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微观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微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20多年来，西方史学在研究方向、历史思想和方法论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多年前，新史学在西方史坛正处于春风得意的鼎盛时期。它要构建的是一种分析的跨学科史学。法国年鉴派的布罗代尔可以说是当时新史学的主要代表。布罗代尔不仅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是成功体现年鉴派“总体史”思想的巨匠。他在时间观上的创新更使他闻名遐迩。然而，新史学的鼎盛时期恰恰也是它的弊端暴露得日益明显，开始走向式微的时候。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总体史研究虽然成绩显赫，但却存在两个无法回避的弊端：一是过分强调超个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历史中的人；二是过分强调表示上述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表示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的中时段，而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这些弊端的一个集中表现是，历史学的特点变得模糊起来。可以设想，“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如何体现历史学的特性?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史学和年鉴派就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与质疑。80年代以后，这种批评和质疑越来越多。“史学危机”的呼声日益增高。围绕史学方法论和今后如何发展问题的讨论始终未断。这些现象集中反映出的一点是，许多历史学家对此前西方史学中计量的、社会的研究过多的现象以及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热衷所谓“静止的历史”的倾向愈益不满。西方史学中由此出现了一种力图克服新史学弊端而新见迭出、新意不断的纷繁多样的局面。
从复杂多变的各种变化和尝试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研究方向的转变是有个过程的，可以说至今仍在进行之中。这种变化，如果说在80年代已有所表现的话，到90年代就更明显了。从现象上看，这个转变反映在：有意识地放弃不久前还热衷的对广泛的科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的构建。在各种研究著作中，重点已转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的历史。到90年代更明确地强调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和突发事件。在理论上则号召，首先要注意的不是“长时段结构”(不论是意识形态结构、文化结构、心态结构，还是经济结构)，而是要注意历史上的“当事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换言之，研究的中心已不是超个人的力量，而是个人对结构的解释，而是不同的个人及每个人所固有的特征。
这种转变从深层看反映了历史学的一些重要的发展趋向。一是它反映出历史学，乃至人文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那就是对人文知识认识论基础的修正，其表现是急剧地改变了对科学性原则的认识。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中社会科学化的风气已明显减弱。对人的研究，对人的情感、心态、日常生活、思想、命运等各个方面的关注和兴趣极大地增长。总之，历史学的人文化的倾向愈益明显。与此相应，从史学内部看，社会科学史学、计量史学、布罗代尔的结构功能史学等，均已有成为明日黄花之感。即使是新兴起的历史人类学，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新形势，也深切感到需要进行必要的革新。
另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历史学发展趋势是，如何确定对个体现象的研究和对群体现象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结合对历史的微观研究方法和宏观研究方法。这个问题虽早已存在，但经过前一时期宏观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由此带来的明显弊端，这时不仅出现使历史研究向微观研究的转变，而且把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十分突出地提了出来。“微观史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
微观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这种微观研究有某些共同特点，在西方国家的史学中都有表现，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是最有影响的一支。它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的代表人物是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卡尔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卡尔洛·波尼(Carlo Poni)、爱德华·格伦迪(Edoardo Grendi)。后来，意大利的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影响欧洲其他国家。法国就是其中之一。法国年鉴派的著名学者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和贝尔纳·勒佩蒂(Bernard Lepetit)就曾专论微观分析问题，并发展了意大利微观史学的若干方法。而法国20世纪80年代年鉴派的一些趋势和法国的“日常生活史”(Histoirede lavie quotidienne)对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也有影响。与意大利微观史学相类似的在德国和奥地利有“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在英国有“个案史”(case history)，而“个案史”有时又同“口述史”有密切关系。
