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情报学发展走向的展望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通过构筑学科理论内核模型，为学科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内核支撑，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学科建设
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研究虽已获得较大发展，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仍然困境重重，至今仍不是一门成熟而严谨的科学学科。究其原因，根源则在于中国情报学的发展至今仍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内核模型。虽然有种观点认为，有效解决信息生产与信息利用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情报学的理论内核，但这种观点仅仅只是停留在思辨的理念层面上，还远远不是一个在实际运作中具备可操作性、能够被予以落实的逻辑严谨的具体模型。更何况，这一观点并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我国情报学的实际全貌（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说明）。更为糟糕的是，在尚未很好解决理论内核模型这一难题的情况下，中国情报学界还出现了以盲目拓展外延的方式来谋求情报学发展的现象，其结果是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张和理论内容的泛化，使得中国情报学的真正核心出现了迷失与淡化，人们弄不清楚究竟什么才是情报学？情报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为什么要去研究情报学？这些基本问题的含糊不清使得人们从迷惑不解进而发展到对情报学这个学科产生了怀疑，甚至开始丧失信心。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情报工作中日益迫切的实践要求却得不到理论上的有效支撑，不断发展的情报实践呼唤着重大理论创新。起禁得住时间流逝和环境变迁的考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基础理论体系框架，以有力支撑起能够有效指导实践的整座情报学理论大厦。
构建起一个成熟的理论内核模型，从而能够为学科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内核支撑，这一迫切问题的解决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当前中国情报学建设中的发展路径转换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的情报学建设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Up -bottom）的学科构建；另一条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理论构建。前者高屋建瓴，更为关注情报学的学科体系框架的构建，努力为整个学科打造一个学科体系框架，然后依据此体系框架居高临下地进行情报学理论建设；而后者则以构建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较为坚实的理论内核来作为情报学建设的轴心，然后沿着从理论内核到学科整体这条轴线向外辐射，形成能贯穿整个研究领域的自成体系且体系严密的学科理论，从而构建起情报学大厦。长期以来，中国的情报学建设往往采用的是学科构建的发展路径，对于这种状况，我们以国内情报学基础教材建设为例来加以证明。目前已有的情报学基础教材绝大多数都是将情报源与情报获取、情报交流与传递、情报组织与控制、情报存储与检索、情报分析与研究、情报服务与利用这一情报工作流程，和包括情报资源分布、情报用户的情报需求与行为、情报技术、情报系统、情报经营与情报经济、情报政策法规、情报教育、情报队伍等在内的情报工作涉及要素，以及情报工作的组织管理与评价来作为情报学的学科体系框架，然后按照这一学科体系框架来进行编写的；当然，还有教材另辟蹊径，创造性地从科学学的角度，按照学科基础—学科结构—学科发展—学科创造—学科系统—学科趋势这一学科体系框架来进行编写。虽然这些教材在上述给定的学科体系框架之下也会探讨诸如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之类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充当起情报学学科体系框架的理论内核。有体系框架，但却没有理论内核，这恰恰反映出中国的情报学建设在理论构建这条发展路径上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由于找不到一个坚实的理论内核模型来作为整个学科的根基，来支撑起学科的体系框架，中国的情报学至今仍像一个无根的浮萍：这既表现为学科体系框架的游离不定——上述教材里所采用的体系框架并不成熟，只处在面向具体的情报工作表象的运作性研究阶段，而远不能上升到面向抽象的情报现象实质的阐释性研究阶段，虽然针对不足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框架，但始终不能成熟定型，这种不成熟性使得学科的体系框架变来变去、游离不定而无法稳定下来；同时，又体现在学科研究内容的不断翻新——只要学科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学科研究内容也要相应地进行更新，出现很多所谓的“热点问题”、“新兴的前沿问题”，已有的理论框架不仅不能很好地预测出这些“问题”，而且还要很被动地进行自我修正，以便容纳下这些新出现的“问题”，理论建设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而起不到适度超前的指导作用。既然是一个无根的浮萍，那么在发展道路上总飘摇不定，学科危机不断，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因此，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要想走向成熟和严谨，就要改变发展路径，从原先主要遵循的学科构建思路，转移到以理论构建思路为主。
