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下的“正义”之歌——中岛敦《弟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战争论文,之歌论文,弟子论文,正义论文,中岛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岛敦(1909－1942)是一个以创作中国古典题材小说而闻名的日本作家，虽然他因病早逝，在日本近代文坛有如流星般转瞬坠落，留下的作品也为数不多，但诸如《山月记》、《弟子》、《李陵》等作品均被认为是日本昭和时期文学的杰作，至今享有极高的声誉。 由于中岛的创作题材多取自中国及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所以向来被视为“以追求根源、原始状况下的生存样态为特色”①的作家，对其作品的解读也多集中在“人与命运”这一普遍命题上。然而笔者认为，中岛极富社会批判性的早期习作②、前后长达七年的殖民地经历③以及深谙中国政局的叔父和伯父的存在④——这一切主客观因素都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最为关键的是，其文学创作的高峰期恰恰处于中日战争以及在此延长线上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之中，再联系他的代表作虽题材均来自古典，但背景多置于“战争”或“乱世”之下⑤，因此很难断言他的作品里只有纯粹的生之苦恼，而没有丝毫对现实的思考。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结合中岛的手记、书信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来证明中岛晚年作品《弟子》绝非单纯的剖析人性之作(即所谓因执守个人信念而导致悲剧的故事)⑥，而是一曲不自觉间渲染了时代色彩的“正义”之歌。 一、中岛笔下的子路——“精神”与“形式” 《弟子》脱稿于“昭和十七年［1942］六月二十四日夜十一时”，正式刊载于《中央公论》昭和十八年(1943)二月号上。⑦这篇主要取材于《史记》、《论语》、《春秋左传》等中国典籍的小说描写了子路从拜孔子为师到死于卫国政变的半生。在基本忠于原著事实主干的基础上，中岛增添了许多人物性格描写和对话，以塑造一个“精神”至上的子路形象。 在第二章，中岛就写到子路对“形式”的轻视和对“精神”的执著： 虽说终究要归于精神，但是“礼”这个东西不得不都从形式入手，而子路却很难接受由形式入手的途径。［中略］他说有“本”方才有“末”，然而关于怎样培养这个“本”呢，他的实际考虑却不够，因此常常都被孔子叱责。⑧对于以“归于精神”为信条的子路而言，“精神”为“本”，“形式”为“末”，“由形式入手”或者只流于“形式”的行为都不值得称道。比如说，在中国古典中以“为亲负米”⑨而闻名的孝子子路，在《弟子》这篇作品中的孝行却是以“遵从师训，抑制自己，就范于形式”(《弟》：453)为契机实行。自入孔门以后，亲戚们都说粗鲁的子路突然变孝顺了，可是子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仅称不上孝顺，甚至是“净在撒谎”，还不如以前任性妄为让父母为难时来得诚实(《弟》：453)。换句话说，不伴随“精神”而徒有“形式”的孝顺在子路看来只是假孝顺而已。很久以后他意识到父母的老迈并且流下眼泪，这才是真正具备了“精神”之实质的孝顺，也才得以变成“无比的献身行为”(《弟》：453)。 子路将“精神”视为实质的看法还体现在以下这一情节：齐国的陈恒弑君，孔子向鲁哀公进谏伐齐，三次未果。孔子退下后说，自己位居大夫，不得不告。这个典故在《孔子家语》、《春秋左传》、《论语》上都有记载，而且均以孔子的话结尾，表现了孔子在其位谋其政的态度。然而中岛在《弟子》中添加的后文却通过刻画孔子形式主义的一面，反衬了子路重视实质、不流于形式的作风： 子路沉下了脸。夫子所做的事，不过是只图完成形式而已吧？还是夫子的义愤，也就止于走走形式而并不需要付诸实行的程度？ 虽然受教近四十年，可是子路与孔子之间的这道鸿沟仍然无法逾越。(《弟》：479)子路对孔子的不满，归根到底在于他认为孔子的“义愤”(以子路的话来说或可换作“精神”)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才会止于“形式”，对于视“精神”为“本”的子路而言，这是无法容忍的。 在作品的最后，为了救回被挟持的主人孔悝，子路不顾同门师弟的劝阻毅然闯入政变的混乱现场，最终倒在了敌人的剑下。临死之际的子路拼尽全力捡起被砍掉在地的缨冠，重新带好，并且发出了最后的叫喊：“看啊。君子当正冠而死！”(《弟》：482) 关于子路死前的这一举动，木村一信认为这是子路对作为“规范”存在的师——孔子的“同化憧憬”，正冠而死是“子路作为孔子的弟子所到达的一个地点”⑩；但另一方面，子路在明知徒劳的情况下毅然赴死，显然有违孔子“舍身求道亦当因时、因地制宜”(《弟》：474)的教诲，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子路的死是“无谋的犬死”，他“在最本质的行为上与师逆向而行，却又在无关紧要的地方遵从师训”(11)。其实孔子听闻子路死讯后的“潸然泪下”(《弟》：482)足以说明孔子对这个弟子的认可。