微观史学家各自的研究方法并不一致。围绕微观史学也有不少争论的问题。但微观史学作为一种研究趋势，一种流派，有其共同的特点。一般说来，微观史学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也就是说，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的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总之，微观史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微小和分析规模的狭窄或带有地方性。如果仅是这样，那它就与地方志很难区分了。实际上，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微观史学涉及的问题是很深的。它特别关注的是个别的和群体的、局部的和整体的二律背反问题。它的出现就与重新审视20世纪传统的偏重群体现象和系统数据的研究有关。为了克服这种编向，许多微观史学家强调，不能把历史知识与对事件的观察和叙述相脱离。当然，他们所说的“叙述”与19世纪的“叙事史”不同。后者强调史学家是“全能的”，可以“重建”过去。微观史学家认为，叙述是最好的方法，借此可以告诉读者研究假设和史料之间的冲突。
在这种叙述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必然会遇到历史学所固有的难题，即如何把对研究对象的总观点与对其组成部分的具体观察结合起来。譬如对一次起义，如何把对这次起义的总评价(它的原因、进程、结果、长远的后果等)与对每一起义参加者个人的行为、动机、感受、品性等的观察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无法做到的。在微观史学家看来，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这种叙述结构的复杂性，或是知识不够。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现实本身存在的多样性，在于历史现实并不存在这种内部关联。
微观史学家认为，在宏观的、系列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有关经济的、地理历史的和类似题材的研究中，上述难题被忽略了，或者被回避了。在这类宏观或系列研究中，往往采取一种“平均数”的办法来对某种过程或现象进行评述。这种“平均数”被用来说明某个整体的一般状况，却无法说明任何一个具体的对象。譬如，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社区等，可以用“平均数”的方法，说明这个国家、城市、社区每年的或每10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是多少，人口平均出生和死亡数是多少，消费平均增长是多少等等。这些资料可以帮助读者对这个国家、城市、社区的整体的一般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这自然是必要的。但如果要对这个国家、城市、社区有更进一步的具体的了解，仅局限于这种概括性的了解就很不够了。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历史学的特点，恰恰在于这种评述的概括性，对“平均数”的入迷，对个人的和单个的东西的无视，局限于对结构和过程的考察等，而这些正是微观史学家最为不满的。他们认为，这种对无个性的宏观结构和机制的考察是不够的，无法揭示更为深层的东西。
微观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历史上那些具体的、易于观察的、个别的事物。但这并不是简单地用微观的共同体(如社区、家庭、个人)来代替宏观的共同体(如国家、经济、民族)，而是要改变研究的原则。因为即使是研究微观现象，如果不改变研究原则，同样可以用概括的，适用于宏观研究的方法，结果就没有什么两样。举例说，如果把“个人”这个微观共同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把个人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来研究。这里的个人只是一般的个人，即使分为男性和女性，也并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对个人的状况作出总结性、概括性的介绍，而且常常要用“平均数”的方法。如说在某个时间阶段内某个地区的个人收入有哪些变化，其中男人的收入平均增长了多少，女人的收入平均减少了多少等等。这种研究，虽然对象是微观的，但从研究原则来说，却是与宏观研究并无二致。
另一种就是微观研究的方法。它要求对一个具体的人，张三李四，有名有姓，进行研究，而不是抽象的个人概念。要对这个人的所有具体情况进行考察，包括他独有的生平事迹，社会关系，亲属状况，社会地位，他的爱好、愿望、内心世界、眷恋、观念等等。要注意的是，微观史学家并不是主张仅仅局限于对某个微观现象的孤立研究，而是主张尽可能地通过研究微观现象同时看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譬如，研究个人，既要研究某个个人的一切可能的具体方面，又要探讨该个人的变化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
再进一步说，如何才能在通过研究某一微观现象时折射出更多的内容呢?这不只是一个简单地收集有关史料的问题。也就是说，微观史学是在另一水平上，即在认识论的水平上，着重关注特殊的微观现象的。微观史学家缩小研究对象的规模，更直接、更接近地面向历史现实，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他们是为了极大地扩大考察人的行为的“分析参数”。为此，从方法论和研究实践的角度看，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十分重要。他们需要寻找某种例外的、独特的东西。但不同的微观史学家对此在理解上不尽相同。许多人仅仅强调独特性，把它理解为一种不寻常的意外事件或者新奇的传记经历。有关这些新奇事件或经历的史料也是不一般的，非典型的。在这里，这种独特性就好似是可以窥见“过去”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孔穴。但另一些微观史学家则强调，理想的是寻找一种既是独特的，又是正常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一种“独特的”正常现象。这种现象本身是正常的，即不是某种历史上的病态现象，但它又是特殊的、独特的、个别的。它被事件后来的发展挤到了历史过程的边缘，没有进入获胜主流的发展大道，因此往往被宏观史学和系列史所摒弃，被历史学家所忽视和低估。这就是说，微观史学家并不是一味地盲目猎奇。要寻找合适的研究对象，又要有足够的史料保证，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之，微观史学的认识可能性是建立在标准的正常的系统的不一贯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片断性、矛盾性、观点的多元性的基础之上。要看到，任何一种系统都是变动的、开放的，而各种变化都与大量“小人物”的选择和行为有关。