应当说，这一发展路径方向的转移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情报学界的强有力重视——黄长著研究员等撰文呼吁情报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动向之一就是要“尝试建立情报学学科理论内核，对情报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进行总结”[1]；而马费成教授则探索并总结了情报学的6个基本原理，明确指出要以这些基本原理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支撑情报学大厦的基石，并希望通过上述方式来为情报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即只有在这些基本原理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才能构建起情报学严谨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否则脱离这些基本原理去探讨情报学的理论体系只能是空中楼阁，不得要领[2]。无疑，马费成教授的这一新思路其实质也正是“自下而上”的理论构建思路。上述专家的呼吁、探索、思路，恰恰说明了新世纪中国情报学的一大发展走向就是学科建设与发展必须要转变研究路径与思路，努力在学科理论内核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2 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正在形成三大研究范式
国内情报学界围绕情报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一直存在着两大学派，即以图书情报领域高等教育单位里一些学者为代表的information 学派和以专职情报研究机构中一些专家为代表的Intelligence学派。information 学派认为中国的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一道，简称为图书情报学，与国外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相对应，因此，中国情报学就是与library和document相联系的information science,information学派在理论研究中认为information既可以表示“信息”，也可以表示“情报”，同时在实践中专注信息工作（Information Service）和信息管理的现象。而Intelligence学派则认为中国的情报事业从起步伊始就被专门地赋予了“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与重任，因此，中国情报学的核心内容应该是面向竞争、为优化决策服务的情报研究工作或者说信息分析工作，属于思想库（智库）范畴，与国外的Intelligence Studies相对应。Intelligence学派在理论研究中将信息（Information）和情报（Intelligence）进行严格地区分，在实践中专注情报工作（Intelligence Service）和决策咨询。
中国情报学是information science，还是intelligence science？由此在国内情报学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情报观。针对这一客观现实，有学者强调要在information学派所主张的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e的理论与实践[3]，还有学者则干脆新创造了“infotelligence”这一术语来进行有意识的“折中”和“调和”，提出应该用“Infotelligence science”[4] 来专门地指称情况复杂的中国情报学。与此同时，在国内先后兴起的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为中国情报学提供了又一条发展思路——将情报学定位在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能这条信息链之上[5]，以信息链当中的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来作为中国情报学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充当学科的核心领域[6]，依据这条新思路，2003年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主持了名为“IRM范式及KM 范式下的情报学发展模式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为03BTQ012），来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框架下的情报学研究的开展。
这样，中国情报学研究及其实践工作发展至今所呈现出来的上述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两种情报观之争，以及与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之间密切互动的学科发展特点，决定了新世纪中国情报学正在形成以下三大研究范式：（1）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范式研究：进行有关intelligence的各分支领域（如军事情报、政治情报、科技情报、工商情报、竞争情报、社会情报）和不同类型的intelligence（如文献情报、人际情报）等的研究，情报研究（信息分析）、信息咨询、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等也是这一范式研究的重要内容。（2）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信息学范式研究：进行有关信息组织与构建、信息存储与检索、信息计量、信息用户与行为、信息传播与交流、信息服务与利用等问题的研究，这一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实际上是在进行着information science领域的研究。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即intelligence的实践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文献信息为主的，情报事业的开拓工作是在图书馆、文献工作的基础上起步，情报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并且是以信息工作为基础的，因此，该范式研究充当了前一范式研究的基础与前提。（3 ）基于信息管理框架及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范式研究：进行有关信息化测度及其管理、企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管理、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管理、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企业信息管理、企业知识管理、知识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等的研究。这些均可以划归在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框架之下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管理科学色彩，已经延伸到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等领域，可以视作是情报学与管理科学专业领域的交叉结合领域，因为上述管理科学专业领域也在进行着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是研究的切入点与侧重点不同。
