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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12-0016-05
一、重提一个老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有关于改革开放以后道德是进步了还是“滑坡”了的争论。今天，学术界似乎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有定论。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历代都有保守派哀叹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可历史照样前进着。我曾参加过一个小型的关于当代中国人信仰的研讨会，会上有人叹息当代中国人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一位年轻学者立即说：“那又怎么样呢？中国的发展势头不是很好吗？”我想这位年轻学者的心态很具有代表性。在经济发展势头很猛的今日中国，相当多的人认为，道德是不重要的，只要经济在增长，科技在进步，社会就在改善、进步。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于是又重提不再为学界所关注的旧问题。
换个一般的提法，这个问题就变成：资本主义①是否带来了道德进步？自由主义者会回答，即使资本主义没有带来道德进步，它也比任何前资本主义文明好。我质疑这一答案。
二、进步主义的回答
进步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当然带来了道德进步。我把进步主义界定为这样一种历史观，它断言人类历史的演变是有一个一般趋势的，即是沿着时间的轴线展开的，虽不能说人类文明在每一个后继时刻都比过去好，但如果大尺度地审视人类文明的演变，则可断定，后来的总比过去的好；所有不同民族的历史演变都遵循着统一的、客观的“历史逻辑”。历史唯物主义是很强的进步主义，它断言，中世纪比古代社会进步，资本主义比中世纪进步（应该包含道德进步），但资本主义不代表“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才会结束人类的史前史，从而把人类带到一个真正理想的境界。自由主义也是进步主义的，进步主义在波普尔(Karl Popper)的自由主义表述中表达得很鲜明。他认为，“开放社会”之前的人类文明是蒙昧的，那时人们没有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之间作出区分，“开放社会”的出现代表着文明的进步，而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正是“开放社会”的曙光。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当然带来了道德进步。进步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普遍主义的，即认为人类文明有一种普遍化趋势，即各种文明最后会统一汇聚于一种最高级的文明。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讲，这最高级的文明就是共产主义。对某些自由主义者来讲，这最高级的文明就是自由民主的文明，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可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两种进步主义在今日中国学界都有很大影响。今日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中国学者都坚定地认为，走向民主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毫无疑问是一种进步。
进步主义是现代性思想的固有部分。古代思想不设定进步主义。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不是进步主义的。基督教认为“尘世之城”是堕落的、污浊的，只有“上帝之城”才是神圣的、永恒的。按照基督教思想，不能指望“尘世之城”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人只有靠上帝的拯救才能脱离“尘世之城”而进入“上帝之城”。据西方历史学家伯里(J.B.Bury)考证，“进步的概念最多也不过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从罗马帝国时代到中世纪，大多数真理的追求者都持有一种堕落论的历史观，认为古希腊人在数学和科学知识上登峰造极，但文明却从那里走上了下坡路”。中国传统儒家也没有进步主义意蕴，孔子对“三代”称颂不已，对西周尤其景仰。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宋儒程颐则有更明确的否定进步的表述，他说：“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消铄，更有甚天理？”（《二程语录》卷二）
三、重新回答老问题
我对进步主义有所怀疑，认为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极其复杂，不能简单地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上比传统社会进步。我曾试图区分“道德进步”、“政治进步”和“知识进步”这三个概念。认为道德进步意味着一个社会凶杀、抢劫、偷盗、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减少，社会诚信度的提高；政治进步指政治的文明化，即由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法治；而知识进步则可由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加以界定，大体上指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知识的普及。②依据这种区分，我断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诚然带来了政治进步和知识进步，但它没有带来道德进步，细审之，我发现如上结论也过于简单了。
