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貂论文,东北亚论文,之路论文,我见论文,世界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范围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化，随着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地区合作趋势的加强，以及全球化问题的产生，东亚各国学界自20世纪初开始的“为了实现民族独立，致力于民族史的构想，从而将历史限定为民族国家形成史”（注：〔日〕古畑彻：《李成市著〈古代东亚的民族与国家〉》，《唐代史研究》2号，日本唐代史研究会，1999年6月，84页。）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我们应该而且可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从地区乃至世界的广度来观察和研究相关历史，也应该而且可以从地区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反观本国历史的演变，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新世纪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希图借近年俄国学者提出的所谓“黑貂之路”问题作为个案，就古代中国在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中的地位略做讨论。
一
经由朝鲜半岛南部连通日本九州地方的交通路线，历来被认为是古代大陆文化传往日本的大动脉。近年来，随着学术的发展和视野的开阔，另外一条路线，即包括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和俄国滨海州的广大地域与日本列岛间，在古代以日本海为媒介的交通道路，开始越来越引起历史学界的注意（注：参见李成市《古代东北亚诸民族之对日本通交——以秽、高句丽、渤海为中心》，《东亚的古代文化》，大和书房，1998夏·96号，88页。）。“黑貂之路”就是部分俄国学者对这一交通道路的描述。
俄国学者所谓“黑貂之路”主要是指：连结渤海、女真等东北亚古代民族与中亚的、有别于传统的丝绸之路而经由北亚的贸易道路。他们认为，中国东北的貂皮贸易早在东汉时代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当时称之为“挹娄貂”。降至唐代（7-10世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民族向外国市场贩卖的黑豹毛皮大受欢迎。通过与这些民族进行直接交易的粟特人（今塔吉克人的祖先）的传播，“挹娄貂”在中亚伊朗系族人中也变得广为人知。既然粟特人是在这种情况下开辟的贸易路线，那么这条道路当时就有可能被称作“黑貂之路”。那时这条贸易道路的主要用途，是作为粟特人从当地民族获取极为贵重的黑貂皮等商品，然后带回（中亚）本国的通路（注：参见E.V.夏富库诺夫《东北亚民族历史上的粟特人与黑貂之路》，同上引《东亚的古代文化》，139-140页。）。
这条黑貂之路的大致走向是：从七河地区（Semirechye，指中亚巴尔喀什湖流域，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出发，经过阿尔泰山区、南西伯利亚、蒙古西部，到达色楞格河流域；从这里经集尔浑河（疑当为楚库河Chikoj，色楞格河支流，其汇合处正在清代的买卖城／恰克图附近）上游，前往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上游；沿着这些河流，水路可以通达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从而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乃至进入东北亚内陆（注：同夏富库诺夫文，140页。）。粟特人在所到之处建立移居地，以作为游牧民袭来时进行防卫的避难所，或者为商业驼队、船队提供必要的替补工具，以及对获取的商品进行选择、分类、打包启运等等。对这些移居地遗迹的追溯是探索古代交通径路的重要手段。俄国学者也试图以此来推测判定所谓“黑貂之路”及其走向。近年提出的有关这条道路存在的主要论据是：
1.伯力州发现的中亚银币，现藏伯力州立博物馆。该银币为卑路斯以及瓦弗兰五世时代萨珊银币仿制品，7-12世纪在中亚实际上作为流通货币使用（注：参见夏富库诺夫、V.M.瓦西里耶夫《黑龙江流域的珀库罗夫文化：断代与族属诸问题》，《有关远东与贝加尔地方中世纪考古学资料》，海参崴，1989年。）。
2.赤塔市立博物馆所收藏的一面中亚铜镜，出土于赤塔州普里阿尔贡(Priargun)地区库赤村，其地适处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的汇流地带。铜镜的背面图案是一个骑乘者，刻有粟特语或伊朗语似的文字（注：参见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1页。）。
3.与上述同样的铜镜在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也有发现。