三大研究范式中，图书信息学范式研究面向信息序化和信息提供、面向用户信息需求的满足；而软科学范式研究则面向信息转化和知识激活、面向用户实际难题的解决。至于管理科学研究范式的出现则表明当前国内情报学界新兴的研究领域使得中国情报学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管理科学特征，同管理科学有关专业领域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彼此之间的学科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中国情报学要在正视上述业已成型的三大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来谋划未来的发展，即以软科学范式研究为核心，以图书信息学范式研究为基础和前提，以管理科学范式研究为学科新的发展点，同时寻求它们之间的结合点，并在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
3 中国情报学统一完整的学科研究体系得以明确
长期以来，对于情报学的学科边界到底在哪这一问题，情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上述三大研究范式的形成则较为明确地划定出了中国情报学的研究范围，使得学科边界变得清晰，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情报学体系正在形成。
到目前为止，国内在“情报学”的名称下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以及相应的专业教育主要是依托国内普通高校中的信息管理院系（由原图书信息学、科技情报教育单位更名发展而来）进行的，尤其依托以“情报学”为名称的研究生教育专业及相应的硕士与博士学位授权点，可以说这构成了中国情报学体系中的主体部分。除此之外，在国内的军事和国防院校、武警院校、边防院校与有关的研究机构中还存在着从事有关军事情报学、国防科技情报学、边防情报学、公安情报学等的教学力量及相应的研究生教育授权点。在国内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从属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部门等事业单位则在进行着有关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社会情报、危机情报与预警情报等方面的研究及其实践工作。在国家的科技部门、国防工业部门则存在着科技情报／技术情报的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工作。在国家的一些经济管理部门、工业和经济领域的专业协会、大型企业中则存在着经济情报、工商情报、竞争情报的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工作。
在国内的经济管理、工商管理、计算机等院系当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与情报学有关联的学科专业领域里，还零星地散落着一些属于情报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如商务智能、智能信息检索、智能信息系统、政务智能等。以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BI）研究方向为例，商务智能实际上就是工商情报，但是国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经济管理、工商管理、计算机等院系却是将BI翻译成“商务智能”[7]，而不是“工商情报”，并且还掌握和支配着对这一术语翻译的“话语控制权”，这对中国情报学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内学术界对Government Intelligence的翻译，将其称作是“政务智能”[8]，而非“政务情报”。而与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I），尽管工商管理领域也会类似地将其翻译成“竞争智能”[9]，但由于国内情报学界极大地影响甚至可以说已经主导着对CI翻译的话语权，所以国内学术界通行的主流做法就是接受和采用情报学界所提供的翻译方式。因此，我们认为，就像竞争情报属于情报学研究的涉足领地一样，围绕着商务智能、政务智能等所从事的研究实质上都是在没有打着情报学旗号的情况下而进行的情报学研究，尽管它们的话语控制权目前还不在中国情报学界。此外，在国内图书馆学、档案学研究生教育授权点里也零星地散落着一些属于情报学领域的研究方向，例如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曾在图书馆学博士点中设置过“企业竞争情报”研究方向、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也曾在档案学博士点中设置过“信息分析与咨询”和“信息组织与构建”研究方向等，这些研究方向也均属于情报学研究范畴。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情报学研究实际上是呈分散状态，由上述依托专业教育活动的情报学研究和依托专业实践活动的情报学研究这两大部分构成。针对已有研究的分散状态，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亟待整合，而业已形成的三大研究范式对学科边界的明确界定已使这种整合成为可能。中国情报学要在整合information研究和intelligence研究以及学科新的发展点的基础上，实现学科的整合研究与学科的深化研究两者的同步并重发展。
4 在处理好同图书馆学的既有亲缘关系以及本学科既有技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情报学的独立学科定位
