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娟[1]2016年在《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职能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对国家创新系统整体创新能力要求的不断提升,高校的技术转移在近年来成为科学政策研究领域的重点。在理论上,一方面迫切的需要破除高校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与传统的“学院科学”范式的冲突,另一方面需要给予高校技术转移直接的理论定位；在实践中,我国的国家经济建设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可忽视产业整体“自主创新”内核缺失,需要借助于知识生产系统的科学技术成果。然而,数量杂多的技术转移内容相关的研究,却不能弥补高校技术转移理论研究的缺位,经验研究的杂多而内容趋同,不能给出信服的证据。此外,高校技术转移本身具有极高的复杂度,涉及到教育、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管理等多方而内容,高校技术转移有着深刻的社会嵌入性与文化桎梏,而学术界研究视角的分离,国家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完善等为高校技术转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困惑。一方面,大量论文紧跟时代主题,认同国外学术界倡导的“创业型高校”理论,却陷入对国外理论及经验的盲目借鉴与粗略的模仿；另一方面,片段化的视野造成对技术转移零散的认识,从而陷入多极悖论。而最重要的,我国高校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发展能力的缺失和社会创新与创业文化力量的贫瘠,永远不能靠模仿与空想而得到满足与发展。立足于技术转移发展现况,从高校视角切入技术转移系统,以系统哲学作为指导,综合运用系统哲学、高等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借助于弱的“结构一功能”范式,以高校职能的职责与功能构成为主线,从高校与国家创新系统中其他创新社会主体关系为逻辑起点,阐述高校在国家技术转移体系中的位置,厘清高校的教育、科研、服务社会叁大职能与技术转移之间的关系。之后从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概念、职责与功能入手,探讨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创建、机制以及治理等问题。同时,通过列举一些典型的案例,探讨高校技术转移系统自组织的运行机制,为实现高校的技术转移治理提供参考。借鉴了形态学的方法探讨了技术、技术转移、高校职责的多态性及复杂性,从生成论视角梳理了它们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逻辑,在根源上认识并肃清对它们多态性的认识与指称混乱的现象,并从多级演进关系检视它们内在的机理与关系,给出合适的定位。此外,展示了它们时空演进的谱系,以“连续统”的概念定义了技术转移,高校职责以及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边界变化问题。在高校本身与社会互相影响与塑造的交互关系中,明确了高校当前的综合职能体现在高校应是知识创新的起点,技术创新的伴侣,科技治理的主体及价值创造的战场。在理论的推演上,使用了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和叁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Theory, TH)。通过梳理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复杂适应性特征,构建了CAS视域的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结构,明确了高校技术转移系统内组织主体的适应性及整体的演化元素,通过推演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受限生成过程,揭示了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涌现机制,并从宏观与组织水平提出高校置于技术转移系统的介入与应为职责。此外,在对当前经济的非均衡特质进行论证的基础上,驳斥了以还原论、决定论构建的空想的经济均衡系统以及以“投入一产出”模式为分析框架的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悖论,引入了叁螺旋理论进一步阐述高校技术转移系统在参与社会创新路径的演进机制。深入的分析了作为高校技术转移系统,位于高校与技术转移系统交界位置的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TTO)的叁螺旋特征与组织机制,揭示了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的职责构想。在实践部分,从系统分类视角将高校技术转移的系统运作形态分为技术许可、合作参与和衍生企业叁大模式,论证了叁者的逐级演进关系,揭示了现实的高校技术转移系统是多种模式共存的连续统样态,且高校本身的资源禀赋与演进地位与技术转移模式相生相助。而技术转移本身也超越了任务本身,是高校实现知识的传输与流动,组织的重构与耦合,创新能力的转移与提升,最终培育创新环境与传播创新文化的途径。最终在理论推演与实践展示的基础上,确立以技术转移职责为高校综合功能运作基础之上的治理对策。高校技术转移系统本身是以技术的形态变化为主体骨架,多元组织共同参与的协作网络,遵循自组织的网络“治理”机制,而非“一言堂”的管理机制,揭示了高校在当前科学技术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对于高校来说,高校仍然是以传承科学探索精神,秉承执着的求真、求善、臻美的价值理念将科学技术社区拓展至全社会性质的“无形学院”,从而形成巨大的引力场,为科学技术事务的干预及发展树立行为准则和规范,以知识为主要方式,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分享和创造财富。
魏华[2]2015年在《军事领域技术转移定价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军事领域技术转移包括军事技术内部转移和军民技术转移。军事技术内部转移是指军事技术在军事系统内部的转移,包括不同装备采办环节间的技术转移以及不同军事项目或不同军事部门间的技术转移。军民技术转移是指技术在军事系统和非军事系统之间的转移,包括军事技术转民用和民用技术转军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军事技术的先进程度对于战争的成败与国家安全的影响变得举足轻重。国家投入巨额经费进行军事技术的研发,形成了大量高新技术成果。但这些军事技术成果往往只应用于其研发时所设定的专用领域,未能进行有效的转移。军事系统内部各单位间,甚至同一单位不同项目间,技术转移都存在困难。由于装备采办的分段管理,研制与生产经常是在独立的两个单位进行,两者之间的技术转移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强制进行,核心技术往往得不到有效转移。很多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应用对象的不同才造成了二者的分离,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互用。长期以来,我国军事系统与民用系统相互隔离,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相互独立发展,造成了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阻碍了技术进步。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实现富国与强军目标的必由之路,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大势所趋。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融合是军民融合最关键的领域,加快实现军民技术双向转移为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提供了必要途径和现实手段。技术转移的经济本质是技术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转换,利益分配合理与否对于技术转移的成败具有决定性影响。价格是利益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促进军事领域技术的有效转移,定价机制是核心与关键。军事领域技术转移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其定价也要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军事技术内部转移一般采取的是委托开发的技术转移模式,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需要在委托代理模型框架下,采用激励定价机制。军民技术转移一般采取许可的技术转移模式,应根据市场结构和技术转移双方的市场地位确定其定价机制。军事技术转民用,如果技术需求方存在竞争,单边垄断市场定价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其价格的决定;如果技术需求方垄断,军方作为技术的持有者,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地位,此时可以参照一般技术许可方式,采用两部定价模型设计许可合同。民用技术转军用市场结构一般是双边垄断的,供需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讨价还价模型是分析其价格决定的主要工具。研究军事领域技术转移定价机制,深入了解现状和深刻理解特点是前提。采用问卷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装备研制和生产单位技术转移定价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对象包括军内和国防科工系统相关科研机构、企业和院校,实地调研走访了北京、成都、绵阳、南京、武汉5地,举办了11场座谈会,参加人员涵盖单位领导、相关部门领导、科研生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一线科研生产人员、高校教师等共计160余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通过调研,了解了现实装备研制生产中技术转移情况和实践中采用的技术定价方法,掌握了我国军事领域技术转移定价现状的第一手材料。发现不仅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之间转移不畅,军事技术内部转移也存在诸多困难;自发的技术转移很少,重复研发现象严重;研制与生产分离造成研制单位与生产单位间利益分配不公;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政策不明,造成技术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合理的技术转移定价机制。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凸显了论文研究内容的强烈现实需求。我国武器装备研制生产多为单一来源且相互分离的特点,使得军事技术内部转移面临的矛盾更加突出。借鉴委托代理理论有关建模思想,将我国现行军事技术内部转移价格形成机制抽象为一个包含成本、努力和风险的数学模型,从中分析出其导致的叁个问题:一是原有技术向科研项目转移中重复研发的逆向选择问题;二是研制过程中不注意降低成本的道德风险问题;叁是研制与生产相互独立造成的研制中不考虑生产成本和研制到生产技术转移动力不足问题。对于原有技术的使用,提出建立激励相容的技术定价机制,使研制方真实报告原有技术获得的利润不小于重复研发所获得利润,从而促使其主动采用原有技术,避免重复研发,最终减少军方支出。为了防范研制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设计了基于目标成本的激励合同,使研制方分摊部分成本风险,以增加其降低研制成本的努力。研究结果发现,在激励合同中,研制单位的成本分摊系数设定主要考虑努力成本系数、研制单位的风险规避系数和成本风险,系数的大小应与这些因素负相关。为解决研制生产分离造成的问题,提出采取研制单位向生产单位收取技术使用费的方式促进技术从研制单位到生产单位的转移,技术使用费以目标生产成本降低额的一定比例来确定。