成为一门艺术”，我这是借用了在同济大学举办的一个法国的交通规划展上看到的一句口号。比如，现在轨道交通发展很快，但设计与建造者是否能做到一切为了方便乘客了呢？比如“零换乘”是否能贯彻彻底呢？目前有的轨道交通之间换乘要步行10分钟之久，我们的设计者是否考虑过乘客的方便？上下客的“无障碍通道”是否考虑过？包括让残疾人或行走不便者提供出行方便的公交车辆的改造是否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有的轨道站只有上行的自动扶梯却没有下行的(或者有电梯也不开通)，老弱者上下楼梯都很为不便。还有，各种公交包括轨道交通起点站的候车秩序还是有些乱，这里既有市民素质的提高问题，还有没有管理上的问题呢？比如前一班车开出后，下一班车能否先行进站让一部分已在站内候车的乘客先行从容上车呢？这就能大大改善那种车辆进站时经常出现的因个别人的抢座位而出现的混乱，也有利于老弱病残孕等的出行。我想，这不也是体现“以人为本”吗？
还有我们的各种规划是否过多考虑到了经济或商业效益的需要，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如众所周知的轨道交通的一大优点是准时性，但轨道线的线路布局往往把商业利益(商业街)作为优先元素考量，却忽视了其他群体、如大学对轨道交通的需求，如果说轨道3线与复旦大学“擦肩而过”是因为借用原凇沪铁路路基的原因，而新建中的M8线绕道控江路既有居民区的考虑，也无疑有其关照商业街的因素在内，但方便了购物，却饶过了杨浦大学城，要知道，同济、复旦、财大、体院、二军医大以及水产、上海理工等十多万师生对准点交通的需要及其带来的隐性经济效益将大大超过商业街的显性效益，其实上街购物是否需要那么高的准点性？而大学上课的准时性却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推进，教师的住房不再集中于传统的大学附近，同时也将有更多的学生住到校外(上海高校的用地紧缺是大家都一目了然的现实，不能够也不应该把更多的学生宿舍盖在校园里，并且随着城市住房条件的改善，一般的家庭都能够保证为子女提供必要的在家温习的条件)。上海正在努力建设“学习型城市”，值此终身学习时代，各种形式的进高校“充电”进修将是广大市民的需求，大学将成为大流量、准时性的轨道交通的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是毋容置疑的。国外的地铁线路往往把大学作为主要的站点，他们甚至把地铁站直接设在校园中心以方便师生的进出和客流的疏散，我不知道国内其他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中有否类似的规划，但我认为上海的轨道交通建设似乎就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点，松江大学城的站点不知道如何设置。
此外，要做到“交通与文明同行”，“让出行成为一种享受”，我们的规划及建设部门是否能为此有一种理念的先行呢？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龙头”，交通规划应该在城市规划中占有更重要、甚至应该是成为旧区改造规划中首要考虑的要素。为了旧城区改造的方便和规模效应，我们往往为了鼓励“成片改造”而忽视了原有公共道路的保留，而一味让开发商将若干街块圈进了一个小区内(就如同苏州河河岸被圈一样)，结果是尽管城市道路的总面积在不断增加中，但街坊、小区的扩大使得市区内原有道路的总长度增加并不多，甚至反而可能有所减少，这个问题我想也是影响大城市交通的一个原因。现代大都市发展中都不缺通衢大道，但光有“大动脉”，缺少小血管，也会有梗阻，上海的内环高架不正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吗？正在兴建中的“中环”是否也应该未雨绸缪，更多关注其分支道路的配套建设。
最后，要真正做到“让出行成为一门艺术”，也需要城市市民共同的行动，要改变我们传统的出行行为方式，要注意对交通问题的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否则，再宽的路、再多的车、再现代的交通设施也无法充分发挥出它的效益来，就像上海尽管已经引进了最先进的自控交通信号系统，但由于人们交通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滞后，也往往是事倍功半。其他方面的建设是否也应该如此呢？包括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现代城市真正要“让生活更美好”，首先就要“让栖居出行都成为一门艺术”，也就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一门艺术、成为一门时时处处体现出人性光辉的艺术！这也是现代城市精神的魂魄之所在。
“可续发展”的关键是建设城市的生态文明
人类文明正在逐渐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化。为让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现代城市已纷纷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当然，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因地制宜，如桂林的山水城市、杭州的园林城市等等“花园城市”各有千秋，风格迥异，但其共同的目标应该是生态城市。“可续发展”的思想也许是全人类在20世纪末达成的最大共识——尽管在实际上这仍是一个充满歧争和民族利益冲突的领域。有关“循环经济”、“零垃圾”等概念也都已经引进，但关键是要在城市里建设和发展生态文明。“绿色交通”概念我们是否真正努力了？汽车工业发展要刺激人们的购车欲，按照我国的城市人口密度，私人汽车在城市里的发展必将因客观条件而受到相当的限制，自行车的代步功能是否还有发展的余地呢？作为自行车的王国，我想，自行车不仅作为短距离交通工具的存在仍然是很有诱惑力的，而且随着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自行车作为一种补充和辅助还是大有潜力的，因为我们目前还很难像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巴黎那样做到出门500米内必有地铁站。