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梁祝文化的发展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梁祝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0)03-0006-05
梁祝文化已经发展了1600多年，从晋至隋唐的传说，宋代的诗词，元、明的戏剧，清代的歌谣，现代的戏曲、影视、小说、音乐、舞蹈等，形式五彩缤纷，在中国文化史上争奇斗艳，在世界文化领域光彩夺目。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唐宋元明清时已有学者偶作评论，如晚唐张渎《宣室志》、宋代张津《四明图经》、元代刘一清《钱唐遗事》、明代徐树丕《识小录》、清代吴骞《桃溪客语》、翟灏《通俗篇》、焦循《剧说》等，然均未形成专题研究。真正对这份文化遗产进行理论研究，则始于本世纪初。随着对梁祝文化研究的开展，梁祝文化在近100年中发展更为迅速。本世纪梁祝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个高潮。现综述如下：
一、“五四”时期承前启后的梁祝文化
20世纪初，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我国民间文学呈现了全新的生机和活力。以科学的方法搜集民间文学作品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18年2月，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教授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发出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大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发动全校师生并联络全国学校、报刊广为搜集。由于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所发起的歌谣学运动是在“民主和科学”进步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因而具有革命的意义，当时在北大的李大钊、鲁迅也参加了这个运动。1920年12月又建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创办了《歌谣》周刊。钟敬文率先在该刊发表了流行于海陆丰的“梁祝”歌谣。1925年10月以后，《歌谣》周刊归入《国学门周刊》（后改为“月刊”）。随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在全国较大规模的开展，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也应运而生，钱南扬、顾颉刚、冯贞群、谢云声、马太玄、刘万章等一批专家学者曾深入实地，采集“梁祝”资料，考察“梁祝”古迹。如钱南扬在1925年秋考察了浙江宁波的梁祝古墓、庙，写下了《宁波梁祝庙墓现状》一文。这是较早的最为详尽记述宁波梁祝古迹的文章，为以后考证“梁祝”故事的源流留下了很宝贵的资料。1926年12月，北大《国学门月刊》第三期发表了钱南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冯沅君的《祝英台的歌》。
钱南扬自对宁波梁祝古迹考察后，对梁祝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发心收集祝英台故事的材料”，“各处托人代为寻访”。[1]在当时“歌谣”和“民俗”搜集整理高潮迭起的背景下，他的“寻访”很快得到了各地学者的响应。其后三四年中，全国各地的梁祝资料不断汇集到钱南扬处。1929年，容肇祖从顾颉刚来信中获悉钱南扬有一大批“梁祝”故事材料，即催促钱先生尽快编印。为进一步收集，1930年1月，钱南扬又在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九十二期上发出了《关于收集祝英台故事的材料和征求》的启事，在短时期内又征集到一些梁祝资料。同年2月，《民俗》周刊第93至95期合刊出版了钱南扬主编的《祝英台故事专号》，共发表16篇文章。其中容肇祖《祝英台故事集序》列举了11个例子，对祝英台“女扮男装”的历史渊源和佐证资料作了认真的考证。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则是现代梁祝研究中最早对梁祝故事的发生、发展及流传进行比较全面论证的文章。认为故事大致发生于晋末至南北朝梁元帝150年间；故事情节的不断丰富是人们不满足“简单的情节”，而不断“增饰附会”，以至“同冢”、“化蝶”；故事的流传地域十分广泛。专号中钱南扬还对词曲中的祝英台牌名和各种梁祝唱本，以及与顾颉刚一起对戏曲中的梁祝故事进行了研究。顾颉刚的《华山畿与祝英台》一文，引录了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中《华山畿》、《祝英台》、《梁山伯》有关文学。这是后来梁祝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三段文字。不过，顾先生未在文中加以分析研究。刘万章《海陆丰戏剧中的梁祝》对广东海陆丰一带地方戏“梁祝”进行了细致的评析。黄朴撰文对花鼓戏中祝英台与秦雪梅故事进行了比较研究。马太玄则对地方志中梁祝故事进行了考证。阮君搜集了梁祝歌谣，谢云声、袁洪铭分别介绍了一些地方的梁祝传说，并对祝英台的渊源作了考证。《祝英台故事专号》是“五四”时期梁祝研究的主要成果的集中体现，开创了本世纪梁祝研究的先河。
这一时期，梁祝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上海天一影片公司1926年拍摄的无声电影《梁祝痛史》。这是我国第一部“梁祝”电影，也是梁祝文化第一次突破传统的表现形式，运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成为中国早期影片之一。影片由邵醉翁导演，胡蝶、金玉如分别饰演梁山伯、祝英台。影片放映后，引起了轰动。后来有人作了评论：“那时中国新文坛上正在提倡民间文学，邵先生也以为民间文学是中国真正的平民文艺，……真正能代表平民说话，能呐喊出平民心底里的血与泪的，唯一只有这些生长在民间流传在民间的通俗故事。”[2]其后，天一公司又拍摄了孟姜女、牛郎织女等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电影，因为“它们都是取材于民间传说故事和传统通俗小说，故事和人物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与当时盛行的社会片、爱情片相比，更使人感到既亲切又新颖，因此受到欢迎，获得营业上的成功。”[3]