通过数值模拟,与不收取技术使用费的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证明该方案可以降低军方总支出,既可以促使研制单位优化设计,降低生产成本,也有利于其将核心技术向生产单位转移,并使其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长期致力于某一型装备的持续创新。军事技术转民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问题。对美国相关政策发展历程的分析表明了适当放权可以有效的促进军事技术转移。我国民用领域也在逐步放开相关限制。军事领域也应该摒弃保守的收权思想,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基础上,赋予军事技术开发单位军事技术成果的所有权,激励其军技民用。军事技术转民用面临的市场情况与一般商业技术并无根本区别,但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前期技术研发费用已由财政补偿,没有收回研发成本的压力;二是技术转移过程需要二次开发以及因保密造成的技术转移成本较高。在借鉴一般技术转移有关模型分析军事技术转民用的定价机制时,充分考虑了这两点不同。在技术需求方竞争的市场环境下,通过垄断市场定价模型分析出军事技术转民用最优定价应该是最高效用评价值与技术转移成本的平均值。与普通商业技术相比,由于技术转移成本高,同等效用军事技术的转移价格要高于普通商业技术,且交易量要低,但由于没有偿还研发成本的压力,军事技术拥有方能够接受较低的利润水平。在垄断的市场环境下,遵循一般的商业惯例,采用技术许可的两部定价模型,分别研究了完全信息和不完信息条件下的定价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当军方具有完全信息时,采用固定费用是较好的策略,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当信息不完全时,则要根据具体情况从固定费用或固定费用加提成费用两种定价策略中进行选择。军事技术转移给军方造成的成本不会影响军事技术的定价,只是对军方的利润产生影响。军事技术转移使民方增加的成本将会降低民方付给军方的固定费用,但对提成费用没有影响。因此在军事技术转移定价时可以参照民用领域同行业的技术分成率进行提成费用的定价,这为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民用技术转军用常常面临的是一个双边垄断的市场,军方与民方处于平等地位,讨价还价成为必然。军方出价依据主要是技术带来的价值,但不像商业技术,其价值难以评估。介绍了资产评估中的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在军事技术价值评估中的应用思路,认为还需根据民用技术转军用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信息不完全是民用技术转军用的突出特点,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线性报价模型,在模型设立时将预期成本和预期价值的分布拓展为一般的均匀分布,产生了新的发现:除剩余分配率、技术对军方价值、技术转移成本外,预期成本下限和预期价值上限也是均衡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不完全信息会降低市场成交效率并对均衡价格产生不确定性影响;预期成本下限的提高会提高成交效率,预期价值上限的提高会降低成交效率。这打破了传统认为的不完全信息必将造成均衡价格下降的看法,也使加强军民信息沟通的政策实践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求取线性报价模型均衡解基础上,还进行了改进的机制设计,通过改变市场成交规则,促使军民双方真实报告自己的价值信息和成本信息,从而简化了讨价还价过程。根据调研中收集的案例,进行了x型声纳研制案例分析、某型防腐涂料技术军技民用案例分析和某型军用雷达主板修理民技军用案例分析。从中发现的问题与理论分析相一致,并根据理论研究成果对部分问题提出了解决思路。通过激励定价机制在b型炮弹研制中的模拟运用分析、军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备技术转民用模拟定价分析和高温合金熔模精密铸造技术转军用模拟定价分析,对研究制定的定价方法进行了模拟运用,初步验证了其可行性。主要创新点如下:(1)在军事技术内部转移激励定价合同设计时,统筹考虑研制与生产阶段,提出通过收取技术使用费的方式促进军事技术从研制阶段到生产阶段的转移,技术使用费按照研制阶段优化设计造成的生产成本节约额的一定比例确定。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证明了该方案的优越性,可以降低军方总支出,并激励研制单位在设计时降低生产成本和促进技术成果从研制到生产的顺利转移。(2)在双边垄断市场军技民用定价机制研究中,分别构建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两部定价模型,分析了军方最优定价策略的选择,发现军事技术转民用与一般商业技术许可相比,区别在于固定费用和利润的不同,不会影响提成费用。因此在军事技术转民用许可定价时技术的分成率可以参考民用相关行业的标准,为相关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3)在民技军用讨价还价模型设计中,将双方不确定信息随机变量的分布拓展为一般均匀分布形式,使得预期成本和预期价值变量进入了模型,发现了预期价值的上限和预期成本的下限也是均衡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不完全信息会降低市场成交效率并对均衡价格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打破了不完全信息必然带来均衡价格下降的传统看法。
刘晓燕[3]2016年在《现象学理论中的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技术突飞猛进,给艺术创作、生产和传播以及接受和欣赏带来了变化。如何认识并回应这些变化,这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若想从根本上说明问题,我们便需要探讨艺术与技术的关系。艺、技关系探讨涉及到艺术理论、美学理论的多个观念、范畴,所涉问题同艺术、技术在概念上的分离息息相关,也是本体论、认识论美学所经常论争的焦点。因而,厘清艺、技关系对于当下艺术、美学理论的建构之意义是重大的。诸多艺、技关系研究在脱离历史、思想史背景的情况下,固执地在艺术、技术概念及其相关观念、范畴上纠缠。同时,相关论述未从思维模式是否有问题这一点出发去进行反思,而囿于传统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的艺、技关系分析是不够彻底的。现象学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进行现象学还原,以及为扭转传统二元思维模式所做的其他努力,都给解决艺、技关系问题带来很好的契机。艺、技关系问题十分重要,学者们探讨艺、技关系时,多对现象学有所关注或者借鉴。这是因为,现象学在很多方面与美学、艺术理论有共鸣,同时也为技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然而,现象学理论中的艺、技关系研究未得到系统的梳理。这或许是由于,我们对现象学在这方面的理论价值认识还不够深刻,抑或是由于现象学家的理论体系都较为庞大,而相关的艺、技关系探讨虽重要但不占主导地位,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它们的关注度。总体来说,现象学理论中的艺、技关系论在学界未及引发应有的重视,将这一缺憾弥补起来,是本文的选题意义和价值所在。本文分以下几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思路。首先引出问题,从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的两个层面出发,就问题本身进行解析,并指出艺、技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研究艺、技关系的缘由。在此前提下,综合概述艺、技关系问题的相关理论成果,并整合这些成果的主要分歧。由艺、技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和理论分歧之所在,引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内容是：引入现象学及其方法,重点考察现象学家海德格尔、杜夫海纳、伊德对于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的相关论述,以探寻现象学理论中艺、技关系问题的独特的研究范式。绪论还概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介绍了本文重点考察海德格尔、杜夫海纳、伊德现象学及其理论观点的四个原因。绪论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一章标题为“美的艺术”观念及其所引发的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致力于找出艺、技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理论分歧之所在。得出结论：艺术与技术的词源关系以及二者概念的发展和变化,为艺、技关系的混沌难解埋下了种子；现代技术对艺术的影响是这一问题凸显出来的催化剂；而理论家们对“美的艺术”的坚持、以及坚持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是艺、技关系的症结所在。第一章先就艺术、技术概念的发展和变化进行简述。在古希腊、甚至在中世纪,艺术与技术都没有明确的区分。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人们使用同一个词汇来意指如今的艺术或技术。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诸多理论都体现出这样的诉求：即一方面把界定为神赐灵感、归属于“非技艺”的诗歌拉下神坛,将其视作人为的“技艺”；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以绘画为代表的造型艺术,使其摆脱工匠技艺的“粗俗”或“机械”,上升到能与“降位的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这种地位一降一升的基础上,巴托于1747年总结出了包含五种主要类型在内的“美的艺术”,包括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和舞蹈,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由此萌生。从此,实用的手工艺便从纯粹艺术领域中分离出去了,艺术将工艺技术排除在外,独占“美的艺术”的界域。与此同时,现代技术逐渐向科学靠近,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是科学的践行工具和方式,而科学则成为技术的依据或根基。这样一来,技术在与艺术分离、与科学联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完全切断了同艺术的因缘。艺术、技术概念被彻底区分开来,“美的艺术”概念逐步、并最终在十九世纪中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然而,这种因缘的解除只存在于很短的时期内,也只存在于学科或理论的概念区分之中。事实是,艺术与技术从未真正断开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反而越来越靠近了。当然,与其说是靠近,不如说是艺术重新找寻到与技术共有的技术性创作的根本特性,与其说是融合,不如说是技术本身也伴有与艺术相同的审美追求。实际上,艺术概念确立以来便存在着一些难以得到有效解释的问题：艺术的本质问题、情感与理性的问题、主观与客观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同艺术、技术在概念上的生硬分离息息相关,也与较“美的艺术”概念更为根深蒂固的“美的艺术”观念相关,也是本体论、认识论美学所经常论争的问题。上述是第一章第二节的主要内容。本文第二章,详细阐释现象学作为解决艺、技关系的合理路径之缘由。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将前现象学的哲学思维方式都称为“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体现为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等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胡塞尔在康德“哥白尼式革命”之基础上,提出要“回到事情本身”。