information工作是intelligence工作的基础，两者最开始都是基于文献工作来进行的，因此，情报学与同样也是始于文献工作的图书馆学之间天然地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彼此之间的学科发展毫无疑问存在着紧密互动的内在联系。然而，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不能够违背各自学科的自身发展演化规律而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强行地将两者捆绑在一起发展。可事实上是，长期以来，中国情报学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借助“图书情报一体化”这一外力而被强行地与图书馆学捆绑在一起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兴办的情报学（科技情报）教育主要是依托已有的图书馆学教育进行的；二是尽管中国的情报学发展一直存在着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之争，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将中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与国外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教育相互对应的，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信息学范式研究成为中国情报学的主流， 中国情报学被简单地理解成与library相联系的information science。因此，在“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呼声下，中国的情报学严重地依附于图书馆学，没能与图书馆学、档案学、文献学等近邻学科拉开并保持应有的学科距离，而呈现出雷同化和近似化的特点，学科发展长期以来被局限在文献信息领域，与图书馆学差别不大。其实，对中国情报学发展影响较大的图书馆学是一门与情报学有着完全不同定位的学科，图书馆学追求的是基于信息共享的信息平等与信息自由，以构建社会的信息平衡机制为己任；而情报学追求的是基于信息竞争的信息（知识）优势，以构建社会的信息（知识）进化机制为己任。因此，情报工作与图书馆工作可以使用和拥有同一个信息平台或者说信息基础设施，但是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两者却并不能够简单地进行“图书情报一体化”发展。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要彻底告别在外力的强制作用之下所导致的与图书馆学的捆绑式发展，而是根据自身的内在发展要求和特点去实现本学科的独立定位与发展，彻底地从传统的图书文献信息领域走出去，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与国民经济当中的信息实践活动领域。
此外，由于情报学历来有着技术传统，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发展的重要外部推动力量，因此，情报学深受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影响，以致在相当一段时期，尤其是在情报学的早期，情报学往往被简单地看作是计算机科学技术在信息实践活动领域中的应用。其结果，对情报学技术特征的片面强调和对情报学人文属性的忽略与抹杀导致了情报学沦落到依附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地步，情报学学科地位无法得到提高。实际上，计算机科学技术对于情报学而言只是起到了工具理性的作用，情报工作有效使用信息技术的目的在于能够更好地实现其人文意图。情报学只有特别重视且充分挖掘出自身的人文内涵，才能在处于强势地位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影响下，找到本学科的独立定位所在，并不断提升本学科的地位。
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要真正实现独立的学科定位，不能依附某一强势学科，更不能强行与某个学科捆绑在一起发展。中国情报学的图书信息学研究范式决定了中国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档案学、文献学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中国情报学的软科学研究范式与管理科学研究范式也决定了中国情报学的管理科学属性。两厢结合，笔者认为，中国情报学的三大研究范式决定了中国情报学的独立学科定位应该是介于图书馆学、档案学、文献学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之间。这一定位在当前中国情报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上得到了充分证明——2003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依托本院的情报学国家级重点学科。联合武汉大学商学院（现更名为经济与管理学院）申报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获得成功，一批情报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如马费成教授、周宁教授、李纲教授，开始同时在情报学和管理科学与工程这两个专业招收并指导博士研究生。同年，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也是依托该系于2000年所申请到的情报学硕士点而申请到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点。
5 实现在微观深化、宏观拓展、高级化和实证化四个维度方向上相互协调的内生型与扩展型双向度发展
情报学具有跨学科特性，这体现在：一方面，情报学的发展会涉及多个学科领域，是基于多学科融合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移植、借鉴、运用到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融入情报学中，为情报学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情报学也具有较强的学科渗透性或者说学科辐射力，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广泛地应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中，能对该学科领域中的信息及信息活动规律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该学科领域中内在的信息机制，该研究的存在无疑丰富和完善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其他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对于前者，我们称之为情报学的内生型发展，其实质反映的是情报学的建设要受到