(12)问题的关键在于，子路是在“食人俸禄，不避其难”(《弟》：480)的信条下挺身而出，以死贯彻君子应有的“义”之“精神”后才坦然履行了君子“正冠”而死的“形式”。“精神”与“形式”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二者虽分先后，却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子路达成了自己的理念，死而无憾。 此外，细读文本还可以发现，是否“犬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子路坚持认为，这世上最重要的不在于“一己之安危”，而在于“舍生取义”(《弟》：474)。在讨论泄冶为了劝诫淫乱的陈灵公而被杀一事的时候，子路和孔子产生了争论。孔子认为泄冶既非灵公的亲人，官不过一介大夫，就想以区区一身而正一国之昏君，这是不自量力，徒丢性命。关于孔子对泄冶之死的这个评价，《弟子》基本遵循了典籍中的说法，然而中岛又在事实的骨架之上添加了子路的意见：“不论结果怎样，忘掉一己之安危而正一国之紊乱，这难道不是超越了智与不智的伟大行为吗？怎么能说是徒丢性命呢？”(《弟》：473)在子路看来，“明知徒劳仍进谏而死，从对国民风气的影响上来看也大有意义”(《弟》：474)。他对舍身求道也要因时因地的说法大为不满，认为孔子的言行中有“明哲保身”(《弟》：474)的倾向。反观之前子路对孔子“形式主义”的批判，可以看出在这篇作品中，子路的形象明显优于孔子。中岛塑造的，是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弟子”。 日本文学研究家唐纳德·基恩在谈到《弟子》时说道： 子路是《论语》中的人物而非中岛的发明，但是在描写传统的东洋师徒关系时他选择了子路这个特异的人物，这一点非常重要。脾性激烈的子路最后与敌人交锋而死，这与其说是孔子的弟子，不如说更接近武士的理想形象。中岛也许是想唤起儒教中的东洋思想的共通性，日本人对正义的单纯的热情并不亚于孔子慎重深奥的智慧。(13)提及《弟子》中子路和孔子争论泄冶之死的情节时，基恩继续说道： 中岛是在残酷的战争期间写下这篇作品的，因此，《弟子》中的这一节也许象征着中岛关于日本在渗透了孔子教诲的东洋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的思考。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人已经宣告自己才是古代中国之荣光的真正后继。日本人有时候会性急地采取一些激烈的行动，但是都伴随着诚实，且充满了实现孔子教诲的心情。更进一步说，当时的日本人必须将外国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从亚洲排除出去。对中岛的高度评价之所以没有因其作品数量之少以及其后的政治变迁而变化，正表明了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中国古典的乡愁以及对中岛作品中潜藏的理想的乡愁。(14)基恩的话在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提出了子路的形象更接近于“武士”，二是他暗示了写于战争时期的这篇作品象征着在“孔子教诲”下日本所处的位置——“古代中国之荣光的真正后继”。简言之，子路是作为“武士”的日本国家的拟人化象征，而子路与孔子的关系则恰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之暗喻。要理解这一暗喻及子路对“精神”的执著，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弟子》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岛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它不可避免地表露了作家在经历了这场历史巨变后的内心体验。(15) 二、《弟子》的诞生 1941年12月8日(16)日本偷袭珍珠港。打着“建设东亚”之名却一直在行侵略东亚邻国之实的日本，终于通过对英美开战这一事实，将国内民众对已持续四年之久的中日战争的疑虑一扫而光。换言之，将“西方”帝国主义也变为对手后的日本，终于向民众“证明”了自身是作为“东亚”代表而战，从而使这场源自九一八事变的战争在“形式”和“精神”上都符合了“建设、解放东亚”的“大义”名分。日本国民高昂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一时泛滥于巷。《弟子》的诞生就源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中岛奔赴南洋前托付给前辈作家的作品相继发表于1942年2月号和5月号的《文学界》杂志，并获得了极大好评，由此声名鹊起，出版社的稿约开始接踵而至。据年谱记载，当年5月5日，中岛接受了筑摩书房社长的访问，约定出版创作集《光与风与梦》，同年7月15日该集得以出版发行。(17)在这部值得纪念的首部作品集中，中岛不仅收录了大约写于十年前、以自己的伯父中岛端(一个具备“旧时汉学者气质和狂热国士气质”(18)的老者)为主人公的旧作《斗南先生》，更新添了一大段类似于后记的文章，可见他对这篇作品有非同一般的喜爱。在添加的这段“后记”中，中岛提到了伯父生前的著作——出版于1912年的《支那分割之命运》。