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长方式的几个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增长方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段时期以来，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已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本文在有关讨论的基础上，针对几个最有争议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增长方式的本质含义
经济增长方式是需要从理论上探讨的问题。不能从现象上理解什么是增长方式，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从本质上规定增长方式，应当从何着手呢？最常见的方法是对比两类事物，寻找它们的异同点来揭示事物的本质。人们通常的作法是，把数量型、速度型或数量速度型增长等作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本质，而把质量型、效益型或质量效益型增长等作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本质。
但这种方法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由此而得到的并不是事物的真正本质，充其量只是两类相关事物之间的异同点的类比，抓不住事物的内在本质，即事物自身存在的根据。关于这一点，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说过：“某物的存在，必有其充分的根据，这就是说，某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说某物是自身同一或异于对方，也不仅在说某物是肯定的或否定的，而在于表明一物存在即在他物之内，这个他物即是与它自身同一的，即是它的本质。”[1]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 我们必须去寻找经济增长存在的本质。
从表面上看，经济增长不过只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从国民经济整体考察，国民经济是由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组成，其中生产是其他三个环节的起点，起着决定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考察，生产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根据。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才能形成价值，价值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而投入的生产资料只是将原有价值等额转移到产品中去。工人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而国民经济其他几个环节只不过是一个实现的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一个时期稳定地获取经济增长的途径，从本质上讲，它是由再生产的方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粗放型增长方式是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这个途径来获取的经济增长，而集约型增长方式则是通过内含扩大再生产这个途径来获取的经济增长。
区分增长方式的标准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获取经济的增长，因此，只要我们能找出区分这种途径的标准，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首先我们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社会生产是生产资料按照某种方式与劳动力的结合；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而扩大再生产，既可以“从外延方面表现为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又可以“从内含方面表现在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2] 而且，他还以固定资本更新引起的扩大再生产为例来说明这种区分。他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3]
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区分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含扩大再生产，可以先分别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个角度进行，再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单就生产要素中生产资料的价值形式即资本[4]来说， 马克思指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5] 生产规模的扩大，取决于两个因素：投入资本量与资本使用效率。这样，再生产扩大的速度就可以由以下公式给出：
式中，λ是劳动生产率；X′是劳动投入增长率。
从公式（5）中可以看出，再生产扩大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劳动投入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当X′不变时， 再生产扩大的速度则完全取决于λ的变化，它表明在劳动投入增长率不变时，再生产扩大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因而属于内含扩大再生产；当λ不变时，再生产扩大的速度则完全取决于X′的变化， 它表明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时，再生产扩大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劳动投入增长率的变化，因而属外延扩大再生产。
由此可见，区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根本标志就是劳动生产率。如果在扩大再生产中，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没有劳动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那就是外延扩大再生产；如果在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要素投入中伴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这种扩大再生产就包含内含扩大再生产的因素。事实上，任何扩大再生产都不可能只有外延扩大再生产而没有内含扩大再生产。当然，也有例外，即在市场容量很大，供不应求严重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资本或劳动力的投入，而没有技术改进来推动生产规模与经济的增长。我国传统体制下就接近这一特征。
现在我们再回到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既然经济增长就其途径来讲是通过上述外延或内含两种方式来推进的，那么从本质上讲，区分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标准也就是区分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标准。劳动生产率在这里被视为经济增长中的集约因素。凡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场合就有集约型经济增长因素。由于任何扩大再生产都不可能只有外延扩大再生产而没有内含扩大再生产，常常两者相伴而行，与此相应，经济增长中也不可能只有粗放型因素推动的结果，而没有集约型因素的作用，关键在于确定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增长方式嬗变的长期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劳动生产率是区分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标准。因此，计算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就可以窥视在经济中集约型增长因素所占的份额，从而再现经济增长方式变动的长期趋势。计算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由下列公式给出：
依据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方式按它的发展逻辑分成五个类型：
类型Ⅰ：完全粗放型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的贡献份额为0%。
类型Ⅱ：粗放主导型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的贡献份额在50%以下。
类型Ⅲ：二元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增加的贡献份额恒在50%。
类型Ⅳ：集约主导型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的增加的贡献份额恒在50%以上。
类型Ⅴ：完全集约型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增加的贡献份额恒在100%。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分析，在上述五个类型中，类型Ⅰ和类型Ⅴ是两种极端情况，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但是，对于类型Ⅰ来说，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人类知识积累水平极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增加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生产仅靠投入更多的劳动来维持，原始的狩猎、采集乃至原始的游牧和耕作，可以被视为这种类型。对于类型Ⅴ来说，在未来社会，科技高度发达，尽管很难说劳动力的投入在经济增长中毫不起作用，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增加的贡献份额可以无限接近100%，仍可视为类型Ⅴ。
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中的增长方式处于类型Ⅱ和类型Ⅳ之间，也就是处于粗放主导型增长方式与集约主导型增长方式之间。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在进入工业化之前，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主导型；在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开始较快地上升；到工业化后期，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份额便迅速起过50%，上升为集约主导型增长方式。目前，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大都达到60—70%；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则大都达到50—60%。这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具有由类型Ⅱ向类型Ⅳ逐渐演变的长期趋势，这也是一种经济增长合理化的过程，不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性质如何。
