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政教化机制试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机制论文,廉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中，教育是基础，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其重点是各级官吏。中国具有四千多年连续发展的灿烂文明史。在与腐败吏治的长期较量过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吏治文化，形成了隆礼、重民、贵廉、崇教、明法的一整套的官德规范，形成了包括选举、回避、制衡、考课、监察、惩罚等在内的完备严谨的治吏体制，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影响巨大的吏治文明的主干。其中，在对官吏的廉政教化方面，中国古代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制。立足国情，大力弘扬中华文明重视廉政教化的优良传统，从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吏治文明中寻求历史的智慧，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入仕前的廉德感化
中国古代学校是造就官吏的重要场所。读书、考试和做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何使未来的官吏在学校教育阶段就打下坚实的廉德基础，是历代君主所关心的一件大事。中国古代主要通过教学内容与考试内容的控制来保证廉政教化的实施，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制度。
1.教之以儒学
孔子传授学生的六种教材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为什么选用这六种教材呢？他解释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1]显然，孔子意在寓道德教化于知识学习之中。
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除极短的时期以外，大体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儒家学说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儒家典籍也就成了封建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汉代学校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京师长安设有“太学”，地方郡国学校的设置也较普遍。在“太学者……教化之本原也”[2]思想的指导下，各级各类学校都以《诗》、《书》、《礼》、《易》、《春秋》即“五经”为教学内容。《诗》即《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书》即《尚书》，是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汇编。《礼》即《仪礼》，后来加上《周礼》、《礼记》，合称“三礼”，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春秋》是一部编年史。自汉代到清代，“五经”一直被钦定为官学的正规教材。宋代太学教育内容在原有儒家经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种儒家经典，简称为“四书”。《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一书中的篇章，被宋代理学家从中分离出来，分别成书。《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四书”文字虽然不多，却包括了儒家的政治纲领、伦理思想和哲学观点，因而倍受统治者的推崇。
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材最便于向学生灌输廉政思想，进行廉德教化。这是因为以礼为中心的儒家伦理观念，特别强调人的素质和品德修养，其中有许多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人们珍视。
（1）“为政以德”思想
《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认为只有把道德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去，用道德手段治国安民，才能真正把国家治理好。孔子所讲的“为政以德”，实质上是中国古代统治经验的总结。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通行的是君主人治的政治程序，诚如《礼记·中庸》所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人治政治下，国家兴亡，系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英明与否。统治者的错误问题，无法通过与民主相应的制度来解决，只有靠统治者自身的道德来制约。君主有道，则天下安定，政治昌明，如唐初、明初；君主无道，则天下汹汹，政治黑暗，如秦末、隋末。因此，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清官”、“明君”的出现上。正所谓“德，国家之基也”[3]，因此，强化道德这种“内心立法”的建设，在古代社会往往是真正可行的办法。
（2）“克己自省”思想
既然“德”在治国理政中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培养“德”呢？克己自省就是儒家向人们指点的一条修养之路。孔子主张“克己”、“修己”、“自戒”、“自讼”、“自省”、“自责”、“约”，要君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4](P5—6) 孟子讲“养性”、“养身”，谈“良知”、“良能”，宋代理学家主张“尊德性”。明代王阳明要人们下“省察克治之功”，把身上一切好色、好货、好名等欲望“扫除廓清”。总之，中国传统文化都特别强调道德的修养践履， 强调道德的主体能动作用，认为这是知善、行善并达到成圣成贤的关键。