当然，这就要求在各种交通规划中给予自行车以必要的考虑，包括轨道交通枢纽站建造专供自行车停放的场地等。还有，在思考城市的“可续发展”时，对于城市的能源问题也应该有更深远的考虑，除了交通能源外，城市的建筑能耗是最大的，现代建筑的空调能耗是个大问题，一到夏天，成千上万的空调机凉快了室内，却加剧了整个城市的高温。对“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否真正摆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了呢？“地热(凉)”的开发看来还有一个技术及成本的问题，但太阳能的利用似乎完全应该也可以加快些步伐。早在前几年我就提出了在“平改坡”中宣传和鼓励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等开发利用日能的建议，但至今上海的家庭太阳能使用率还比不上邻近的江浙一带，我认为这说明我们的“可续发展”理念还贯彻得很不够。至于“蓄(增)能建筑”的探索与推广也应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这应该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基础。
此外，城市的可续发展还需要有可续发展的资源。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发展速度惊人，而其资金的来源我以为主要是两条途径，一是靠土地的批租，吸引来了大量的外资(含海外和外地)，二是靠出售公房，筹集和盘活了大量资金，从而使得上海的几轮“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得以实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两条途径剩下的空间有限(郊区的开发进展也已很快)，土地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也还是孕有一定的“泡沫经济”的风险的，因此，上海的新一轮发展的确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除了城市产业调整外，城市功能的再开发中也蕴涵着上海发展的新的“成长极”。我以为，要真正成为引领中国城市化发展乃至于示范21世纪人类城市化的“世界城”、“全球城”，上海就不应该只是成为一个国际经济大都市，而应该同时成为一个最适宜居住、真正体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理想的国际大都市。
城市精神的实质是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
至于城市精神何谓？我想也应该是多层次多样化的。首先，城市相对于乡村而言，所以城市精神是相对于乡村精神而言的，她将折射出城市的特点，比如城市生活的节奏。而城市的历史已经有了数千年，今天我们谈的无疑应该是现代城市精神，但现代城市又是多样化多功能的，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上海的城市精神。其次，城市精神还是相对于城市形态而言的，关涉到一个城市的格调与品位，城市规划与城市建筑的格调与品位体现的是规划、设计、建造者的审美情趣和格调，这些无疑也是城市精神的构成部分。但城市精神的实质更重要的是城市人的精神状态，所以所谓的城市精神归根结底也就是该城市的市民精神。“市民”这个概念在国人的口中已经有所“异化”或者说有所“矮化”，带有某种贬义，如所谓的“小市民”。其实，“市民精神”并不是我们日常批评的“小市民意识”，而实际上应该是指一种城市生活所必需的规则意识和公德意识，因为城市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远比乡村生活更加频繁和复杂得多，城市人的眼光与视野也应该更为宽广和豁达。所以，现代城市生活更需要强化一种现代市民意识，这种市民意识的核心是一种“公民意识”，一种权利和义务相结合、独立精神和责任意识相伴随的现代人格。
当然，这种“公民意识”和现代人格的养成，与城市精神的培育与城市文明的提升一样，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有人把上海市倡导的“七不”中的“不要随地吐痰”说成是“小儿科”，其实我以为此论谬也，“小儿科”里有大学问，文明的进程是一个需要积以时日、潜移默化、逐渐养成的过程。其实，欧洲文明的进程中也曾经有过到处告示“不要随地吐痰”的时期。有一本德国学者写的书叫《文明的进程》，研究欧洲文明习性的逐渐形成过程，值得一阅，这本书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什么是今天的城市精神？”以及“如何把行为举止的文明与精神状态的提升加以结合？”等还是颇有启发的。而在今天的上海，“不要随地大小便”也许就不需要特别强调了，因为对于普通市民基本都能做到的事就不必再大张旗鼓地去宣传了，因为最重要的是“行己有耻”，一旦有了耻辱感，就不再要靠外来的压力和监督来约束了，现代人在大庭广众面前就是给他五元钱的赏赐也未必敢随地大小便了。而对于随地吐痰的陋习则还需要教育与处罚，这大概就是“文明的进程”的必然吧！
所以，城市精神的培育和塑造既要有大张旗鼓的讨论和宣传，以强化广大市民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一种对不文明行为“千夫所指，无疾而亡”的社会舆论压力的“他律”，同时，文明的进程更需要的恰恰是一种“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的精神，需要积以时日的潜移默化、熏陶养成一种“行己有耻”、“非礼勿动”的基本道德素质的“自律”。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应该是城市精神培育中的核心，也是城市文明导引人类发展的基础。总之，为了真正贯彻我们的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们的确需要更加全面地宣传和落实“以人为本”和“可续发展”的理念，这也将使我们城市功能的开发找到新的机遇，以实现城市功能的更加多样化、更加人性化，同时也才能使城市的发展更加健康和具有持久的后劲。总之，文明的进程也应该是“可续发展”的，需要的是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更为从容的心态以看待未来，指导当下。
