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学：概念、框架与方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政党论文,中国论文,框架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3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7）03—0017—04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党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在两个较少接触的学科领域中前行：一个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传统党史和党建学科，一个是较多带有西方色彩，实际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的政治学学科。前一个领域是对政党政治学研究较多、成果也较丰富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中几乎所有分析的理论工具都囿于一定范围内，使用的是一套特有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无法和西方政治学界进行正常的、规范的对话和交流。后一个领域，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经过恢复、补课和重建，作为一门独立的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体系的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作为这门学科的子学科政党政治学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实际上，这两个领域内学者的缺乏交流和相互理解，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的发展。
一、时代诉求与经验积累：建立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建立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是科学地研究我国政党政治实践，提高政党执政能力和参政能力的需要。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而中国的执政党和参政党建设必须面对这些变化及其所带来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如何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增强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监督水平，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政党发展和政党研究也为中国政党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变幻，尤其是顶住了苏联剧变、东欧解体的巨大国际压力，内求发展，外求和平，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自身的改革，提出自己新的执政理念，扩大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进步也为中国甚至世界政党政治学者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对象。几十年来，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已经形成了以高校、科研院所、党校、社会主义学院、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政策研究机构等为基地的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学术研究梯队。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取得了在政党基本理论、执政党、参政党等方面的较大研究成就，为中国的政党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奠定了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是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需要。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稿》中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以一个政治学家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民主、法治与政党作为政治文明构成的基本要素 [1] 。1998 年之后，美国著名学者谢茨施耐德（E.E.Schattshneider）在其代表作《政党政府》中曾言：“政党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府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事实上，政党起了民主政府的缔造者的主要作用。政党创造了民主，倘若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2] 中国共产党自从建国之后就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目标之一，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过一些曲折，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民主的价值真谛作为行事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更是把民主、法治和党的领导作为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政党与民主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加明晰。在民主视阈下研究政党政治，在政党领导下推进民主进程，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最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是进行国际对话的需要。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党政治学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影响，存在着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乃至论证逻辑等各方面同西方政治学界的较大差异。就是在国内，中国的党史、党建学科同政治学科也使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这种差异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政党政治学的发展，造成与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政党政治学界的种种隔阂。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东西方的执政党在政党自身的组织、价值追求、执政方式，与国家、社会、政府、其他政党的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政党政治发展也离不开世界。而只有深刻地理解西方政党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准确地把握西方政党政治真实运转的实践，才能够在普遍与特殊相统一指导下，分析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借鉴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充分认识中国特色。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对于西方政党政治学的研究，对于西方政党政治基本理论，中国的学界日益重视采用科学方法不再采取简单的贴标签式的方式与方法进行处理，追踪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前沿动态，借鉴各国政党执政经验，引介、分析西方政党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一些西方政党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3]。 这些都为我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政党政治学的概念界定与学科框架
对于政党政治的概念界定，是中国政党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础。与政党政治相关的概念是政党制度；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实际上是在“政党与政党制度”的框架内来探讨政党政治问题的[4]。 虽然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重合性，但是二者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政治的核心是政权，政治的运作表现为公共权威，政治还是科学、是艺术等等。而“制度”的基本含义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秩序办事的规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的等方面的体系。相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制度具有规范行为的职能；相对于制度所揭示的对象来说，制度是表象，是特征，是其本质的外化。因此，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在科学内涵、外延范围、活动层次、核心内容、功能实现等方面都有重大差异。与政党制度相比，政党政治侧重于政党基本理论内容的阐释，所要回答的是政党政治诸原理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基本内容及其本质等问题，所要解决的是“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政党制度侧重于政党本质及其履行政治职能的内容的揭示，所要回答的是政党政治诸原理的实现途径、方式、方法等问题，解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5]。就范围层次而言，前者是属概念，后者是种概念。所以，政党政治实际上是涵盖“政党与政党制度”，并更具有学科规范性的一个概念。
