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品经济论文,开拓者论文,列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的大学者罗素曾经认为，20世纪将作为列宁和爱因斯坦的世纪载入史册。列宁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纪人物，在于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者。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俄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了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走直接过渡的道路，不能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而要把整个经济建立在市场和商业的基础上，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理论。
列宁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纯”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制的社会主义。1894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列宁指出：“须知要组织没有企业主参加的大生产，首先就必须消灭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代之以公社的共产主义的组织，那时调节生产的就不象现在这样是市场，而是生产者自己，是工人社会本身。”〔1〕到了1902年，列宁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以后， 将由“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2〕1905年以后， 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3〕他反复强调，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认为只要仍然存在商品交换，那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可见，当时的列宁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把商品经济与私有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既然要消灭私有制，理所当然也就要消灭商品经济。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基本上延续了上述观点，认为只有“消灭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才有为组织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兽与兽之间的竞赛提供可能”。〔4 〕他还把粮食垄断看成“是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重要的手段之一”，〔5〕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 反对粮食自由贸易“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最深刻、最根本、最经常、最广泛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革命的整个命运”。〔6 〕列宁十月革命前后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主要继承了马恩关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马恩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发展的一般进程，预测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生产资料公有必将成为全国性的基础”，〔7〕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 “剥夺剥夺者”任务的完成，“货币资本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8〕于是，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代替。这是马恩当年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体制的一种理想模式。
列宁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又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列宁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如何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农国家建设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因而只能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世人——马克思“请教”。尤其是建国不久国内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战胜英、法、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和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反革命势力的内外进攻，保证100万军队的粮食供应， 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经济体制中不得不实行高度的集中管理。于是，市场经济的范围日趋缩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趋于消失，货币的作用日益减弱，职工的工资由实物取代。这些都在客观上助长了尽快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战争的胜利使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简捷道路。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也认为，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战争破坏的国家里，实行余粮征集制，禁止自由贸易等政策不仅是为了对付战争，而是推进社会主义的“主要门径”。同时，包括列宁在内的当时的苏维埃领导普遍认为，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布哈林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9〕
然而，建设毕竟不同于革命，俄国毕竟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把马恩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运用于东方落后的小农国家，必然导致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悲剧。“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10〕农民起义、工人失业、水兵暴动，这一切使列宁从理想模式中回到了客观现实。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11〕问题就在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12〕问题就在于“俄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3〕严酷的现实终于使列宁认识到，只有在产业工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4〕在一个小农国家试图用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5〕既然“我们错了”，那么“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16〕必须“用‘新的迂回办法’实行整个过渡”，〔17〕具体来说，也就是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1921年以后，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与缴完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18〕当小农缴完粮食税以后，自己有权处理多余的粮食，这时，自由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同时，由于苏联是一个交通不便、幅员辽阔，各地气候悬殊、农业条件不同的农业大国，地方农业和地方工业在一定范围内的周转自由，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公开承认在这方面过去“走得太远了”，“犯了很多错误”。〔19〕从根本上来说，让小农有一定的周转自由，不但是“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的，而且也是“从保证小农经济方面着眼”的，这是因为“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20〕否则它便不能生存。列宁认为，在大生产不可能迅速得到恢复的条件下，周转自由“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21〕这时的列宁虽然还没有完全从“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这个经典公式中摆脱出来，但是开始逐步认识到，在一个农民占人口80%的小农国家中，必然存在着商品经济。一个政党如果“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22〕因而，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23〕“如果不以恢复自由贸易和自由工业作拐杖，我们就不能迅速提高大工业的生产率以满足农民的需要”。〔24〕显然，迂回曲折的道路也就是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而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实质上就是走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由此，列宁的认识得到了新的升华，“在理论上，不一定要把国家垄断制了解为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东西”，〔25〕“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中！”〔26〕至此，列宁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