现代政治思维十分注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相应的现代伦理思维便很注意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区分。这种区分在哈贝马斯那儿相当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哈贝马斯认为，伦理事关个人的行为选择，而道德是社会的公共准则。伦理涉及“一种准则是否对我有好处并与场合相适应”，而道德涉及“作为普遍的法律为所有人所遵守”的准则。伦理既然只是个人的，便不能冒充普遍律令强加于人，但“道德要求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命令”③。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区分在罗尔斯那儿相当于政治原则（如他所阐述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与“整全信念”(comprehensive doctrines)的区别。罗尔斯认为，至少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他所阐述的正义原则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但它的有效性只限于政治层面。而事实上多种多样的整全信念（宗教的或道德的）都据于各自立场，试图为信仰者甚至全人类提供全面的人生指导，即不仅指导人们的个人生活，而且指导人们的公共生活。④但在不同的整全信念之间（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永远也达不成完全的共识，于是它们永远也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中国近现代学人和政治家已意识到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之区分的重要性。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但公德与私德（即个人道德）并非截然分离，毫无关联，梁启超认为，“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⑤。公德培育是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关键，“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⑥。
李泽厚关于“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也是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区分。
公共道德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至此，我该纠正我以往观点的错误了，不能把政治进步与道德进步截然分开，真正的政治进步必然包含着公共道德的进步。西方社会由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治走向现代民主法治，不仅标志着政治进步，也标志着公共道德的进步。现代民主政治是开明的政治，集中体现为暴力和强制力的法制化、程序化运用。即只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才能对一个人实施逮捕、监禁和处决。在专制国家，统治者常常对臣民滥用暴力。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公共权力受到法制化的制衡和监督，统治者（或治理者）不能任意蹂躏、压迫、欺负平民。不能说这只是政治进步而与道德进步无关。
现代民主法治的正常运行依赖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依赖于人们敢于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敢于“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⑦。西方社会公共道德的进步，体现为人权和公平观念的逐渐深入人心，人权和公平观念的深入人心体现为多数个人对他人自主性的尊重以及对公共道德规范和法律的敬重，或用康德的话概言之；有“对道德法则的敬重”⑧。只有当多数人有对道德法则（这里指公共道德法则）的敬重时，公民社会才算发育成熟。多数人敬重公共道德法则，无论如何该算是公共道德的进步。
与成熟的民主法治文化比较，我国不仅民主法制不够健全，而且公民社会远没有发育起来，多数公民还缺乏人权和公平观念，缺乏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具体表现是，在能占他人和公家便宜时，多数人都毫不犹豫地占便宜，能自觉遵守公共道德规范和法律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少。有人说，如今人们的权利观念比过去强多了。诚然如此，但许多人只是勇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却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即他们只要权利，不要责任。⑨这正是中国如今结构性社会腐败的深层根源。现阶段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还不能算是公共道德的进步。当国人不仅敢于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总是自觉地尊重他人的权利时，才能宣称我们的公共道德进步了。
承认资本主义带来了公共道德的进步之后，能不能说资本主义带来了整个道德的进步呢？不能。在西方中世纪的文明中，多数人有超越的追求，即拯救灵魂，追求美德。人们总是抑制其物质贪欲。这样的文明当然不是尽善尽美的。物质匮乏、政治专制是其弊端，有超越的精神信仰和高远的理想追求则是其优点。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表现为“万物的商品化”。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钱的魔力日益凸显，社会日趋世俗化，即人们的超越性精神追求日趋淡漠，对物质享受越来越重视。至今，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已成为主流价值观。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使人变得很庸俗。我们不能说世俗化就是道德进步。不能说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的现代西方人比追求“天国”、培养美德的中世纪人在道德上更进步。即使我们认为增加幸福是道德的关键，也很难断定资本主义带来了整个道德的进步。因为，很难断定现代西方人生活得比中世纪人幸福。现代人确实比古代人少受饥寒之苦，现代城市人诚然享受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名目繁多的物质享受，但现代人失去了古代人的精神宁静，现代人有古代人所没有的种种烦恼和痛苦，如不断膨胀的贪欲不能得以满足，这便常常使人处于不满足的烦恼和痛苦之中。物质主义与虚无主义是相伴而生的，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流行使许多人产生幻灭感，自杀率的上升和抑郁症患者的增多便是明证。
人总是追求意义的。古代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比多数现代人的理解深刻。
