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影响国际政治的新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因素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试析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雅尔塔体制的坍塌宣告了以意识形态对抗和军事角逐为主体特征的冷战时代的结束，伴随世纪末国际政治格局的裂变与转型，国际政治体系正处在重构与改组之中，许多冷战时处于潜伏、休眠和生成中的诸多因素以难以遏制之势跃居国际政治舞台，使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特征，因而探析冷战后影响国际政治的新因素无疑是正确认识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基点所在。
一、世界经济的政治效用空前强化
冷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区域集团化、经济体制市场化、经济关系政治化、经济格局多极化均标志着世界经济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伴随国际关系重心从政治和军事领域向经济领域的倾斜，世界经济的政治效用空前强化：
第一，经济安全已构成当今国际关系安全内涵的重要内容。安全是指免受各种破坏性行为或异己力量威胁的状态，在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力量主要基础的农业和工业社会，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首要政策是致力于军事力量的扩大，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安全因素多元化、安全利益一体化及安全问题的非军事化使得经济因素走出国际关系的幕后，成为直接制约安全的独立力量。随着无所不在的跨国经济、技术、资金及人才的交流与融通，随全球信息时代的来临及经济生活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当今的国际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对抗和军事攻守关系，而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层关系构筑而成的相互依存网络。当今的国家战略，归根到底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能否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冷战后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区域集团及集团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几乎均以经济为中心而展开，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根本选择。
第二，经济手段已成为实现国际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并直接导致了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趋势。冷战后，随和平与发展世界潮流的再度深化，东西方关系的全面缓和及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以政治强制和军事高压为手段的强权政治已难能奏效，尤其是受美苏争霸导致一伤一亡的灾难性后果的影响，世界各国均在以经济活动作为推行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海湾战后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西方以经济援助向前苏联、东欧进行政治渗透；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日本频繁使用“日元外交”向政治大国迈进均是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表现。
第三，经济力量的多元化是推动国际政治格局转型的主导因素。纵观以往国际格局的生成，无论是维也纳体制、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还是雅尔塔体制，均是经过剧烈的军事角逐而最终形成的，而冷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再造将最终取决于各大力量经济竞争谁主沉浮。以经济和科技为主导的国际竞争具有高层次性、残酷性、复杂性和难以逃避性等特点，它所导致的经济力量多元化将是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转化的深刻动力。近年来，苏联解体，美国相对衰落，德、日向政治大国迈进，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地位的提高，新兴工业化国家国际影响的增强及其接踵而至的国际政治多极格局的初露端倪，更深刻地根源在于经济力量的对比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孵化将打破通过战争手段形成的传统模式，国际经济竞争将成为构筑国际政治格局的特有机制。
第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削弱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并增强了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政治协调功能。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及区域经济的集团化是以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的国际化为表征的，全球性及地区性经济组织的运营是以参与国若干主权的让渡和转移为条件的，在特定的领域内主权国家必须服从于国际机构的领导，它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形成挑战，与之伴生的则是国际组织政治协调能力的强化。冷战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欧共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国际组织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均是有力的佐证。
第五，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趋势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加深。冷战结束后，体制改革与转轨之风盛行，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多数国家的目标性追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竞争、平等交易、自愿互惠、市场准入等原则的奉行必将带来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和透明性，进而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
二、科技因素的政治功能显著加深
历次重大的科技变革均以国际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相伴随。进入90年代以来，科技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信息时代的来临已改变了传统社会科技通过影响军事而影响国际政治的固有模式，高科技因素通过其对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在国际政治的改组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技因素对国际政治的整化与规约已是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支撑条件。
第一，新科技革命是导致两极格局瓦解的深层原因。战后美苏关系构成了两极格局的基础，而两极格局的核心是美苏的军事对抗与角逐，而军事竞争的基础又是科技，因而冷战时期美苏科技的发展完全听命于军事的需要，美苏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美苏综合国力的严重削弱，而欧日却以非军事化的科技战略实现了经济振兴，并导致了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变更。此外，苏联、东欧受冷战影响形成了长期对外封闭的科技体制，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阻碍了它们由传统工业社会向以高科技为龙头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加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而最终为新科技革命所淘汰，并导致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
第二，高科技因素以全新的手段与方式推动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型与改组。本世纪70年代以前，科技是以其对军事力量的强化作用于国际政治的，科技进步的动力在于军事技术领域的攻关与突破。而70年代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却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涉及领域与经济密切相关，高科技产业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中心枢纽，高科技的强大变革能力使军事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功能与效用弱化。在此前提下，高科技对于增强一国的综合国力起着重要的战略导向作用。冷战后持续进行的新技术革命超越了科技与经济、政治联系的间接性而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深刻的作用，现今的大国之争将集中表现于对高科技的争夺，多极政治力量、多极经济集团将与多极科技实体相对应，高科技因素将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再生共始终。
第三，高科技因素再度深化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高科技革命引起的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使得各国日益重视本国的经济改革、调整与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军事角逐和政治对抗让位于经济竞争。此外，高科技因素孕育的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念将在频繁的交流与碰撞中相互吸纳、磨合与交融，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将日益为各民族国家所认同，而维系人类共同命运的基本纽带即为和平与发展。
第四，高科技因素导致了传统国家主权范围的重建和国际政治的公开化及高质量化。新技术革命尤其是卫星、光纤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结合引起的信息革命，对各国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主权及其控制和实施能力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某些国家的露天目标完全处于异国先进遥感和通信技术的监控之下。信息技术的剧烈发展增加了国际政治的透明度，从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到政治家的个人隐私都不可避免地公诸于世，这势必推动国际政治的公开性及民主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此外高科技手段也必将以其实证性、预测性和可操作性为各国的对外战略提供科学依据与手段，从而提高国际关系的质量。
三、“全球问题”的政治催化效应强化
