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寓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意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收益论文,规制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20年中，规制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涉及卫生、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新规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涨。二是在一些国家则大规模解除对某些行业的经济规制，如航空、货运、铁路、金融市场、能源和电讯。同时，为了推进民营化目标，发展中国已着手清理先前设置的某些价高效低的规制。
对规制改革兴趣的增长，其部分原因是人们对规制影响认识的深化。因某些部门的“自然垄断”对国家的社会利益或战略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而受到规制的理论已不再被认为是有效的。尤其是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了规制成本对经济的影响。当前学界普遍认为，规制更多屈从于政治权力，并非完全出于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目的，多数情况下，规制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随着全球化对降低生产成本压力的增强，并且政府官员也不得不对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增长的压力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适应规制对价格变化可能的影响，此时前述观点就形成了趋向于改革规制的基础。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规制都在放松，许多国家的民众强烈表示对诸如环保、公共卫生和安全标准等领域实施强有力规制。收入的不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对规制关心度增加的原因，随着消费者变得更加富有，他们需要更多的使人愉悦的环境，如洁净的空气和饮用水，以及更佳的公共卫生设施等，而且政客们也在力图寻求更为有效地更为有效地提供公共品和服务。
目前，许多国家对限制税收提高的政治关注也为某些规制措施实施提供了刺激。当立法者控制支出和税收水平时，规制可以成为获取政治目标的有效的替代手段，例如以获得政治支持而对某些利益集团的收入实施再分配行为。在此种政治环境下，立法者可以采用的规制的成本并非直接由纳税人支付；尽管这些规制成本较少看得见，但这些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不过从政府的立场来看，这些措施显然是成本相对要低一些，因为规制造成的重大变革几乎对联邦预算没有任何影响。
实施规制的原因
对规制干预的最通常的经济学立论是市场失灵和社会公平的关注。在社会规制情况下，基本的理论依据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企业不可能考虑到自身行为的全部社会成本。除非一家企业要承受内在的或外在的污染成本——例如工人可能因为不具有足够的关于工作场所的卫生和安全设备的风险信息而不能做出完全信息选择，否则这家企业就会过度污染。再一点就是实行经济规制其潜在的作用则是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从理论上说，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单个企业比几家企业竞争会更有效率地生产，不过其垄断影响需要通过规制加以约束。尽管追求这些目标有一定道理，但在实践过程中却缺少说服力。
校正市场失灵与确保社会公平是值得赞美的目标，但通过规制来实现这些目标却并非总是成功的。就像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一样，也会出现各种政府失灵。经济规制涉及对行业成本和需求结构的理解，不过通常规制者并不能获得这些信息。同样，健康、环保以及其他社会规制也往往只能基于这些非常有限的信息。
政治问题通常也会导致低效率的经济结果。由于规制对资源和租金进行了再分配，因此从政者常常会利用这一点以谋取政治收益而不是去纠正市场失灵。他们利用配额、许可证及补贴等多种规制手段使巨额财富流向有影响社会集团。以美国为例，对花生的价格扶持致使每年平均有2.25亿美元（按1987年美元价格）从消费者流向生产者，同时还有0.34亿美元的净损失(Rucker and Thurman 1990)。财富转移同样是社会规制中值得考虑的。环境和能源要求通常也意味着沉重的价格负担。
