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开放30年文学实践理论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具有丰富内涵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和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唯其强调的是“中国特色”、“中国化”，则这种研究不能脱离我国新文艺历史发展的实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事业的历史实践，而更应重视的是认真总结、反思、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我国的文艺实践。这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最切实的重要工作。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方针，清算“左”倾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这已经走过30年辉煌历程的新时期里，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也经历了一个思想活跃、创作繁荣、事业发展的30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科学先进的思维方法和开放的视野，全面、深入地开展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文艺思潮的论争、文艺理论的学术研讨和文艺创作、文艺实践状况的总结研究，是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我国先进文艺建设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具有鲜明时代意义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诉求的重大课题。
由“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开启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90年，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和不断丰富发展的90年。从这一历史进程入手，把这90年划分为具有各自不同历史内涵、又有内在联系的3个30年的历史阶段，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为研究中心点，对这30年文艺实践活动所提出的重大的或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梳理、研究，反思问题，深化认识，探索规律，是切要地深入研究主题的切入点。理论探讨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的关键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运用实践的历史时代特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以此解读、阐释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建设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对90年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在历史演进的承续与发展中认识与把握改革开放30年文艺创作、文艺工作和文艺理论研究实践的理论建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一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总是通过与一定时代的中国社会历史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其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实现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都具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艺工作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传播，最初并不带有指导行动的思想理论意义，只是当时个别向西方寻求兴国救民之道的知识分子在大力向国人宣传介绍西方进化论、启蒙主义等思想理论思潮时把它作为西方一种通常的新的理论学说译介进来的。较早的如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月刊）1899年第121至124册译载的英国颉德著《社会进化论》前三章和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虽不无曲解之处，但却是最早在中国提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的；1903年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片断；1906年，《民报》第2号、第3号刊载朱执信著《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专节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大致内容；第4号刊载的译文《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述》，专节介绍了社会主义；1908年，《天义报》刊载民鸣译《共产党宣言》第1章；1912年，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主办的《新世界》半月刊第5期，全文刊载施仁荣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所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第1卷第1号刊载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作为介绍一种经济学说提到马克思，把马克思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相提并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并未把它视为中国等落后国家社会变革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启示中国寻求社会革命的知识分子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求思想理论指导，将其作为中国社会革命行动的指南予以宣传介绍，在“五四”时期形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社会思想思潮。
1918年，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1789年至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不同：“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同年，李大钊还发表《庶民的胜利》（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5号）、《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9年，发表《新纪元》（1919年《每周评论》第3号），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劳工阶级的胜利。1919年5月由李大钊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载了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李大钊在第5号第6号连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论学说。1920年，李大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号），以唯物史观从经济上阐释中国的社会历史状态与反家族制度、反孔子主义的新思潮。他还发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凯尔的历史哲学》（《史学思想史讲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等，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理论价值。1920年下半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所作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讲演，全面论析了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肯定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22年2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讲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2年2月21－23日《晨报》），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阶级自觉”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学说，倡导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指导社会。李大钊从俄国十月革命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行动指南，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苏俄革命。他的《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1年3月21日《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921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号）、《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1922年11月7日《晨报》副刊），从俄国革命历史的论述中阐扬十月革命精神，赞颂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1]。