这本书主张，面对西方列强分割中国的现状，日本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充实国力，“挽回支那民族被分割的命运”，因为“20世纪最大的问题就是黄白人种的冲突”，只有将“把白人从东亚驱逐出去”作为日本的“绝大理想”加以实现，才能“救日本，也救黄种人”(《斗》：68)。(19)中岛认为伯父的政治主张“基本说中了要领”(《斗》：68)。无可否认，这是与日本民众当时所相信的“大东亚战争”(20)的大义名分相符合的思想。 如中岛自己所说，《斗南先生》是“一篇私记”(《斗》：67)。可是，将其收录进作品集出版时添加的这段“后记”却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色彩。就连中岛的好友冰上英广在收到他寄来的作品集以后，都在回信中写道：“斗南先生因为这回的添加部分而具有时代意义(？)了。”(21)所谓“时代意义”，显然是指中岛自己也在文中提到了的“大东亚战争”。 从1942年5月5日约定出版到同年7月15日刊行的两个月间，中岛添加了这段“后记”，这段时间正好与《弟子》的创作时期一致，这个事实绝对不容小觑。如果说这段“后记”是对当时日本国家理念的直白认同，那么《弟子》则是这种认同的艺术化结晶。 如前所述，子路之死是他一贯崇尚的“义”之体现，也是他所执著追求的“精神”与“形式”达到融合的接点。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一举洗清了之前持续四年之久的中日战争的非正义性，在“精神”和“形式”上都赢得了为“东亚”而战的大义名分；与此类似，尽管子路有时与孔子意见相左，但是归根到底热爱师父，不让师父遭受“任何浊世的侵害”(《弟》：462)，也恰与日本“确保东亚之安定”(22)的口号相暗合。也许这就是这篇作品的名字历经“子路”、“师弟”(即师父与弟子)而最终被中岛定为“弟子”的原因。(23)这样的题名既暗含了相对于“弟子”的“师”之存在，又归根到底强调了“弟子”的主体性。中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产生的强烈爱国心和自豪感都不言而喻地尽收其中。 三、从卢沟桥事变到偷袭珍珠港——战争年代中岛的心路历程 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日本展开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事变发生以后，中岛在手册中留下了一系列相关记载： 7月12日(周一)北支风云渐变 9月10日(周五)战争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想起了帕斯卡尔/比利牛斯山南边的德，是比利牛斯山北边的罪，云云—— 9月18日(周六)关伯父来信/说正献将出征 10月14日(周四)听说钉本要出征 10月21日(周四)昨夜来电报/熏夫应召将出征 11月22日(周一)借来关于支那的照片 11月24日(周三)在Odeon［影院名］看《大地》 12月2日(周四)11月5日钉本来信，他的部队好像是从杭州登陆 12月12日(周日)南京陷落/有旗帜游行/没去 12月23日(周四)钉本来信(24)该册手记的2月份栏中记有中岛学习帕斯卡尔《思想录》的事项。卢沟桥事变两个月后中岛“想起了帕斯卡尔”，并且引用了“比利牛斯山”的一段话，后者出自帕斯卡尔《思想录》第五章“正义和作用的原因”，原文为“在比利牛斯山的这一边是真理的，到了那一边就是错误”(25)。帕斯卡尔的文章围绕基督教展开，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正义会因为一山或一川之隔而改变，真正的正义应当从神那里发现，只有基督徒才知道人类社会诸制度的真正原因。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部散布谣言称事变是由中方引起，然后打着讨伐中方暴行的口号将战争扩大化。在日本国内媒体群情激愤地将谴责的矛头指向中国(26)、大众对本国行为的正当性深信不疑的情况下，中岛引用帕斯卡尔的话表明了对绝对正义的怀疑以及对这场战争所持的保留态度。从借来关于中国的照片以及去影院观看根据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大地》等等事项，可以看出中岛对中国的关注。而事变后他身边的亲友接二连三地应召出征，挚友钉本久春更是从中国战线写来多封书信，中岛因此极有可能知道日本政府并未真实报道战地情况。 卢沟桥事变之初，日军打算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占领整个中国，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并非其想象的不堪一击。徐州会战后中日陷入持久战，尽管日本从国内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力，却始终没有获得预想中的胜利。长期作战导致的物质匮乏和人员伤亡开始让日本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中岛身边也不乏出征后染病而死的亲人。