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新气象论文,宋代论文,三家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皮锡瑞称为“经学变古时代”。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围绕“变古”形成了诸多特色，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宋代的《诗经》学进行诠释，如谭德兴的《宋代诗经学研究》、郝桂敏的《宋代诗经文献研究》、陈战峰的《宋代诗经学与理学》等，但关于宋代《诗经》学研究中对三家《诗》的关注和运用，尚鲜有涉及。实际上，宋代《诗经》学发展中运用三家《诗》的意识是逐步强化的，以致到南宋王应麟撰述三家《诗》辑佚专著——《诗考》，乃至影响了整个清代三家《诗》学辑佚研究的复兴，是宋代《诗经》学发展的新气象。
《诗三百》①自结集和经过孔子整理以后，以赋《诗》、引《诗》、用《诗》为主要方式的《诗》学传播成为先秦《诗》学发展的主流。而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发动的那场文化浩劫，“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②。使得《诗三百》的传播几乎中断。直到汉初惠帝四年，废除秦代的“挟书律”，《诗三百》才重新被儒生、士子研习。汉初，传授《诗经》的主要有四家：鲁、齐、韩、毛。《汉书·儒林传》记载了大批鲁、齐、韩三家《诗》的传授者，“大师众至千余人”，③“皆至大官，徒众尤盛”④。在西汉，相对于鲁、齐、韩三家声名显赫的传授局面，《毛诗》仅“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⑤。一直“在野”的《毛诗》与“官学”三家《诗》本不可同日而语，而公元前6年，刘歆的一篇奏疏《移让太常博士书》揭开了可谓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一宗公案——今古文之争的序幕，也因此古文《毛诗》最终得立官学。
刘歆在整理秘府典籍的时候，发现了用古代“蝌蚪文”所写的《春秋左氏传》，在章句训诂方面比已经立为官学的《公羊传》和《榖梁传》更好，遂向汉哀帝建议立为博士。虽然遭到当时今文经师的一致反对，未能如愿，但随后不久，在王莽新朝的“托古改制”中，古文经学得立学官。而用先秦古文书写的《毛诗》，也因为刘歆的这次上疏以古文经学的面目广为人识，后立于学官。从此，贯穿整个东汉一朝的今文鲁、齐、韩三家《诗》学与古文《毛诗》学之间的纷争论战不休。
今文三家《诗》自汉初立于学官之后，其后学在研习过程中，“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⑥。被古文大师刘歆痛贬，“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⑦特别是东汉时期，今文三家《诗》的阐释越发走向了繁琐经学、谶纬神学的路子，其缺点也暴露得更加明显。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出现，他以笺释《毛诗》为主，而融汇三家《诗》说于其中。郑玄儒学大师的身份，使得他的笺注也获得更大的影响，因而《毛诗》以训故的方式，结合史实，疏解《诗》义，被更多的学者所接受，随后三家《诗》式微，《毛诗》一枝独秀。
如果说三家《诗》后学在传承《诗》学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不利于自身发展的问题，是三家《诗》日益衰落的主观原因；那么，社会动乱对学术发展的戕害，则是三家《诗》最终归于亡佚的客观原因。《隋书·经籍志》记载：“《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⑧《韩诗》北宋尚存，见于《太平御览》，后不见传者，现仅存《韩诗外传》。
三家《诗》虽然先后亡佚，而三家《诗》学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自宋代以来，就已成为《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家《诗》学发展的角度看，朱熹的《诗集传》中之所以能够采用三家《诗》说，王应麟之所以能受其启发撰成影响有清一代的三家《诗》辑佚专著《诗考》，它们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是学术界、思想界长期以来在《诗经》学领域疑古惑经，要求革新表现的必然，推源溯始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
唐朝建立以后，为推进儒学的发展，实现经学的统一，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于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流传全国，成为士子习读、科举考试用书。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说：“由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⑨可见其影响之大。《五经正义》的编定，一方面使得经书的文字、训诂、释义都有了统一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使经书的注释定于一尊，思想渐趋僵化。面对这种高度的统一和僵化的思想，有识之士必然会寻求某种突破，使得某种新思想在这种僵化的土壤里破土而出。如《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⑩诸人士的“自名其学”就是突破，即是对传统经学的反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怀疑经书的真实性，如刘知己《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两篇，开始了对传统经学的挑战。