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陈独秀的关注点也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俄国革命来思考中国的问题。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实行民治的基础》，肯定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1920年5月1日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强调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1920年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五四”时代中国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带头人。在他们的引导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各地兴起，《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报刊杂志大量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苏俄革命的文章，出现一批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为指导思考中国问题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以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文学观认识到个人的解放要融入群体的解放即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中，由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达到个人的解放，进而实现人类的解放。这一集体意识、阶级意识的觉醒，与由经受革命高潮和革命的挫折所激发的革命文学者的革命热情相结合，促进了处于“五四”后革命时代主潮的革命文学者文学意识的变化和革命文学主张的提出，新文学运动出现了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的潮流，新文学创作也显现出由揭示人的灵魂、表现个性主义，向反映时代精神、宣扬集体主义意识，由个性解放向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群体解放的主题转换。
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历史逻辑说明：“中国‘五四’一代作家无论怎样敬仰西方个性解放思想，也不可能始终把个人作为全部的自由境界来追求和作为单纯的存在对象来思考。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与专制政治相因而成的历史和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逼迫”[2]，终将使思想文化批判与社会政治批判相偕并行。“五四”以来的中国的文艺理论思潮、文艺创作与文艺运动实践的演进无不受制于这一历史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深刻影响。
二
改革开放的时代以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至今已30年了。这30年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也是中国文艺事业，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与发展的新时期。追溯其历史传承与反思探索认识深化的历史过程，可以把从“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到改革开放至今的90年划分出具有内在历史传承又各具特定历史内容的三个30年的历史发展阶段：“五四”至1949年7月2日正式开幕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的第一个30年、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个30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
第一个30年是中国社会纷纭复杂、变化多端大变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中国经历了军阀政权和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文化统治。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国统区、苏区、解放区、沦陷区等不同的政权区域，不同的阶级政治和政权政治对文艺的要求，以不同的文艺政策制约规范着文艺。有着不同政治信仰、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和不同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审美追求的作家、文艺批评家、艺术家实践着自己的艺术主张，形成了革命的左翼文艺、民主主义文艺、自由主义文艺、民族主义文艺、大众文艺、通俗文艺等不同的创作流派和文艺思潮。这主要表现在：“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旧文学，对外国启蒙主义思潮、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易卜生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尼采、叔本华、伯格森学说的介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感伤主义、表现主义、感觉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流派的引进，对林纾为代表的国粹派的批判，以及关于新旧诗、新旧剧的论争。20—40年代，对文化保守主义《学衡派》、《甲寅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以文学研究会和前期创造社为代表的文学为人生与为艺术的论争，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关于创作无产阶级文学、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文学与政治等问题，左翼文艺阵营与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战国策”派和“民族主义文学”观点的论争，关于小品文的论争，“两个口号”论争，关于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歌颂”与“暴露”的论争，关于现实主义典型论、现实主义与“主观论”、“利用旧形式”、“民族形式”问题和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对如《沉沦》、《蕙的风》、《微雨》、《子夜》、《赛金花》、《雷雨》、《日出》、《华威先生》、《画梦录》、《屈原》、《清明前后》、《芳草天涯》具体作品的创作倾向、主题思想和艺术性的评价。还有经受“五四”精神洗礼、带着“五四”新文学启蒙与文化救亡传统来到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由于不了解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抗日救亡主力军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思想、审美情趣，没有敏感地认识到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的角色变化，创作了一些不合时宜，违背大的政治环境要求的作品，由此引起的延安对《在医院中》和一些杂文的讨论、批判等等，都涉及到文艺的本质属性、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文艺形式等文艺方向和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些论争与讨论中，革命的进步的文艺阵营起着主导作用，李大钊、鲁迅、瞿秋白和早期共产党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等革命的进步的文艺批评家、作家，在论争中阐述的理论思想和翻译介绍的苏俄等国家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无疑都通过对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的论辩，扩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思想理论资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重视文化战线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政权行使政府职权，管理所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特别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对文艺创作、文艺思潮、文艺运动的重视、干预，主动地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地扩大影响，主导了审美创作倾向，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文艺政策和文艺管理体制。早期共产党员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伟森）、瞿秋白、蒋光慈、沈泽民等在《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等刊物发表文章，主张文学应是“惊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最有效用的工具”，[3] 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战斗作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文艺问题的最初尝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萌芽。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组织与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信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4] 并成立由党中央宣传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30年8月4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1931年11月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提出并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大众化问题、创作问题和理论斗争与批评问题的理论观点。[5]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关于红军宣传工作的思想；[6] 1936年11月，毛泽东的《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是文艺工作者伟大的光荣任务；[7] 1937年10月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论鲁迅》，以“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阐释鲁迅精神；[8] 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8] 1940年2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文化》创刊号），[9]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0] 等等文章。