胡塞尔的“事情”区别于事物,不是“物自体”,他悬搁了独立于意识之外的那个世界,仅讨论意识之内的“事情”,仅讨论我们所体验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现象学是要回到意识本身,是关于意识的描述。胡塞尔现象学将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彻底扭转过来。在他看来,通过直观事物所呈现的“纯粹现象”,可以克服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内在认识如何与外在对象相符合这一难题。我们认为,要解释艺术与技术所谓“合-分-合”的关系,便需要对传统美学进行变革,以建构适应现代艺术、技术发展特征的理论学说。基于传统美学思维方式,基于艺术概念确立时同技术的分离,艺术与技术关系的探讨始终围绕着二者相互孤立基础之上的生硬联系,只要立场稍加不同,分歧便难以弥合。有鉴于此,寻找一条新的路径、转变传统思维方式或可有所突破。现象学与现象学美学带给我们相当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现象学理论中的艺、技关系论为研究对象,主体部分(第叁、四、五章)对海德格尔、杜夫海纳和伊德的艺、技关系论进行专论。本文通过对叁位现象学家核心思想及其就艺、技关系问题所做的分析进行归纳整理,描述他们就艺、技关系问题所作探究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力求勾勒出相关论述的发展线索及其问题所在,由此来论证现象学方法对于解释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试图找寻解决此问题的有效路径。第一,海德格尔的艺术与技术关系论。海德格尔“重提”存在问题,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海德格尔要着力克服的亦是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但较胡塞尔更进一步。主客二元思维方式极易将主体视作认识的主体,将存在当做被认识的对象。海德格尔要做的是还原存在的本意并解决存在问题。他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以论证存在与存在者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存在使存在者存在,解决存在问题,需要借助于对存在者的考察,这也是探究存在意义的唯一道路。按照海德格尔的意见,我们需要对人这种特殊存在者的生存活动进行分析。在将此在的存在作出界定的同时,海德格尔也区分出了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由此,问题转换到海德格尔对日常在世的用具、以及艺术与技术所作的探讨上去。海德格尔指出,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艺术与美有关、而与真理无关,并将艺术称为美的艺术。海德格尔将一般意义上的真理、艺术和技术给予特别地处理,它们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味。真理意为无蔽、解蔽,意指存在的原始意义,艺术、技术也都回归自身开显、自身显现的意味。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作品既表现可见的、显见的一些东西,但也必定会有某些东西隐藏在“遮蔽”的境域之中。事实上,杰出的艺术作品都具备这样的特征,作品中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那隐秘的部分。艺术作品中的这个隐而不显的境域是最源始的,也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是一种本质为座架的解蔽方式,使得我们完全地陷入持存物的促逼、摆置之中,我们已然遗忘了那尚未显现的、充满可能性的原初境域。但恰恰是这个隐而不显的世界决定着存在者的存在。艺术作品能够让我们去关注那隐匿着的东西,以克制表现为促逼、摆置、订造等特征的现代技术之本质——座架。艺术是技术时代的救渡之方。第二,杜夫海纳的艺术与技术关系论。杜夫海纳着作中专门论及审美活动和技术活动、审美对象和技术对象,提出了创见性的观点。杜夫海纳在很大程度上把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等同起来；他认为,技术对象与审美对象的区分是根本性的,技术对象在一定条件下仅仅是转化为“美的对象”,而非审美对象。杜夫海纳在现象学美学的视域中,弱化了技术对艺术所造成的冲击。在他看来,并无所谓技术理性和艺术感性的纠葛,只有进入意识活动的“对象”之间的差异。当我们面对转化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转化为“美的对象”的技术对象之时,问题便回归于：知觉到的对象的地位问题及其关系问题,落脚于杜夫海纳现象学的研究核心——审美经验。艺、技关系问题以审美经验为理论原点、并由此衍伸出来。杜夫海纳将审美经验作为其研究的核心,详细解析了审美活动与技术活动、审美对象与技术对象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条件和机制。杜夫海纳认为审美经验是知觉经验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借助于对一般知觉显现、再现和思考叁个步骤的分析,来论述审美知觉的基本特征,并以此来探寻一般知觉向审美知觉的转化条件和过程。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技术产品,再或者是艺术活动、技术活动,总归会进入我们的知觉之中并成为知觉对象。在知觉中所完成并呈现的艺术对象、技术对象,具有共同的一般的知觉特征。而作为审美对象的对象、作为审美知觉的知觉所具有的特别之处,则恰恰需要我们把握到一般知觉向审美知觉所进行的转化。在现象学视域中,杜夫海纳将对艺术活动和技术活动的探究推向了极致。第叁,伊德的艺术与技术关系论。同审美经验与现象学还原的天然相近倾向一样,现象学也为研究技术提供了一种选择。伊德技术现象学立足于现象学对技术作出追问,将通达“纯粹”现象学的技术现象学转化为“经验式的”研究范式。伊德直面生活世界提出的问题,现象学与实用主义构成他技术现象学的整体取向。具身性和生活世界则是伊德解析技术问题的理论要点,他从这两个基本概念衍伸开来,建构出技术现象学的基本轮廓。伊德技术现象学的核心任务为描述“人—技术关系”、描绘生活世界的形态。在他看来,关于技术问题的看法多种多样,这些看法追根究底都是在思量人和技术之间发生了什么。伊德主张将各种技术理论悬搁起来,回到技术“事情”本身；他把技术还原为“人—技术关系”,技术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伊德在就“人—技术关系”进行描述的时候,多涉及技术对人们的视觉和听觉经验的转化。在伊德看来,当代艺术活动的主要形态是由技术构造的,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是艺术中的大门类。伊德对艺术与技术关系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通过图像技术对艺术活动的形态加以描述：从“人—技术关系”出发,对声音技术与音乐艺术的关联进行逐层解析。伊德直面由技术所建构的生活世界之中的问题,为艺、技关系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范式。第六章重点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现象学理论中对于艺、技关系问题的探讨体现出哪些学术价值。艺术与技术关系研究需要兼顾到的问题,海德格尔、杜夫海纳、伊德分别作出了不同程度上的努力。海德格尔把艺术与真理联系起来,打破了传统艺、技关系研究的二元思维模式,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杜夫海纳在研究过程中,将现象学与美学理论成果紧密结合起来,细致描述了审美对象和技术对象之间所存在的过渡和融合。伊德则将问题置于当代生活世界,分别解析了图像技术和艺术、声音技术和音乐艺术之间的关联。总体而言,现象学家为艺、技关系问题的解答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范式,体现出了相当的美学价值。第二是现象学家对于艺、技关系问题的解答是否行之有效,也就是分析这些方案的不足之处。海德格尔、杜夫海纳、伊德对艺术和技术所作的哲学化处理,未能彻底解决艺、技关系的几个关节问题。无论是以存在之真理为核心的艺、技真理观,还是审美对象和技术对象之间的转换机制,还是现代技术、艺术所体现的“人—技术关系”,都有所缺失。这也成为他们解释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的不足之处。总之,现象学家海德格尔、杜夫海纳和伊德的相关探讨,为艺、技关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新角度,但也有一定的不足。本文在结语部分,对现象学理论中艺术与技术关系的相关探讨进行了总结,对从现象学之外的其他理论视野、尤其是文化谱系进行研究作了展望,旨在抛砖引玉,希冀艺、技关系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审视和探讨。
李媛[4]2016年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往今来,个人信息就在不同层面被采集、处理、利用与传递。在互联网尚未普及、信息技术尚未得到发展的年代,个人信息的保护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只要设定相应的法律规则,进行必要的物理与人员上的管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信息的滥用。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个人信息的保护并不成为问题,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的普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数据采集、数据集成与融合、数据分析与存档的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无限度的信息挖掘、信息滥用、信息侵权行为时时发生。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与普遍存在的对个人信息的侵害,使得保护个人信息的呼声日益高涨。论文第一章分析了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典型风险。这些风险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伴随着移动互联的兴起、手持设备的广泛应用与网上跟踪技术的迅速发展、个人信息的采集行为日益密集和隐蔽,“请勿跟踪”的隐私协议成为保护个人信息的“君子协议”,效用有限。第二,公权力强行要求商业机构留存用户个人信息,呼啸而来的大数据使得政府巨型数据库与商业机构两者之间的信息开始交换与融合,通过对多重来源的个人信息进行比对与交叉验证,机构能实现对个人线上和线下行为的实时追踪与监控,人们无处遁形。由于跨国监控的存在,公民的个人信息权遭受严重损害。为欧盟与美国之间跨国数据传输提供法律依据的《安全港协议》,因欧洲法院认定美国没有达到保护欧盟公民信息的充分性标准而被判无效。第叁,由于预测性分析中潜藏着设计者的价值判断与思维观念,而数据分析与利用又缺乏相应的正当程序保障,歧视与对个体的差别对待时有发生。第四,信息的云端储存与普开的“后门程序”严重削弱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个人对信息的储存、处理、披露与商业化利用一无所知;第五,个人信息被视为当代经济中的“新石油”,在数据开发商业价值的驱动下,信息的挖掘、使用与交易已形成非法商业链条,个人信息的售卖与购买变得非常容易,这些风险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都构成了严峻挑战。第二章,对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框架难以应对时代挑战进行了深入解析。传统框架以个人信息的定义作为法律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与边界,对个人信息的界定一般以身份的“可识别性”为标准。尽管这是一个开放的法律界定,但从20世纪70年代个人信息保护法诞生之初来看,具有“身份识别性”的信息较为有限,此种定义方法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也能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提供有效指引。