《毛诗正义》的颁行使得《诗经》的研究定于《毛诗》一尊。而关于《诗经》学界的疑古，是从《诗序》开始的，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藉之子夏以自重(11)，启疑序之始。而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在汉宋《诗经》转型及三家《诗》辑佚复兴中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它是除《毛诗正义》以外，仅有的保留较为完整的唐代《诗》学著作，成书于唐代中后期，正如有学者云：“(其)是唐代《诗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见证之一，也是研究唐代的经学，考察中晚唐经说异议现象，溯源宋学疑古风气之所由，必须深究的一部典籍。”(12)
成伯玙“爵里无考”，《毛诗指说》全文仅六千余字。《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云：“书凡四篇……二曰《解说》：先释诗义而风、雅、颂次之，《周南》又次之，诂、传、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终以《鹊巢》、《驺虞》。大略即举《周南》一篇，隐括论列，引申以及其余。三曰《传受》：备详齐、鲁、毛、韩四家授受世次，及后儒训释源流。”(13)其所传达的具有反动思想的《诗》学气息表现在《解说》和《传授》两篇中。如在《解说》篇，关于《诗序》，成伯玙以为小序首句为子夏初裁，有学者认为“伯玙的主张，虽不能作为确解，但能将《小序》首句与以下发挥之语分开来看，有其独到的见识，比前人所论，更进一步。所持论的理由，也能启迪后人的思考，对于后代关于《诗序》作者的讨论有深远的影响”(14)。如宋代苏辙《诗集传》独存首句，当受成说启发，其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以辙说为祖”，亦与成伯玙之首创意见有密切的关系。但成氏关于《诗序》的认识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关于《诗序》认识的影响上，更在于表现了《诗经》学界对于疑古惑经的探索，启迪了北宋《诗经》学领域蔚然成风的疑古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而这疑古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是导致宋代三家《诗》学开展的重要前提。
《毛诗指说》在《传受》篇中，有对四家《诗》传授源流的综述。意在明确三家《诗》与《毛诗》一样，都是《诗经》传播链中重要的诗家流派。对宋代三家《诗》的发展亦不无启迪之功。
北宋时期，在经学研究领域，承中晚唐疑辨风气而来，疑古思辨学风蔚然成行，刘敞的《七经小传》通常被认为开风气之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词，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前世经学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经，著书行世，自敞倡之。”(16)而在《诗经》学界，也开始了对《毛诗》独行，序传笺疏一统局面的反思。疑序、非序学术论争由此展开。宋儒在倡废序及驳斥毛、郑之说时，寻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据即三家《诗》序及三家《诗》说的存在。
1.欧阳修的《诗本义》
欧阳修的《诗本义》是宋代《诗经》学的发轫之作。四库馆臣评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17)对整个宋代《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本义》不信《诗序》为子夏所作，旨在以本义求诗义，以辨毛、郑之失。如《序问》就是对《诗序》的质疑：“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18)此一说法，启发了南宋郑樵，他在《诗辨妄》中进一步论述，“设如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反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19)在与三家《诗》的比较中，论证了《诗序》非子夏所作。
欧阳修还是尊信《毛诗》的，他说：“自圣人没，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久之，三家之学皆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绝。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欤？”(20)但他在《诗本义》中，多有指正毛、郑之失的具体论述，与此段主张的矛盾之处，则表明了欧阳修虽然意识到三家《诗》说的存在，但他尚未找到很好地调和《毛诗》与三家《诗》的途径。而其“《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的言论，又是朱熹“文选注多《韩诗章句》”(21)之说的渊薮。
2.董逌的《广川诗故》
从怀疑毛、郑到征引三家《诗》，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有学者云：“庆历以来，刘敞、欧阳修、苏辙等有关《诗经》的新说，多以疑毛、郑、孔《疏》为主，对三家《诗》的关注不够。徽宗朝前后，出现古器物、书籍古本等收集的热潮。诸儒说诗，也多求古字、古义、古说，其中收集和重视三家《诗》是其一个方面。”(22)董逌的《广川诗故》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