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影响的结果也即情报学中多学科融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情报学分支学科，如情报计量学、情报经济学等；而对于后者，我们称之为情报学的扩展型发展，其实质反映的是情报学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所施加的影响，影响的结果也即情报学在其他学科中渗透和辐射的结果是提升了情报学的学科地位，增强了情报学的学科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情报学赢得了学术尊严与声誉，就此问题，有研究者专门地实证分析了情报学对相关学科影响力[10]，其所作的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情报学的扩展型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长期以来，中国情报学一直注重内生型发展，至今已经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早在1992年11月1日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就列出了作为三级学科存在的10多个情报学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的出现及其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情报学的学科建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情报学对于扩展型发展或者严格地说主动式的扩展型发展（实际上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还一直客观存在着自发的被动式扩展型发展，这是由学科之间的知识基因问题等因素所决定的）一直较为忽视。究其原因，中国情报学虽然已经确立起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但自身的理论建设现状还远远达不到成为一门成熟而严谨的学科，还缺乏一个坚实的理论内核模型以及建筑在这个内核之上的完善且成熟的学科体系框架，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情报学的学科发展过分偏重于内生而忽视了扩展（主动扩展）也便很自然了，因为内生型发展直接关系到情报学学科核心能力的培育和提升，而学科核心能力是学科扩展型发展的基础，学科内在的核心能力直接决定着学科向外的渗透力、辐射力与竞争力，因此，在情报学努力成为一门成熟而严谨的学科的过程中，采用重内生而忽视主动扩展的非均衡发展策略，不考虑两者的双向度纵深发展也就是必然的抉择了。随着新世纪跨入数字时代的中国情报学在学科理论建设上的突破，情报学的内生型与扩展型双向度纵深发展问题也就提上了议程，毕竟，拥有极佳的内在核心能力，同时也拥有极佳的学科外在渗透力、辐射力与竞争力的情报学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且成熟的情报学。遵循这一思路，中国情报学界从近几年开始逐步将关注的焦点延伸到了本学科的对外扩展问题，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近几年来陆续推出的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中的《证券市场信息机制》一书，该书作为情报学专业的博士论文，运用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特定领域中的情报信息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总结[11]。尽管新世纪面向数字时代的中国情报学相对于以往要努力做到内生与扩展双向度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学科的发展重心就要发生改变，由内生为主转变为以扩展为主，或者说两者之间不存在轻重差别。实际上两者的双向度纵深发展依然要以内生为中心或者说为事物的主要矛盾，只是同时还必须努力地进行主动扩展，而且，这种双向度发展本身也是动态性的，是伴随着内生型发展的具体情况，也即是伴随着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突破程度和建设情况，从刚开始时的适度均衡发展阶段逐步过渡、演化到最终的完全均衡发展阶段。
新世纪中国情报学的内生型与扩展型双向度纵深发展具体被分解，就体现为情报学在微观深化、宏观拓展、高级化和实证化这四个维度上相互协调的均衡发展。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新一轮信息革命推动着情报学向前发展并赋予其时代特征，使得中国情报学研究呈现出速度加快、综合增强、领域拓宽、内容深化、纵横渗透、恢弘交错、边缘扩展、分支密集等特点，这些特点集中地反映在情报学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多种发展趋势上。笔者曾撰文对这些发展趋势进行了归纳和阐述，指出新世纪的情报学研究具有数学计量化、心理学化、社会学化、传播学化、经济学化、史学及未来学化、技术科学化、生态环境化、人文（文化）伦理化、政策法规化、知识化、学体化等十二大发展趋势[12]，随后笔者还对上述情报学研究趋势中发展势头较为强劲、表现得极为突出的数学计量化、经济学化、技术科学化、人文化、知识化、学体化这几个情报学研究趋势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13]。情报学的上述研究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它与情报学的理论内核、学科框架是紧密相连的，研究趋势和理论内核、学科体系框架充当了情报学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对于情报学的上述研究趋势而言，知识化研究趋势反映的是情报学在微观深化方面的发展；心理学化、社会学化、传播学化、经济学化等研究趋势反映的是情报学在宏观拓展方面的发展，其实质是情报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数学计量化、学体化趋势则反映的是情报学在学科高级化方面的发展，除此之外，该方面研究还包括情报学原理和哲学基础的构筑等。总之，数学、哲学和科学学构成了情报学高级化发展的三大支柱。要特别指出的是，实证化研究也是情报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国外情报学和图书信息学界比起国内同行往往更为强调和注重这方面研究。近几年来中国情报学界强化了情报学学科建设领域中的实证分析，取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例如运用WordSmith软件对情报学论著进行词频分析， 以实证分析情报学家对科学的关注与解读[14]；又如利用作者同被引分析（ACA ）方法对我国情报学学科的结构和研究状况进行实证分析[15]；以及从知识基因、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科学工作者、课程设置等方面建立起情报学对相关学科影响力分析的指标体系，并于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16]；等等。这些成果影响着中国情报学的研究思维走向，对于中国情报学研究跳出经常采用的先入为主地从某一观点出发，然后再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探讨的思维套路，对于实证研究思维在中国情报学中的积极引入而言、起到了明显的指向性作用。情报学在上述四个维度方向上相互协调的均衡推进，充当起了新世纪中国情报学的内生型发展与扩展型发展两个驱动轮，使得中国情报学学科建设能够在这两个驱动轮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