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技术变革、信息共享以及数据再识别已使得个人身份可识别信息的范围不断拓展,法律保护边界愈发模糊,准确界定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面临诸多困境。失之过窄,无法规制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利用的风险;失之过宽,无法在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与促进技术发展之间做好平衡。而传统信息保护的规制手段,“告知-同意”框架、匿名化、模糊化技术逐渐失去效用。现阶段,尚无很好的办法解决通过技术手段从匿名化、模糊化数据中挖掘用户真实身份的行为,也缺少有效的方法解决“告知-同意”框架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数据信息中潜藏的价值已使得政府、企业走在了对个人信息如饥似渴的追逐道路上。通过使用新的方法学,回避现行个人信息保护的方式,信息控制者、信息处理者有效地绕过了现行监管模式,这也毁掉了人们对信息的控制。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被普遍违反、形同虚设,责任追究难度加大;而已有的法律制度与行业自律模式又远远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时代,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框架难以应对时代挑战。第叁章,从理论上廓清现有学说的不足。当前,较有影响力的信息保护的理论学说多出自英美学界,大体有如下四类:第一,个人信息控制权学说;第二,个人信息财产保护权利学说;第叁,隐私经济学理论;第四,隐私合理期待理论。个人信息控制权学说将个人置于个人信息利用决策的中心,体现了自由主义的自治原则,但信息的自我决策具有局限性;来自公众问责、政治理性和商业实践叁个方面的障碍使得信息隔绝存在难度。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学说尝试从财产法及财产理论中探索替代性的信息隐私保护方案,使个人从信息交易的现行市场中获利,实现个人信息控制权的回归。而个人信息并不具有竞争性、市场失灵及公共产品的属性充斥在反对个人信息财产权保护的意见中。隐私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许多以隐私之名出现的东西,只不过试图隐藏人们行为中不光彩的方面来增加我们的商业和社交机会;而隐瞒的动机往往是试图误导他人,这会增加交易成本。隐私合理期待理论,则需要从国家或社会的整体角度出发,判断民众对涉案信息的价值标准与隐私期待。其不足之处在于,适用标准复杂,事实依据非常灵活,基本上由个人判断、政治社会环境等不确定因素来决定,这会造成部分适用上的障碍。对于信息保护,这四种学说皆有可取之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高度发展,又都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理论学说的不足之处也是当前时代对信息保护不足的表征。当然,无论具备何种缺陷,它们在构建信息保护制度的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章,对欧美个人信息保护的最新立法改革与司法实践进行了比较法考察。欧盟展开的新一轮信息保护的立法改革表明,个人享有的信息权利与现有的监管机制都处于危机之中。改革呈现了对个人信息权利保障的关切,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强化信息主体的地位。比如对同意规则的强化,新增两项控制性权利:信息的可移植性权利、被遗忘的权利。现阶段,这两项权利更多呈现出一种倡导性、宣誓性的价值取向。第二,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与责任。信息的处理需符合信息主体的合理期待;信息控制者与信息处理者在义务与责任分配不明时,对外承担共同连带责任。第叁,正尝试从传统的“同意与合理使用”的二分法中脱离出来,引入了一种以风险为基础的信息保护方法来替代传统二分法。第四,改善数据保护的实施与程序规则。通过划定信息所属类别,对个人信息进行不同程度的保护;引入问责制;对个人信息保护默认设置状态进行要求;引入信息保护影响性评定制度。第五,监管机构的权力得到加强,新增信息保护机构的联合行动,惩罚措施更为严厉。而美国的《消费者隐私权法案》强化了“告知与同意”框架,强调了企业在保证信息安全、数据准确、查阅权、收集控制方面的安全责任,同时也新增了问责制的规定。美国的其它立法与修法活动则体现了对特殊敏感信息的严格保护。在司法实践方面,欧洲法院对被遗忘权进行了确认,但现阶段,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被遗忘权”并不存在。它的适用需限定到特定领域对信息主体过往负面信息进行披露与使用的限制方面。第五章,提出了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突破与完善的对策建议。如何在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间寻求平衡,成为各国立法者关注的焦点。个人信息保护,无论采取自由主义还是威权主义的立场,皆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并不意味着站在了反对知识与社会进步的对立面,它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象征,是创新的基石。个人信息私法保护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与完善:第一,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目标。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与自由,保护公民隐私;避免个体与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沿着因循守旧的老路前行;培育民众的批判精神,促进自由、民主、多元社会的建构应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追求。第二,界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调整范围。大数据的出现使得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日益模糊,范围不断扩展。“个人身份可识别信息”的概念成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石,决定着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虽最难定义却又不能摒弃。我们需要避免对“个人身份可识别信息”的界定向美国式的还原主义方向演进,又要避免向欧盟式的扩张主义方向发展。第叁,调整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在效力上是贯穿个人信息保护法始终的根本规则。应认识到“可识别的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则适用间的相关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确立的限制收集原则、信息质量原则、目的特定原则、使用限制原则、安全保障原则、公开原则、个人参与原则、责任原则,影响范围最广,也最具代表性,但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基本原则的适用也具有时代局限。限制收集原则的使用需区分情境,目的特定与使用限制原则应修改为情境一致原则。第四,丰富个人信息权内容,强化义务主体责任。条件成熟时推出被遗忘权与数据可移植权利;强化对义务主体个人信息保护的透明度要求,引入个人信息保护的默认设计状态与信息保护的影响性评定制度;另外,义务主体对外承担责任的形态上,鉴于信息主体对谁是信息处理目的与方式的决定者在判断上往往会产生困难,法律上应规定义务主体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第五,探索个人信息保护的财产权路径。当个人信息成为社会发展所必需且为各路竞争者竞相争夺的资源时,个人信息商品化与自由转让交易市场便开始萌芽。信息产业几乎攫取了个人信息中的所有财产性利益,而个人才应成为信息财产权之初始性权利的主体。产权形成与初次分配理论为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现阶段,需要确立信息财产权的归属,探索构建个人信息财产权的有益模式。对个人信息使用权及转让权进行限制、事前同意的默示规则、自主退出的权利、损害赔偿制度与公共机构的监督是构建个人信息财产权保护模式不可或缺的五个方面。第六,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正当程序保障。预测分析是大数据的核心,但数据分析的算法存在盲区,分析得出的数据并非总是完美无瑕,结果也并非完全与事实相符。当基于大数据分析做出的决定会影响到主体的切身利益及所享有的重要机会时,需要为个体提供正当程序的保障,为公民质询大数据分析的逻辑与结果提供机会。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需转变思路。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更多关注信息处理、利用行为可能引发的风险,而非将重心聚焦在是否通过正常途径采集信息的行为上。在思维模式上,我们需要从强调个人的知情许可向强调让信息控制者、处理者承担责任转变。信息保护的任务是通过实质性的原则与程序条款,平衡个人数据处理中的收益与风险,以确保数据信息处理中的利益为人们所利用,并隔离掉其中可能对个体与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沈继睿[5]2015年在《媒介技术的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媒介技术的研究散落在传播学、社会学、技术哲学中,主要包括人物与范式述评,具体问题研究,鲜有综合的哲学反思。因为技术哲学正在转向对具体技术的研究,又因为当今新媒介的巨大影响,故需要梳理现有的媒介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媒介技术的各个方面进行哲学反思,形成媒介技术的哲学研究系统。研究依照以下主线：首先,从研究媒介技术本身的逻辑关系和历史发展开始,即论证媒介技术的外延与内涵和媒介技术演化；然后,展开媒介技术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并解决每个问题域中的核心问题。具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媒介技术的外延界定与内涵辨析；第二,媒介技术演化的条件、动力与机制；第叁,媒介技术与人的认识关系；第四,媒介技术与人的实践关系；第五,媒介技术价值的分类、生成与引导。第一部分为媒介技术的哲学研究起点。通过区分相似概念,界定媒介技术的外延：媒介技术是媒介的子集,不涉及符号系统和身体信息技术。传播技术比媒介技术多出方向性,在内容上媒介技术是能塑造“想象世界”的传播技术。器具信息技术与媒介技术的外延相同。媒介技术在具体使用时的功能侧重上与传播技术、信息技术不同。通过与生产技术区分,指出媒介技术的“双重认知技术”与“双重连接技术”内涵。在第二部分中,由人建构的,媒介技术演化的条件包括人性化和综合准则；由媒介技术建构的,人演化的条件包括技术自身属性、可选材料和支撑技术；媒介技术演化的动力来自与人、信息、制度的外部矛盾,以及不同媒介技术间的内部矛盾；媒介技术演化遵循自调控的循环建构机制。在第叁部分中,梳理人对媒介技术认识的叁个阶段,指出媒介技术对认识要素、认识过程的塑造作用,并研究在互联网、大数据影响下的认识变化。在第四部分中,从静态角度研究媒介技术实践的要素与制约条件,从动态角度研究媒介技术实践的过程,并论述数字时代媒介技术实践的虚拟转向。在第五部分中,指出媒介技术价值的分类与生成要素；具体操作时,正价值的大小由满足度、符合度、体现度这叁个互相制约的条件决定,负价值可通过技术、制度、伦理叁种手段消解。技术哲学的发展,始自技术与科学的区分,奠定了技术哲学最初的本体论研究。接下来逐渐形成了包括本体论、演化论、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论在内的系统框架。今天,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走向具体技术。这样看来,建构媒介技术的哲学研究系统,同样要以本体论的区分为起点,展开几个问题域,这既是技术哲学的延伸,也是走向媒介技术哲学的起点。