弘扬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基本特征的上海精神
至于究竟如何概括上海的城市精神，我觉得不宜操之过急。城市精神的多样性使得任何简单化的概括都会显得片面。虽然我们不能把乡村简单地等同于落后闭塞，有的城市也是相对封闭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乃是城市的宽容性的共性之所在，尤其是相对于那些移民城市而言更是如此。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给予上海这座城市的城市精神的一个最具共识的概括之一。直至今天上海的发展也离不开外地人士的贡献，包括数百万民工为上海城市建设所流下的劳动汗水，“海纳百川”的精神在今天的上海更为重要。城市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上海作为一座移民的城市，开放性、多元化也许正是她的最可宝贵的特征，有关城市精神的讨论本身也应该体现这一精神。所以我主张不要急于作出关于城市精神或上海精神的最终结论，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可以有所引导、倡导，但开放式的讨论更有价值。大家知道，上海市政府的领导能力是很强的，正是因为有一个“强政府”，上海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大家有目共睹，但“强政府”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大社会”与之匹配，培育一个更加成熟的公民社会是一座城市健康发展的必须。所以我曾经提出过在加强城市管理中城市政府如何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中的职能转换问题，提出借用“无为而治”概念，实现政府以“无为”之形、行“有治”之实的城市管理理念问题。
上海人的精神状态总体上是比较积极进取的，外地人到上海都能感到上海的城市生活节奏比较快，连街头行人的步速也好像比其他城市快一些，我想，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大概是上海的公共交通线路多、换乘率高，“赶车族”总是行色匆匆的。但我觉得这也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的反映。城市的节奏总是比乡村要快一些，现代生活的节奏比传统要快得多。上海的许多城市建设工程进展迅速，曾经创造了被人称誉的“上海速度”，这次“磁浮列车”通车，人们又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上海速度”。我们应继承和弘扬的是上海精神中的积极的、有现代意义的元素。我们应该培育和塑造的是面向21世纪、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新上海精神，但这种新上海精神又是传统上海精神脉络的承续。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敢为天下先”曾经是上海人的一种风险精神的象征，但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下滋长起的却还有一种谨小慎微的胆小怕事和小市民式斤斤计较的“门槛”，同时，上海拥挤的城市空间和局促的居住环境又养成一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雕细琢功夫，往往过分关注细节的周全而失去了高瞻远瞩的大气，所谓“精明不高明”正是这一精神传统的写照，这是我们应该加以扬弃的。我之所以不用“抛弃”而用“扬弃”，是因为我觉得“精明”还是需要的，要提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与明理敏行、明礼诚信的“精明”(上海的民族工业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最早具有生产出口机床能力的“明精机器厂”——现上海第二机床厂的前身——直到50年代末机床出口东南亚还要重新钉上“明精机床”的铭牌才获认可，我以为，这也许正可以说明上海产品的信誉和上海人的“精明”还是被认可的)。上海人的确但还应该学会更为大气的大都市的“高明”。当然，这也是需要积以时日的“文明的进程”。恕我直言，上海人之所以“行色匆匆”的另一面是人们公交换乘中的一种无奈，如轨道交通班次的间隔时间长、公交班次无时间规定等，精明的上海人不得不加快自己的行动节奏以把握机会。这里面还有一种值得审视的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多变带来的心理预期的无把握——“挤末班车”心理。我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城市生活能更多一些从容，少一些“挤末班车”的“急吼吼”心理也许是我们的城市生活更美好的一个标志之一。
总之，我认为，有关城市精神大讨论的过程也许比结果更重要，因为这将是一个充分发动群众、全民动员的过程，这场讨论本身将是对我们将要倡导的城市精神的一个培育、塑造和提升的过程。前面我们讲到，城市是一个比起乡村能在最节省的地域和空间里集聚更多人口的场所，城市市民的公共参与性应该比起乡民更为凸显和强烈。而这恰恰是今天的上海——作为在向世界城市目标进军中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精神中着力要加以培育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往往也恰恰是人们熟视无睹的。上海的城市面貌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人的精神面貌也将通过这次大讨论而得到新的升华。（注：本文系根据作者在2003年4月9日上海市建设系统“城市建设与城市精神”大型研讨会和10月24日在华东理工大学校庆报告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因其所提的问题及主旨依然有效故发表于此，“延时发表”有利对文章观点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