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岛在1940年左右创作的《古俗》通过“弑父”这一主题，暗示了对以家族国家观为统治基础的政府的反抗；(27)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古谭》系列作品中，他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政治的怀疑。(28) 1941年6月至翌年3月，中岛在当时日本托管下的南洋群岛担任“南洋厅内务部地方课国语编集书记”。在此期间发生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拉开帷幕。关于开战当天的情景，中岛的日记中只有客观的事实记载，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的看法。但是，在写给妻儿的信中，他却明显流露出对于开战的喜悦之情，比如在写给儿子的明信片中说：“日本的海军真强呀。海军的飞机真了不起呀。”(29)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该来的终于来了。怎么样，日本的海军飞机了不起吧。真羡慕你们那边能够自由地听收音机。”(30) 相对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对战争的忧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岛的喜悦明显非同寻常。从同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言论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日本国内唯一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团体“中国文学会”在1942年1月的《中国文学》第80卷卷首发表了《大东亚战争和我们的决意(宣言)》一文，其中便写到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学会同人们的心情转变： 说实在的，我们对于支那事变［当时日本对卢沟桥事变的说法］是难以马上赞同的。疑惑令我们苦恼。我们热爱支那，也因为热爱支那反而支撑了我们的生命。支那成长了起来，我们也得以成长。这种成长是可以相信的。随着支那事变的发生，这种确信被残忍地撕裂而土崩瓦解。残酷的现实无视我们的存在，因此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我们太无力了。现实越逼迫我们承认，我们越是后退，萎缩。就像失去了舵的船一样，在风中迷茫。找不到停泊的地方。［中略］我们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我们埋没了所谓圣战的意义。因为直到今天我们都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在建设东亚之美名下欺负弱者。 我们日本并没有惧怕强者。一切坚定行为的明显化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国民中的一员，还有比这更令人喜悦的事吗？现在正是事实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们的疑惑烟消云散了。美言可以欺人，行为却无法欺骗。建立东亚新秩序、解放民族之事业的真意义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今日的决意……在这个世界史变革的壮举前，支那事变作为一个牺牲是可以忍耐的。曾经为支那事变感到道义上的苛责、陷入懦弱的感伤中而迷失了前途大计的我们，实在是可悲的思想贫困者。 大东亚战争出色地完成了支那事变，将其在世界史上予以复活。如今完成大东亚战争的，正是我们。(31)《中国文学》的同人们正如“宣言”所写的那样，热爱中国并因为这份热爱而对中日战争感到疑惑和苦恼。比起那些盲目相信政府宣传、完全放弃主动思考的人而言，这一部分了解中国并能看清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实在难能可贵。然而，就连他们也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瞬间消除了一切疑虑(32)，这不能不说是“12月8日”产生的魔法效应：原本一目了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因为这一天日本向英美帝国主义开战，它所具有的非正义性就被蒙蔽了。换言之，“西方”的登场让侵略“东亚”同胞的日本终于赢得了为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东亚”而战的绝好说辞。 19世纪西力东渐以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侵略的目标。鸦片战争不仅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给日本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在“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危机感下，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和中国联手对抗西方列强，形成了早期的“日清提携论”。