资本主义以金钱推动一切社会事业的发展。“资本的逻辑”就是命令人们追求财富增长的“逻辑”，资本即能增殖的货币，或投资中的货币，货币不能增殖便不是资本。实现“资本的逻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其一，稳定的货币信用制度和明晰的产权制度；其二，以赚钱为“天职”或人生主旨的人们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现代理性化的社会建制提供了第一个条件，现代西方社会的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满足了资本运行的第二个条件。在今日之民主化的消费社会，广大消费主义者都是以赚钱和消费为人生主旨的人。他们构成“资本的逻辑”的实际执行者(agent)。“资本的逻辑”又决定了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物质主义否认任何超越性理想的可实现性，认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占有尽可能多的货币以及各种“难得之货”（老子语）。经济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社会的最高目标，经济增长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消费主义则告诉人们，消费就是人生的根本意义，就是俗人的宗教。此三种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品牌、档次的商品和服务构成一个等级分明的价值符号体系。人生的根本意义就体现为尽可能多地赚钱，以便能踏着由物的体系构成的价值符号阶梯，爬到尽可能高处。
现代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是受迫于“资本的逻辑”，从属于人们的意义追求。但资本主义误导了人们的意义追求。其后果导致道德止步不前，而且使人类文明陷于深重的危机，如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毁灭性战争的潜在危险。人类必须有一次精神和道德的提升才能走出危机。
现代公共道德以保障个人权利为核心。这样，公共道德的进步意味着公共领域中人际关系的改善。例如，在成熟的民主文化中，不再有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任意剥夺和压迫，不再有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宗族之间的械斗和仇杀。但资本主义并没导致人际关系的全面改善。实际上，在理性化、商业化和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在冷冰冰的法理化社会关系中，亲情越来越淡化，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交往越来越少。
现代公共道德对于人类个体（特别是弱者）是一道强有力的保护屏障，但丝毫没有保护生态系统的作用。因为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在现代道德思维的视野之内。“资本的逻辑”和人类贪欲的理性化释放，使人类具有巨大的征服自然系统的力量。人类对自然所做的事情只受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丝毫不受道德的约束。这正是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
为走出生态危机，必须促进公共道德的新的进步。公共道德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的，面对“行星技术世界中的处境”⑩，民主社会必须通过对话商谈而就公共道德规范达成新的共识。未来的公共道德必须既保护个人人权，又保护地球生物圈。这就要求把利奥波德的著名表述纳入公共道德：凡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情都是对的，反之是错的。在工程建设中，我们必须从道德的角度考虑非人物种的生存权利和维护生态健康的责任。在“消费民主化”的今天，每个人都必须慎重行使自己的消费权，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去为社会承担责任，不使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消费品，抵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产业。为走出生态危机，需要培养多数人的“生态良知”。当人的“生态良知”转化为公共道德时，人才能与地球生物圈和谐共生。
中国正全速行驶在现代化的航道上。人欲（即发财致富的欲望）的释放正推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人在充分享受物质财富欢欣的同时，也正遭受诚信危机、社会腐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痛苦。我们连尊重他人权利的公共道德尚未培养出来，又何谈尊重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中国公共道德建设任重道远。
四、质疑进步主义
“进步”意味着改善。进步主义总想表明人类文明一直是趋于改善的。特别是由古代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的转变更标志着文明整体的改善。
如果说，资本主义只带来政治进步、知识进步和公共道德的进步，而未能带来整个道德的进步，那么能不能说资本主义带来了整个文明的改善呢？那些对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熟视无睹而安享现代文明的物质丰富和政治自由的人们，肯定会说，资本主义带来了整个文明的改善。说一种文明标志着整体的改善，便涉及何谓文明整体的善的问题。何谓文明整体的善？这显然是个应由哲学伦理学回答的问题。实证科学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实证主义哲学或许会把这个问题斥之为“伪问题”。但进步主义预设了这个问题的合法性，并草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于何谓善，我们永远也无法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如果把善界定为人所追求的终极理想，那么在俗世的伦理学体系中，就可把“善”置换为“幸福”。这样，“善”或“幸福”就绝不可能是摩尔所说的不可分析的概念，它们恰恰是建构性（或构成性）的概念，它们只是抽象地表示人类的生活理想。“善”、“幸福”与“好生活”的意思是一样的。说俗世的人们追求善或幸福，即指他们追求好生活。当进步主义者说资本主义标志着文明的全面进步时，他们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使人们生活得越来越好，或越来越幸福。即使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也是这样。这便意味着，道德状况的改善不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但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