继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以后，北京《晨报》副刊的《学园》，杭州《民国日报》副刊《民俗周刊》，《东南日报》副刊《民俗》、《民间》，《妇女与儿童》月刊，宁波的《民俗旬刊》等，也发表了一批关于梁祝传说、歌谣、戏曲及理论文章。各地由此掀起了一场“梁祝热”。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特别是戏剧舞台上，越剧、粤剧、豫剧等几十个剧种竞演“梁祝”戏。尤其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马樟花、范瑞娟、傅全香等，从30年代演起，通过不断改革创新，终于使越剧《梁祝》取得空前成就。
这一时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但发掘了不少“梁祝”的历史资料、故事、歌谣，而且对本世纪的梁祝研究起了先导作用，为后来梁祝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建国初期百花齐放的梁祝文化
1949年7月，随着全国首次文代会的召开和中国文联的成立，文艺界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文艺，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遗产”。1950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同年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地收集、记录、刊行地方戏、民间小戏的新旧剧本，以供研究改进。”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方针。50年代，各地大规模开展了民间故事和歌谣的搜集整理，这些都为梁祝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1950年7月，王亚平发表了《民间艺术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对民间故事“梁祝”进行了评论，并提出建议：“把全个故事有艺术生命的部分保存下来，改写成剧本和唱词，都一定能受到群众的欢迎。”[4]
随着建国初新婚姻法的颁布，人民群众积极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倡恋爱，婚姻自主。文艺界创作、上演《梁祝》、《牛郎织女》等各种剧种的剧本。“梁祝”被改编成30多个剧种的剧本，在全国各地广泛演出，开创了50年代“梁祝”戏曲的黄金时代。其中享有盛名的有越剧、川剧、京剧和黄梅戏等。1951年10月，上海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带着《梁祝哀史》剧目去北京参加国庆会演，次年在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该剧获得了所有5个项目的一等奖。1953年，程砚秋借鉴川剧《柳荫记》，改编成京剧《英台抗婚》；马彦祥改编成京剧《柳荫记》，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言慧珠、叶盛兰、杜近芳等几乎同时登台表演“梁祝”，形成了京剧“梁祝热”。
在各地改编、演出《梁祝》戏曲形成热潮的同时，全国学术界对“梁祝”的研究也渐成高潮。1950年8月开始，北京《新民报》连续发表了《对梁祝哀史的意见》、《应该严肃对待剧本改编和演出工作——评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论梁祝哀史的主题》等文章，开始对梁祝传说及各种改编剧本进行了评论。特别是《论梁祝哀史的主题》一文，作者从“左”的思想出发，进行了粗暴、简单化的批评，认为各地的小调唱本“多半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处理它”，指责“民间艺人”说唱的“祝英台”形象“是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教养里造成的结局”。对越剧《梁祝哀史》的改编，有人认为祝英台没有“树立一个不屈的自由女性形象。”指责“祷墓”、“化蝶”里添了一个充满迷信的收场”，“缺乏斗争性”。[5]针对这种“基本否定”梁祝传说及新编戏剧的评论，文艺评论界许多学者专家随即提出了反批评。何其芳在《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简单鲁莽地对待过去的文学遗产，并企图以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想法来破坏那些文学作品原有的优美地方”。针对河北和上海某些新改编的“梁祝”本“前言”中认为“主题思想是命运的，迷信的”，“双双化为蝴蝶飞上天去”是“迷信”的观点，何其芳鲜明地指出：“那正是壮严的形象，美丽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爱情最后战胜了当时的婚姻制度，这绝不是迷信”。“要善于区别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迷信”。[6]
