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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对危机到防范危机
“9·11”事件后，“危机管理”成了热门话题，对危机的管理也成了中国外交的—个重要课题，而接踵而至的朝核问题、反恐问题、能源问题乃至对台独冒险的防范问题都使得“危机管理”的内涵得以丰富，对危机的防范显得越发重要起来。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安全而言，2002年末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重要指针。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美国在当今世界所占的地位，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无疑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这种调整的积极方面，反恐战争重要性的突出和防扩散力度的加大，使得中美关系增加了利益共同点，也强化了相互的政治需求，双方发生剧烈冲突的压力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缓解。但由于美国拒绝其他国家成为具有优势地位的力量，而且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中美之间仍具有发生冲突的隐忧，而反恐时代的诸多不确定性也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显得分外复杂。
而在坊间，一些人则同时担心，作为这种战略调整和定型的副产品，美日关系的深化及一张无形却巨大的推进到中国边境的“关系网”会对中国的安全形成长期的威胁和挑战。有分析认为，冷战结束后，美日联盟的一个目的就是从日本力量的“瓶盖”变成同时也限制中国和俄罗斯力量的“瓶盖”，这个联盟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秩序中钳制中国，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这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担心。
环顾四周，中国的安全环境也确实并不令人十分乐观。仅仅在3年前，中印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隔阂，印巴之间也是危机四伏；在东南亚，“中国威胁论”仍然盛行；美朝之间仍存在巨大矛盾；台海局势也并不十分明朗。而不久以后，美国便通过阿富汗战争顺利进军中亚，而朝核危机也似乎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以静制动”显然已非唯一选择，中国外交的“外向之门”由此彻底推开。
走在危机前面由此成为了重要课题。仅就中美关系而言，假想若干年后发生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似乎并非上策，真正的良策是增加中美关系的厚度和广度，减少和控制中美关系中的消极面，有效地防范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危机。
加强经济合作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随着中美经贸关系日益深化，美国政府对华采取不明智措施的成本大大提升，美国国内理性处理对华关系的呼声也日益成为主流，尽管在过去一年中围绕人民币升值和中国贸易政策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声音，但白宫和主流的经济力量对此采取了淡化处理的做法，使之成为局部的、非主流的、常规的问题。
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在反恐和防扩散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提升了国际形象，也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刮目相看，而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也强化了双边的政治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欧盟、东盟、拉美、澳大利亚等国关系的加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判断，从而意识到，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不仅有利于双边关系，也将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微妙影响。
对话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首脑外交的加强也是有效防范危机、增进共识的重要举措。在过去一年中，中美、中欧、中俄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非常频繁，彼此间在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对话机制也得到了建立和完善，这不仅起到了增进信任与合作的作用，还对消除误解、防范危机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以中欧关系为例，尽管欧洲与中国在人权等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中欧之间已经在这些问题上建立了对话机制。一位多年与中国打交道的欧盟官员感叹道：“中国正变得开放和自信，能够在许多敏感问题上坦诚地与欧盟对话，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进步。”
而在中美之间，两国最高领导层的热线联络和外长间的热线联络机制都得以建立，通话、会面次数都高出以往，而高级官员的互访更是屡见不鲜，就像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说的，“高层会谈正在变得如此频繁，它们已经不再被新闻媒体视为新闻或重大事件。”这一切都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包装中国的沟通型外交
曾几何时，“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东南亚，很多人都曾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过中国。也正从那时起，破除国际上对中国的不信任，以积极的接触（而不是消极的辩解）使“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便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加入WTO，中国人很快发现，在这个沟通越发显得重要的传媒时代，微笑外交、经济外交和沟通型外交是最有效的争取国家利益的外交手段。
中国的领导人首先成为了微笑外交的“领衔主演”。在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有媒体称，中国领导人应该继续微笑下去，让美国人相信中国并无威胁，而这将传递一个重要信息：美国和中国的利益从未像现在这样相互交错。中国是诸如宝洁、柯达和摩托罗拉等美国公司最大的市场；对美国汽车制造商来说，中国市场的扩大非常迅速，在这一点上，微笑和坦然就是最好的提醒。
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发展前景也是一种极好的宣传。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正在成为与美国等近乎齐肩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中国经济发展因素也越发与一些国家的发展利益休戚相关，中国巨大市场的诱入“吸引力”也使得一些人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份额”迅速缩小。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仅仅在5年前，东南亚国家还普遍存在着对“中国威胁”的广泛关注，但是现在，这种关注看来正在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事实上人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国的种种机遇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对这个地区是有益的。
事实已证明，中国新领导人采取的市场加技巧的模式极具效果。让西方观察家感叹的是，北京已创造性地利用经济优势解决了它同邻国的很多问题。比如，中印的紧张关系已得到大幅缓解——双方经贸往来迅速增加，两国在发展和安全问题上正在达成默契。
与此同时，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成了中国展示自己和发展沟通型外交的舞台。在不久前举行的APKC峰会上，中国便成为了最大的亮点（路透社语），来自中国的机会成了与会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在会前会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率领的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对拉美4国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进行了访问，经济议题成为了胡锦涛此次拉美之行的重头戏，而巴西等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更为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全面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而这样的亮相和访问也只是过去一年里中国外交成果的一个缩影。