4.滨海州哈桑(Khasan)地区克拉斯基诺(Kraskino)村土城遗址出土的工艺品，经研究认为，即使不是中亚原产，也是中亚产品的仿制品（注：同夏富库诺夫文，139、144页。并请参见作者《渤海人及女真文化中的粟特—伊朗要素》，《西伯利亚古代文化问题》（学术论文集），新西伯利亚，1985年；《有关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初叶黑貂之路(Sable Road)沿线中亚、滨海州地区人民通商活动的新资料》，《一九九一年度：北方历史·文化交流研究事业：中期报告》，北海道开拓纪念馆，1992年。）。同遗址发掘到的还有唐产瓷器片和新罗陶器。该土城据认为就是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所属盐州龙河郡的州治遗址，克拉斯基诺一地清代汉语名称为颜楚、眼春，近代叫烟秋，看来均为盐州一名之音讹。克拉斯基诺土城面对波谢特(Posyet)湾，土城前通海岸（港湾）的道路仍依稀可辨，出海湾即是日本海。《新唐书·北狄·渤海传》记载：“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所以日本学者认为，克拉斯基诺土城就是古代渤海国与日本海路交通、贸易的出发地（注：参见铃木靖民《渤海国家的构造与特质——首领、生产、交易》，《朝鲜学报》170辑，日本奈良：朝鲜学会（天理大学内），1999年1月，9页。）。俄国学者则说：“靺鞨国家渤海形成以后，黑貂之路的海路部分就被称作了‘日本道’。”（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3-144页。）
5.1995年10月，俄国学者在滨海州阿尔瑟尼耶夫(Arsenyev)市收集到1枚黑衣大食时代的中亚银币。该银币发现于乌苏里江支流阿尔瑟尼耶夫卡河流域的诺沃果尔杰耶夫卡(Novogordeevka)村附近，这一带为中世纪城寨村落遗迹的集中之地，因而观光客经常光临此处。这枚银币直径26毫米，下半部残缺，细部与中亚古城片吉肯特(Pjandzhikent)遗址所出银币类似，为古代中亚安国（Bukhara，今属乌兹别克斯坦）银币德拉赫木(Darahim)图案的仿制品。银币表面用点线铸出王的正面胸像，王冠上部可见半月与星的形状，王冠左边铸有阿拉伯文al-Mahdi，王脸的右边铸有安国语文，专家的意见认为其意为“安国王”（注：参见O.I.斯米尔诺娃《片吉肯特城址出土钱币目录》（1949-1956年发掘调查），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因此，这枚银币很可能是黑衣大食呼罗珊总督穆罕默德·马赫迪（Muhammadal-Mahdi，758-768年）在任时所铸（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8页。）。
俄国学者做了很好的工作，这些考古资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应该说是无可怀疑的。然而，材料的真实并不表明论点的真实。问题在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中亚器物更可能经由哪条道路到达东北亚地域？
二
粟特人在欧亚大陆上到处经商，在沿途各地建立了他们的移居地，学界对此早有研究，而且成果累累（注：如我国学者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论文集，三联书店，1979年，1-116页；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收入其《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25-35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2页以下；唐长孺《魏晋杂胡考·羯胡》，收入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414-427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6年2期，71-82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5章《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文物出版社，1994年，150-263页，等等。日人有桑原骘藏《论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收入《桑原骘藏全集》2卷，岩波书店，1968年，314-344页；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收入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67页，等等。）。这些研究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知识领域，深化了人们对古代世界沟通东西方交往的“丝绸之路”的认识。实际上，由于国际学术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内涵已扩大为对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外延已由旧有的绿洲道扩大到草原道、南海道甚至海东道——通往美洲的“白银之路”；“丝绸之路”研究的对象已不仅仅是道路，而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各种途径。然而，这些途径中最重要的、资料最丰富从而研究成果也是最多的，无疑仍是传统的丝绸之路，即经由古代中国及其附近地区的交通道路。换言之，古代东亚交通网络的中心是中国的中原地区。这一观点，无论是从文献记载的交通状况还是考古发现的产品流布，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注：参见前引铃木靖民文第6节《远距离贸易与承担者——粟特商人、唐商人、渤海商人》，18-26页。）。
