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社会变迁中的经济发展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8）05－071－10
西藏在50多年间的变化即是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明显的呈现出伴随着社会结构大变动的经济发展态势。通过对1950年以及1959、1965年以来，尤其是对1994年以来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察，①可以明显地看到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社会的变化，即符合经济学特指的发展（Development）是一个多项结构变动的运动，其目标不可能仅由少量纯经济指标所囊括。② 西藏尽管仍然是中国发展中的区域之一，但在中央政府、兄弟省市的关心、支援下，经过自身的努力奋斗，完全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奠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对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清醒地予以认识和阐释。
一、当代西藏社会变迁中经济增长的观察
西藏社会变迁这个命题，其实就是西藏社会转型内涵的田野考察和理论研究的展现。当代西藏社会变迁，主要指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藏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组成要素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西藏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后，社会的变迁是显著的。但是，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一个走向现代的西藏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而这个认识，除了媒体的介绍和一些学者的田野考察的结论外，主要还是通过对西藏经济增长的直观印象得来的。对理性的研究者来说，这个印象应当用数据予以证实。
1950年以前，西藏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自然经济形态十分明显，经济运行主要依靠以庄园经济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形式进行循环，没有现代工业，只有牧业和少量农业、手工业。1950年以后，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带有现代色彩的工厂；1954年青藏、川藏公路通车，为西藏地方提供了打破封闭的契机。而真正意义的社会变迁，始于1959年的民主改革之后；1960～1964年，西藏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标志着西藏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至此，西藏社会整体结构及其组成要素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构成了西藏社会变迁的依据。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大系统之中的子系统，西藏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1994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形成，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不仅建立了现代工业、交通、农牧业，现代服务业和社会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工业建设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末，先后建立了电力、采矿、毛纺、食品、印刷、建材、机械加工等10多个行业；与此同时，西藏的交通也快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公路、航空、铁路、管道、水运的立体运输网络；近十多年来通信、金融、咨询、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也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局面；现代意义的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在40多年的时间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经济社会的多角度对西藏社会变迁的观察，最直接的还是经济统计数据：③
西藏民主改革初期的1959年，西藏生产总值（GDP）仅为1.74亿元，到2007这一数据已变为342.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59倍，年均增长8.9％。西藏每天创造的生产总值由1959年的48万元，扩大到2007年的9，375万元。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生产总值每年都有两位数的增长，年均增长13％左右，高于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3.2个百分点。统计表明，几十年来西藏的人均生产总值不断跃上新台阶：1959年西藏人均为142元，1989年人均首次突破1，000元大关后，2001年跃上5,000元台阶，2006年跃上10,000元台阶，而2007年达到12,109元，比1959年增加了11,96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其中1994～2007年期间，年均增长11.4％。
对当代西藏社会变迁的观察，最直观的是经济增长的数据：1989年，人均GDP在突破1,000元后，便快速上升，其递增的速度达到了两位数，18年间的平均增速为12％。④ 以此为基础，联动形成整个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经济结构的传统因素不断下降，各项社会事业持续发展，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出现了人们称之为“西藏历史最好时期”的景象。18年来，西藏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改变，2007年西藏实现生产总值342.1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55.33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为96.57亿元，增长15.9％；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90.29亿元，增长16.2％。人均GDP达到12,109元，增长12.6％。与此同时，西藏已经连续保持了18年的社会稳定。通过分析，18年来西藏自治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区间是在进入新世纪、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见图1、2）：⑤
当代西藏社会的变迁，在于通过努力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变区域经济结构，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包括现代工业在内的现代经济体系，西藏的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变迁的一种必然。
二、西藏社会变迁中经济增长的内涵分析