与此同时，艾青发表了《歌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黄裳发表了《梁祝杂记》、阿英发表了《关于川剧〈柳荫记〉》等评论文章，充分肯定了各种新改编的“梁祝”剧本，认为这些成功的演出“使广大观众和文艺界都感到很兴奋”，“感到极大的喜悦”。文章也对戏曲改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接着《人民文学》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梁祝”论文，其中有豪雨的《话说梁祝故事》、芜公的《梁祝故事的发生和演变》、严敦易的《古典文学中的梁祝故事》、张恨水《关于梁祝故事的来源》等。分别对梁祝故事的起源、发展及各种文艺形式的“梁祝”进行了研究、评论。这场文艺界的争论和一批梁祝论文的发表，是梁祝研究在五十年代新的深入和展开，并且显示了明显的成果。
这一时期梁祝文化的发展，除戏剧改编取得了突出成果外，彩色戏曲电影《梁祝》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1952年底，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拍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越剧院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拍摄成功。1954年7月，《梁祝》在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放映，引起了轰动。国际新闻媒体盛赞“梁祝”，展示了中国文化艺术的非凡魅力，“梁祝”从此誉满全球。周恩来总理在谈到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成功时说：这很大程度得力于我们的“两台”（即《梁山伯祝英台》和茅台酒）。《梁祝》影片还在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音乐片”奖。随后，上海越剧院在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等带领下，先后在前苏联、德国、日本、新加坡、越南、朝鲜等国演出《梁祝》，受到国外观众热烈的欢迎，在德国演出时剧终谢幕达28次之多。
这一时期梁祝小说创作也有了新的突破。1954年，作家张恨水、赵清阁几乎同时创作了同名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取材相同，风格各异，堪称梁祝小说“双璧”。作品以清新而通俗的格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搜集整理方面，195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等3家出版了路工的《梁祝故事说唱集》，汇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15篇古代民间流传的梁祝传奇歌谣、曲艺作品，为抢救、整理梁祝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6年钱南扬编辑出版了《梁祝戏剧辑存》，共选编了自元至清代梁祝戏剧16篇，是不可多得的古代梁祝戏曲的宝贵资料。同期，连环画《梁祝》出版，各地也纷纷整理、改编出版或刊载了一批梁祝的传说、歌谣、戏曲、曲艺。50年代，宁波美术家陈文蔚创作的以梁祝故事为题材的大型艺术模型，在十多个省市展出，受到好评。这一时期梁祝文化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当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8年秋，上海音乐学院何占豪、陈钢，在院系领导孟波、刘品和丁善德教授等指导下，经过半年多的潜心创作，借助越剧音乐的优势，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由俞丽拿首奏成功。这部长达26分钟的协奏曲，在中国民族化交响乐史上具有创世纪意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迄今为止梁祝文化最高的艺术成果，也是我国现代音乐艺术最高的成果之一，理所当然地跻身于世界经典音乐之列。
“文革”期间，神州大地没有梁祝文化的立锥之地。但是，1969年夏，毛泽东在杭州却提出要听越剧《梁祝》录音，此举非同寻常。毛主席听完《十八相送》、《楼台会》等主要唱段后，非常认真地说：“我看还可以，不要全盘否定啰。”[7]这实际上是对梁祝文化的肯定。
三、改革开放时期丰富多彩的梁祝文化
“文革”的结束，民族文化再现春色满园，“梁祝”戏曲、电影逐渐解禁，人民群众终于得以重睹梁祝文化风采。尤其是1984年，国家文化部、民委、中国民协等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全国范围内规模空前的民间文学普查，更给梁祝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这一时期梁祝研究方面，赵景深发表了《牯岭祝英台山歌》，罗永麟发表了《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等文章。1986年，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向全国征集“梁祝”资料，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由此选编了二本“梁祝”资料。之后，宁波市和浙江省民协先后单独召开了梁祝学术研讨会，宁波还成立了梁祝研究小组。1987年，随着“吴语区”民间文艺研究合作的开展，江浙沪民协联手在宁波举办了首次全国性梁祝学术讨论会，收到了各地40多篇论文。内容涉广泛，使梁祝文化第一次进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具有全新意义，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北京《民间文学论坛》、上海《民间文艺季刊》、宁波大学学报及许多高等院校学报都发表了这次讨论会的文章。范瑞娟、傅全香等也发表了一些表演“梁祝”论文。这一时期梁祝研究的重大转折是，从长期来注重对故事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和艺术特色的探讨，逐渐深入到对其文化价值、人文价值等方面的研究。