近年来，随着考古文物的出土，文书、碑志新资料的刊布，有关粟特人在中原活动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粟特人在中国传统文献史料中被称作“昭武九姓”，有康(Samarkand)、安(Bukhara)、石(Tashkent)、曹(Kaputana)、米(Maymurgh)、何(Kushanik)、史(Kishsh)等著姓（注：参见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中华书局，1985年，72-98页。），国内学者已利用新资料对流寓中国的安氏家族、史氏家族分别进行系统研究（注：如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95-338页；罗丰《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国学研究》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35-278页。）；全面研究粟特人在中原迁徙分布状况的新成果亦于近期刊布问世（注：参见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7-86页。）。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古代粟特人在中国活动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北方（注：同上，并请参姜伯勤《介休祆神楼与宋元明代山西的祆教》，《东洋学报》80卷4号，1999年3月，1-28页。），而东北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则是他们聚居活动的一个中心。史料记载，盛唐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安禄山、史思明均为“营州杂种胡”（注：参见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42页。），据研究，二人实际都是流寓该地的粟特部酋（注：同前引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31页。并请参见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1997年，235页以下。）。
营州即十六国诸燕所据龙城，又称柳城、和龙、黄龙。其地位于辽西走廊，东通渤海，北接契丹，西邻突厥，地理形势及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无论是就古代东西交通还是就中原与东北的交通而言，以营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在历史上均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里发现较早的反映东西交流的文物，有罗马风格的玻璃器。1965年，辽宁省博物馆在北票县（朝阳东北）西官营子村发掘北燕贵族冯素弗（死于415年）墓，出土了5件玻璃器。样品分析结果表明，这些玻璃的基本成分与罗马玻璃相似。其中一件淡绿色透明的鸭形注，器形与公元1-2世纪地中海地区流行的一种鸟形玻璃器相似（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冯素弗墓”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28页。）。韩国庆州博物馆展出也有类似的器物（注：参见《追索东方之光——丝绸之路与韩国文化》（画册），庆州世界文化博览会组委会，2000年，95-97页，图版138-142。）。中国学者认为：“慕容鲜卑—三燕文化墓地骑马遗物及金花步摇冠、玻璃器等成系列发现，为其东传朝鲜、日本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考古学实物见证。”（注：孙守道：《游牧骑马民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记马具、带饰、金花冠、玻璃器、罗马金币在辽宁的出土》（提要），《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通讯》6期，1995年，17页。）日本学者将其称之为“玻璃之路”（注：如由水常雄《玻璃传来之路》（上），《东亚的古代文化》1988秋·57号，89-117页；同文（下），同刊1989冬·58号，202-228页。并请参作者《关于古新罗古坟出土的罗马玻璃》，《朝鲜学报》80辑，1976年7月，37-71页，其中探讨古新罗古坟出土罗马玻璃18件，断代为5世纪至6世纪初。作者由较多的西方文物出土而认为，“这显示古新罗吸收了与中国系的高句丽、百济文化不同的希腊罗马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异质文化的能量蓄积，应该就是弱小孤立的新罗依靠与中国的联盟消灭高句丽和百济的原动力”；“新罗统一半岛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摄取盛行起来，希腊罗马文化的输入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透过中国文化过滤的西方波斯文化”（38页），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讨论的价值。有关玻璃器传播的最新介绍，见谷一尚《西方系凸雕玻璃容器的系统与传播》，译文收入《原州古墓集成》，文物出版社，1999年，41-49页。）。