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俄国，作为黄种对白种的胜利，日本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认同。东方对西方、黄种对白种的种族话语在亚洲得以确立。(33)但这场战争的胜利也给了日本作为亚洲盟主来对抗西方的野心。此后日本在“建设东亚和平”、“实现极东繁荣”的口号下展开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黄色人种联合”对抗来自西方的“白祸”不过成了掩盖其侵略行径的幌子而已。竹内好等人之所以怀疑“日本是在建设东亚之美名下欺负弱者”，正是因为与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交战这一事实，与日本一直鼓吹的“黄白”种族话语形成了冲突。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一话语因为“白种人”的登场而复活，处于困惑之中的知识分子由此获得了解脱。中岛在《斗南先生》的“后记”中对于伯父早年提出的黄白人种冲突说等等表示赞同，正是这一集体心理的体现。 中岛的这份爱国心和自豪感毫无保留地体现在子路的形象塑造上。“桀骜不驯”且不免“粗鲁”、归根到底却具有“纯粹的无利害性”、重情重“义”的子路(《弟》：452、453、457)，无疑是“东洋精神”的优秀代表(这也是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大肆宣扬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日本国家的拟人化象征。且看子路毅然赴死的场面： 他从人群后朝台上喊道：“抓孔悝有何用？放开他。杀了孔悝一人，正义派也不会灭亡。”(《弟》：481)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子路叫喊的是“太子要孔悝何用？即便杀了他也还有后继者”(34)。小说刻意改用“正义派”一词，充分体现了中岛在塑造子路这一形象上的着力点，也自然而然流露出时代的气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日本大多数国民沉浸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但是了解日美实力之差的人都知道，这一战日本必输无疑。(35)中岛笔下的子路之所以强调泄冶之死并非徒劳，从对国民风气的影响上来看也大有意义，是为他后来明知无用也冲入政变现场赴死所埋下的伏笔。作为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中岛也许也预知了日本必将战败，但“正义”之战，败又何妨？子路之死的描写无疑包含了作家的悲剧英雄主义情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弟子》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家所作的“正义”之歌，也是一曲“正义”之挽歌。 中岛在病逝前住院期间写下了唯一一篇表明自己文学创作观的散文《章鱼树下》，其中，他直白地表明了对鼓吹战争、迎合国策的文学的不满：“我从没有想过要往自己写的东西里添进时局色彩，更没有想过文学之类居然还能有助于实现国家目的。”然而，他又写道：“作为一个国民忠实地生活着，如果自己是文学者的话，也许不知不觉间就能自然写出点作品来。”(36)在该文的草稿中，这一句话后还紧跟着一句：“而这个作品也许无意识地就能体现出在此时局下的国民性的东西来。”(37)可以说，中岛虽然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反对文学对国策的逢迎和追随，但是对于“自然”流露出的“国民性的东西”却并不排斥。正因如此，才会有《弟子》这篇充满了时代“正义感”的作品诞生。但是，《弟子》虽然不可避免地渲染了中岛自己也避讳的“时局色彩”，却仍然有别于一般的国策文学。(38)至于战后的日本文学史将中岛描绘成黑暗战争时期保持了纯粹艺术馨香的“艺术抵抗派”(39)作家，却是一个成问题的定位。 注释： ①鷺只雄「中島敦」，收入浅井清ほか編『新研究資料現代日本文学』第一巻“小說I·戯曲”，東京：明治書院，2000年，第256頁。 ②比如「巡査の居ゐ風景——一九二三年の一つのスケツチ——」表现了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的绝望现实，其中有暗示关东大地震后虐杀朝鲜人事件的情节。「D市七月叙景(一)」客观描写了殖民地大连的不合理的社会状况。「北方行」则以军阀混战下的中国北京为舞台。 ③中岛因为其父亲的工作关系(中学国语教师)，少年时代在朝鲜生活了六年；工作以后又作为国语编集书记在当时日本托管下的南洋群岛生活了近一年。此外，他还多次因为旅行或探亲前往当时的伪满洲国。 ④中岛敦的伯父中岛端是一个长年活跃于中国大陆的日本汉学者，写有很多关于中国政局的评论(详见中村光夫ほか編『中島敦研究』，東京：筑摩書房，1978年，第329－334頁)。叔父中岛比多吉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文专业，后来参与了伪满洲国“建国”的一系列工作，成为伪满洲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僚(详见中村光夫ほか編『中島敦研究』，第389－390頁)。 ⑤比如「狐憑」中的部落之争、「木乃伊」以波斯入侵埃及的史实为背景、「山月記」的“天宝末年”即安史之乱年间、「文字禍」以亚述的兄弟战争为背景展开等等。 ⑥滨川胜彦认为子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贯彻了“遵循自我性情的指向”这一信念(详见濱川勝彦『中島敦の作品研究』，東京：明治書院，1976年，第278頁)；佐佐木充认为，该作品的主旨在于通过描写子路具有强烈个性的生涯来探讨何谓“真实的生”这一命题(详见佐々木充『中島敦の文学』，東京：桜楓社，1976年，第323頁)；木村一信则认为，中岛的真正意图在于刻画一个“殉于自我性情”的子路(详见木村一信『中島敦論』，東京：双文社，1986年，第147頁)。 ⑦详见勝又浩「弟子」解題，收入『中島敦全集1』，東京：筑摩書房，2001年，第592－593頁。 ⑧中島敦「弟子」，收入『中島敦全集1』，第452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⑨子路家贫时竭尽孝道，为父母从百里之外背米回来，得志后丰衣足食，双亲却已不在。孔子评价他侍奉双亲“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详见《孔子家语》卷二，致思第八，塚本哲三編『漢文叢書 小学·孝経·孔子家語』，東京：有朋堂書店，1921年，第346－347頁)。 ⑩木村一信『中島敦論』，第146頁。 (11)奥野政元『中島敦論考』，東京：桜楓社，1985年，第204頁。 (12)值得一提的是孔子落泪的这一情节虽然有典籍可据，却是在中岛斟酌之后添加上的，由此可见作家意欲强调孔子对子路的认可(详见「弟子」草稿「子路」，收入『中島敦全集2』，東京：筑摩書房，2001年，第596頁)。 (13)Donald Keene,Dawn To The West,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Era,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84,p.943. (14)Donald Keene,Dawn To The West,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Era,p.944. (15)1941年6月底至翌年3月，中岛作为国语编集书记任职于当时日本的“南洋厅内务部地方课”，在南洋期间的八个月里，中岛奔忙于各个岛屿间的公学校进行教育视察，没能从事预想中的执笔写作。1942年3月底回到东京后因为生病休息了近一个月，至执笔《弟子》的6月为止，只应出版社的要求改动了一些旧稿，据此可以判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新创作的作品当以《弟子》为首(详见『中岛敦全集别卷』，東京：筑摩書房，2002年，第504－509页所载中岛敦年谱1941年至1942年项；另见『中岛敦全集3』，東京：筑摩書房，2002年，第632页及649页中岛写给其妻的书简)。 (16)偷袭珍珠港发生在日本时间12月8日凌晨两点左右，夏威夷时间12月7日清晨，但是12月8日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很多作家和诗人都以此为题写下过作品，比如太宰治的《十二月八日》等。拙论以探讨日本当时的思潮氛围为目的，故采用12月8日说，下同。 (17)详见『中岛敦全集别卷』，第508－509頁。 (18)中島敦「斗南先生」，收入『中岛敦全集1』，第44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9)另可参见中岛端『支那分割の運命』，東京：政教社，1912年，第219－235頁。 (20)日本当时对太平洋战争的说法，此处遵照「斗南先生」原文引用，后文中出现同一词句时均加引号注明。 (21)氷上英廣来簡，收入『中岛敦全集别卷』，第434頁。问号为原文所有。 (22)1941年12月8日日本宣战诏书，收入《太平洋战争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60页。此处的“东亚”在很大程度上特指中国。在历史和文化方面长久以来受益中国良多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却先于中国一步实现了近代化，正是这种超越给了日本作为“亚洲盟主”来对抗西方的野心，也成了近代日本轻视中国的契机。 (23)详见勝又浩「弟子」解題，第593頁。 (24)中島敦1937年手帳，收入『中島敦全集3』，第404－407頁。此处只引关于中国的部分，其余事项从略。 (25)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7页。 (26)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相关报道，中方的“非法射击”成为关键词被反复强调(参见「不法射擊に我軍反擊」，载『東京朝日新聞』夕刊，昭和十二年七月八日；「支那軍の不法から 数時間銃砲火を交ゆ 今朝の北平郊外蘆溝橋」，同日『大阪毎日新聞』夕刊)。