我们把政党政治的基本含义概括为，它是指在一个政党活动受到法律或者惯例认可的国家中，政党与国家、政党、社会、政府、利益集团等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政党对它们产生影响的活动方式和程序的总和。而政党政治学就是运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政党的起源、发展、功能、组织等一般原理以及政党实际运作方式等具体范畴的学科。政党政治学应该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理论方法更多的是政治学的。政党学是同政党政治学相关的一个概念[6]。 但是政党学这一概念在范围上失之宽泛，也未能凸显政党自身以及政党研究的政治学特性。
就学科框架而言，可以从概念、关系、制度、行为、文化、发展这六个维度对政党政治学进行划分[7]。
政党政治学的“概念篇”指的是，什么是政党的本质，政党与其他类似社团有着什么样的区别与联系，政党为什么出现，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政党，什么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同政治学是什么关系。这些基本的原理之外，还要对政党的组织、要素、功能做出初步的概括和研究，对于政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在“概念篇”中得以体现。“关系篇”主要解决的是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国家之间、政党与政府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政党与人民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政党关系实际上研究的是政党与其生态环境、外部系统的一种互动。也只有正确处理政党与国家、社会、政府、人民之间的关系，使之“各安其所，各得其位”，才能够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制度篇”主要从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两个维度对政党进行制度上的描述和分析。政党的内部制度主要指的是政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构成要素，政党组织研究一直是西方政党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政党的外部制度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如何分类，不同国家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不同的政党制度各有何不同功能和利弊，都是需要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行为篇”在某种层次上而言，指的是政党的职能，包括利益表达、参与决策、影响政权、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等。政党的“功能分析路径”同“组织分析路径”一样，是西方政党政治学主要的方法论工具。政党行为或者说政党职能的扩展与收缩实际上反映了政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折射出政党的兴盛与衰亡。“文化篇”实际上指的是政党系统的软件——价值与文化。政党符号、政党思想、政党伦理、政党文化、政党意识形态等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核心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政党、政党制度与社会文化的互相影响也是政党与其生态系统互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党发展体现了政党受内外条件的推动自觉、不自觉地推动自身发展、并以此影响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政党革命、政党改革和政党民主是政党发展的三个方面。
三、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政党政治学走向科学，也是把我国的政党政治学推向深入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党政治学研究存在着“重历史、轻理论”，“重规范、轻实证”，“重建构、轻解构”，“重注解、轻批判”的现象，与政党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政党政治学要想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就必须借鉴西方政党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
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某一政治现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考察来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活动的规律性，并预测政治现象的发展趋势。历史研究方法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过时的方法，掌握过去者支配未来、“以史为鉴”的研究方法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可否认，中国的执政党研究、党史党建研究以及参政党研究为中国政党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传统的党史党建研究、参政党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挖掘资料、考证史实、发现新问题等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是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但是如果中国的政党政治学要成为一门政治科学，则需要理论方法上的突破。如果仅仅停留在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和方法内，中国的政党政治学就会成为一种历史解释学。而实际上，中国的政党政治学家们也尝试着从不同的理论、方法、视角出发，去分析中国政党史上的一些政治现象[8]。
西方政党政治学的两个基本研究路径就是“组织分析路径”和“功能分析路径”，研究我国的政党政治也可以借鉴这两种分析方法。把政党或者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来分析政党或者政党制度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政治结构为起点，通过剖析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政党政治系统运转的规律。此外，新制度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方法也为我们剖析政党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
在以往的中国政党政治学的研究中，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而即使是这种研究，其规范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足的，论证的前提、逻辑以及结论在某些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非科学性，形成了“重建构、轻解构”，“重注解、轻批判”的场景。在某些问题上分析理论的单一、方法的模糊，也造成了中国政党政治学乃至政治学界的重复劳动与无意义劳动，造成了学术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国外学者与国内其他领域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者的隔阂与不理解。
实证研究的方法在中国的政治学界虽然存在不足，但是早已应用[9]。 在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建设、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以及协商民主等方面已经相继开展了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政治试验。而在政党政治学界却由于学者们重视不足，某些实证资料的难以获取，某些政治试验难以完成等主客观条件不具备，使得中国政党政治学的实证研究难以深入开展，成果鲜见。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于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实际运转、中国政党政治的某些政治现象，对于指导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有着规范研究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只有把实证研究做扎实、做充分，也才能把规范研究推向新的境界。