至于中原地区经营州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交通更是早就发展起来了。先秦史籍已有“肃慎氏贡楛矢石砮”的记载（注：《国语》卷5《鲁语》下，上海书店“国学基本丛书选印”本，1987年，73页。），中国民族史学者认为，肃慎即汉晋挹娄、北朝勿吉、隋唐靺鞨，后代“女真”为其音转（注：参见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77-178、408-409、466-467页。）。提出“黑貂之路”的俄国学者夏富库诺夫也说：“在中国东汉时代，被称为‘挹娄貂’的毛皮很受欢迎，当时中国人从挹娄民族（其居地在今中国东北和俄国滨海州一带）那里大量输入这种毛皮，所以我曾以‘黑貂之路’一名称呼这样一条贸易路线。”（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39页。）《魏书》卷100《勿吉传》云：“去延兴（471-476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477-499年）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乙力支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椊达其国。”这是有关交通道路的明确记载。难河即今松花江及其上游嫩江，太沵河即嫩江支流洮儿河，洛孤水即今西拉木伦河（注：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5卷，史语所专刊之83，1986年，1758-1760页。）。降至唐代，史籍明确记载渤海国对外交通道路有5条，即日本道、新罗道、朝贡道、营州道、契丹道（注：参见《新唐书》卷219《北狄传》。），很明显，后3条道路都通向中原内地。贞元（785-805年）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历数唐朝边州入四夷大道7条，首述营州入安东道，记载了从营州经安东都护府至平壤、至渤海王城、至黑水靺鞨几千里的路程和沿途主要城镇（注：参见《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渤海国与唐朝的密切关系，学界多有研究，此不赘言。这里只想指出两点：
第一，据中国学者的研究并为《续日本纪》等史料所证实，渤海国与日本间的直接海路实际上是中原内地通往东北道路的延续，日本遣唐使所谓“渤海路”的两条路线，一条即上述营州道，一条即上述朝贡道（注：参见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日本学》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6-17页。）。
第二，如前所述，俄国滨海州哈桑地区的克拉斯基诺土城被认为是渤海通日本道起点东京龙原府所属盐州龙河郡的州治遗址，在这里与仿制中亚工艺品同时出土的还有唐产瓷器片和新罗陶器。在滨海州和伯力州还都发现过北宋钱币、描花瓷器甚至蚕茧（注：参见V.I.鲍勒金等《远东人民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工作》，《1986年的考古发现》(Arkheologicheskie otkrytiya 1986 goda)，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223-224页。）。即使是上述那枚黑衣大食时代仿制的中亚安国银币，也带有强烈的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据发表者说，该钱币正面“王冠上部可见到半月与星的模样”（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8页。），这是唐钱开无通宝最典型的标记，俗称背月纹，传说是蜡制钱样造好后送到宫里被杨贵妃掐了一下留下的痕迹；还有背面所谓“直角的椊（方框）”（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8页。），其实就是中国古钱方穿的残存。
显然，古代交通和遗物都证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与中原地区有着传统悠久的联系。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既然是古代东、西方交通的重要路段之一，它当然也会为粟特商胡所利用。
安禄山、史思明均为“营州杂种胡”，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2页。）实际上，杂胡或杂种胡之名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注：参前引唐长孺《魏晋杂胡考》，382页以下。唐先生引《后汉书》卷106《循吏任延传》：“拜武威太守，……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居要害”，指出：“这是光武帝（公元25-57年）时事”（383页）。）。曹魏时已有“西域杂胡”之名（注：《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参见前引吴玉贵文，302-303页。）。尽管魏晋时代杂胡或杂种胡之名习指与匈奴有关的各部族，但晋人常常以其中的羯胡作为杂胡的泛称，而羯胡如石羯(=Tashkent)显然是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注：参见前引唐长孺文，382页及414页以下。）。