由此看来，对成功的微观史学作品来说，首先是合适的研究对象的选择。但显然仅此一点是不够的。这里还必需要有恰当的足够的史料。对微观史学来说，一般史学研究的史 料虽然也是需要的，但显然是很不够的。微观史学还必需要有符合自己所选的研究对象 的特殊史料。金兹伯格和波尼指出：“如果史料关于下层阶级社会的生活现实，或者是 闭口不说，或者是系统歪曲的话，那么一个独特的文献……也比几千件公式化文献更有 意义得多。”这类独特的文献往往是“隐蔽的现实”的标志，而且是以前未被历史学注 意的①。因此，对微观史学来说，史料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是十分重要的。除了有关政府 、国家机构、经济、统计等通用的各类史料外，有关低层民众的史料、个人的和私人的 档案、地方的档案、口述的史料，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等的各类资料，都需 特别注意，并应设法收集和保存。例如欧洲保存的宗教裁判所的大量史料就为微观史学 在欧洲的兴起创造了史料上的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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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卡尔洛·金兹伯格，卡尔洛·波尼：《名称和游戏：不平等的交流和史学市场》，载《微观史学和欧洲被遗忘的人们》(Carlo Ginzberg,Carlo Poni,“The Name and the Game: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in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Baltimore;London,1991)，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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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学十分重视研究成果在叙述形式上的生动性，使之能引起更多的普通读者的兴趣。重视历史叙述是当代历史学重新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微观史学在这方面更为突出。它的许多名作往往十分畅销，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有意思的是，微观史学家特别 喜欢运用人物传记体栽。人物传记一般说比较容易写得生动。对微观史学家来说，人物传记或人物故事不仅具有符合微观史学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可以帮助他们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因为微观史学家笔下的人物主要是广大读者并不陌生的普通人。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微观史学家虽然强调叙述的生动，但一般说来，他们并不降低学术标准。他们依旧对史料进行严格考订，只是在使用获得的证据时另有一套，别开生面罢了。
三
我们不妨以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历史学家卡尔洛·金兹伯格为例略作剖析。金兹伯格不仅自己撰写微观史学作品，而且还有关于微观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很关注一些小事物，如不被注意的小人物，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不同生活之间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的缝隙等等；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些小事物却要看出重要的意义，要把它们与某种广大的意义联结起来。例如，在1519年的一件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案中，一位被审讯的乡村妇女在口供中，数次把魔鬼的名字与圣母马利亚相混淆。金兹伯格把这些混淆之处加以排列对比之后，认为这一混淆具有重要意义，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在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民俗中，正宗宗教信仰与魔鬼信仰之间的界限十分淡薄。对普通信众来说，只要能解救人们摆说困难，是圣母还是魔鬼就无所谓了。金兹伯格认为，在欧洲文明中，在基督教之前，存在一个罗马通俗文化所遗留的广大底层。这个观点可能是从俄国思想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处来的。在金兹伯格看来，上述把圣母马利亚与魔鬼的名字相混淆的例子恰恰能说明，当时的基督教信仰常与前基督教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个通俗文化底层的残余混合在一起。
金兹伯格的微观史学名著《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①也反映了上述的特点。书中的主人公，磨坊主麦诺齐奥(Mennochio)虽是一个普通村民却具有与众不同的世界观：把宇宙看成是一块乳酪，又被蛆虫咬得遍体是洞。金兹伯格写这本书，主要是想说明这位磨坊主的奇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并从他当时阅读的书，特别是从他被审讯时的口供来进行分析。作者认为，麦诺齐奥主要是受长期遗留下来的下层文化的影响，才形成他特殊的世界观的。他正是以长期留传下来的通俗文化的底层为依据来理解和解读基督教的经典的。