王利耀[6]2015年在《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产业地理集聚和经济持续增长是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正是源于制造业的高度集聚。随着对产业集聚机制以及产业集聚变动趋势研究的逐步深入,加速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成为产业集聚自我强化的核心要务；产业空间重塑、区域协调发展则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焦点问题。然而,既往研究多强调金融外部性对产业集聚的重要性,对产业集聚技术外部性的研究相对滞后。本文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产业集聚、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区域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空间收敛的影响；采用聚类分析,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的行业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以53个国家级高新区为研究对象,检验技术差距与高新区技术溢出对非高新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力求为产业间依赖技术进步实现转型升级、区域间依赖技术追赶实现协调发展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通过文献梳理找到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共同内核,在此基础上借鉴Martin&Ottaviano (2001)的研究,对产业集聚、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进行构建,对叁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空间索洛模型阐释产业集聚技术溢出的经济地理含义,进而提出本文测度产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二是考察区域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检验区域层面上产业集聚、技术溢出的空间依赖性,分析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空间依赖性的阶段性特征和非线性特征,并通过Moran散点图观察二者的地域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空间相关条件下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区域空间σ收敛的阶段性特征,测算全国及四大区域空间p收敛速度并对存在的差异进行比较。检验产业集聚空间依赖性和R&D投入强度空间依赖性的门槛效应,研究不同门槛条件下区域产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叁是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制造业产业集聚以及技术溢出的变动趋势。依据各行业R&D水平将制造业划分为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研究制造业产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的行业异质性。在R&D投入强度的门槛约束条件下,分析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并对不同作用渠道下产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甄别。四是考察高新区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高新区内外技术差距对高新区技术溢出的影响,以及该溢出效应对非高新区技术进步、高新区所属省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五是从完善经济主体行为,缩小产业集聚技术溢出的地区差距、协调产业集聚技术溢出的行业差异和提升高新区技术溢出水平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一是理论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非线性特征,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影响的关系;产业集聚与技术溢出的交叉效应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且在考虑空间因素影响下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二是区域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存在空间依赖性并影响区域空间收敛。Moran's I检验表明,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空间计量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和R&D投入强度的空间相关有利于促进技术溢出并影响区域的空间收敛,空间β收敛速度为中部>东部>西部>全国>东北,产业集聚和R&D投入强度空间依赖性不显着正是造成东北地区收敛速度最慢的原因。叁是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对制造业产业集聚技术溢出线性效应的分析表明,相对于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集聚具有更为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非线性效应的分析则表明,相对于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集聚显着促进技术溢出所需要的R&D投入强度门槛约束更高。四是高新区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对非高新区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着,原因在于高新区内外技术差距过大。只有将技术差距缩小至[21.63%,40.86%],才能保证高新区对非高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大且经济带动作用较强。五是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具有非线性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产业集聚存在叁重门槛,R&D投入强度存在双重门槛,集聚的空间依赖程度过低或过高,技术溢出效应均不显着,而R&D投入强度的空间依赖程度只有跨越第二门槛,产业集聚才会显着促进技术溢出；从行业层面来看,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随R&D门槛的提高呈现边际效率递减趋势,当R&D投入强度较低时,产业集聚通过提升技术效率促进技术溢出,当R&D投入强度较高时,产业集聚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技术溢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一是将空间因素融入对区域产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有效修正了OLS方法所产生的估计偏误。在分析过程中,强调空间相关、区域联系是促进产业集聚技术溢出的关键因素,对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的空间依赖特征进行完整描述,有助于准确把握区域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的阶段性特征和非线性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空间收敛的影响,研究不同门槛条件下产业集聚技术溢出的非线性效应,比既往针对两者之间简单线性关系的研究,能够更为深入地剖析影响产业集聚技术溢出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制。二是从制造业行业层面系统全面地分析了制造业产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和非线性特征。现有研究中对这两种特征进行系统阐述的较少。研究强调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并通过实证检验支持了这一观点,即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技术产业集聚存在更为显着的技术溢出效应。对R&D门槛约束条件下产业集聚技术溢出的研究,不仅再次验证了上述的观点,同时还表明制造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存在非线性效应,即随着R&D投入强度的增加,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且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技术产业集聚技术溢出的R&D门槛值远远高于传统产业。叁是在高新区层面,将高新区对非高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对高新区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重理论分析、缺乏实证检验的不足。与理论分析支持高新区作为区域增长极存在对外围的技术溢出和经济带动的结论不同,本文研究发现高新区与非高新区存在割据发展的态势。较高的技术差距不仅使高新区对非高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着,同时高新区通过技术溢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无从发挥。
Simonov, Kusi-Sarpong[7]2016年在《供应链管理:12*41.4659;环境维度:2.4*11.2277;可持续性:7.2*25.9911;物资管理:12*20.733;采矿业:11.4*49.2357;矿业:11.4*49.2357;战略供应商:3.6*18.7616;多准则决策方法:3.6*22.6092;篇长:1465》文中研究说明采掘业尤其是矿业作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然而,当前采矿业供应链作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并带来了严重经济后果。因此,有必要采用战略性和有效的方式,通过扩展供应链等组织实践措施来应对上述问题。在采矿业实施绿色供应链是一个重要且行之有效的战略途径,但绿色供应链的影响因素及其在矿业战略和运营方面的作用尚未完全凸显。开发、评估、评价和选择必要的绿色供应链管理(GSCM)因素是成功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目标之一,但这些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关联的复杂关系。因此,理解这些因素及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是在采矿业成功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首要步骤。本文的研究目标如下：(1)构建考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供应链决策框架(因素及指标),以提高采矿业的效率和环境管理能力；(2)提出一种新型的集成多准则决策工具,定量研究绿色供应链管理程序化在采矿和其他行业中的发展；(3)如何应用该决策工具来解决采矿业绿色供应链管理问题。为实现以上目标并填补研究空缺,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从多元化理论角度确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帮助矿业公司具备处理环境影响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识别潜在有用的矿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子因素,首先对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该综述选取了37个潜在子因素,这些因素又被进一步分为六大类。