当然，如果规制变得非常低效，改革的压力就会形成。那些拥有新技术的企业会进行游说疏通以减少规制；消费者和企业会寻求低价产品的途经，以避开规制市场。当需求能通过进口替代获得满足时，这些考虑就显得特别适合。于是放松规制的压力将来自于国内的生产者，他们必须同较少受到规制的进口品开展竞争。另一方面那些更多依靠规制支持的进口品生产商，也力图促使放松进口规制以降低其生产总成本。
规制变动影响的估算
估算规制变动影响最为困难的也许是如何详细界定相反事实，即如果不进行这一改革会产生什么后果？通过把相反事实的影响同规制引致的变动相比较，就能够估算两种情形下的成本与收益的差异。并推算出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
如相反事实一旦界定，就可用五种一般方法来估算规制的成本。
——数量经济研究通常直接估价产出市场，或是利用生产和成本函数估量规制变动的影响。虽然这些研究确实提供了用于检验假设的规范的统计工具，但它们的公式太过于通用，从而掩饰了实际生产函数的精确特质。宏观经济模型有时用来同数量经济估算相联系以确定整个经济范围的影响。
——支出估算往往基于企业或行业的调查来决定服从规制的成本。直接调查可以很容易估算出规制成本，不过这些调查存在着潜在的应答偏见问题。一些企业，可能夸大其预算成本，并希望其他企业跟进，以促使当政者考虑减少规制。不过更重要的是直接支出并不能详细说明相反事实。例如，在没有规制强迫的情形下，汽车公司仍可能在自己生产的小汽车上安装更强大的缓冲器。因此，把缓冲器的追加成本归因于政府的规制就夸大了规制的影响。
——工程学方法可以直接估算出设备安装以及质量调整的成本。同样的问题是没有环境标准规制将会生产什么种类的汽车。
生产率研究方法可以通过比较规制多少对生产变化的不同影响，从而对规制成本作出估算，这些研究也会受一些问题的困扰，例如，它们要依靠支出数据，它们不能确切说明随时间的变化宏观经济行为的决定因素等。
——一般均衡模型目前更为普遍的是研究完全竞争型市场对规制以及政策变动的反应。规制的影响能同产出和就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福利的变动有一定的相关性。虽然一般均衡模型也存在对资料的大量需求等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其结论仍能生动地展现出规制的影响。简单说，方法问题浓缩为条件的规定问题，在这些条件下，该方法忽略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影响是合理的。
估算收益的两种基本方法取决或基于对人们对规制标准变动所愿意支付量（临时估价），或通过观察人们对此种质量变动的个体实际支付数量来推断。尽管在商品估价市场缺失情况下，随机估算的方法尤为有用，但可能会受到人们在调查时所选择的回答以及人们在现实情况下行为方式的影响。研究者基于对交易行为以及享乐主义价格（影子价格）或薪酬方式的研究，来推断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享乐主义的估价过程是一种有用的方法，但却要依赖于非常直接的方法，这些直接的方法在某些情形下则会导致验证的问题。如，在某些情形下如何确定决定人们住房选择相关需求和供给的所有特征，一直是困扰数量经济学的一大难题，而且如果遗漏了其中任何一项决定因素，也是可能产生严重偏颇的问题。此外，在评估可见度和卫生的改善价值方面，经常会出现统计困难。更进一步，人们不可能全面掌握某些风险的所有信息，如那些与特定工作、危险废品场所和受污染的空气相联系的危险。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新技术的迅速进步，将会使不能市场直接交易的商品的经验式或估算得到改善。
收益与成本的估算
在对规制群体成本与收益资料进行最初的综合研究时，汉思和赫德对转移成本和效率成本作了区分。转移成本表现的是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的转移支付（如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支付）；效率成本代表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盈余的净损失。尽管其理由不同但这两者的估算则是非常必要。转移支付提供了规制变动对获利者和受损者的测算方法，而净盈余的变动则指出了在被调查情况下经济或行业规制变动的总体影响
表1显示了美国经济规制的年估计成本，表2显示了美国社会规制的年估计成本与收益，说明用一般经济分析来系统研究规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是可能的。根据表中的概要分析，效率成本显得比转移成本低得多——当考虑规制介入的效果时应该虑及信息问题。
表1. 1988年美国经济规制的年估计成本（10亿美元）
注：－无资料。a)估计的数字采用的转帐对效率成本的比率为3:1;b)预期当抑制所有的价格控制时天然气规制的成本将趋于零。来源：Hahn和Hird(1991)。
表2. 1988年美国社会规制的年估计成本与收益（10亿美元）
注：－无资料。a)OSHA指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DOE指能源部。来源：Hahn和Hird(1991)。