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分析“五四”以来中国的文艺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阐述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性质、作用，文艺与生活、文艺批评标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结合和文艺统一战线等中国新文艺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和理论等相关问题，明确了中国革命新文艺的建设发展的思想理论指导。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贯彻《讲话》精神，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创作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都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丰富发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提供了新鲜、生动的理论与实践资源，开创了革命文艺的新的历史时期。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30年，中国经历了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粉碎“四人帮”和实行改革开放国策的社会历史大变革；相应地，文艺事业也走过了一条在风风雨雨中滋长、发展，风雨兼程曲折前进的历史路程。在这个30年里，建立了由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除香港、澳门、台湾外，实现了国家的统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文艺工作还要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在思想文化文艺工作方面，开展了对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领域的批判斗争：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批判；1954年关于对俞平伯等《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开展了关于塑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现实主义问题、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新诗发展道路问题、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问题、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等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问题的讨论与论争；也对一些文学作品如《不能走那条路》、《“锻炼锻炼”》、《青春之歌》、《创业史》等进行了讨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也在根据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作适时的调整，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1] 1956年8月，毛泽东作了《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的报告；[12] 1959年5月，周恩来在文艺界部分人士的座谈会上，就文艺“大跃进”中的问题发表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重要讲话[13]；1961年，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突出地讲了发扬艺术民主问题；[14] 1962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文艺八条”，[15]279 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出现了一批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文艺作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加成熟，形成了中国的文艺学学科体系。但是，苏联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直延续着的“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影响，也极大地危害、限制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①，尖锐地然而也是失当地估计、批判了文艺现状，“文化大革命”集“左”倾思想政治路线之大成，文艺事业也遭到整体的破坏。总结这30年党的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丰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错误思想方针，清算“左”的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这一历史时期做出了历史结论。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强调“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主张“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勉励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斗精神来哺育自己”，“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16] 邓小平祝词的这些思想就是对这一时期文艺工作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思想认识、路线方针和理论指导的精辟阐释和深刻总结。这也是从理论上反思总结这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30年，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不仅开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也为我国思想文化和文艺事业的活跃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的社会环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文化结构呈现出纷纭复杂、多元交织并存的格局，文艺创作也呈现出各异其趣、标新立异、异彩缤纷的局面，各种流派的创作繁花竞放。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伴随思想文化的反思，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文化属性与文化身份、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与方法论等等问题的提出和由此引起的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思潮；文艺实践的改革创新、文学创作的繁荣、外国文化（文艺）思潮和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推动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开放、拓展和深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人性与人道主义、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观、审美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式、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等这些涉及文艺核心问题的理论的提出和讨论，以及对朦胧诗等诗歌、小说、戏剧作品的讨论，既有对过去理论观点的重新认识，也有对当前文艺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的探讨，对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正本清源、理论建树和指导实践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理论主张、文艺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文艺的“二为”方向，文艺批评的是非标准和衡量文艺作品的优秀艺术标准，文艺的教育、娱乐、审美作用；文艺的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深厚的人民性的价值观，文艺家“德艺双馨”和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创作理念，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总目标下，从文艺现状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解决现实文艺问题的指导思想，蕴涵着深邃的理论精义。研究、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先进文化建设中提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的现实问题，开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对不同文化思潮的自由讨论，对思想文化问题的反思和再认识，对先进文化建设和文艺创作的繁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推进，都会起着引领实践与创新理论的作用。
研究和总结还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方法为本，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包含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理论主张、文艺方针政策宏深的思想内涵、科学的理论体系。从90年不同历史阶段做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研究、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艺现实，对90年中国文艺实践、文艺发展史上提出的文艺问题，做深入具体的研究，辨别真伪，集纳扬弃，实现理论积累与创新，加强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建设，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历史要求。
注释：
① 1963年2月12日批示，见刘景荣、袁喜生：《毛泽东文艺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87、288页；1964年6月27日批示，见该书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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