据研究，羯胡中还有许多西域姓氏，他们有的早就到了东北地区：《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云：“降胡栗（粟）特康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与（石）祗”；石勒初起十八骑中之西域姓尚有夔安，《古今姓氏书辩证》卷3脂韵夔氏条云：“石虎有太保夔安，自天竺徙辽东，玄孙逸，姚秦司空，腾仕后燕”。《魏书》卷30《安同传》云：“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唐长孺先生认为：安世高是汉末高僧，既是僧人，就不大可能有后系，“所以安同世系一定出于伪托，但辽东之有西域胡却由此证明”（注：同上，425-426页。最近有关安同的研究参前引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231页；前引吴玉贵文第三节《安兴贵家族与安同》，308-315页。）。吴玉贵则明确指出：“安同的身份显然是负有外交使命的商胡。可见安同的父亲虽然做过小官，但他的家族最初仍然是以商胡的面貌出现的。”（注：同上引吴玉贵文，310页。）唐先生说：“只是夔安为石勒十八骑之一，似不能从天竺（直接）迁居辽东，我想夔氏之迁居应在石赵灭后。”（注：同前引唐长孺文，426页。）受此启发，我以为昭武九姓（粟特商胡）入居东北最早可能也与石赵的兴亡活动有关。石氏前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后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去东北相当近便。冉闵灭羯，“胡羯去者填门”，“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注：《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这更逼得他们逃往塞外避难。直到唐初，营州石氏还有很大势力。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庚子，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叛，奉靺鞨突地稽为主。”（注：《资治通鉴》卷189，中华书局标点本，5920页。参见前引吴玉贵文，297页。）突地稽为内附的粟末靺鞨首领（注：参见《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渤海国志长编》卷16《族俗考》。），该部留居旧地者后来成了渤海国的主体。
据研究，粟特人还深入到靺鞨居地建立了聚居地。汉文史料记载，辽金时代在松花江下游住有五国部。俄国学者认为，五国部民族在语言、服饰、居室、农耕等方面与其南边的女真族都有所不同，《契丹国志》记载五国部人自由地与北方蛮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因而很可能就是来自中亚的粟特商胡。尤其是其头部首领居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位于牡丹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又名五国头城，很可能就是粟特语城名片吉肯特（Pjandzhikent，意为五城）的汉译。片吉肯特是中古中亚的一座著名城镇，粟特人以此来命名自己在东北亚的一个大移居地，很可能是出于对故乡的怀念。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学家又把这个城镇的汉译名称记录了下来（注：参见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0-141页。）。粟特城镇及其移民聚落多有五城、新城(Nowkat)之名，这个问题值得专门研究。我这里只想指出，一个东北民族城镇有汉译名称且为中国史家所记载，这本身不就说明了当时东北与中原内地间传播交流的方向和路线问题吗？
显然，粟特商胡入居东北仍然主要操持旧业，即东、西往来兴贩。我们注意到营州石氏和粟末靺鞨的特殊关系，其实粟特商胡也一直与自己在中亚的故国保持着密切联系。1906年，英籍探险家斯坦因（M.A.Stein，1862-1943年）在敦煌以西的TXIIa号古烽燧下发现9封“粟特语古信札”，断代为4世纪初年，其中数封内容为粟特人从姑臧（凉州，今武威）或敦煌向在中亚的康国(Samarkand)和安国(Bukhara)汇报经商的情况和困难（注：参见前引张广达文，80页注2。）。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破姑臧灭北凉，在凉土贩货的粟特商胡悉数被掳往当时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经粟特王遣使请求，这些俘虏才被允许赎出。研究者认为，粟特王向北魏提出赎还商胡，说明聚居凉州的粟特人一直与祖居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注：参见前引吴玉贵文，305页。）。