霍布金斯认为，过程规制的成本也很大。表3说明1991年联邦规制的总成本估计为5420亿美元，占GDP的9.5%，其中包括转移部分。总成本中最大的组成部分为过程规制的成本——每年与政府文案要求相关的支出有1890亿美元，主要是为了税收需要。但这些成本并不必定代表效率成本；在估计税收体系对效率的影响时我们必需要全面考虑税收体系。不过，它们绝对的重要性暗示了减少文案工作可极大地提高效率。
表3. 某些年份美国联邦规制的成本（按1991年价格计算的10亿美元）
规制 1977 1988
1991
2000
环境规制 4287115 178
其他社会规制 2930 36 61
经济规制效率 12073 73 73
过程规制 122
153189 221
小计 313
343413 533
经济规制转移 228
228130 130
总计 540
540542 662
来源：Hopkins(1992)。
在美国以外，对规制成本估算的研究很少。澳大利亚1986年的规制总成本估算为GDP的9-19%(OECD,1996)。Mihlar(1996)估计加拿大的规制成本达到GDP的12%。
成本估算经常没经仔细核准就被引用，因此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些数字是高度不确定的，通常也是不完整的。资料中有不确定之处，应该尽可能清楚地向政策制订者加以说明。其次，利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成本估计数据可能会低估规制成本的总影响，因为数据中不包括规制特有的对革新的不利影响。最后，在一些这种估计简便易得的国家，规制成本作为GDP的一部分是相当重要的，所占比例从7%到19%。利用以国家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规制改革可在长期增加GDP，英国为3.5%，法国、德国和日本为6%(OECD 1997a)。
规制介入的不利影响
许多研究试图估计规制介入的不利影响：
——克利斯坦森与哈弗曼研究了劳动生产率规制的作用，断定20世纪70年代中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有不止10%的缩减要归因于联邦规制的增加。古阿什(forthcoming)也考虑了劳动力成本问题，发现劳动力市场弹性较强的国家比劳动力市场严格格控制的国家就业增长更具快。虽然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就业，但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弹性劳动力市场政策可能增加就业。
——麦克阿沃伊在研究了美国1973年到1987年8个进行规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发现有约1.5-2%国民生产总值因规制而损耗。
——对环境、卫生和安全规制的调查研究得出了相类似的结果。乔根索与维尔考克森发现1974年到1985年间污染控制成本千万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5%损耗罗宾森认为环境和职业的卫生与安全规制会降低制造部门的多要素生长率，从1974-1975年至1985-1986年达到了10%以上。
——考德提克与克尔默斯对OECD国家的规制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参照规制强度指标，他们认为规制最少的国家拥有最高的人均产出增长。无可否认，作者创立的测量方法非常粗糙，但它们确实适于代表不同国家市场规制的程度。
规制改革的收益估算
在社会规制领域，汉恩回顾了1990年到1995年中期包括卫生、安全和环境规制在内的五种以上的规制影响分析(RIAs)，公布了政府机构开展的分析的类型和性质的大量变化。成本—收益分析通常是不完全的，报道说80%以上的规制被报道说强加给规制的成本比货币收益大。基于这一分析，从1990年以来，这些规制的净收益总计为2800亿美元（按1994年美元价格）。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简单地从表面价值看待RIA的数量。理论和经验证据均暗示出政府机构可能会过分夸大其计划（例如，保护环境，或是增加工作场所的安全性）的总的净收益，以证明他们正在满足利益集团的需求。
一种有效的测算规制影响的方法是看挽救了多少生命。默罗尔(Morrall 1986)在一篇对几种具有决定性的和假定的规制的评论中，推算出避免早产儿死亡的费用大小有8个等级，从10万美元到5兆亿美元（按1990年美元价格）！这表明在为消费者省钱的同时减少早产儿死亡的规制可以得到发展。滕格斯和格兰哈团(Tengs and Graham 1996)发现将美国的规制支出重新划拨给最有效的投资能减少额外的6万例死亡，或者为目前数额的两倍。此外，将80亿美元（按1994年美元价格）的规制支出从美国重新分配给发展中国家，能挽救1亿多个额外的生命年(Hahn 1996)。
工业国的规制收益