很显然，顺势操盘正成为中国外交灵活性和主动性的一个标志。基于对危机和挑战的深刻认识，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许多危机和挑战本身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机遇和转折，国际环境的变化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工作难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提升软实力、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们注意到：“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基于其实用主义的政策，与中国的关系在大多数领域都有所缓和；美欧合作也失去了往日的牢固基础，欧洲发现了与中国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东亚国家出于同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实际利益而对华表现出亲和力；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的整体外部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变，在反恐、核扩散等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发不可忽视。
伊拉克战争与能源外交的兴起
能源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外交走向制度化的一个标志。
还在伊战爆发前，美国学者迈克尔·克莱尔就预言，全世界范围的需求的无情膨胀、明显的资源短缺的出现及所有权争夺的扩散，都有可能在国际体系中引入新的紧张、冲突甚至战争。不久后，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便切实地提醒了国人。
与13年前的海湾战争不同的是，此番伊拉克战争使中国人更多地意识到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能源争夺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能源消费国的情况下，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如果不能获得能源资源，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放慢或停止，而围绕着俄罗斯远东输油管线的路线之争也强化了国人的这一意识。
在石油价格起伏跌宕考验着人们神经之际，能源专家也提醒我们，东北亚地区的能源消耗已经超过了欧盟，而设在瑞士日内瓦的石油咨询公司则警告说：世界石油产量即将达到顶点。学者们建议，政府要相信专家们的预测大致是正确的，从而充分利用危机真正到来之前的几年，从现在就开始制定扩大节能和替代能源的计划，并强化政府的富有全球色彩的能源战略。
就这样，在伊战之后，中国开始全面检讨石油安全战略，中国能源外交的全方位出击态势也逐渐成形。在过去两年中，中国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得到了坚决的贯彻，中国在中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都建立了重要的能源供求关系，中国与英国、俄罗斯等国也展开了积极的能源合作。
不仅如此，中国的能源外交也与其他的外交元素更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能源外交的层次得到了空前提升，深度和广度也非昔日可比。
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为例。中国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的能源合作正在深化，而与巴西的合作更让人耳目一新。中国公司在今后3年内将在巴西投资50亿美元，而作为南美第一大国，巴西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原材料矿藏，如铝土矿、铁矿石和棉花等。在胡锦涛主席访问巴西等国之后，相关的能源合作将会全面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能源合作并不是孤立的经济合作，在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和众多国际事务的合作中，中国与巴西等国的合作都在不断加强。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能源合作也很能说明问题。近年来，中国在继续保持与非洲大陆友好国家的关系的同时，也明显加强了与安哥拉、苏丹和乍得等非洲产油国的联系。其中，乍得与台湾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与乍得方面的能源合作。饶有意味的是，中国持有的这种“只要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心态和与中国合作的广阔前景对那些以往对中国缺乏了解的国家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触动，使之更理性地反思与中国的关系，能源外交就这样也反过来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整体提升。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能源外交正成为一个系统工程，一种全球战略，一项长期工作。如今，中国人已不再讳言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能源利益，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也都因能源互补而变得越发紧密起来。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若干年中，能源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能源外交的重要性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从适应国际规则到掌握国际规则
在经历一年的人世“蜜月期”后，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曾经的宽松氛围和观望态度更多地变成了公开的抱怨。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中美经贸摩擦在2003年的下半年迅速扩大化了，而反倾销诉讼也随之扑面而来。迄今为止，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仍居高不下，这一切都使中国人意识到，入世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机遇和利益，还有挑战和成本——从今以后，我们将要长期与反倾销之类的复杂的经贸问题“共舞”了。
很显然，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外部经济压力已不仅仅来自美国。自2003年以来，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秘鲁、埃及、南非等国都频频对中国出口提起反倾销指控。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这些反倾销难题，就会有更多的国家祭起反倾销大旗，而“反倾销”问题也只是诸多经贸问题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
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面临的挑战，促使我们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产生新的认识。事实证明，在国际组织中，仅仅充当旁观者是消极的，我们有必要通过在其中发挥作用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保护和赢得更多的国家利益做出积极的努力。
通过外交活动释放中国对外经贸压力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做法。通过反倾销问题的分析，我们注意到，在美国、欧盟等反倾销使用大国的坚持下，反倾销协议中存在一些有利于反倾销使用国的不尽合理的条款。为从根本上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国政府开始通过双边谈判促使更多的国家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并在WTO新一轮谈判中与有关国家合作，争取修改反倾销协议等方面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在过去8个月中，有25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对缓解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所面临的诸多压力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学习者”的状态，但我们的“进步”之快却是足够惊人的。现在的中国不但接受了许多通行的国际规定和制度，而且在外交舞台上也逐渐成为一个比原来能干和熟练得多的角色。一旦合作机会出现，中国人就会把比原来多得多的东西摆到桌面上来，而世人也将慢慢发现，随着中国人的越发“外向”和中国外交的日益制度化及外交目标的日益清晰化，这个世界也将由此变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