几天后更是发表政府声明，称“发端于支那军的非法射击”的“此次事件完全是支那计划性的武力抗日行为，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详见「声明」，载『東京朝日新聞』夕刊，昭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27)1937年3月日本文部省为“明确国体，振作国民精神”而编写的《国体的本义》一书强调天皇与国民“义乃君臣，情兼父子”，主张“忠孝一体”是日本国体的精华；而中岛的《古俗》却通过“弒父”这一主题对此进行了反讽(详见拙论「中島敦『古俗』論——〈父殺し〉の物語」，载『百舌鸟国文』第22号［201]年］，第57－73頁)。 (28)参见拙论「中島敦『狐憑』論——記憶装置としての『物語』」，载『阪神近代文学研究』第14号(2013年)，第82－92頁；「中島敦『文字禍』論——ポ一ル·ウァレリ一の政治論を参照軸に」，载『論潮』第6号(2014年)，第382－394頁。 (29)中島敦1941年書簡，收入『中島敦全集3』，第652頁。 (30)中島敦1941年書簡，收入『中島敦全集3』，第653頁。 (31)『竹内好全集』第十四卷，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294－298頁。据中国文学会核心人物竹内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的日记记载，这篇文章由中国文学会的同人们开会商討后写于1941年12月16日，无署名发表于『中国文学』第80号卷首，其后收录于『日本と中国のあぃだ』編集付記、『竹内好全集』第十四卷(详见『竹内好全集』第十四卷解题，第507頁)。 (32)再比如当时改造社《文艺》杂志的编辑高杉一郎在战后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期间，我们虽然处于惰性的无精打采的状态，但是一直都是抱有抵抗意识的”，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一夜之间就像自我麻痹了一般，扔掉了抵抗意识，牢牢陷入了圣战思想中”(详见高杉一郎「『文芸』編集者として」，载『文学』第26巻第4号［1958年］，第77頁)。 (33)191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强调了中日两国提携共进的重要性(详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3－14页)。1924年底孙中山应邀在神户做的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说中提到了日俄战争时日本的胜利给全亚洲带来的希望以及自己亲眼所见的阿拉伯人的欢喜之态(详见《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402－403页)。另，尼赫鲁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幼时经历的日俄战争时说，作为亚洲一员的日本的胜利给了全亚洲极大鼓舞，所有的亚洲人对此都感同身受(详见ジャヮ一ハルラ一ル·ネル一『父が子に語ゐ世界歷史4』新版，大山聡訳，東京：みすず書房，2002年，第181頁)。 (34)塚本哲三編『春秋左氏伝』，東京：有朋堂書店，1921年，第738頁。 (35)1941年日美重要战略物资生产力之比为1对77.9(详见『昭和史事典 事件·世相·記録』，東京：昭和史研究会編，1984年，第284頁)。另，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对日本的战败做过预言，陆军中将石原莞尔也毫不讳言日本将战败，甚至打比方说日本“兜里只有一千日元却想买一万日元东西”，而美国“揣着一百万日元只买一万日元东西”，二者实力之差不可同日而语。除了这些军方的人，一个在美国生活过多年的日本主妇，仅从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肥皂、洗衣板、马桶的质量，就看出了日美两国的产业实力相差悬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后表明了自己的“绝望”之情(详见橋本文三、今井清一編著『果てしなき戦線』，東京：ちくま学芸文庫，2008年，第41－54頁)。 (36)中島敦「章魚木の下で」，收入『中島敦全集2』，第23頁。 (37)中島敦「章魚木の下で」，草稿，收入『中島敦全集2』，第598頁。 (38)关于国策文学，一般是指日本战时“朝向国策倾斜”、“在权力的要求或强制下促进政治与文学的政治主义结合”的文学作品。典型代表为火野葦子的「麦と兵隊」、「土と兵隊」、「花と兵隊」三部曲(详见久松潜一編『新版日本文学史7 近代Ⅱ』，東京：至文堂，1971年，第1009－1013頁)。 (39)参见三好行雄編『近代日本文学史』，東京：有斐閣，1975年，第140頁；有精堂編集部編『講座昭和文学史』第三巻，東京：有精堂，1988年，第34－35頁。标签：太平洋战争论文; 中岛敦论文; 战争论文; 中岛论文; 孔子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国学论文; 读书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