资本主义带来了公共道德的进步，却没有带来个人道德的进步，所以很难断定它是否带来了整个道德的进步。资本主义文明无疑带来了知识进步，但它一点也没有提高人们的生活智慧，(11)这样，资本主义是否标志着整个智能的进步也是成问题的。可怕的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导致知识与智慧、知识与道德的严重失衡，它使人类拥有毁灭地球生物圈的力量，却没有正确使用其巨大力量的道德和智慧！把尖端科技用于军事，使得现代战争根本不同于古代战争。古代以刀剑相向的战争，事实上是调节人口、维护地球生态平衡的一种机制。古代战争可以消灭一个民族，但绝不可能灭绝人类，但使用现代尖端科技的战争，不仅可能灭绝人类，而且可能彻底摧毁地球生物圈。有人认为，核武器同时取消了核战争，因为理性人明白，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于是人类不会打核战争。这一推理夸大了人类理性的作用，忽视了人的“死亡本能”。我们杜绝不了希特勒一类的极富煽动力的政治家的出现，我们也杜绝不了公众的一时狂热！即便人类是极其理性的，但若遵循现代社会的集体理性，则仍免不了走向毁灭。现代经济学和科学所培养的理性，就是尽力发展科技以便征服自然、发展经济的理性。如果没有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彻底转变，没有科技发展方向的根本转变，那么这种发展只会使我们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只有走出资本主义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人类才能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带来的民主框架可以成为探讨未来文明走向的对话条件。在探讨未来文明走向的对话中，不能设定现代性理论（涵盖进步主义）的不可动摇性，不可把其他文明看做绝对低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相反，现代性本身是需要被重新审视的思想体系，包括中国儒家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传统都是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资源。
资本主义文明只是诸多可能文明中成为现实的一种，而不是人类文明演变的必然一环，更不是人类文明的峰巅。
注释：
①在我国，“资本主义”是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词，但我倾向于像马克斯·韦伯那样尽可能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社会必定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不采用市场经济的社会绝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
②值得注意的是，库恩对科学知识的积累式进步模型也提出了挑战。积累式进步模型认为，科学的进步表现为客观知识的不断积累，即新科学总是继承了旧科学的一切真知，同时又为知识总体增加了新的真知。库恩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认为，科学历经革命之后，整个问题域会发生改变，前辈科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后来的科学家可能完全不感兴趣了。这样时间久了，会发生知识损失，即某些旧知识被遗忘了。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否认知识的进步，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会不时地失传一些知识，但人类知识体系越来越复杂，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大，科学所派生的技术也越来越复杂、强大。
③J·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之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应用》，载《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甘绍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④当然，现代民主制度规定政教分离，力图把宗教的作用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
⑤梁启超：《新民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⑥梁启超：《新民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⑦Immanuel Kant,Practical Philosoph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J.Greg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8.
⑧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3章，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在康德那儿道德法则应是立法的依据。
⑨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而缺乏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或许也代表着权利意识的觉醒，但停留于此决不能算是有公德的公民。
⑩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11页。
(11)知识是能指导人们进行物质操作和社会操作的信息、程序和方法。而智慧指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博大圆融的理解，智慧总是和人的生活实践结合在一起，从而与道德不可分。一个人学了化工知识，后来多年不用，便会完全忘却，但一个人决不会忘了自己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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