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这种长期演进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始终是解决人类社会需求的无限性与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最有力武器。人类社会需求的无限性与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不同。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活动都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结果，广大人民的需求服从于资本家无止境追求剩余价值的需要。随着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改变，一般而言，用延长工作日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办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被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采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如果把它与扩大再生产形式相比较，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外延扩大再生产相联系，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内含扩大再生产相联系。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由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主向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主转化，相应地，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便向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化，从而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再如，在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曾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明的需要。”[6]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失误与经济体制的僵化，“目的”与“手段”解决得都不好，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得很缓慢。因而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提高劳动秤生产提高到了社会主义本质这样的高度。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要实现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两个带全局意义的转变。总之，优越的社会制度将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开辟更为有利的道路。
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一般特征
由于人们的研究角度不同，因而对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特点的概括也各异，笔者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一般特征，可以归纳为渐进性和可加速性。
首先，从世界经济技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主导型向集约主导型嬗变是具有渐进性的。如前所述，在工业化之前，人类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粗放主导型，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粗放主导型增长方式才得以渐进地被集约主导型增长方式所取代。对于英、美、法等经济发达国家来说，18世纪的“工业革命”成为推动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后来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本世纪以来的“新技术革命”，才使得这些国家完成了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且使集约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推进到比较高的阶段。附表具体给出了若干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
国别 完成时间 时间跨度
美国 20世纪1776-1950年
50年代初(约174年)
日本 20世纪1868-1970年
70年代初(约102年)
德国 20世纪1848-1960年
60年代初(约112年)
法国 20世纪1794-1969年
60年代末(约175年)
1.资料来源：曾繁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战略转变的阶段划分与目标定位》，《中国工业经济》1996年第10期，第31页。
2.说明：该表是以综合要素生产率（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超过50%，则为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所以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呈渐进推动的趋势，一个原因是，除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多种条件外，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生产力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经济危机。每次经济危机都会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的破坏，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设置了一个天然的上限。另一个原因是，生产力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动态的特点。科技上每次重大发展都是先经过充分的积累，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才有质的飞跃，把整个科技推进到新的水平。科技创新如此，科技引进也是如此。科技进步呈现阶段性特点，由此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该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渐进性。
其次，从一些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主导型向集约主导型嬗变又具有可加速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技术水平，也就是一个国家的“能力”。人们通常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享用后发优势，加速技术进步，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具有可加速性。以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例，1955—1970年，新加坡，韩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增加产出的贡献份额分别为55.2%和56.4%，日本1950—1962年则为60%，同期的英、法、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等西欧各国平均才60%。[8]如果考虑到新加坡、 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独立的工业化进程因素，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相当突出了。这主要是这些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优势而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结果：其一，由于它们是后进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从而加速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由此得到迅速提高；其二，这些国家非常重视教育，劳动力素质高，从而奠定了技术进步的坚实的基础；其三，这些国家能预见世界产业发展的趋势，抓住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来加速国内产业化结构的调整，生产要素能不断地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其四，针对国内资源匮乏较早地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经济转变，迫使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压力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其五，这些国家选择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提高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优化了资源配置。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样地给予了我们以重要启示：任何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按照自身的需要，加速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注释：
[1]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65、192页。
[4]资本在这里已撇开了生产关系。按蒋学模先生的意见， 资本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有的经济范畴。（蒋学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598页。
[6]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第31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8]舒元：《中国经济增长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