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经济论文,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中国从7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改革，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我国政府推行的渐进式的增量改革。这种改革方式既避免了象“苏东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社会动荡，又为进一步的存量改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可兹借鉴的经验。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总是绕着走，要真正地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对占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国有经济进行彻底的改革。
在国有经济改革的问题上，国内长期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认为产权改革优先，另一种则主张市场改革优先。本文在通过对传统经济体制历史必然性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改革中以上两种观点，试着揭示出国有经济改革的一种整体推进模式。
2 传统国有企业的历史分析
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模式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国东北地区的公营企业就已经采用了前苏联模式。当时，东北是中国第一个全境解放的大区，已经建立了一批公营企业，而东北又邻近前苏联，而且当时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大港是由苏联方面管理，所以很容易接受前苏联影响，这样前苏联模式首先在东北地区实行起来。随着全国其他地方的政治逐渐稳定，经济逐渐恢复，东北的经验也就在全国的国有企业中推广开来。
但是，如果从更深一步的意义上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并非随意产生的，它是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目的服务的。建国之初，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十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状况。这种落后和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1949年为17.6%）；②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过低（1949年为26.4%）。同期西方国家的这两项指标均为50%左右。因此，面对当时的国际经济格局及其对比，中国的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提高工业化水平，特别是提高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因此，党和政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是相吻合的。
在确定了发展战略之后，国家为了控制住经济剩余，以使积累过程符合这一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国有化。当时，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资本稀缺的条件下，使用资本的成本极其高昂。如果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不可能把投资引导到重工业部门的；相反倒有可能诱致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因此，为了保证发展战略的执行，从经济逻辑上要求政府出面，人为压低重工业的成本。首先是压低资本价格，即将利率、汇率压低到市场水平之下；紧接着，能源及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和农产品等一系列基本生活品价格都被压低。在一系列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情况下，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也就成为必要的内在性制度安排。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企业剩余，使之满足发展战略的需要，就必然要将工商企业国有化。至于服务业和小型商业企业的国有化（或合作化），除了同样存在国家控制剩余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压低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价格，从而降低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
在对工商业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为了克服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产生的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现象，防止企业经营者侵犯所有者的权益，国家对国有企业采取了剥夺其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做法。由于企业外部不存在由价格信号所引导的一个完善的市场，所以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为防止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必要的制度安排。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只有对这种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能够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3 微观角度的企业与市场改革
建立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基础之上的传统经济体制，在短时期内解决了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发展起点上把积累率提高到15%以上的增长问题，并借助于国营企业的发展，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78年，工业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到49.4 %， 国营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80.8%；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份额则上升到57.3%。
然而，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也在其长期的运作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
在缺乏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下，采取不给企业自主权的治理方式，虽然在特定条件下解决了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但严重缺乏经营自主权造成了激励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 尽管在1958年和1970年，中国政府曾进行过两次“行政性放权”式的改革，但由于这种改革在打破了旧的制度安排的平衡的同时，又无法做新的逻辑上的统一，因此就必然出现所谓的“放－乱－收－死”的循环。
从1978年以后，改革突破了以往“行政性放权”的思路，走上了对企业放权让利的思路，逐步确立了构造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模式。对企业放权让利的结果是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现象，内部人控制问题，其实质就是委托－代理问题。对此问题的解决方式，国内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主权改革优先”，持此观点者认为：传统企业制度的弊端主要是由于所有者虚位，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归属，按照现代公司制的要求建立起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企业就可以根据市场的要求进行运营，以最终消除长期存在的激励不足和效率低下；另一种观点主张“市场改革优先”，其理由是：在政府不能直接经营国有企业，而是由国家委托给经理人员代理经营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是相分离的，两者之间就可能产生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又由于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在掌握企业经营的信息方面的不对称及两者之间的责任不对等，经理人员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潜在地存在着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可能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使得企业利润成为企业经营实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消除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不对等程度，实现两者的激励相容。
通过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观点分别从企业和市场两个角度阐述了国有经济的改革思路，将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完整的较为系统的改革思路。我国的经济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不可能仅仅是诱致性（自发性）制度变迁的过程，还必须包括许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因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一个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和在明确界定产权的基础上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是同等的重要，两者互相依赖，互为实现条件。
但是如果我们仅从市场和企业两个角度来考虑国有经济改革的话，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两个方面只是从微观的角度提供了改革思路。在现实经济中，还必须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政府这个角色在经济中的作用。本文将进一步考察政府运用产业政策对国民经济所做的战略性调整。
4 产业政策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由于传统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导致了国有经济在微观上表现为效率低下和激励不足，在宏观上则导致了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和布局不合理，使得国有资本难以支撑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严重损害了现有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其直接表现为：①难以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②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③企业的行为方式扭曲；④蕴育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⑤致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步履维艰。针对上述情况，必须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所谓战略性改组，就是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在适当收缩国有经济战线的前提下，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集中力量加强国家必保的行业和企业，使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收缩战线，加强重点，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使国有资产从分散的中小企业向大型和特大型的企业集团，从低效的劣势企业向高效的优势企业集中，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战略性领域集中。
二是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推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这是对微观层面而言的。
在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第一个层面，即宏观层面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政策就其本质来讲，是政府采取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具体可运用的产业政策大致如下：
（1）运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实现资源从低效劣势企业向高效优势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向特殊重点领域转移；
（2）运用产业组织政策， 实现国有资产从分散的中小企业向大型、特大型企业集团的转移；
（3）利用技术改造、 产业升级和选择主导产业政策以及国际竞争力政策，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4）在上述产业政策实施的同时，配合以产业调整政策， 以降低企业的退出障碍，加速资源的流动。
5 结论
通过以上三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关于国有经济改革整体推进的几点结论：
（1）从微观角度， 一方面从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入手（完全竞争是不存在的），具体包括建立完善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员市场，使企业的各生产要素都存在充分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建立符合市场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市场反映出的体现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利润）和对企业作出的预防性的制度安排（内部治理结构），最大限度地消除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最终使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和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2）从宏观角度， 政府应当依托现在已有的或今后陆续建立的优势企业，在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下，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完善的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上的金融活动来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并以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带动行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改善。
（3）当然，无论是企业制度的建立，充分竞争市场机制的形成，还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都需要其他一些配套改革措施来保障，这些配套改革主要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法律的建立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