6 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学本科教育的适时恢复
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技情报专业被改成科技信息专业，同时出现由具有社科情报背景的文献信息学专业改造而来的信息学专业，续而于1998年将科技信息专业、信息学专业与其他专业合并成一个新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上述教育改革导向的出现在当时是有着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因为intelligence工作的基础与前提是information工作，而information工作开展的好坏依赖于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发展状况，依赖于以信息基础设施等为代表的“硬要素”和以信息服务等为代表的“软要素”的发展程度。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情报学专业的改名与变革实属正常，这是由当时的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程度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另外，intelligence工作，如商业情报、经济情报等，得以普及的前提是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同时有着完备的与intelligence有关的法律法规，以保障intelligence工作的顺利平稳开展。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现实发展状况——市场经济有待完善，还不够成熟与发达；法制建设尚不完善，正处在法制进程当中；国家正在大力发展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服务业，以推动社会信息化进程，这三大因素决定了中国的intelligence教育（即情报学教育）在当前的发展很受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对本科层次的情报学专业进行改造，将情报学教育进行面向信息的转向调整实属必然，也是合理的。
随着中国自90年代以来的这10多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法制建设与社会信息化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制约intelligence工作得以开展和普及的外部环境已经大为改观，而且市场经济的成熟、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intelligence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社会对intelligence工作的需求较以往大大增强，此外，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点的外部信息环境的出现也使得intelligence工作的开展较以往更为便捷，同时所带来的信息竞争的加剧也让intelligence工作较以往更为重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对intelligence教育的强化已是必然。因此，在将来的适当时候，在普通高校里重新恢复情报学本科层次教育很有必要。新恢复的情报学本科专业与以前以科技情报命名的原有情报学本科专业不同，完全是以intelligence层面教育为核心，以information层面教育为基础，是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学本科层次教育。它与情报学专业硕士、博士点严格对应，此外也可对应信息资源管理等其他相关专业硕士、博士点。而作为相邻专业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则是以information层面教育为核心而加以展开的，是情报学本科专业的高度相关的最紧密“邻居”专业，它主要是与诸如信息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电子商务之类专业的硕士、博士点相对的，当然也能对应情报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点。
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除了以上发展走向之外，还呈现出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双向度均衡提升；在积极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提升情报学研究的现代化程度的同时努力实现自身特色学科方法的向前发展与向外输出；强化市场经济驱动型的学科发展道路，努力形成情报理论研究与学科教育、面向竞争和决策的情报产品与实践、市场经济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及“三大面向”（即面向竞争与决策、面向学习与创新、面向进化与发展）和“三个基于”（即基于从数据→信息→知识→情报或智能→智慧这条信息链、基于从收集与获取→交流与传递→组织与控制→存储与检索→分析与研究→服务与利用这一信息管理链、基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化的知识创新模型）等学科建设发展走向。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些发展走向不再作详细地阐述。
收稿日期：2007—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