在西藏社会变迁的命题中，现代化是近代以来西藏社会是否进步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西藏延续了几百年封建农奴制度，到近代已经成为与世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极端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严重扼杀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西藏陷入极度贫穷落后的境地，处于非常封闭萎缩的状态，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这一制度的核心是政教合一，当代西藏社会变迁的首要任务就是废除封建农奴制度。1959年之前，宗教和寺院在西藏社会政治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实体的载体。寺院在支配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还拥有庞大的势力和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西藏的上层僧侣既是地方主要的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达赖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之一，兼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原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僧俗官员双轨制，僧官大于俗官。据1959年统计，在全西藏330万克（此处的“克”，是藏族使用的面积计量单位，15克相当于1公顷）耕地中，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121.44万克，占总量的36.8％；贵族和由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府则分别占24％和38.9％。哲蚌寺当时就拥有185座庄园、2万名农奴、300个牧场和1.6万牧民。在20世纪50年代，西藏共有2700多座寺院，12万僧人，占当时西藏总人口的12％，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1952年拉萨3.7万城镇人口中，竟有1.6万僧人。遍布西藏各地的寺院、比例极高的僧人和众多的宗教活动，聚敛和消耗了西藏大量人力和绝大部分物质财富，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指出：宗教和寺院集团是“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和“极端保守的势力”；“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1]
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西藏经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开始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由于西藏的相对落后，中央政府和全国其他省市区一直予以特别的关心和支持。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令人鼓舞的社会变迁，这就是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中步入了快车道。在全国性的现代化进程中，西藏也不例外，跨进了社会变迁的新里程。
在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变迁之后，西藏的现代化又成为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其中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及整个社会人群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生活方式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还有居民文化及健康素质的大幅提高、社会福利与社会公平的根本改善等。⑥ 在这几个方面，西藏的变迁十分显著，可以从以下数据中得到证实：⑦
（一）首先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问题”
在统计数据上的反映如图3、图4所示：2007年，在全区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6.2％、28.2％、55.6％，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提高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0.6个百分点。
图3：2006年三次产业比重
图4：2007年三次产业比重
2007年，西藏工业实现增加值25.71亿元，比上年增长17.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2.54亿元，增长17.6％。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41.36亿元，比上年增长18.4％。其中：轻工业实现产值14.70亿元，增长18.7％；重工业实现产值26.66亿元，增长18.2％。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全年实现产值21.60亿元，比上年增长12.6％。
2007年，西藏自治区有普通高等教育院校6所，年内招生8,046人，在校生26,767人，毕业生5,859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学校7所，年内招生6,654人，在校生18,958人，毕业生10,288人；普通中学117所，其中高中年内招生16,307人，在校生44,215人，毕业生12,332人；普通初中年内招生50,707人，在校生135,995人，毕业生39,463人；普通小学884所，年内招生51,890人，在校生320,589人，毕业生52,238人。年末幼儿园在园幼儿11,110人，比上年增加1,961人。全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2％，比上年提高了1.7个百分点。
（二）其次看“居民文化及健康素质的大幅提高、社会福利与社会公平的根本改善问题”
2007年末，全区共有卫生机构1,343个，其中：医院、卫生院763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治机构80个，妇幼保健院、所、站55个。实有病床床位7,469张，其中医院7,091张。卫生技术人员9,095人，其中执业医师4,270人。每千人病床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到了2.64张和3.20人。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在西藏全面实施。至2006年，西藏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农牧区特困群众医疗救助制度，累计救助医疗对象达5,304人次，发放救助金395.8万元。2007年西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为8.09万人，领取养老保险金人数3.05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7.50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9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17.30万人，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民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全年发放低保救济金6,245余万元，全区共有3.60余万人的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年末全区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床位3,677张，收养各类人员3,370人。
（三）最后看“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及整个社会人群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问题”
根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7年末，全区总人口为284.15万人，比上年净增加3.1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55万人，占总人口的19.9％；乡村人口227.6万人，占总人口的80.1％。人口出生率为16.4‰，死亡率为5.1‰，自然增长率为11.3‰。当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实现可支配收入11，131元，比上年增长24.5％；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788元，增长14.5％。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0.9％和57.1％。年末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2.7平方米，农牧民人均居住面积达21.7平方米。2007年自治区投入6.20亿元，地县配套1.74亿元，对口援藏省市配套0.45亿元，完成5.83万户农牧民的安居工程建设。到年末，已有30.34万农牧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西藏50多年经济社会的变化，无不与社会制度的改变相联系——真正意义的社会变迁是全方位的，必然包括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前提，通常是社会制度和经济形态首先发生变化，但有的时候，社会生活和结构变化与社会制度和经济形态的变化基本同步。