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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指出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十五大报告回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指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作了新的阐述。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从那时起,就在客观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词句,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道理并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在那时,实际上存在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种态度、两种思想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思想方法,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思想方法。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两条截然相反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正是在同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提出来的。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认识,是经历长期的革命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包括别人的经验)而逐步达到的。从他创建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起,实际上开始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伟大探索。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对这一探索的初步概括。这篇文章,形成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思想雏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没有立即为全党所接受。不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把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发展到极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致命性打击。惨痛的教训使全党同志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究竟怎么搞的问题。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开始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始终站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前沿,独创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建树。
毛泽东的系统的理论建树,是从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迎接中华民族抗日高潮开始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一时期正在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著作。这些文章,实际上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三个方面,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遵义会议历史性转折的继续和展开。
抗日战争初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再一次受到王明教条主义的挑战。不同的是,这次教条主义者是以右倾投降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这次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基本纠正。
1938年9月到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次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入了更加自觉地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并从事理论创造的新阶段。
这里附带说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后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亲笔把它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从此,后一个提法代替了前一个提法。这样改,自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似乎更能体现中国的特色。现在理论界已越来越多地使用原有的提法了。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并达到成熟。到这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为中国找到了一条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理论创造。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式的。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巩固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彻底清算了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形成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完全胜利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集中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开创了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这里单说一个农业改造即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人认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反映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我觉得这样评论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与农业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他提出的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思想,是根据中国农业互助合作的实践经验,并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手工业工场的简单协作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历史事实为依据的。他主张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同时并举的方针,强调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他始终认为,只有大工业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并用以装备和发展农业,这是他一贯追求的目标。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错误主要在于要求过急,并且认为,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脱离了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脱离了广大农民的接受程度,反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1956年党的八大为标志,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也从革命逐步转向建设。在此前后,毛泽东接连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向前进。这些科学著作,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今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指导意义。说毛泽东思想只是指导革命的理论,而不又是指导建设的理论,这显然是不完全的。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党在指导思想上接连发生一系列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出现前所未有的艰难曲折。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两种趋向,同样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表现为实事求是同主观主义的矛盾。历史的复杂性在于,许多实事求是的主张是在毛泽东头脑冷静的时候,在他了解了实际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判断的时候,由他首先提出的;许多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决策,也是由他作出的,反映了他头脑发热、脱离实际的另一面。毛泽东在晚年犯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从根本上说,都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超越或脱离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某些论述作了教条式的理解(有的则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左”。在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中不能自拔的情况下,毛泽东不但不自觉其为错误,反而坚持认为这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正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晚年犯了全局性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被中断,但并没有终结。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存在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两个凡是”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怎样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两个凡是”,表面看似乎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却是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不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就无法使中国走出困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再一次掀起了全党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性转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呈现出波澜壮阔、丰富多采的生动局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邓小平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在批判“两个凡是”的过程中,拨乱反正工作主要受到来自“左”的阻力,同时又有来自右的干扰,这就是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同这种思潮的斗争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
从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道路、新理论的宣言书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面貌,起了革命性的巨变。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证明,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只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大胆实践,大胆创新,集中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五大,邓小平理论正式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当中国革命和建设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党内发生思想混乱的时刻,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事实证明: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体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掌握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更不是各取所需、断章取义,这才是真正的坚持和高举;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大胆创新,而不是拘泥于前人已有的结论,才是真正的坚持和高举。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理论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以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作了一个轮廓式的历史回顾。下面,我想着重讲一个问题,就是在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中,怎样贯彻十五大精神的问题。
从十五大报告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个突出的认识。
第一,十五大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两个最突出的代表,作为世纪伟人载入史册。这是对毛、邓历史地位的郑重肯定。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首先作出科学评价的,是邓小平。邓小平作为战略家,他懂得,对待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决不只是对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全党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邓小平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很大勇气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样,他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更大的勇气,肯定和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他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并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为全党的团结,国家的稳定,新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以后,江泽民同志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报告和讲话中,又一再重申了这一评价。他指出:“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注: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但近年来,在某些报刊和书籍中,常常看到有人极力贬低和否定毛泽东,个别人甚至使用许多极端语言诋毁毛泽东。有些批评者,随意性很大,讲了许多不负责任的、不符合事实的和毫无根据的话,甚至是张冠李戴。不管作者出于何种动机,这样做都是非科学的,是对党、对人民、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的。这不仅与党的决议和十五大报告相违背甚至相抵触,而且为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对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不是不能批评,但要求我们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掌握全面情况的基础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得出正确结论。这正是党中央和邓小平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苏联的沉痛教训不可不记取。
今天,我们重温一下老一辈革命家黄克诚17年前说过的两段话,还是很受教育的。他说:
“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在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
“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党的两个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到邓小平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是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是这一事业的开辟者和奠基者。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由欧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这是一项非常艰难而又辉煌的事业。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了不起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了不起的事情。邓小平是这一事业的最杰出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大地推向前进,并用以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这同样是一项非常艰难而又辉煌的事业,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和中国当代史上了不起的事情。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阶段,统一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过程。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同样,没有后者,前者也就停止了生命。邓小平理论正是在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也就否定了邓小平理论的根基。我们在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不能不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历史,不能不回顾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任何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说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如果说对立,只能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对立的。邓小平早就说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注: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十五大报告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第三,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毛泽东,由于时代所限和经验不足(包括犯错误的经验),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邓小平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又吸取和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创造的新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些理论观点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其所以“新”,就因为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突破性发展,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一国两制”理论,等等。这些,都是在马列的书本上和毛泽东的书本上找不到的新东西,有的甚至是改变了他们提出的虽然符合当时的实际但是已经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或者在当时就不符合实际的一些理论观点,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获得了全新的认识。邓小平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时,首先不是从本本里找答案,而是从实践中找答案,然后把实践经验概括成为理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邓小平理论则进一步使社会主义从理想更接近于实际。这些新东西的提出,是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新情况,创造性地提出的。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作了新的阐述,我们理论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十五大报告,在十五大报告的新的认识起点上,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第四,研究邓小平理论,要结合研究三中全会以来的文献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报告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科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引起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全局,审时度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回答和解决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有一系列新的突破,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说明,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理论工作者应当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使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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