在美国，规制的福利收益是相当大的。来自于消除进入与退出的限制以及放开价格到市场水平两方面的总福利收益范围每年从350亿美元到460亿美元（按1990年美元价格），其中消费者从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中得到的收益为320亿美元到430亿美元，生产者从提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中获益为30亿美元。温斯顿估计消除人们遗留的曲解所获得的额外收益可能每年有200亿美元以上。虽然如此，仍有证据表明这些收益被极大地低估了。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温斯顿注意到尽管企业可以在解除规制后调整价格以迅速反映边际成本，不过仍然要费时使生产最优化。他认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趋于仅仅注意短期影响，因此他们会低估解除规制的收益；规制对革新的积极影响往往未被注意到。这些革新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降低了运营成本，对不同的行业从1/4到1/2不等。
表5. 1990年美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从规制的解除中获得的收益（10亿美元）
行业消费者 生产者 总计 更多的潜在收益
航空 8.8-14.8 4.9 13.7-9.7 4.9
铁路 7.2-9.7
3.2 10.4-12.90.4
公路运输15.4
(4.8) 10.60
电讯 0.7-1.6- 0.7-1.6 11.8
有线电视 0.4-1.3- 0.4-1.3 0.4-0.8
股票市场交易 0.1 (0.1)
00
天然气
-
--
4.1
总计 32.6-43.0 3.2 35.8-46.2 21.6-22.0
注：－无资料。来源：Winston(1993)。
对经济规制的相反结果进行的部门性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盖维斯，克利斯迪森以及斯万森(Caves,Christensen,and Swanson 1981)对比了1956年到1974年美国和加拿大铁路系统的生产率增长情况。两国的这一行业都使用了同一技术，但加拿大的铁路系统比美国的铁路系统所受规制要轻。三位研究人员认为规制极大地降低了生产率增长，并估计如果美国的铁路系统（按0.5%的增长率）具有与加拿大相同的增长(3.3%)，那么1974年的供给铁路服务的成本就将降低138亿美元（按1985年美元价格）。据维利格和鲍默尔(Willig and Baumol 1987)估计，在美国实行铁路规制以后，年运营开支从1980年到1985年下降了26%，而运输量实际上没变并且投资增加了。
有关货运、航空、电讯和金融行业的经验证据是很有说服力的。
——美国货运业的平均单位成本从解除规制前1977年的30美分／吨·英里下降到解除规制后1983年的10美分／吨·英里（按1977年美元价格）。对铁路和汽车载货率进行规制带来的年福利损失据估计有10亿美元（按1977年美元价格）。
——航空业每服务单位的总成本大约降低了25%；劳动力成本也降低了（美国航空为17%，联合航空为24%），但在解除规制的头几年对产出没什么影响(Caves and others 1987)。此外，超额容量有所下降，生产率有所上升。据默里森和温斯顿(1995)估计，乘客获得的年净收益为184亿美元（按1993年价格）。
——由于1984年AT&T的剥离的结果，美国的长途电话率到1996年已经下降了70%以上。剥离后，诸如蜂窝电话和声音传输等有利可图的业务出现了，这说明了规制怎样放缓新产品的进入以及如何阻止革新。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就已经被讨论过了，而且1973年的时候这项技术就已经可用了，但联邦通讯委员会直到10年后才颁发许可——据一项估计表明，这项迟滞1983年一年就耗费了美国经济的250亿美元以上(Rohlfs,Jackson,and Kelly 1991)，或者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同样，引入声音传输技术的迟滞一年的花费要有13亿美元（按1994年价格）。
——在证券、投资和银行等部门均可以见到解除规制后的效果。例如，当佣金费用的规制解除后，利率下跌了25%，全面调整和成本缩减带来的资金节约总计可达30%(Jarrell 1984)。研究表明即使考虑了供给的服务的变化，成本缩减也是相当大的。美国的银行、储蓄和借贷行业在局部解除规制以后，1984年到1993年，就业减少了20%以上，劳动生产率（按每位雇员的税收衡量）增加了300%以上。
虽然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的数据不那么详尽，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其他地区从许多行业的规制解除中的获益是相当大的（见表4）。例如，欧洲的飞机票价约为美国的两倍（飞机票价管理局1995、1996；咨询服务集团1995、1996），但收益率却比美国低得多。提高价格和开展进入限制可以降低费用并使消费者获益。实际上，高成本的运输，如伊比利亚和法国航空（均为国有），只有在政府扶持下才能生存。森克尔斯(Sickles 1993)等三个人认为自由化能在国际运输与成本结构集中会导致竞争，据他们估计，如果欧洲航空工业能同美国航空工业一样有效率，那么欧洲航空工业就能每年节约大约40亿美元（按1986年美元价格）。
表4. 规制的成本与解除规制的收益（百分之GDP）