当然，规范研究的重复建设与实证研究的相对贫乏是与中国现在的国情相联系的。中国经济上正在迈向现代化，政治上正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推进民主、健全法制，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客观上在一些宏观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地方，规范问题的研究确实很有必要。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逐步完成，大理论大方向问题的逐步解决，以社会学调查方法、统计学方法等为手段，侧重于细小问题、以小见大的实证研究将逐步走向政治学的前沿。
（三）比较研究的方法
王邦佐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多种具体方法。我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似可着重从三个方面着力，即：从政党的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10] 诚如所言， 近年来我国政党制度研究主要也是运用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而展开的，重点是对中西政党制度的历史与形成、性质与特点、作用与功能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11]。
在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时，需要明确两点。第一，要正确处理可比性的问题。科学的比较应该是层次、标准的统一。把中国的政党制度同西方的政党制度相比，在理论上而言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西方国家是一个集团概念，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本身就有较大的差异。还有把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政党相比较，把一个国家理论上的政党制度与另外一个国家现实运转的政党制度相比较等等形成的诸如此类的“关公战秦琼”的问题，都应该最大程度地避免，减少比较的任意性。第二，要明确比较的目的是借鉴，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中国的政党制度诚然有着同发达国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但是如果比较仅仅是为了找出这些不同而论证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似乎就失去了比较的更为重要的意义。也只有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政党在起源、发展、运转、价值等方面的异同，有选择、有比较地“扬弃”和“拿来”，才能为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党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支撑。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对政党政治学中的研究方法进行选择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层次上的方法论等同于政党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庸俗化和教条化。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2] 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核心， 也是我们进行政党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和指导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分析和借鉴而不是盲从西方政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角度，尤其是加强经验研究的方法的力度，构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这样才能为研究方法的选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研究
在中国进行政党政治学研究，需要明确我们的政党政治学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说，我国的政党政治学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在研究重心上，应当以研究自己的政党问题和政党建设为主，即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党建设和现行政党运转为主；在研究指向上，其起点、重心和归宿都必须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同时，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必须体现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时代精神。政党政治学要体现中国特色，必须紧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最后，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必须继承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具有生命力和再生力的民族精神。实际上，中国政党政治的形成、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正是“和合”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合作性政党制度的文化根基。
但是，“中国特色”也不能成为中国的政党政治学闭门造车、拒绝同西方对话的借口和依据，不能用中国政党政治的“特殊”来拒绝世界政党政治的“一般”，因为正是不同国家的政党政治的“特殊”构成了世界政党政治的“一般”。卡尔·施米特曾经指出：“特殊解释一般及其自身。如果人们想真正地研究一般，就只好找到真正的特殊。特殊比一般更清楚地揭示一切。无休止地谈论一般已经令人厌倦，世界上存在着特殊。如果它们无法得到解释，那么一般也无法得到解释。”[13] 只有科学借鉴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与方法，合理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价值，准确把握中国当今的国情和时代诉求，才能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
在当前，中国的政党政治学研究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政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研究。实际上，正是由于对政党的本质、起源、政党的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缺乏多视角分析，以及政党政治研究方法论的单一和不规范，才导致了中国的政党政治学研究的先天不足，缺乏同西方对话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当前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政党政治学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一种历史描述的情境中，缺乏深度的挖掘，缺少深入的沟通。
其次是深入开展对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实证研究。中国共产党本身具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其组织内部架构的发展将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等其他组织问题就不仅仅是党自身的问题，而是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对其研究不仅可以改善组织的发展和完善等问题，更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从方法上而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研究应当从理论规范研究走向实证调查研究。
最后是从政党政治学的角度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参政党理论是中国政党政治学特色内容之一。但是，就目前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具体实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参政党建设尤其是参政党理论建设相对落后。就其理论成果来看，仅限于对其历史、特点、功能、运行机制、自身建设等的描述性陈述。就其理论方法来看，更多的是历史学的或者“政治口号式”的，同政党政治学的规范性要求相距甚远。参政党理论研究的薄弱，不能满足参政党实践的需要，以至于参政党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主动性，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延缓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参政党理论的落后，同参政党理论和执政党理论的研究群体、研究内容的相对分立是相关的。因此，打破这种壁垒，从政党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参政党理论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诉求。
收稿日期：2007—02—27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学论文; 政党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政治学研究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