“全球性问题”是指全球范围内全人类所面临的至关人类生存与发展，涉及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共同问题，诸如和平与发展问题、能源问题、生态问题、粮食问题、人口问题、人权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难民问题、爱滋病问题等。冷战后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它们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
第一，全球问题的不断出现将日益加深国际政治的全球化趋势。全球问题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威胁和制约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决定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它们的解决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合作，各政治行为主体依存和互动关系的加深必将带来国际政治全球化趋势的加深。80年代中后期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突出问题，它对于东西方关系的解冻，融通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产生了难以估价的影响。
第二，全球问题加深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互动与渗透。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人们很难准确地将之界定于世界经济或国际政治领域，许多问题既是国际政治问题，又是世界经济问题，导致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关系的模糊性与一体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大多需要采取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与渗透，并导致了世界经济政治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化趋势的加深。
第三，全球问题的不断出现在日益更新着国际关系的内容。全球性问题尤其是生态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毒品问题、难民问题等新的全球问题的层出不穷，对固有的国际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并不断拓宽着国际关系的内容，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的内涵不断拓展，并影响着国际关系手段的变更，国际协调、磋商与合作的机制将进一步强化。
四、文化因素日益影响国际政治
冷战后时期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文化色彩的加重，文化因素已经日益参与国际政治的发展进程，并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产生日益重要的制约作用。美国政治学大师萨谬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固然具有浓重的“文化决定论”色彩，但从文明的视角透视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对于观察和认识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无疑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一）异质文化的矛盾与歧异构成了诱发与加深冷战后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文化作为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凝结，具有鲜明的多元性与民族性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与碰撞由来已久，尤其是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民族特质等因素的唯我性与排他性，一直是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但冷战制衡机制的散落更为文化因素参与国际冲突提供了历史契机。冷战后独联体境内的民族纷争、前南斯拉夫内战、印巴矛盾的再度加深均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以民族冲突、种族骚乱、宗教纷争为表现形式的“冷战综合后遗症”更给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染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
第二，同源文化的认同与亲和是构筑国际联盟的根基所在。异质文化的敌意与排斥构成了诱发与加深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而同源文化则以其共同文化特质的历史认同功能和血缘亲合能力成为构筑国际联盟和加强国际合作的纽带。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伊斯兰教的复兴为新的伊斯兰共同体或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伊朗、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都在密切注视中亚穆斯林国家的发展动向，不断加强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联系，伊朗提出的“穆斯林共同市场”、土耳其的“泛突厥联盟”、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新月区”都具有浓重的伊斯兰文化色彩。种种情况表明，中亚五国与其毗邻的伊斯兰国家很可能建立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政治经济共同体，而伊斯兰文化则将成为新的伊斯兰联盟和共同体的文化纽带。又如伊斯兰国家对波黑问题的共同关注，西方国家不断以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进行协调，西太平洋地区儒家文化圈国际合作的加强均表现了同源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合力。
第三，文化领域是进行政治渗透的重要领域。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固然推动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但文化领域又构成了许多国家进行政治渗透的特殊渠道。冷战后，通过文化渗透实现政治目的已成许多国家推行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西方国家通过文化渗透向世界推行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图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伊朗、苏丹等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以弘扬伊斯兰文化为旗帜，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战略，力图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际合作机制；土耳其以共同的突厥文化为媒介向中亚、中东进行渗透，力主以泛突厥主义重温“奥斯曼帝国的迷梦”均表明冷战后文化领域将成为国际政治争夺的特殊战场，各种文化体系的政治魅力将再度加强。
五、民族问题强烈冲击国际政治
在国际格局转换的世纪之交，处于改组与转轨中的国际社会动荡不安，其显著特点之一是民族冲突、种族纠纷和宗教纷争显著加剧，具有复杂性、国际性、多重性、宗教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民族关系将是影响世纪之交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
第一，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以难以遏止之势变更着全球政治版图。随冷战的结束，为两极格局抑制的民族矛盾突发，民族主义异军突起，尤其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和跨国族际问题使原有的全球政治版图化为乌有。民族分离主义已导致苏联这一庞大地缘政治实体的四分五裂，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巴尔干半岛盘根错节的民族问题、中东诸国的教派纷争和库尔德问题、非洲和南亚的种族骚乱使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民族分离主义在前苏联东欧仍呈扩展之势，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以及鞑靼、巴什基尔人、乌德摩尔梯人、楚瓦什人仍在强烈要求独立与自治尤以车臣危机为重；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危机和阿布哈兹冲突仍在继续；前南斯拉夫内战形势仍扑朔迷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民族矛盾的不断升级均表明冷战后欧洲的政治版图仍有可能进一步重构。西方各国也非一片净土，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法国的科西嘉岛要求自治也使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面临严重挑战。
第二，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导致许多国家的政局动荡。前苏联东欧的民族争端，西方诸国的地方自治；西亚、北非、中亚、南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和泛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哈萨克主义、泛蒙古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及非主体民族的分离主义；非洲的部族冲突和种族骚乱均使许多国家的现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严重阻碍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第三，跨国族际矛盾诱发的国际冲突已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体类型。冷战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使以军事对抗和政治角逐为主体的国际冲突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导缘于民族争端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作为冷战时期冲突延伸的伊朗与伊拉克领土之争、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印巴的克什米尔争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抗，还是冷战后突起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前南斯拉夫战乱、卢旺达与布隆迪两国的种族仇杀、卡麦隆与尼日利亚的流血冲突、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化都与跨国族际争端密切相关。民族矛盾诱发与加深的国际冲突已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体类型，基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民族敌意、民族仇视、民族偏执和民族狂热增加了国际冲突政治解决的难度，转型时期的民族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与焦点，并与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相悖，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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