然后采用一种两轮改进的德尔菲法来征求加纳的矿业专家、政府矿业监管机构行政人员及学者的意见,提出了一个综合、集成的矿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概念(战略和操作)框架。该框架侧重于六种主要因素：绿色信息技术和系统、战略供应商合作伙伴关系、运作和物流一体化、内部环境管理、经济性创新实践和生命周期因素,并对每种因素进行了详细描述和总结。进一步,采用模糊DEMATEL、层次网络分析法(ANP)和灰色关联规则分析(GRA)方法,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基于绿色供应链决策框架和新型混合多准则决策模型,对加纳采矿行业进行多领域(案例)研究,主要调研各因素间的关系、影响和相对重要性,及它们在企业组织管理战略和可持续性发展中的角色。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采集不同阶段的实验数据,并采用抽样和自选择相结合技术,删掉重迭、不相关数据。被调查的管理者来自加纳六个大型矿业公司,并且他们均获得采集数据的权限。采用DEMATEL、ANP和GRA模型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使用超级决策软件、Matlab和Microsoft Excel为数据分析提供支持。结果显示,管理者早期感知的基础因素,如战略供应商合作和运营、精益倡议因素等会为组织提供最大的潜在可持续性回报。同时,在供应链管理实现中环境维度的可持续性最能驱动采矿行业的可持续性。采用析因分析可以获取方法和结果的效度和信度,结果表明,虽然某些解决方案在过程和定义中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最终结果仍是有效、可靠的。这意味着本文提出的新型混合多准则决策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决策支持工具。。结果显示,管理者早期感知的基础战略因素,如战略供应商合作和行动、精益倡议因素等会最大潜力提供可持续性来回报他们的组织。同时在供应链管理实现中环境维度的可持续性最能驱动采矿行业的可持续性。因果分析的完成获得有效性的方法和结果,结果显示,虽然解决方案可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最终结果被视为有效和可靠的。这个结果意味着,混合多准则决策方法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决策支持工具。
段爱峰[8]2016年在《美国教育技术思想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教育技术发端于美国。自20世纪初视觉教学兴起至今,教育技术在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践领域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近百年的历程中,美国教育技术始终走在全球教育技术发展的前沿,不但持续拓展着教育技术学科的实践领域,同时也孕育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技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不断丰富的教育技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一方面是美国教育技术实践发展的产物和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巩固和提升美国教育技术在全球领先地位的重要推动因素。美国现代教育技术思想的发端有其特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以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为代表的近代欧洲直观教学理论的产生和传播为美国视听教学理论的孕育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土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教学科学化运动为教育技术领域在美国的诞生创设了实践背景,而桑代克的科学学习理论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教学思想则成为美国现代教育技术思想的直接启蒙;20世纪20年代,视听教学理论作为直观教学思想的延续应运而生,戴尔的“经验之塔”理论是这一时期教育技术思想的主要代表;二战后,传播学、心理学、一般系统论的引入,使视听教学领域摆脱了媒体为中心的导向,促成美国教育技术思想观念从视听媒体观向教学系统观转变,形成了“视听传播”的领域定义与理论体系,在加涅、巴纳锡等学者的努力下,以认知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教学系统设计理论逐步成熟,成为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与学习理论的发展,促进了学习科学这一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教育技术领域成为学习科学与信息技术交汇融合的重要领域,以建构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学习科学改变了传统学习观,信息技术能够为深层学习创设技术丰富的学习环境转变了传统媒体技术观,教学设计理论与教学研究方法也发生了新的转向。美国教育技术观念与思想的变革是该领域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发展与美国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系统思想是教育技术知识体系框架形成的基础和基本方法论。在学习理论不断深入影响下,教育技术思想从技术控制学习者传递教学信息的媒体中心论逐步转向为学习者自我控制技术分享教学信息的学习环境建构论。奉行开放的态度、注重跨学科研究和跨领域的应用是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SYED, MUHAMMAD, AMIR（赛义德）[9]2017年在《农村沼气技术采纳及对农民生计的影响》文中提出能源以光、电、热量等多种利用方式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能源利用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加速经济的增长也为现代社会提供就业机会(Faroque&Hameed,2012)。增加能源的供给和消费可以发展经济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Hall,2011)。国家民众发展指数与能源的采纳有着很强的关联性(Asif,2011)。能源供应不足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制约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制约因素,同时对环境生态、水资源利用、农业生产力及人们的健康产生影响(Amigun et al.,2008)。当前,巴基斯坦农村主要用木材作为燃料(FAO,2002)。FA0的研究表明,农户用干燥的家畜粪便做燃料做饭,剩余的粪便在室外露天堆放,随后作为农地的肥料,这种做法影响了农村的环境卫生。一般农户每家养5—10头牲畜(大部分是水牛和耕牛)用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计,这也为沼气的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原材料。类似的传统农村能源消费模式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能源政策。在过去数十年间,由于规划的滞后和不合理,巴基斯坦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能源短缺。能源短缺导致了长时间的超负荷停电,比起城市,这种情况在巴基斯坦农村尤为严重。鉴于这种状况,政府长期依赖开发更多不可再生能源而不去发展可再生能源(Amjid,2011)。另一方面,天然气只在城市农户使用,农村则没有。因此,更促使农户依赖于传统的能源生活。更应引起关注的是,这些燃料在直接用于做饭过程中的效率低下。在农村,人们用开放的平炉或者简易的石块灶作为做饭的设施,这些器具在使用过程中浪费了 85%-95%的能量(Bhutto&Karim,2007)。直接的后果是国家花费大量资金购买这些矿石燃料,在购买石油一项上国家每年要花费70亿美元,这些花费会转嫁到人们的生活成本中,导致电价昂贵(Amjid,2011)。另外,电力稀缺导致农民不能用电力从公共机井提水灌溉,给农民的农业生产力、农民生活质量以及国家经济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在巴基斯坦,沼气能源的使用开始于1970年。截止1987年,政府通过实施1974年启动的一个沼气综合推广计划,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安装了 4137个沼气设备。但是在计划实施的后期,政府后期终项目的财政支持,这就导致了后续项目的半途而废(Prakash&Ghimire,2007)。虽然面临着社会稳定方面的制约因素,从2000年到现在,沼气技术推广项目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开博尔—普赫土库瓦省,安装推进速度仍然很快。项目的主要牵头机构包括沼巴基斯坦乳制品开发公司(PDDC)和巴基斯坦可再生能源协会(PCRET)和相关的民间组织(NG0),如综合农业支持项目(IRSP),绿色联盟(FIDA),全国农村支持项目(NRSP)等(Zaidi,2014)。在巴基斯坦沼气发展的经验表明,与90年代建造的沼气设施相比,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设施失败的,90年代建造的表现出的潜在运作效果更好。然而,时至今日,早年建造的沼气设设施保存下来的则为数不多(只有几百个)。究其原因,是缺乏市场运作机制,沼气技术推广仅依赖于政府的补贴。除了以上谈及的因素外,,农村沼气技术推广未达到预期效果,表明在推广中存在障碍因素。另外,农户在很大程度不认可沼气技术的有效性(Pandey&Bajgain,2007)。不同机构资助的沼气项目后续效果不一,一些仍在成功的使用,另外一些则沼气生产效果很差,甚至从未运转过。除项目设计和实施机构等因素外,存在差异的原因是缺乏富含生物质原料植物。Energia杂志发文认为:沼气项目推进很慢的原因是缺乏社区的平等参与。对沼气技术的需求不足是由于政府缺乏对沼气项目效果的宣传倡导(Pandey&Bajgain,2007)。。二、研究目标和方法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沼气技术采纳和影响采纳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沼气技术采纳采纳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问题如下:(一)研究区农村社区社会经济、生态、资源禀赋特征描述。(二)影响沼气技术采纳的因素分析。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研究区域的沼气技术的采纳程度?2.影响沼气技术采纳决策的内部因素是什么?3.影响沼气技术采纳决策的外部因素是什么?(叁)沼气技术成功的和失败的的原因分析:1.沼气技术项目规划中是否考虑了农户的需求?2.受益人是如何获得关于沼气技术相关知识的?3.受益人是如何被说服而采纳沼气技术的?4.沼气池项目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5.受益人在项目完成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6.成功采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7.采纳不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四)沼气技术采纳对农民生计的影响:沼气技术对农户的五种生计资本存量有何影响?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如问卷调查,小组访谈,参与式农村评估(PRA)。采用多层次抽样技术进行地区、区、乡、村的选择。