（3）慎独思想
所谓慎独，就是做人要表里如一，有人无人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礼记·中庸》说：“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又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郑玄注云：“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慎独是个人品德修养的较高境界。唐人欧阳詹写过一首《暗室箴》，认为坚持操守，不是为了别人；做了坏事，也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须知头顶三尺有神灵，无论如何隐瞒都难逃天神的明鉴。
（4）修齐思想
儒家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品德修养和仕途晋升的发展规律，这是基于封建家族统治的特点而形成的。格物，是说接触伦常之事；致知，是认识和掌握处理伦常关系的道德准则；诚意，是说慎独而不自欺；正心是说摒弃情感活动，修身是中心一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内容；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目的。抛弃其中在家事父，在朝事君的封建成份，包含其中的合理内核仍光芒四射。它所强调的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追求目标，就是在今天，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5）忧乐思想
在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上，儒家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见利忘义”。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P143) 孔子对颜回清心寡欲大为称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4](P121) 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P76) 儒家这种以义统利、不因利而害义的苦乐观，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官廉吏。 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思想，将封建士大夫的苦乐观上升到了最高境界，使人们对苦乐的态度超越了独善其身的个人修养的范畴，体现出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和对民族的义务感。
（6）清廉思想
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廉耻。从没有廉耻到有廉耻，则终身不再有羞耻之累了。《礼记·中庸》：“贱货而贵德”，“临财毋苟免”。唐人古之奇曾为县令们写过一道《县令箴》，要求县令们临政应当“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坚，如松之贞，如剑之利，如镜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7）民本思想
孔子主张节用而爱民。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P573) 又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P70) 荀子提出：“天生之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6](P332) 主张节用而裕民。许多清官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深受“民本”思想的影响，并躬身实践，爱民如子，为民请命，严惩贪官污吏，平反冤案，反对特权等。
（8）舍生取义思想
儒学并不完全消极地教人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当道义、真理遭到邪恶亵渎时，儒家同样要求人们坚持道义，勇敢地向丑恶开战。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P337) 孔子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P191) 《孟子·滕文公下》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儒家这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及不淫、不移、不屈的思想，充满了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勇斗奸恶、执法如山、不畏权贵、一身正气的清官廉吏。
总之，儒家经典中饱含了道德修养的思想。以儒家典籍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可以让学生在熟读“四书”、“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地接受“为政以德”、“自省”、“慎独”、修齐、忧乐、清廉、民本和舍生取义等思想的灌输，在不知不觉之中培养出学子们的高尚品质和君子人格。
2.考之以廉德
考之以廉德，即将儒家经典以及有关廉德教化的内容列入考试范围。
从考试内容可以看到：汉代太学的学生——博士弟子，他们在校学习时要求精通一经（即一部儒家经典），经考试合格后才授以官职。这么一条硬性规定，使得不少学生刻苦读经。
在隋唐科举考试中，明经科主要考《礼记》、《春秋左氏传》、《尚书》、《周易》、《诗经》、《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明经又因所考内容，分为五经、三经、三礼、三传等类。明经通常考三场，先考贴经（类似填空），次考墨义（类似默写课文），最后考时务策（类似时政）。进士科也要先考贴经。