第一，突破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创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首先必须突破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主张要“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在各生产公社和消费公社之间实行“有计划的产品交换”。〔27〕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起来。到了1921年以后，列宁再也不把计划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对立起来，再也不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建立“国家生产和分配”的制度，也不再主张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之间搞不经过市场的产品交换。尤其是1922年以后，列宁基本上不再提“产品交换”这个概念了，并且指出，“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最大的危险就是把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官僚主义化，这是莫大的危险。”〔28〕感到国家的任务首先不在于对生产和分配制定无所不包的计划，而在于宏观平衡，平衡就是计划。虽然列宁晚年并没有完全否认计划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他已开始认识到，马克思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适用于小农国家，小农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商品经济的道路。
第二，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受工人国家的控制。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对商品经济的种种疑虑，列宁认为，由于“我们掌握着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由于“工人国家掌握了工厂和铁路，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就是不可怕的”，况且“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受到监督和控制的，而国家政权则仍然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的手中”。〔29〕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国家只要不改变本质”，只要“工业和运输方面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还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的手里，……加上土地国有化”，〔30〕只要我们把握“分寸”，“在一定限度内，在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手续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允许贸易自由”，〔31〕这不但不会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而且对我们是有利的。
第三，确立了商业和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1921年列宁在回忆1918年的情况时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32〕甚至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列宁还把“商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等看待。但是到了1921年底至1922年初，列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指出全部问题在于“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33〕。到了1922年3月， 列宁不再把利用发展商业当作临时措施，而是把它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认为商业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是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34〕“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35〕因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如果不能抓住商业这个环节，那么就不能巩固工农联盟，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36〕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离不开市场、离不开商业，所以列宁号召“所有经济委员会和所有经济建设机关，都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要“研究市场”。〔37〕在《论合作制》中，列宁还严厉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蔑视商业的态度，要求他们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文明商人”，并要求无产阶级的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38〕
上述可见，1921年以后，列宁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水火不相容，转向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从极力排斥商品生产，转向积极发展商品生产；从竭力抑制商品流通，转向大力疏通商品流通的渠道，都可以看出列宁已把商品经济看成是落后的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阶段，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是第一个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统一起来的经典作家，因而他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25年农业总产值已达到战前水平的87%，大工业产量约占战前产量的75%，国内商品流转总额达到战前的70%，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令人遗憾的是，从1926年起，由于斯大林未能正确地执行列宁的路线，对商品经济采取“收缩”政策，导致农业生产再度滑坡，从1928年—1939年11年间，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减0.5%。 列宁以后的苏联，仿佛又回到了排斥商品经济的战时共产主义时代。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小农国家只有通过商品经济才能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正如马恩所揭示的那样，任何一个社会都将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发展阶段，“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9〕“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0〕处于自然经济发展阶段的东方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商品经济不可逾越，这是因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41〕落后的东方国家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而是商品经济的极不发达。因此，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晚期创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深刻寓意也在于此。
列宁在他“最后之作”中的哲学篇——《论我国革命》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42〕列宁晚期之所以能够创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来说， 是由于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绝不表现为“纯粹的一般”，而是通过无数的特殊展现出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921年的危机不得不使列宁重新思考俄国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在他看来，要探索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条道路如果不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不作某些改正（从世界历史总的进程来看，这种改正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能当作模范的”。〔43〕由于俄国是一个“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社会主义”，〔44〕决定了俄国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应该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这一重大的转折使列宁在晚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45〕因此，列宁晚期对商品经济的再认识，是与他“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的，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是列宁晚期创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前提条件。
列宁离开我们已有70多年了。今天，邓小平继承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两者都是“经济手段”，〔46〕并要求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无疑，这是对列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注释：
〔1〕《列宁全集》第1卷，第212页。
〔2〕《列宁全集》第6卷，第193页。
〔3〕《列宁全集》第12卷，第75页。
〔4〕〔5〕《列宁全集》第34卷，第139、406页。
〔6〕《列宁全集》第37卷，第162页。
〔7〕参阅《马恩选集》第1卷，第272卷，第2卷，第454页。
〔8〕《马恩全集》第24卷，第397页；《马恩选集》第3卷， 第441页。
〔9〕《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2页。
〔10〕〔11〕〔12〕〔13〕〔16〕〔18〕〔22〕〔30〕〔31 〕〔34〕〔36〕〔42〕〔43〕〔44〕〔45〕《列宁选集》第4卷，第661、 677、661、710、618、516、519、582-583、578、689、690、516、 687页。
〔14〕〔19〕〔20〕〔21〕〔23〕〔24〕〔26〕〔29〕〔37〕《列宁全集》第41卷，第50-51、56、55、24、324、154、380、149、 151、268、328页。
〔15〕〔17〕〔32〕〔33〕〔35〕〔38〕《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6、522、221、506、347-348、176页。
〔25〕《列宁全集》第43卷，第63页。
〔27〕《列宁选集》第3卷，第734、741页。
〔28〕《列宁全集》第50卷，第130页。
〔39〕《马恩选集》第2集，第207页。
〔40〕《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41〕《马恩全集》第22卷，第502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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