考虑到沼气技术采纳的理想环境温度,在研究的第一阶段特地选择了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南部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在第二阶段,特地根据沼气技术的采纳数量指标,从七个地区选出了一个地区,即DI Khan地区,同时又随机选择了一个"DI Khan社区"。在这个社区又随机选取了包括5个村落的叫做"Kech"的联社作为调查样本单位。这项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农民和农户户主。以五个村的农户户主名册为基础,采纳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采用比例分配法,选取了 491位户主作为本研究的样本量。编写了叁个不同的农户问卷,一个是沼气用户和非用户(均为491受访者),一个是只有沼气用户(150受访者),第叁是成功的沼气用户(103受访者)。收集的定量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和统计分析。采用SPSS,用百分比、t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收集数据结果进行了统计显着性检验。记录了PRA和小组访谈的定性数据作为研究结果,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定性数据不仅验证了定量数据,而且增加了附加知识。叁、研究结果与讨论沼气技术采纳程度是根据研究区域沼气项目文件记录计算得出的。沼气项目档案资料显示,从2005年至2007年,在抽样村共建设沼气池150个,沼气技术的采纳率低至11.6%。Ghulami wala村的沼气技术采纳率(14%)最高,紧接着是其他村庄,Kech(12.1%),Jabbari wala(9.9%),Sardari wala(9.8%)和 Muqeem shah(8.3%)。背后的原因是 Ghulami wala 村的农户拥有更多的能力承担沼气池的建设成本。这个项目的沼气技术采纳率总体低于WWawa(2012年)在坦桑尼亚半干旱地区的Kongwa和Bahi所获得的总体采纳率。实际上,由于大多数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拥有足够数量的家畜,本研究区域采纳沼气技术是非常有潜力的。目前的研究包括所有491个农户(沼气技术用户和非用户),通过采纳二元回归模型找出影响沼气技术采纳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结果与观察值有较好的吻合度。检测模型拟合度显示,自变量与技术采纳率的对数同步相关。选择的自变量预测农户沼气采纳观察值的准确率达到83%。Cox和Snell R2为35%,是一种类似的拟合度,而Nagelkerke R2为49.4%,满足面版数据检验的要求。Hosmer和Lemeshow测试x 2检验的良好拟合度,用对Logic回归模型检验因素与采纳的相关性,结果是非显着的。这表明用该模型测量的相关结果是可以可接受。在模型包含的十叁个变量中,Wald x 2检验结果表明其中九个因素对于沼气技术的采纳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着性(P<0.05),而年龄,性别,水供应和获得可靠信贷服务等方面在统计学上无显着性(P<0.05)。根据相关性排序,最突出的因素分别是建设沼气池的技术支持,农户对沼气技术的态度,农户燃料短缺,采集天然燃料的距离,耕地面积,牲畜数量,教育程度,农户人数和收入。此外,农户农户对建设沼气池的技术支持也是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发现年龄和性别与采纳沼气能源呈负相关,两者在水平统计学上无显着性差异(P>0.05)从沼气技术采纳过程,启动,实施和实施后期叁个阶段来分析150个沼气技术用户的成功和不成功的采纳情况也是必要的。通过农户访谈,调查了项目受益人对于采纳沼气技术的每个阶段的看法。非政府组织-综合发展基金会(FIDA)监测活动的脱节、受益人文化程度低,以及他们缺乏采纳积极性以及和受益人与FIDA的沟通的环节导致了使用过程中的成功用户和不成功用户的明显差别。本研究中所确定的成功采纳了沼气技术,是指在笔者2015年2-5月调查期间仍在产气的个案。成功采纳沼气技术的相关原因如下:1.成功的采纳者有较高的采纳积极性,这取决于他们对于沼气技术基础知识的认知(认知渠道包括从FIDA组织和其他来源,如邻近地区其他成功采纳沼气技术的人获得)。在开始施工过程之前,他们与FIDA和其他来源沟通获的信息,消除他们对沼气技术的不信任和观望。根据访谈观察结果,这些农户的采纳理性和积极性促使他们在建造沼气池期间要求FIDA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服务。2.潜在用户对成功采用沼气技术用户的观察,并亲自检验沼气设施建设质量是促使采纳的另一个原因。施工期间,潜在用户观察到建筑施工队的能力,并进一步与FIDA进行沟通,以确认建筑队的施工表现。此外,由于对施工质量风险的关注,他们还试图从其他地区成功采纳沼气技术的用户中搜集相关信息,以确保被推荐的沼气池施工标准和操作程序是合格的。3.研究发现,相比于那些没有成功采用沼气技术的用户来说,大多数成功采用沼气技术的用户至少是识字的。4.与不成功的沼气池用户相比,成功的用户每天对沼气池进行正确的操作和维护。本研究中沼气技术采纳失败个案是指在安装沼气池之后(即自沼气池操作的第一天)或使用沼气池一段时间后,都没有生成沼气。观察到的导致失败故障原因有两种:(1)完工后的失败:调查发现,150个沼气池中,有30个沼气池自施工完成后根本就没有开始运作,因此在建设完成后,就被用户关闭了。(2)日常运转操作失误导致的失败:调查发现,150个沼气池中,有17个沼气池在运转初期工作良好。但随着运转时间的推移,这些沼气池逐渐停止工作,最终被用户关闭。采纳沼气技术失败的相关原因如下:从农户视角解释:1.失败案例的农户:在开始建设沼气池之前,要么做了有限的尝试,要么没有努力从FIDA或其他人那里获取足够的信息,以降低对沼气技术的不信任和信心不足。2.农户购买使用的建筑材料质量差。3.初次投料质量差,使情况更糟。与FIDA建议的最佳天然气生产启动程序不同,农户在沼气池建造完成两天后(而不是在六天后)开始投放粪便混合物,并且这个过程是在四天内(而不是在一天的时间内)完成。此外,启动阶段的沼气物料投放量也不足。4.农户投放物料的不定期(连续投放时间差不固定)和不正确的投放(不合适水料比例)。叁个沼气池由于产气压力过高而发生故障,表明农户没有足够的技能来估计用于烹饪的沼气量对应所需的粪便量(对沼气池投入量超过了所需极限)。5.一位户主报告说,他每天都出工资请工人帮助补给沼气池。这导致沼气池的操作和维护质量差,最终由于沼气池产气量低而被关闭。5.另外,大型农户称,产气不足,没法满足他们的燃气消耗需求,使他们失去兴趣,最终无法合理维持沼气池运转。这表明使用沼气和其他燃料源的组合是不合理的。从FIDA一方解释:研究发现,由于缺乏建设用地选择的相关知识,导致3个沼气池未能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从而降低了沼气的产气率;一个农户拆除了他的沼气池,因为他需要在那里建一个房间。尽管沼气技术有明确规定,但在访谈中了解到农民的教育水平低以及存在文盲导致他们的非理性行为。这与Kuteesakwe(2001)和Bhat等人(2001)研究发现是一致的。他们建议让多个机构来参与改良技术推广,包括私营企业,推广部门,中介机构,和沼气用户等。同样,其他研究者,如Vien(2011)和Mwirigi等人(2009)也发现提高认字水平有利于采纳意识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FIDA对建造沼气池的施工队采纳计件工资,而不是日工资,这导致施工队为了赚钱只关心进度数量,而不重视质量。FIDA也意识到他们在沼气池设计和计算方面犯了错误。有两个农户报告显示他们的沼气池不工作,因为粪便从入料口进入后又反流回来,没有看到产气。这些结果验证了 Fentaw(2010)的发现,沼气技术出故障的原因包括沼气池设计标准的偏差,缺乏在施工阶段进行有效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跟踪培训。另据村组织成员介绍:"FIDA关心的是提供沼气池的数量而不是质量"。本研究也观察了成功采纳沼气技术的103户农户在沼气技术对五个生计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在五个生计资本中,第一个是人力资本。一方面,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相比之前(平均值49.7,标准差4.6),在采纳沼气后,农户的燃料源收集时间显着减少(平均值33.50,标准偏差3.736);t(102)为79.6,p为0.000。另一方面,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相比于采纳沼气前(平均值97.25,标准偏差2.090),在采纳沼气后,农户每月烹饪时间在统计上显着缩短(平均值66.21,标准偏差1.667);t(102)为120.433,p<0.05。由于节省了搜集燃料来源的时间,男性成年人和儿童将时间花在其他活动上,如结果表明,由采集燃料木材所节省的时间(57.3%)用于农业工作;(38.8%)用于学习;(2.9%)用于农户活动;娱乐(1%)。同样,受访者称,农户女性成员在烹饪上节省出来的时间花在了农户活动上(41.7%);其次是缝制刺绣(38.8%);学习(9.7%);娱乐(8.7%);农业工作仅占1%。在教育提升方面,不到一半(37%)的受访者表示,使用沼气改善了儿童的教育机会。相反,绝大多数受访者(81.6%)确认使用沼气减少了眼睛感染的发生率。这种变化被认为是意义重大,因为最近在肯尼亚农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农户层面负责烹饪的大部分是妇女而非男性,她们更多地暴露在排放的烟雾中,由此她们平均患有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Schirnding,2001)此外,使用沼气减少了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率(83.5%的受访者感知)和发生火灾伤害事故(82.5%的受访者感知)。同样地,沼气技术也减少了厨房里的烟雾量(90%的受访者认为)以及厨房的工作量(89%的受访者的感觉)。这些结果与Paras和Abbey(2011)的发现相符,相比采纳沼气技术前使用木柴的情况,他们发现使用沼气技术有助于减轻女性烹饪的辛苦。另外,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全体农户成员都受益于沼气的使用(52.4%),所有农户成员的福利分别得到了改善(40.8%)。在社会资本方面,一方面,为农户成员提供食物的能力大大提高(有68%的受访者认为);66%的受访者认为,在使用沼气后,所有活动中男女相互支持的程度有所提升;社会网络的扩大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51.5%的受访者感知);超过一半(50.5%)的受访者指出,使用生物燃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加入农民团体。另一方面,大多数(6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支付学费的能力并没有受到影响,大多数(63.1%)的受访者认为在对亲属的资助和身体照料方面也没有受到影响。对金融资本的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以便对前后情况进行比较。在这方面,比起采纳沼气前的消耗(平均值8436.89,标准偏差1108.522),采纳沼气后,农户消耗的燃料明显减少(平均值1252.43,标准差251.211);t(102)为63.975,p为0.000;相比采纳沼气前的花费(平均值6.79E4,标准偏差19785.640),采纳沼气后,农户统计上显着减少了购买化肥的支出(平均值3.31E4,标准偏差19756.272);t(102)为179.250,p为0.000;比之采纳沼气前的收入(平均值1077.92,标准偏差966.767),农户通过(每年)销售树木在统计上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平均值10,600,标准偏差543.859);t(76)为-74.415,p为0.000;比起采纳沼气前(平均3.62E5,标准差73848.450),农户每年的收入统计上显着增加(平均4.14E5,标准偏差 73672.825);t(102)为-79.540,p<0.05。关于自然资本,农业系统分析图的结果显示,采纳沼气技术为农业体系结构带来了积极的变化。重点关注农业系统的沼气使用,发现在采纳沼气技术之前,农业系统面临如农业生产不足等很多挑战,部分原因是土壤枯竭,部分原因是投入成本高,特别是农民无法购买足够的肥料(图5-5)。此外,常见的燃料来源是作物残留物,粪便块和树木。农作物残余物使用过多导致动物饲料减少和土壤枯竭,而为了燃料制作粪便块,则导致农作物的粪便肥料减少,过度砍伐树木则导致农场树木数量的减少。