通过对一个具体个人的细致描绘和分析进一步说明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正反映了微观史学的独到之处，也是热衷于分析结构和长过程的宏观史学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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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Carlo Ginzbe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 entury Miller,Penguin Books,1976,1982;New York,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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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兹伯格善于运用被审讯的犯人的口供记录来进行微观研究，揭示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由于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材料在意大利十分丰富，意大利就成了提供这类资料得天独厚的国家，并为微观史学家创造了极好的发挥自己才能和想象的广阔天地。金兹伯格在运用审讯口供材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主张对少量的文献作密集的阅读，认为这比收集大量重复的证据更有用①。当然，这同他研究小人物不容易找到更多史料也不无关系。
从金兹伯格对近代欧洲方法论变化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微观史学方法的一些看法。由于微观史学研究的对象比较小，有关的史料相对也较少。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就应特别注意运用现有的材料，加以密集的探索。具体来说，就是要善于从中发现有意义的线索、细节，即一些小点，并善于从这些小点去进而探测整体。金兹伯格在一篇文章中，从医学、艺术史、侦探小说、史学证据等方面去说明近代欧洲方法论的变化②。他考察了艺术史家莫列利(Giovanni Morelli)，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指纹学创始者卡尔东(Caulton)等人，说明这些人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如莫列利从一幅画的细微之处(如指甲、头发、耳朵的画法)进行比较以辨别真伪。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最擅长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并推测出全部作案经过。弗洛伊德主张从病人吐露出来的杂乱无章的只字片言中推测病人的心理结构和病因。这些人的方法的共同点是，从几个零星的小点出发去推测整体。金兹伯格本想以此推论近代欧洲整个方法论的变化。这点我们姑且不去说它。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兹伯格本人就是常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微观研究的。
金兹伯格的微观研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这也可以说是他常用的方法。第一是他特别努力收集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俗资料，特别是他认为存在于欧洲的绵延长久的广大通俗文化底层的资料。第二是他总是从这些民俗资料中或从其他史料中去发现若干有意义的小点，或某种异常的、蹊跷的细节，通常总是用这些民俗资料来说明这些小点，并阐发其意义。如金兹伯格的另一本名著《夜战》(TheNight Battles)也有这样的特点。此外，如另一部微观史学的代表作，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猫的大屠杀和法国文化史中的其他事件》③，也是联系欧洲广大通俗文化层中关于猫的种种传说来解释1730年某日巴黎印刷行的学徒们联合杀猫的行为的意义。这里也有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影响。达尔顿本人并不讳言这点。
金兹伯格的微观史研究虽然很有影响，但他的方法并不是惟一的。微观史学既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它就不可能是划一的，也没有严格的划分界限，因而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呈现出丰富缤纷的色彩。例如，意大利另一位著名的微观史学家乔万尼·列维，他也有与卡尔洛·金兹伯格类似的观点。他同样认为：“微观史学的方法瞄准的是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线索、痕迹和征兆的中介来获得通向关于过去的知识的门径。”④然而，他的名著《继承权力：一个祓魔师的故事》⑤虽与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有许多可以体现微观史学特点的共同点，但却不尽相同，而有着自身的特点。如果说，《乳酪与蛆虫》读起来引人入胜，主人公性格丰满，他的心态世界是全书的中心；那么，列维笔下的教区牧师乔万·巴蒂斯塔·契耶萨(Giovan Battista Chiesa)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似乎深深地被缠在各种社会结构之网中。列维并不停留在对契耶萨个人的兴趣，而是企图进而揭示乡村权力关系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权力关系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因素和政治机构来理解。他认为，要理解农民世界，关键是看两样不可捉摸的和象征性的东西(指权力和威信)是如何维护的和转移的。总之，在观念上和叙述方式上，列维的书都与《乳酪与蛆虫》有许多不同。列维的写法更具分析性，而且运用更多的社会史的原始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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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金兹伯格：《线索、神话和历史方法》(Carlo Ginzberg,Clues,Myths,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第164页。
②参见金兹伯格：《线索、神话和历史方法》。
③Robert Darnton,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 ultur
al History,Vintage Books,1984.