没有社会制度和经济形态的演变，就没有真正的社会变迁。在这个意义上，西藏社会变迁的社会学分析，应当以制度和经济变化为基础。例如，我们今天谈西藏经济问题的时候，已经没有封建农奴制这样的制度前提，也完全可以忽略寺院、庄园经济的历史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供给（各项政策的制定和调整）⑧ 成为中央政府对西藏社会变迁的一个主导因素。1959年以来，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既考虑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考虑西藏情况的特殊性，赋予西藏一系列符合其实际和特点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促进西藏发展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更加注意制定与西藏有关的各项政策帮助其发展，特别是1994、2001年的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给予西藏地方特殊优惠政策，更是前所未有。⑨ 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对西藏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主要有：对西藏财政补贴，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政策；在税收上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政策；优惠的贷款利率和保险政策，西藏自治区的贷款规模由中国人民银行单独安排，货币、信贷实行指导性计划；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项目不断加大投资力度，重点项目重点扶持；外贸上实行放宽、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政策，并在国际援助方面对西藏实行倾斜；对农牧业继续实行“两个长期不变”（即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2000年以前免征乡镇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西藏的区外联营企业在当地缴纳的所得税返还西藏财政；1984起免征农牧业税；给予西藏自治区免征乡镇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关键政策，是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后有两项重大决策，即：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式，作出了全国支援西藏和15个省市对口援助西藏的重大决策，由国家直接投资和动员全国支援西藏兴建62项工程。2001年6月，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把西藏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将对口援藏工作在原定10年的基础上再延长10年；“十五”期间中央财政补助370亿元，由国家投资建设117个项目，总投资达312亿元；同时，确定各省市援藏建设项目70个，总投资10.6亿元，并加大对口援藏力度，扩大对口支援范围，新增3个省、17家中央直属企业对口支援西藏，使援藏范围覆盖到西藏所有地市和73个县市区。
除“直接式”的援藏之外，内地各省市地从1985年起积极通过开办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输送各类人才。据2007年3月在南昌举办的全国内地西藏班（校）校长会议披露，全国有20个省市办有西藏班（校），覆盖了从初中到大学所有办学层次，先后为西藏培养输送各类建设人才约1.43万人。
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在西藏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总体供给模式。[2] 这个总体供给模式除了前面指出的全国支援西藏外，中央财政的“大包干”是最突出的特点。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财政就不断增加对西藏的体制补助力度，逐步提高西藏财力水平。即使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也是可观的（见表1）。
在西藏社会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中央长期稳定的财政补贴。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后，这种方式固定为一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上世纪90年代后，在财税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对西藏实施了“收入全留、补助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政策。2007年，中央补助西藏283.21亿元，是2002年的2.16倍。西藏地方财政支出达到275.37亿元，是2002年的2倍。2007年中央补助收入是当年西藏财政支出的102.8％，为全国最高。2007年西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20亿元，比上年增加5.4亿元。不光是财政，在金融方面，总体供给模式也得以体现，仅仅从1995～2000年，中央财政对农行西藏分行给予的利差补贴达20多亿元；从2001～2007年，中央财政对西藏各金融机构利差补贴和特殊费用补贴达51亿多元。⑩
三、西藏社会变迁中的经济结构改建问题
西藏经济社会的变迁中，存在着经济结构的改建问题，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凸现，即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和改革。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藏的经济社会已经在总体上构建出极具特色的二元结构，既具有社会运行机制的二元性，又具有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这一特殊状况可谓双重二元结构。与全国及西部省区相比，西藏的双重二元结构的二元性又显然都是非典型的。这构成了发展与改革的现实基础，西藏的一切发展都要受其制约，受其影响。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3] 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可使一个区域社会产生如下经济运动：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导致了工业和城镇人口的高收入，足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壮大现代产业部门。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引，并有大量工业品输入农村以后，可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使工农业均衡发展到彼此生产率相差无几的程度。二元经济结构无一例外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并形成经济运行方式，客观上是为了解决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要改变经济上的贫穷，必须进行包括经济结构变动在内的总体发展。这个发展过程的显现，就是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演进，即以落后的基础为依托，改变经济上混沌的一元结构。所以，经济发展以二元化形式推进成为所有落后地区的一个特征。西藏社会变迁中的经济要发展，舍此很难有其他什么经济之路能够走得通。
需要看到的是，西藏社会机制的二元性也是非典型的。在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民族、方针政策，其中相当部分又以法的形式确立、巩固下来。而原有社会机制即不能忽略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影响，以及区域社会中旧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即藏传佛教的广泛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和上层建筑的残余，在西藏社会通常是以非成文的、习惯风俗的形态运行的，带有很强的基础性与惯性。应当承认，非典型的二元社会机制经常作拉锯与冲撞，是西藏经济社会矛盾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个问题，笔者在此不做赘述，今后将专门探讨。