近年在中国北方广泛发现的有关中西交通的遗迹遗物，证实了粟特商人在丝路沿线开展各种交流，内容丰富而活跃（注：参见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2期，111-116页；宿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及“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条，676-681页；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2期，173-190页；齐东方、张静《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凸出圆纹切子装饰玻璃器》，《创大亚洲研究》16号，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1995年3月，53-61页。）。“从文献记载和丝绸之路上的某些文化遗址来看，他们不仅在发展东、西转贩贸易上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在传播文化、促进多国之间的政治往来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注：同前引张广达文，71页。）例如，经过这条道路从西域传到新罗的除了上述玻璃器之外，还有各种香料、瑟瑟、玉石玉器、氍锼毾镫、罽、孔雀尾、翡翠毛、苜蓿、花树对禽纹金具、立树双鸟纹刻石、嵌玉金饰短剑乃至挂陵和兴德王陵前的胡人翁仲等等，此外，西域的许多乐器、杂技、工艺技法也都传到了新罗（注：参见穆罕默德·坎苏《新罗、西域交流史》第Ⅳ章第3、4节，汉城檀国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236-284页。）。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日本与新罗积怨甚深，日本朝廷时有征伐新罗之议，因而渤海立国以后，尤其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钦茂嗣立转而密切与唐帝国的关系，为日本朝廷保持与唐帝国的联系提供了一架无可替代的桥梁（注：参见前引宋成有文，13-16页。）。日本学者曾经研究过火祆教传入日本及其在日本的影响问题（注：参见伊藤义教《火祆教之传来》，《东亚的古代文化》1987春·51号，142-161页；木村千惠子《试释天武天皇的挽歌“燃烧的火”》，同前刊同号，162-180页；伊藤义教《有关法隆寺传来的香木铭》，同前刊1988冬·54号，96-105页；同作者《我之“从西域到日本”》，同前刊1988秋·57号，67-79页，等等。参见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3页。），学界公认，这种波斯宗教在东亚的流传多半与昭武九姓胡即粟特人的活动有关（注：参见前引张广达文，77页。参见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蔡鸿生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1页。）。近年人们在渤海国赴日使团的名单中发现了出身史国的粟特胡人史都蒙以及出身安国的粟特胡人安贵宝的名字（注：参见前引铃木靖民文，19页。），更为祆教东传日本及其途径添一佐证。
当然，上述文化交流的成就未必都是粟特人的功劳，唐朝商人、渤海商人、新罗使者、日本使者等都曾积极参与其间（注：参见田边胜美《粟特美术中的东西文化交流——乘狮子娜娜女神像的文化交流史分析》，《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0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年，213-277页。），甚至在中亚古康国都城遗址Afrasiab的壁画上也都出现了朝鲜人使者的形象（注：参见穴泽和光、马目顺一《关于康国都城遗址(Afrasiab)出土壁画所见之朝鲜人使者》，《朝鲜学报》80辑，1976年，1-35页。）。无论如何，这条传播交流的路线主要是传统丝路的东向延伸应当是没有疑义的。
三
其实，俄国学者最初也承认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包括东北亚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如前所述，“黑貂之路”一名最初就曾被夏富库诺夫本人用来称呼东汉时代挹娄貂输入中原内地的贸易路线。然而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认为：从6世纪初到14世纪末，除了直接从当地民族手里获取黑貂皮等极为贵重的商品之外，“粟特人不得不在丝绸之路以外另辟一条通向东北亚的贸易道路的理由是，丝绸之路经由许多国家的领土，而这些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平的，对于贸易商队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黑貂之路的大部分在政治关系上是平稳的，通行是完全的，能够维持不间断的运转。”（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0页。俄国学者论证和断代的根据还有诸如“室韦”一名为塔吉克语沼泽之意，黑水靺鞨首领称号“莫拂”一词为古伊兰民族称呼东方皇帝即天子用语，等等。这些需要专门考证，本人拟另撰文讨论。）问题在于，丝路沿途的政局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交通贸易？同时欧亚草原上的政治关系就一定平稳吗？
先谈第一个问题。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时代，由于中国南北政治对立，丝绸之路的走向在中国境内有一些变化，主要是河西走廊与经由青海的“河南道”的更替。