④乔万尼·列维：《论微观史学》，载彼得·伯克编：《历史写作的新观点》(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in Peter Burke,ed.,New Pre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1991)，第106页.
⑤Giovanni Levi,Inheriting Power:The Story of an Exorcist,Chicago,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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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酪与蛆虫》和《继承权力：一个祓魔师的故事》的相似之处是两者都通过对一个人(磨坊主和祓魔师)来说明一个问题或阐发一种意义。纳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或译《马丁·盖尔的归来》)①则是利用发生在1540年法国朗格多克农村的一个传奇故事写成的。一个名叫盖赫的富裕农民离家出走，多年没有消息。忽然他回来了，与妻子过了三四年愉快的婚姻生活后，妻子却把他告上法庭，说他是冒名顶替者。就在他即将胜诉时，真正的盖赫出现了。这个传奇性的故事不仅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而且也引发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如妻子为什么要承认一个冒名顶替者为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又要告发他；这个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这个故事反映了村民的哪些想法、愿望和感情等。正是有了这样的深层问题，这个故事长期在法国流传就不奇怪了。1561年就有两本书写这个案件，其中一本还是参与审判此案的一个法官写的。此后，这个案件在法国常被提到，还引起热烈的讨论。根据这个案件，编写过一个剧本、两本小说、一部滑稽剧和两部电影。戴维斯本人还参加过一部电影的编写。但她觉得这部电影脱离历史记载，不能说明故事本身和16世纪法国南部农村的情形。她决定发挥自己历史学家的才能对这件事进行研究。与《乳酪与蛆虫》不同，她不可能利用当时的审讯材料，因为当地这类刑事案件纪录都已遗失。戴维斯除利用1561年的两本有关著作以外，还广泛收集了当地一带的档案和各类资料。她自称“我运用了过去留下来的每一点一滴的资料”。这本书出版后，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本成功的微观史学，并不满足于故事的生动，而是努力通过这个故事来揭示当时农民的希望和感情以及夫妻之间和家庭中的关系，以及农民的生活和所遇到的困难。而这些方面又是通过故事的叙述，通过弄清这件迷案的真相的形式展开的。这可以说是《马丹·盖赫返乡记》不同于金兹伯格和列维的书的地方。但它们同是微观史学的代表作这一点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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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纳塔莉·戴维斯：《马丹·盖赫返乡记》(Natalie Zeman Davis,Le Retiur de Martin Guerre)，江政宽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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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简单地举出一本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微观史学名作。那就是法国年鉴派名家埃马纽埃尔·勒胡瓦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这本书的作者运用的也是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资料。所不同的是，这次宗教裁判所法庭不是对某一个人的审讯，而是一次集体审讯，即是对一个山村的异教徒长达一年多的审讯，共计578次审讯。总共涉及98个案件，有114人受到起诉或追究，其中48人是妇女。审讯的内容又十分广泛，包括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乃至私生活。由于勒胡瓦拉杜里成功地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处理这批审讯材料，从而活生生地描绘了14世纪初法国南部山村的生活，鲜活地勾勒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和心态。《蒙塔尤》一书表明，微观史学并不是只能分析很小的对象，如一个人或少数人。如果有合适的史料，它也同样可以研究大得多的对象，如一个村庄，或几个村社，甚至一个城市和地区。自然，运用微观研究方法分析某座城市，与一般地写一部这座城市的通史是不一样的。微观研究的方法往往像《蒙塔尤》那样，并不提供研究对象(一个山村或城市)的完整历史发展，但却通过对某些方面，某些点的具体描绘揭示这个山村或城市的风貌、精神、生活、隐蔽的意义。这可以加深我们的了解，并起到举一反三，以小见大的作用。就像“它是一团‘泥’，我们由此而可以了解所有的泥制品。”①
以上列举的这些作品足以说明，微观史学的形式、内容、风格等都是多样的。不可能归纳出统一的规范来。但如前所述，微观史学作品还是有它的一些共同的特点的。
四
下面简短地说一下微观史学的缺陷和受到的批评。有些批评是涉及某些具体的学术见解的。如微观史学理论家和思想史学者拉卡普拉就怀疑是否确实存在如金兹伯格等人认为的在欧洲有一个绵延长久的通俗文化底层②。更多的批评是有关微观史学的方法和内容的。如认为微观史家的方法集中于小规模的历史，这样就把历史缩小在偏重趣闻轶事和对古物的癖好的范围，并且容易把过去的文化浪漫化和幻想化。由于微观史学家爱好研究稳定的社会，如中世纪，这样就不擅长研究以变化见快的近现代社会，也不会研究政治③。