现代工业的出现，使西藏的经济社会中形成了两种结构不同的经济部门，一个是生产技术相对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人均产值比较可观的现代部门；一个是在这几个方面都落后于现代部门的传统农（牧）业部门。与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经济结构相比，西藏社会经济形态大体上是同构的，亦即都是二元状态的。但西藏经济结构二元性却是非典型的。与我国西部各省区相比，结构上相同的一点是，经济结构由现代部门（modern sector）和传统部门（traditional sector）组成，西藏的这两个部门之间很少沟通，不仅二者涨落的相关性很小，而且对同一区域社会的贡献彼此分割，文化观念、生产方式等也相去较远。中国西部各省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生产方式与传统生产方式并行不悖。西藏在此种共性中又表现出二元的非典型状态。在通常的二元结构下，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增长前者大于后者，且前者的产值比重等于或大于后者，出现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城市的状况。这不仅在世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是这样的，而且在我国及我国西部、中部乃至东部地区也是这样的，一般视为二元经济的典型状态。唯独在西藏，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中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相比，后者产值比重占大头，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农村。如果考虑到投入产出率的情况，经济的实质性增长也在传统部门，这些与二元经济的典型状态差异较大，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这种非典型二元结构多年来在演进，一直到2003年才出现了以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而带来的变化。
1994年之后，(11) 西藏经济在中央大规模投资的强力拉动下，年均增长在12％以上，二、三产业发展加速。2003年第二产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又超过了第二产业。笔者认为，对西藏产业结构这种刚刚形成“三、二、一”的排序状况，不能简单地类比为进入了中等发达阶区，可以与北京、上海比较。这种排序所反映的是总体供给模式的催化效果，是非典型二元结构演进的特例。仅看比例大幅度提高的第三产业产值，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及社会团体等行业，2003年这四类行业的增加值总和为70.23亿元，约占西藏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73.24％，说明非生产性的因素比例很高。2007年，在全区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6.2％、28.2％、55.6％，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提高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0.6个百分点。通过跟踪分析，可以发现，非生产性因素对于改变西藏产业比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003年以后，西藏GDP增长最快的领域，据三次产业统计，首先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及社会团体等行业；其次才表现在交通能源建设等基础设施增加值的方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3年，并且还将延续下去；我们看到，与产业结构大幅度变化相悖的是，从事第三、第二产业的人口没有明显的增加，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也没有下降的态势。这从侧面体现出西藏经济结构的改建不是内生型的，促使这种改建的源头，仍然是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以及在此之下的总体供给模式，这意味着外生变量依然是西藏经济结构改建的主动因。最近的数据表明：“十五”期间，不含国债和中央基建专款在内，中央财政对西藏一般转移支付、体制补助、定额补助、专项补助等各类补助财力累计达到475亿元，同口径比“九五”增长284亿元，增长1.48倍。“十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补助西藏的资金，占西藏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达92％以上。(12) 按照西藏自治区目前的宏观经济调控供给与需求的构成看，在“十一五”乃至“十二五”期间，西藏财政大部分依靠中央财政支持的局面不会发生改变。
从1950年开始，西藏产业结构“一、二、三”的排序，到2003年演变为“三、二、一”，是几十年间中央财政扶持的结果，尤其是从1952—1994年，西藏产业结构在中央供给外生变量的诱致下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表2的数据在不同时间区间的变化可以揭示出一定的依据：
1994年以后西藏经济结构的加速改变，恰恰也是中央财政扶持——总体供给模式在加强的结果，2003—2007年西藏三次产业结构的状态，无非是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在另一个层级上开始演进，其实质性的改变还有待时日。所谓的实质性改变可以以三点为标识：从事农牧业的人口下降到50％以下，城镇化率达到40％以上；第二产业的现代化程度提高，其比例在三产中占50％左右；接受现代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人口达到90％以上，并且大部分成为西藏家庭谋划生计的户主。这三点将构成西藏经济内生变量的临界点，体现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在西藏经济内生变量未达到临界点之前，非典型二元结构的改建仍然需要艰苦的努力。不会改变的是，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扶持将继续实行下去——因为当代西藏社会的变迁；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改变社会制度，不断提高生产力，已经踏上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而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收稿日期］2008－08－01
注释：
① 本文中出现的1950、1959、1965年以及1989年和1994年都是研究西藏社会变迁的相关时点。
② 笔者在1991年的拙作《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中，已经做过这个界定。
③ 根据《西藏统计年鉴》（2006、2007）、2006、2007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④ 参考《西藏统计年鉴》（2007）。
⑤ 引自2007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⑥ 这些观点主要来自中国社科院现代化研究课题小组的报告。
⑦ 数据及图引自2007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⑧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强调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1994）中说，制度能提供有力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
⑨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1980年以来中央政府给予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仅大项就有56个之多。
⑩ 此处系列数据的提供者为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
(11) 1994年在本文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的起点，这一年7月，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了一系列影响至今的重大决策。
(12) 此处的系列数据提供者为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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