罗永麟在《梁祝故事构成的文化因素》一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梁祝婚姻的阻碍，主要归罪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这自然是梁祝婚姻不遂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并不是这个情节的全部文化因素。”文章从经济、政治、门阀等方面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离开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基础，是难于构成文艺作品折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的。”梁祝故事“无论那个情节都是封建社会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长期积淀而构成的。”季学原在《文化视野中的梁祝故事》中从美学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崭新角度作了论述，认为梁祝故事在海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深厚而丰硕的民族文化内蕴。”文章通过对梁祝故事整个发展过程的分析，旁征博引，从社会文化历史环境、民众心理观念、文化传统诸方面对梁祝故事作出了新颖深刻的评论。认为化蝶“不是天真文人的浪漫幻想，它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对两性关系的深邃体悟和求索的诗意表达。”指出：“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研究家们往往十分重视典籍文化而忽视民间文化，看不到它的重大价值，看不到典籍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对立、排拒又相互渗透、融汇的辩证关系。”从而提出：“要正确而充分地评估梁祝故事的文化意蕴，必须解决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的一个观念问题：曲籍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梁祝研究争论的问题为“梁祝故事的发源地”。有代表性的如徐秉令、白岩等的“宁波说”，缪亚奇等的“宜兴说”，马紫晨等的“中原说”，张自义等的“济宁说”等。此外较多说法，都远离了传说的本体，造成了人为的“文化之谜”。这一时期，二省一市的研究专家二次集中考察了宁波梁祝古迹，也对江苏宜兴、河南汝南、浙江杭州、上虞等地进行了深入考察。写出了一些建议保护、开发、利用梁祝文化的文章。如莫高的《梁祝传说遗迹考察记》等。[8]
梁祝故事、歌谣的抢救、发掘，梁祝古迹的考察，梁祝文化的研究，为梁祝文化的新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引发了本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范围内的“梁祝热”。首先是“出版热”，路工《梁祝故事说唱集》和张恨水、赵清阁的小说《梁祝》再版，多次印刷，赵清阁梁祝小说出了中英文对照本。以后又有何占豪、陈钢的单行本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马萧萧改编、刘黛林绘画图文并茂的《蝴蝶双飞》，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1993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周静书、白石坚编的《梁祝故事集》，这是梁祝的第一本民间故事专集。随之，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浙江籍诗人毓明著的抒情长诗《梁山伯祝英台》，绍兴作家顾志坤创作了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俞为民编著了通俗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台湾还发行了五枚一套“梁祝”故事邮票。其次是“影视拍摄热”。著名导演谢晋曾欲重金征集梁祝优秀电影剧本，再创梁祝电影新纪录。作者创作了不少电影文学剧本或电视剧本。80年代开始，各种电视剧《梁祝》相继问世，有所创新，但也有失败的改编。还有“戏剧、音乐、舞蹈热”。从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浙江的各个越剧团的“梁祝”一直走红港台，“蝴蝶恋人”倾倒欧美。安徽黄梅戏剧院，“跨洋越海飞双蝶”，在海外声誉鹊起。北京艺术剧院上演了话剧《梁祝》，观众反应热烈。各种《梁祝》影牒成为最畅销的音像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唱片发行量达几百万张。钢琴、古筝、二胡、琴琶、笛子等十多种乐器争相协奏“梁祝”，日本、乌克兰等国交响乐团也纷纷演奏“梁祝”。美国用《梁祝》乐曲作为人类向太空首次试发的语言信号。上海、辽宁、重庆、广州等芭蕾舞团，相继把“梁祝”改编成舞剧，均获巨大成功。“旅游开发热”中，宁波以梁祝古迹为基础，建设了梁祝文化公园，发掘保护了梁祝古墓遗址，收藏了丰富的梁祝资料，开辟了梁祝文化陈列馆，“梁祝文化研究中心”也相继成立，每年举办“梁祝文化节”。1999年12月，宁波鄞县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梁祝婚俗节，海内外几百对新人和“金婚、银婚”夫妻，给世纪之交的梁祝文化展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江苏宜兴也较好地修复了“英台阁”、“祝英台读书处”、“梁祝琴剑之冢”等，成了当地旅游景点。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宁波市、鄞县领导重视下，在全国各地的学者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出版了4大卷200余万字的《梁祝文化大观》，全面反映了梁祝文化百年发展的成果，它将是新世纪梁祝文化良好发展的开端。
收稿日期：200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