总体而言,在采纳沼气技术后,购买化肥的成本下降,由于作物残留物不再被用作燃料源,动物饲料的供应量有所增加。由出售树木和改善作物生产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及购买化肥的开支减少,使得作物品种变得多样化,因为现在农民有能力购买不同作物的杂交品种,这在他们采纳沼气之前无法支付的。作物生产和畜牧生产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有效,前者为后者提供饲料,而后者的新鲜粪便可以投入沼气池,从而将生物浆料作为作物的有效肥料。调查发现农民赞成在商业层面启动沼气技术,以此获得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农民对有机农业表现出兴趣,但他们缺乏农业推广部门的相关专业知识,而且有机农业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没有广泛采纳。另外,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部沼气用户(100%)将生物浆料采纳于作物生产。大多数(61%)的农户认为,使用生物浆料后,(每年)农业产量有了更大程度的增加。多数(68%)的受访者称,使用沼气池使得农场树木数量增加。木材砍伐现象没有受到影响(91%的受访者认为)。原因是在采纳沼气技术之前,农民砍伐树木,部分用于燃料使用,部分用于销售,而在采纳沼气技术后,他们砍伐的所有树木用于销售,因此认为砍伐现象没受到影响。因此,这表明沼气技术在森林砍伐方面没有为环境提供任何好处。根据一组农民绘制的季节性日历的结果,采纳沼气后,每年收入和支出都在大幅度增加,这个发现同样存在于量化研究结果中。同样,对于男性和女性,农业,非农业和农户工作量都有所减少。另据观察,在采纳沼气后,与之前相比,在每年的4月和9月动物饲料通常都足够。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采纳沼气之前,作物下脚料也被用作燃料源以及木材使用。农民现在有更多的作物秸秆来储存,然后在饲料稀缺的月份使用。日常活动图结果验证了量化结果,表明男性沼气使用者与采纳沼气技术前相比每天节省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与沼气技术采纳前相比,女性每天节省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四、研究结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找出沼气技术的采纳率及其影响因素,沼气技术的采纳过程,成功采纳沼气技术或未成功采纳沼气技术的原因,以及在巴基斯坦KPK省南部,成功采纳沼气技术对农民生计的影响。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采纳了二元Logistic回归检验,t检验,频率分布和定性的研究方法。(1)沼气技术的采纳率和影响因素:尽管在调研区域内,沼气工程已经推广了 3年的时间,但是沼气技术的采纳率非常低。农户对沼气技术的采纳决策受到诸如推广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推广因素包括那些提供沼气技术的组织在媒体上缺乏广告宣传,导致农户对这些新设施一无所知。制度因素包括,在沼气技术的推广上,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并且缺乏针对农民能够负担得起的信贷服务,缺乏针对沼气技术安装和维护的技术支持服务。在社会经济因素中,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态度、燃料短缺、可获得天然燃料的距离、耕地面积、牲畜数量、教育程度、农户规模和收入。(2)采纳成功和不成功的原因:通过研究沼气技术采纳的叁个主要阶段:启动、实施和后期执行分析,发现了导致沼气技术被成功采纳和未被成功采纳的相关原因:(i)对于成功和未成功的用户来说,采纳沼气的过程是不同的,原因在于FIDA监测指导不到位、不协调,受益人文盲情况;此外他们和FIDA沟通的动力不足,而且不同步。成功采纳的主要原因包括农民有较高积极性和理性,一定程度的受教育水平,在施工阶段与FIDA有更好的沟通,沼气池的日常运行和维护过程合理。(ⅱ)采纳不成功的原因包括,农民的文化程度低(文盲)、缺乏采纳理性和积极性;沼气池的建筑材料质量差;没有按照FIDA给出的沼气池运行和维护的建议操作,FIDA缺乏有效的规划和监测,以及建设沼气池的施工队缺乏经验。(3)采纳沼气技术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沼气技术对农民的生计有显着的正向影响。(i)在人力资本方面,收集燃料材料的时间大大节省,男性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农场工作,孩子可以用此时间学习。同样地,女性每个月用于做饭的时间也节省了数小时,这就使得她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做其他的生产活动,比如以农户为基础的活动以及一些小规模的刺绣业务。农户卫生、眼部感染的发生率、呼吸系统疾病、火灾相关伤害的发生均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儿童的受教育程度也有所提高。农户成员,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健康都得到了改善。此外,在厨房的辛勤工作和产生的烟雾的量都有所减少。(ⅰ)对那些成功采纳沼气技术的用户来说,金融资本得到了显着的提高,他们在购买其他燃料能源材料和购买化肥的支出上都有所减少,通过卖树赚取了更多的收入,从而他们的年收入也增加了。(iii)社会资本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包括为农户成员提供充足的食物的能力,各种活动中男性与女性的相互支持,社会网络的扩大以及加入农民群体。然而,支付学费的能力和其他农户成员的经济支持没有得到改善。(iv)自然资本得到明显改善,包括生物浆料的采纳提高了土地肥力,动物饲料量增加,农业产量增加,作物品种多样化,农牧业一体化农业的改善。然而,伴随着伐木现象的增加,森林砍伐仍然存在。(v)在成功采纳沼气技术以后,农民的有形资本有了积极的变化,比如现有农用设备的改善,通讯设施的改善,燃料消耗模式的改善,在农户层面的交通来源得到改善。然而,粮食储存能力和农户基础设施没有得到改善。所有这些在农民生计上的改善情况表明沼气技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之一。
李飞[10]2017年在《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大国,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大而不强,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如何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与此同时,以获取先进技术为目标的海外并购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产业内核心领军企业恰当的海外并购整合,通过获取全球创新资源对中国本土产业进行研发反馈和技术溢出,如吉利对沃尔沃的并购整合促使中国的民族汽车自主研发能力上一个台阶,万向成功并购整合美国最大锂电池生产企业A123,带动中国本土产业新能源电池与整车的研发。因此,通过海外并购从外部获取战略资源和核心能力,是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然而并购方能否获取“1+1>2”的协同效应,能否真正带动产业技术创新,最终取决于整合。基于创新网络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从资源配置(Resource Orchestration)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包含资源识别、资源整合、资源利用创新叁个阶段的完整的分析框架。在对并购双方的资源相似性与互补性强弱进行资源识别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资源整合策略,通过全球创新网络进行技术和知识的有效转移和配置,最终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本文综合运用理论分析、数学建模、动态仿真、实证分析与案例分析等多种跨学科方法展开研究。理论机理部分,首先,探究了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对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采用学界广泛研究并最能反映网络位置与创新关系的指标——网络中心度和网络结构洞,研究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整合对产业技术创新的跨层次传导机制。其次,从资源配置(Resource Orchestration)视角出发,深入探究并购双方资源相似性、互补性及其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上述传导机制,并提出了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设。数学建模部分,基于垄断竞争模型和不完全信息网络博弈模型,构建基于创新网络的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数理模型。求解模型的最优化问题,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利用数学工具为理论框架提供了逻辑推理。动态仿真部分,采用多主体仿真方法、网络分析方法并基于Netlogo仿真软件,探索海外并购整合过程中创新网络路径的生成演化机制,以及进一步影响并购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动态传导机制,弥补了数理模型仅能考察静态网络位置的不足,以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发展规律。实证研究部分,通过挖掘Bvd-zephyr等全球权威并购数据库,构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样本库,采取验证性因子分析、多群组结构方程方法与方差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案例分析部分,选取中国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的典型案例,特别选取汽车制造业的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万向收购美国A123和均胜电子并购德国普瑞叁个案例,对其并购后整合带动产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展开系统性分析,基于企业、创新网络、产业多层次,结合国际先进经验以及中国制造业产业海外并购整合的现状案例,得出多维度途经与政策建议。本文力图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能够指导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实践的理论框架,形成从“企业层次-跨层次-产业层次”的整合与产业技术创新的跨层次传导机制研究,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整合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为政府部门制订海外并购政策和产业升级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本文得出研究结论:中国制造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中,(1)当资源识别为并购双方相似性强、互补性弱时,高整合程度通过提升并购方在创新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促进并购方所在产业技术创新;(2)当资源识别为相似性弱、互补性强时,低整合程度通过提升并购方创新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促进并购方所在产业技术创新;(3)当资源识别为相似性强、互补性强时,适中的整合程度通过提升并购方在创新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促进并购方所在产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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