注：－无资料。注释：这些数字低估了解除规制的影响，因为研究中不包括所有的从解除规制中获益的部门。
如果需要更多的技术指标和详述可以联系作者。
欧洲电力市场规制的解除也提供了大量的获利机会（电力协会服务有限公司，1996）。例如，德国的严格规制要求国内公司购买当地生产的电力，而通常在这些公司附近会有其他可用的更为廉价的电力。德国的消费者所能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程度通常是难以估价的，但是英国能源规制的解除使得英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0%，并且使政府特许合同的价格降低了18-21%(OECD 1997a)。欧盟其他国家的企业要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多支付电力费用的50%以上。而且，较高的能源价格对总体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Navarro 1996)。例如，电力价格上涨30%会使一些商品的价格提升大致2.5%，比如纸和纸浆、金属、化学制品及玻璃等等。
发展中国家放松规制的收益
在放松规制的国家，效率收益是很大的。例如，智利解除长途电话市场的规制后，利率下降了50%，接近于美国的利率(Guasch and Spiller forthcoming)。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电讯部门中民营部门的参与使新线路安装的等待时间从原来最短的2年减少到几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运营的竞争使收费降低了80%。蒙得维的亚的港口在实行对多个团体的开放式港口运营后，提高劳动生产率达300%。所有这些结果都是在规制解除后的一年内取得的(Guash 1996)。
对阿根廷的一项研究估算了20世纪80年代规制的福利成本和其他政府干预的福利成本。规制及国家干预的总成本总计每年超过40亿美元（按1990年美元价格），而这还仅仅是有选择性列出的一些干预。利用一般均衡模型，Chisari、Estache和Romero(1997)估计，阿根廷的民营化和规制的收益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或33亿美元。他们还发现所有的收入阶层都可获益。
表6. 阿根廷的规制成本分析
部门时期
年均成本
中央银行的高储备需求及有补助的贷款
19871,000
经常帐户的通货膨胀率
1983-1987 670
燃料价格控制
1977-1987 350
双接纳的额外成本 1986 150
公共医院的闲置能力
1987 172
渔业出口补贴
1986-1987
12
国内家畜市场消费限制的效率成本
1984 104
烟草制品特殊基金的效率成本
1987 30
航空规制 1988 75
水泥、酒和粮食铁路运输的限制 1987 95
道路磨损成本 1987 100
粮食运输省际规制的成本
1987 30
价格与进入的港口限制 1987 90
交易规制 1965-1987 1,200
公共部门的就业规制
1987 120
注：规制成本测度不同的概念，例如经济中的效率损失，消费者成本贴水，税收削减，和补贴等等。因此，合计总成本可能从学术角度是不恰当的。
收集能够同在阿根廷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对比的其他国家有关规制成本的资料是很有用的。然而，经济规制拥有相反结果的特定情况也不能缺少。例如，乌拉圭的企业和消费者要为水、电话和电力支付至少30%的暗含税收，这样同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等Mercosur贸易协会伙伴国的产品相比就阻碍了乌拉圭产品的竞争能力。在巴西，规制已迫使企业通过公路托运，虽然其成本几乎达到铁路费用的三倍以上；只有12%的相对较短的行程和微不足道的3%的长途运送通过铁路进行。阿根廷也有相似的结果。另外的关于规制以及规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方面的轶闻趣事类的证据也十分丰富。
由于低效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腐败，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过程规制的成本，后者极大地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负担。例如，关税管理部门会受低效和腐败的困扰，因而使贸易品增加了高成本。尼日利亚制造协会(1996)宣称本国对商品的授权许可需要27个步骤和8周时间。港口运营的低效规制促成了拉丁美洲出口的暗含关税的5-15%(Guasch and Spiller forthcoming)。调查指出，管理者要花费10-30%的时间处理过程规制，产生的成本为所生产产品或服务的5-15%(World Bank 1997)。
如前所述，墨西哥正在重新审查联邦机构有关规制。审查的目的在于消除不必要的规制，简化一些负担过重的不必要的规制，并使过程更加透明。到1997年底，12个部中的7个已经检查了全部规制（也称为正式手续）中的大约半数。1998年，在所有被检查的规制中，38%按预定要被淘汰，另外有54%要被简化。