早在汉代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归国时，为了躲避当时占据着河西走廊的匈奴，就曾“并南山欲从羌中归”（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说明当时在沿南山（昆仑山及其支脉）东西分布的诸羌之间，已有一条辗转连接的交通路线。晋、南北朝时期，从辽西徙居的吐谷浑排挤诸羌，据有今青海黄河以南地区，受南朝封为河南王。由于南北对立，东晋南朝经吐谷浑同西域及漠北柔然联系，从而发展了益州（今四川）至鄯善（今新疆若羌）间与河西走廊平行的“河南道”（注：参见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168-195页。）。大概由于沿途相对安定一些，有的北朝人如宋云、惠生西行取经也走这条道。1956年，在青海西宁旧城内发现大约5世纪末埋藏的盛贮金属货币的陶罐一件，其中银币约在百枚以上，后来收集到76枚，都是萨珊波斯国王卑路斯（Pirus，459-484年）时代所铸（注：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166页。），可以看做是5、6世纪时河南道上东西交流繁盛的证据。
北魏后期的都城洛阳，更是当时中外人士汇聚、文化交流的最大中心。据当时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水、洛水之间，御道两旁尽是安置四方来客居住的宾馆和住宅小区。道东有四馆：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龟兹馆；道西有四里：归正里、归德里、慕化里、慕义里。东方来客安置在扶桑馆，赐给慕化里的住宅；西方来客安置在龟兹馆，赐给慕义里的住宅。“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夸大，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据说当时在洛阳，外国人因为喜欢中国风土民情，留下居住的不可胜数，因而产生了一万多家归化侨民。他们居住的地方街巷整洁，住宅整齐，人烟稠密，绿树成荫。更重要的是，天下难得的贵重货物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为此，在洛水以南专门设置了一个“四通市”，顾名思义，就是沟通天下四方的市场（注：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60-161页。）。
分立时期尚且如此，隋唐中国统一，交通安全有了保证，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交流出现空前盛况自不待言。
再谈第二个问题。这里主要涉及的是漠北蒙古高原、阿尔泰山区和南西伯利亚。
北方广阔的欧亚草原(Eurasia)是古代游牧民族借以立国的地区，也是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并在世界历史上几度引起民族大迁徙浪潮的通道（注：参见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261页。）。自北匈奴西迁以后，东胡鲜卑族移居匈奴旧地，逐渐强盛起来。魏晋时期，北方草原上活动的主要是鲜卑各部。西伯利亚(Siberia)一名的产生可能就与鲜卑当年的活动有关。鲜卑拓跋部南迁建北魏，东胡柔然的势力崛起于北方草原。4、5世纪之交，柔然首领社仑北侵高车，兼并诸部，扩张势力，同时与北魏形成对立。北魏曾多次派大军远袭柔然，造成柔然不断有部落西徙。由于柔然扩张，迫使匈奴余种
哒(Ephthalites)自阿尔泰山南迁和阗以西的葱岭（帕米尔）地区，并于5世纪中叶攻灭后期贵霜，在大夏故地建国。高车本来在大漠南北（今内、外蒙古）与柔然杂处，双方经常发生战争。486年，高车分裂，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率十余万落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自立为王，高昌亦脱离柔然控制而依附高车。高昌西北本是悦般人分布的地区，悦般自448年遣使北魏后不再见于史籍，可能是并入高车了（注：参见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100-103页。）。
6世纪中叶，原服属柔然的突厥(Turk)部落兴起于阿尔泰山南麓。546年，突厥灭高车。552年，突厥破柔然，从而建立起强大的突厥汗国。567年，突厥与萨珊波斯共灭哒。从此，东起辽河上游，西至咸海，南达帕米尔山区，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域，都落入了突厥汗国的控制之下。
然而，诚如《中世纪欧亚草原》的编者所指出：“整个突厥汗国的历史充满了战争和内乱。”（注：参见V.A.马基里尼科夫等编《中世纪欧亚草原》(StepiEvrazii v 
srednevekhov'ya)第一部第2章《6-10世纪西伯利亚古迹》，莫斯科“科学”出版部，1981年，29页。本书为前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80年代策划的巨著“20卷本苏联考古学”之一，该书不分卷次，编好一卷出一卷，到80年代末仅出了9卷，以后可能夭折了，洵为学界重大损失。）581年，突厥他钵可汗病死，突厥汗国出现了五可汗并立的局面，经过几年混战，583年正式分裂为北突厥和西突厥两个汗国。此后双方挐斗不已，北突厥南下投靠隋朝，西突厥由于内乱也向隋朝表示臣服，阿尔泰山区和蒙古高原则为反叛的铁勒诸部所据有。隋末唐初，突厥一度强盛，但恢复了元气的唐朝很快便联合漠北薛延陀于630年消灭了北突厥汗国；646年，唐朝又出兵漠北，在九姓铁勒的配合下消灭了薛延陀汗国；650年，唐朝追兵至阿尔泰山，消灭了北突厥的残余势力。西突厥十姓部落连年内战（注：详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8-12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75页以下。），汗国终于在657年也被唐朝消灭。但事情并不止此，吐蕃（629-846年）势力接踵而至，在西域与西突厥余部通谋连兵，使唐朝的安西四镇几经弃置。7世纪末西突厥诸部势力重组，突骑施从中兴起。东边受唐朝安置的突厥降部也于682年重新起事，征服了漠北九姓，并于711年左右一度吞并了突骑施汗国（注：参见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46页；拙著《唐朝对突厥的战争》5章1、2节，华夏出版社，1997年，118-125页。）。只是好景不长，716年默啜可汗在镇压漠北九姓的叛乱中遇刺身亡，东突厥从此一蹶不振。734年毗伽可汗被毒死，汗国陷入长期内战，经历几个短命的可汗之后，九姓回纥联合拔悉密、葛逻禄于744年另起炉灶，并于次年最终消灭了东突厥。（注：参见拙著《唐朝对突厥的战争》4章4节，112-115页。）