宋代科举考试内容仍然是《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以经义取士，一度废除了唐代的诗赋考试。
元代考试尤其注重经义。经义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选题，以朱熹有《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
明清时期的乡试、会试，考官只准在“四书”、“五经”内命题。
将儒家经典列入必考范围，既是儒家经典作为教学内容的逻辑必然，又可以通过考试这一刚性约束保障学子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从而使廉德规范在学生头脑中反复强化，深深扎根，成为日后廉洁从政的道德支柱。寓廉政教化于学校教育，通过鼓励兴办学校教育来推进廉政教化，使廉德教化与学校教育融为一体，实为中国古代从政教育的一大特色。
二、入仕后的廉政教育
官吏走马上任后，其廉洁与否，会直接造成不同的施政后果。为此，进一步加强对官吏的廉政教育，显得更为迫切。中国古代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对执政官吏进行廉政教化。
1.经常训诫，春风化雨
对官吏进行廉政训诫，使廉政思想如春风化雨般滋润官吏的心田，让他们从内心深处就不想贪、不愿贪，是有效防止吏治腐败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一件需要常抓不懈的艰苦工作。在中国古代，不少帝王对官吏的廉政教导，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绞尽脑汁。一般而言，他们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劝导官吏：
一是对新任官吏，由皇帝亲自接见，面授机宜，谆谆告诫。如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新选了一批守令前往中原任职。临行前，他考虑到这些初授职位的官吏往往经济拮据，负债累累，容易侵渔百姓，于是一方面发给他们一定数额的养廉银，一方面则嘱咐守令们不要“渔民以自利”，勉励他们做一名“循吏”。他训诫道：“尔等宜体朕意，善拊循之，毋加扰害。简役省费，以厚其生，劝孝励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特民有受惠之实，即汝亦获循良之名。”[7]即使不是新任官吏，皇帝也常常给予劝谕。有一年，“天下州县官来朝”，朱元璋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8](P477) 朱元璋又曾开导户部官员：“国家赋税已定，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使民得尽力农桑，自然家给人足。何事聚敛也？”[8](P477) 《明会要》卷四十六记载：洪武元年正月，天下府州县官来朝。陛辞之日，朱元璋告诫他们说：贪官最为愚蠢，“若移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何事不成？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不思守法以保之，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皆非己有”，“汝等之官，宜鉴彼前非，勉于为善，则永安禄位矣。”
二是通过送箴言、刻石铭、著书立典等方式劝谕官吏廉洁自律。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君主孟昶曾经给地方官吏24名箴言。后来的宋太宗摘录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亲手书写，赐给州县，立在衙门大厅面前，称为《戒石铭》。
为强化官吏的廉政教育，唐代武则天曾组织编写了《臣轨》一书。武则天在序言中明确写道，编写此书就是为了“发挥德行，熔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书成之后，她自署其名，以示郑重。为了使劝诫官吏的肺腑之言能让更多的官吏知晓，从而发挥更大的教育作用，朱元璋甚至将自己的训诫之言编入《大诰》之中。《大诰初编·谕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详细记载了朱元璋的一次生动讲话：
诸衙门官到任，朕尝开谕：无作非为，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以德助朕，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之间，千万年不朽，永为贤称。去后，曾几人依朕所谕？到任之际，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使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致使衔冤无诉。纵然欲诉，下情不能上达。间有达者，朕知其然，擒奸贪，获无道，置之极刑，或加流窜，刑以徒役，决以笞杖，是非分明。死者且已，生者以是饰非，谩朋友，诳乡曲，皆日本身无罪，乃云朝廷刑暴如此，谤讪者多矣。朕尝开谕之际，甚是明白，往往不依朕言，反自取祸。……临刑赴法，方才神魂苍惶，仰天俯地，张目四顾，甚矣哉，悔之晚矣！岂止晚矣，终不获生。如兵部侍郎王志，为勾补逃军等事，受赃二十二万。朕亲问之，尔贪何若是？对曰：“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曰：“今如何？”对曰：“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呜呼！免何难哉，其不用心尔。
朱元璋的这段讲话，实在，传神，在理，若良知未泯，读此当如芒刺在背，小心为官。
一些帝王在宫中与大臣们促膝交谈，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颇有感人之处。吴兢《贞观政要·贪鄙》记载了唐太宗与大臣们的一些谈话，读来令人感慨不已：