结论
由于要向国民掩盖规制的成本，而且难以估计规制的成本与收益，所以规制只受到了非常少的认真检查。基于不同规制的经济影响的更多信息可以强化公众决策。有几项政策值得发展中国家考虑。首要的一点是明确有效的政策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适当的规制方法和结构将取决于几项因素，包括官僚政治技能、资源可用度、行政约束及经济影响等。
此外，就如许多国家缺乏甚至是最基本的关于规制影响的资料所例证的，存在着在地方及国家层次上增强规制的评价能力的一般需求(Hahn forthcoming)。国家应该努力发展“规制预算”，“规制预算”应该能够说明规制的经济影响，并与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一同出版。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获得这样的能力。
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几种权限将办事程序放在恰当的位置上，这种位置需要在执行重要的规制前进行收益—成本分析(OECD 1997b)。它可能会通过提供更好的信息并维持政府官员及政治领袖的责任感而对公共政策产生建设性的影响(Hahn and Litan 1997)。短期内，承担管理规制工作的机构通过收集成本与收益的原始资料开始工作是很重要的。例如，机构可以确定很多方面的基本原理依据，如被提议的规制、可能的直接或间接成本、收益的定性描述、其他选择的评估（包括现状），以及如果其他选择可能对一般市民更有利时却并未选择的解释。
这些分析不应过于麻烦。对于具有有限影响的规制来说，也许没必要进行分析。而对于具有巨大经济影响的规制，就应投入更多的资源加以评价。观念上，这些分析既要面对未来，也应溯及既往，以便分析者通过将其预期与实际政策结果相比较掌握如何改进效果评估。首先，我们推荐开发一种能够强调一些规制的重要经济影响的低成本的管理体制。前线机构需要介入整个过程以便他们能够对自身提案的全部经济影响更敏感。
随着管理能力的发展，需要有更全面的成本—受益分析来支持规制改革。由于经济规制通常会导致经济低效，试验的重任就落在希望保留这些规制的人身上。在社会规制情况下，应该鼓励灵活性，让消费者和生产者能够在对规制的反应中进行革新。比如，符合污染目标的执行标准因此通常会是规定采用特定技术的标准。当然，规制政策的灵活量要部分地基于管理机构有效执行政策的能力(Hartman and Wheeler 1995)。
虽然对规制政策的经济分析是很有益的，但通常规制会有意想不到的和反常的结果(Ackerman and Hassler 1981)。因此，最好继续保持对规制的高度关注并在较少规制的方面继续犯错，特别是在处理经济干预的时候。在规制无法得到明确的经济原理解释的地方，规制应该被解除(Hahn 1998)。例如，许可证及价格的或配额的干预并不为公众利益服务，而是为首选的选民转移政治恩惠(Huber and Thorne forthcoming;Guasch and Spiller forthcoming)。多数情况下，消除这些扭曲的恩惠不那么容易，并且可能会涉及到对具有政治影响的选民的资源转移。
当政策制定者考虑改革时，他们需要对规制框架的设计花费更多的心思。在某些情况下，规制的局部解除不可能改善现状。例如，取消价格限制但保留进入壁垒会导致无效的定价。全部解除规制会导致垄断问题，除非在向解除规制的环境转换的控制过程中加以更全面的考虑。要点是规制改革的策略对于其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单一任务的机构（如卫生或教育部门）会考虑自身命令的独有性，夸大自身计划的收益并低估成本，这也会产生另外的一系列问题。如前所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是要求机构提供更多的关于特定规制提案的成本的资料。第二种方法是限制机构的权力。其他的方法包括黄昏条件，即除非通过法定授权进行重申否则该条件将限制机构的权力直到某一确定时期，还有一种方法是要求中央的—独立的—机构的赞同，因为它们主要关注规制的全面经济影响(Hahn 1997)。由于官员虑及的是公平与效率问题，他们起草的规制多趋向于过度复杂。复杂性不仅对官僚和律师给予控制，而且也使普通人在理解涉及到的经济含意时困难起来。规制越透明，就越能够降低腐败的潜能，越能增加体制的合理性。简明易懂的语言使得仔细地检查研究成为可能，并限制了政治利益集团攫取利益的可能性。当人们开始理解规制的隐含成本时趋向于更透明规制的改变就会发生。
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经济规制改革的收益，但是在社会规制领域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它开始出现在政策议程上如果不是源于国内的压力，那么就是源于工业国利益集团。
总的教训不是规制通常不受欢迎，而是规制经常具有不合需要的经济结果。而且，这些部分地源于政治势力的结果导致了不公平的财富再分配(Stigler 1997)。我们相信通过更苛刻地评估规制政策被固定以前所涉及到的结果与权衡，这种势力终将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