围绕微观史学的争论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历史学长久以来存在的经典难题，即如何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如何把两者结合好。战后六七十年代新史学鼎盛时，研究长时段、结构、宏观过程蔚然成风。当时新史学家不无骄傲地认为，只有深入揭示历史的深层结构、宏观过程，才能真正说明历史的本质，或给人以全面的了解。但这种宏观研究忽视了不可重复的和特殊的事物，特别是忽视历史主体“人”的研究。这就使历史失去了丰富多采、鲜活生动的内容和面貌。微观史学的兴起正是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微观史学研究对象的特点不仅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更在于它的特别丰厚的内容的积存。由于研究对象的规模的狭小，微观史学家就有可能重彩浓墨加以描述。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宏观研究中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枯燥。但微观研究并不能顶替宏观研究。尽管微观史学家总是强调要小中见大，要把小点的研究与大的意义相联系，但这种大的意义往往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某一问题和领域，而不可能是一个宏观过程。这是由微观史学的方法决定的。也就是说，微观史学不可能自动地克服上述经典难题，即把对某一个别现象或单一政治事件的叙述与对宏观过程的评定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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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蒙塔尤>四人谈》，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以小见大》，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9页。
②参见拉卡普拉：《历史与批评》(Dominick La Capra,History and Critici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第45-69页。
③参见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7)，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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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个难题，微观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展开了讨论。一些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难题只能借助于小说家的想像和假设。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类历史小说可以效仿。纳塔莉·戴维斯承认，在她实在找不到直接史料时，只能用其他有关资料，这里有一部分是她的“虚构”，但这种虚构“仍受到过去的声音的严格检证”①。金兹伯格则力主历史学家必须依靠文献资料，不能用虚构方法来克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的“鸿沟”。看来，许多微观史学家和理论家还是不同意“虚构”的。在这点上，他们与后现代主义者(如海登·怀特)是有区别的。但他们怀疑是否有可能从微观过程的研究上升到对历史整体的评定。金兹伯格承认自己在认识历史现实中的局限性，能做的只是在叙述的基础上力图接近对历史现实的理解②。总之，在微观史学中，要把对过去的个人的与超个人的东西的分析结合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就不要作这样的努力了。事实上，不少学者都在尝试着各种努力。如有人提出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方法的“互补原则”，等等。
总之，微观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要克服和弥补宏观史学过分强调结构、过程、长时段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历史中的人和历史现象的研究。微观史学也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实践证明，单纯的微观史学也容易犯“见木不见林”的毛病。理想的出路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个案分析和结构、过程分析的结合。这个问题已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重视。有关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著述的不断涌现和不少有关的研讨会的召开都说明了这点。
微观史学是近20年来西方史学中兴起的一个新流派。它虽获得了成功，并引起了西方史坛的注意，但它同时遭到了批评和质疑。它的鼎盛期可以说已经过去。各种更新的尝试和努力正在不断出现。这正是历史学生命常青的表现。
历史学既是不断争论的过程，又是在研究实践中探索前进的过程。历史学中的各种难题会时伏时沉，以不同程度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毫不为怪的。在当前，它的经典难题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如何结合的问题被特别突出出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自然，当代西方史学其他方面的变化和今后的走向同样需要我们跟踪观察和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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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纳塔莉·戴维斯：《马丹·盖赫返乡记》，第xxxv页。
②转引自尤里·别斯梅尔特内：《关于研究权力现象和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微观史学概念的若干思考》，载《奥德修斯.1995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年俄文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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