朕终日孜孜（勤勉不怠），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案发），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这一番忠告何等语重心长，入情入理！其对官吏们的感化作用，不言而喻。
三是要求各级官吏特别是朝廷重臣管束好子女。唐太宗曾说过，功臣子弟多是凭藉祖、父之荫而得大官，因而很少有才行，往往奢纵不法。他不止一次劝告大臣们管束好子女，不要让他们胡作非为。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诸子们生于后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从小锦衣玉食，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百姓之劳苦的现实，带着皇子们深入村头农家，体验农民们栉风沐雨、吃粗粮、住茅棚的艰辛生活。
一些清官也十分重视约束部下，教育家人。如北宋大清官包拯立下的家规，为后人所钦佩。明代清官海瑞为杜绝送礼之风，专门发出告示，《海刚峰集·禁》记载有海瑞对送礼的本质的提示：“实有所希求”，“他日禀公事，取私债，多科钱粮，占有便宜，得以肆行无忌也”，投入与产出之比是“出其一而收其十”，害民不浅。为此，他严肃指出：“今后凡有送薪送菜入县门者，以财嘱论罪。”也有不少官员以官箴形式教育所属吏员勤政守法，廉洁爱民。如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元代张养浩、明代薛瑄及清朝郑端、石成金、汪辉祖等，都有官箴于世。
2.旌表廉吏，弘扬正气
在中国古代社会，地方官吏往往如狼似虎，对百姓敲骨吸髓。为劝导清廉，不少统治者十分重视奖励良吏。如隋开皇元年（581年），岐州刺史梁彦光治州有方，“廉慎之誉，闻于天下”。隋文帝颁令全国，予以表彰，又奖励小米500石，赐御伞1把，以资鼓励。后来相州刺史樊叔略考绩为“当时第一”，隋文帝又奖励小米500石，并在全国通报嘉奖。
明朝奖掖清官廉吏的方式更多：
一是皇帝赐宴嘉奖。明初廉吏方克勤在任济宁知府时，恤民隐，察民情，解民忧，被省宪考为“六府之最”。方克勤后来奉召入朝，朱元璋夸赞他“善治民”，不仅奖谕有加，而且“赐宴仪曹”，倍极荣幸。
二是优待廉吏。明朝吏部考课地方州县官吏，课分上中下三等。考课完毕，朝廷赐宴，上等者赴宴并赐坐；中等者可以赴宴，但只能站着吃喝；下等者只是列队门口，等候别人吃喝完毕始能告退。这些带有戏剧性的安排，经过朝廷的严肃举行，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三是破格拔擢。御史凌汉为一冤案平反昭雪。一日，被平反者路上遇到凌汉，感激之下邀其饮酒，并以重金相酬。凌汉说：为你减轻处分，是因为你罪并不重，适得其当，并非对你有什么私恩。酒可以喝，但银子不能收。朱元璋得知此事，嘉叹不已，立即将凌汉提升为副都御史。
四是为廉吏立传。中国古代有为廉吏立传的传统。二十四史中的《循吏传》、《良吏传》、《良能传》，宋人费枢的《廉吏传》，都是为清官们立下的德政碑。洪武年间，四川定远知县高斗南廉洁爱民，朱元璋知道他的事迹后，赐给他袭衣宝钞，后又将其姓名列入《彰善录》、《圣政记》，以示劝勉。
3.以贪为耻，警钟长鸣
与旌表廉吏，弘扬正气相对应的，必然是严惩贪赃，打击邪气。中国古代统治者很善于运用典型事例进行反腐倡廉教育，使官吏们始终警钟长鸣，知所戒止。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除贪”条称：“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赎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年）后，“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
隋文帝杨坚甚至派人故意行贿有关官员，一旦有人经不住考验受贿，立即重惩。贵为皇帝的杨坚，甚至手起刀落，亲自临决了一批接受西域贿赂的官员。皇帝亲手处决贪官，故意让人行贿以考验官员是否廉洁，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是罕见的，其警戒作用也是巨大的。
北宋太宗统治时期，侍御史赵永嗣在郑州收税隐没官钱，事情败露被处以弃市极刑。宋太宗及时抓住这一贪污案例对官吏进行廉政教育，下诏各道转运使将赵永嗣案“布告州官以儆郡吏，揭于所居官舍之壁”[9]。
明朝重惩贪官，更是毫不留情。《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三记载：“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帝初即位，惩元政弛纵，用法太严，奉行者重足而立。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谪凤阳屯田，至万余人。又案草木子，记明祖严于治吏，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革。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4.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10]无疑，上级所作所为，本身就是对下级最好的示范教育。
在历史上以节俭著称的隋文帝，很懂得这个道理。他努力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凡穿的衣服，用的物品，坏了即补，补好再用。他禁止地方向朝廷敬献珍玩犬马，还将乐工全部遣散。流风所及，连后宫嫔妃们也不涂脂抹粉，国内男子无论官民，都以穿布帛为荣。
廉政教育是一项净化心灵的艰巨工程，有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中国古代的廉政教化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缺憾，如学校中儒家思想的强化教育，往往使学生成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缺乏治国理政的实际能力，但也确曾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统治人才，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精华仍值得今天珍视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