回纥（后改称回鹘）汗国从来未能成为整个北部草原的霸主。阿尔泰山以西的三姓葛逻禄一开始便自立叶护，与回纥争强，于8世纪七八十年代征服突骑施，南迁七河地区。据有南西伯利亚的黠戛斯则一直与回纥为敌，《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际坚昆》：黠戛斯“常与大食、吐蕃、葛禄相依仗。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结果是回鹘在与黠戛斯争斗20年以后，竟于840年被后者扫灭，赶出了蒙古高原。
回鹘汗国的崩溃为锡尔河流域的乌古斯(Oguz)部落联盟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寄蔑(Kimak)部落联盟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寄蔑原居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9世纪末，其势力向南扩展到了七河东北和准噶尔—阿拉套地区，同时在游牧于咸海一带的乌古斯东北边出现了钦察人(Kipchak)。到11世纪初，寄蔑的政治威权把钦察人也囊括了起来，这一寄蔑—钦察部落联盟占据了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沿岸的大部分草原（注：参见前引《中世纪欧亚草原》，30-31页。）。东边的蒙古高原则于10世纪就落入了契丹人所建辽朝（916-1125年）的治下。
由此可见，中世纪欧亚草原上的政治关系并不比传统丝绸之路所经的南部绿洲更平稳。
其实，粟特人未必会从中亚直接到东北民族手里获取黑貂皮，更多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沿途经商，转贩贸易。在蒙古高原北部和南西伯利亚发现的中亚器物也可以经由其他途径到达那里，例如《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所收贾耽《皇华四达记》佚文所列唐朝边州入四夷大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就详细记载了从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南）经乌德鞬山（今蒙古杭爱山）回鹘衙帐，至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北岸富贵城，再北至骨利干（今俄国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又西至都播（今俄国图瓦自治共和国），再北至坚昆（今南西伯利亚）几千里的路程和沿途主要地点、驿站。而回纥汗国的第二代可汗葛勒可汗磨延啜在其纪功碑（即古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中说：“我于鸡年（757年）让粟特人、汉人在仙娥河畔建造了富贵城。”显然，粟特人更可能是从中原到这里来的。
俄国学者夏富库诺夫还说，粟特胡人安禄山叛乱时，丝绸之路大部分在唐朝朝廷控制之下，他能同装备充实的唐朝大军作战，其武器装备、军需物资甚至兵员补充只有通过黑貂之路才能从中亚得到（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6页。）。然而据研究，“安禄山在起兵之前，派遣粟特商胡往各地兴贩贸易，并招各地商胡来输运外国珍奇财货。《事迹》记安禄山多次进贡给玄宗金银器皿等物，玄宗回赐品价值也不可轻估。这些商业兴贩所聚之财和进贡回赐所得之物，都构成安史叛乱的经济基础。”（注：同前引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241页。）而安史叛乱时，所谓“黑貂之路”所经之地大部分控制在回纥人手里。众所周知，回纥人曾两次出兵并最终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说安史经回纥运兵纯属信口开河。
所以，本文的结论是：（一）“黑貂之路”就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提供了一种说法，但目前尚难令人首肯，更不能取代前人已有的说法；（二）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三）《旧唐书》卷198《西戎康国传》说粟特人“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广袤富饶的中华大地为古代东北亚与世界的文化联系提供了最佳途径，它并未因绿洲各国的政治关系变动而被取代（注：参见前引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后论，264-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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