董逌所著《广川诗故》一书，清代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已经亡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广川诗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说兼取三家，不传毛、郑，谓《鲁诗》但见取于诸书，其言莫究，《齐诗》尚存可据，《韩诗》虽亡缺，犹可参考。案逌《藏书志》有《齐诗》六卷，今《馆阁》无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传何所从来，或疑后世依托为之，然则安得便以为《齐诗》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诸家文义与毛氏异者，亦足以广见闻，续微绝云耳。”(23)董逌的《藏书志》中记录收藏有《齐诗》六卷，陈振孙已疑其不可信。《齐诗》亡于唐前，此本当为后人伪作，非汉代《齐诗》说也。
董逌《诗故》“兼取三家”，“据毛氏以考正于三家”。可以说，董逌是三家《诗》亡佚以后，最早收录、运用三家《诗》遗说的学者。虽然《广川诗故》具体的“兼取三家”的原貌已经不可得，但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学者的著述中，都有不少对董氏《诗》说胜义的引用，从中可以考查出他运用三家《诗》的意识已经很明显了。吴国武先生撰有《董逌〈广川诗故〉辑考》一文，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诗集传》等书中辑得存世佚文238条，涉及120首诗。(24)从《辑考》所辑佚文中，可以分析出《诗故》对三家《诗》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董氏从当时存世文献中，考列出不同于《毛诗》的异文，虽未言明出于三家，实有渊源可考，均被后来清儒证实出于三家。如《周南·汝坟》“遵彼汝坟”，董氏曰：“谓大水溢出别为小水。故知‘坟’当作‘濆’。晋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证《尔雅》，晋世《诗》本犹为‘濆’也。”(25)黄侃《尔雅音训》卷中云：“郭说‘汝濆’，既异毛、郑，又殊于李巡，殆本于《鲁诗》欤。……《说文》所引作汝为涓，涓，小流也，正与郭注所别为小水义合。”(26)据此可知，董氏从《鲁诗》。又如《豳风·狼跋》“赤舄几几”，董氏曰：“‘几几’，崔灵恩《集注》作‘掔’。《说文》一作‘已已’，一作‘掔掔’。”(27)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一三云：“三家，‘几几’作‘掔掔’，亦作‘已已’。”(28)
此种考列《毛诗》异文，吴国武辑佚中约有三十多处，董氏所据文献最多的为崔灵恩的《集注》，可知是书此时尚存，亡于其后也。另外所涉及文献还有《尔雅注》、《说文》、《汉书》、《方言》、《玉篇》等所存《诗经》异文。
二是径列《韩诗》异文，包括《韩诗内传》、《薛君章句》及《韩诗叙》等相关说法，共25处。如《卫风·考槃》“考槃在阿”，董氏曰：“‘阿’，《韩诗》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黄曰干。’”(29)有的引用《韩诗叙》的说法，如《小雅·常棣》，董氏曰：“《韩诗叙》：‘《夫栘》，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也’，益与《毛氏》合。”(30)并有的在引用《韩诗》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说，如《小雅·雨无正》，董氏曰：“《韩诗》作‘雨无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无，众也。’《书》曰：‘庶草蘩芜。’《说文》曰：‘芜，丰也。’则雨众多者，其为政令不得一也。故为正大夫之刺。”(31)
仅据现存所辑遗说，可见董氏对《韩诗》的征引不在少数。多数学者主张《韩诗》亡于南渡以后，多据晁说之、刘安世见《韩诗》为证。吴国武先生说：“据《古佚书辑本目录》比对若干种《韩诗》辑本发现，至少有七处仅见于董氏《广川诗故》。”(32)董逌尚且见到《韩诗》，亦不是没有可能的。
三是引用金石材料，来证明《诗经》的异文。董氏精通金石学，成就卓绝，故多引用石经异说，来表明三家《诗》异字的存在。
如《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董氏曰：“汜，石经作‘洍’，《说文》引诗作‘洍’，盖古为洍，后世讹也。”(33)又如《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董氏曰：“‘镗’，石经作‘鼞’，《说文》亦作‘鼞’。”(3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上云：“齐、韩，‘镗’作‘鼞’。”(35)
四是引用《齐诗》异文，共3处。虽然董氏云当时《齐诗》尚存，学者多不取信，但其所据《齐诗》说则多被清儒证实。如《豳风·七月》“猗彼女桑”，董氏云：“《齐诗》作‘掎，盖掎而柬也。’”(36)《商颂·长发》“为下国骏厐”，董氏曰：“《齐诗》作‘骏駹’，谓马也。”(37)
惜董逌的《广川诗故》已经亡佚，我们不得考察其全貌，由辑考可以看出，《广川诗故》“兼取三家”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其以“诗故”命名，盖意在推考有关诗义最早的记载，因而关注到三家《诗》遗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董氏对金石之学颇有研究，而关于石经中所存《诗经》之异字亦有可能触发了他对三家《诗》遗说的思考。
3.曹粹中的《放斋诗说》
曹粹中著有《放斋诗说》(38)。《宋元学案》卷二十全祖望所补《元城学案》记载：“曹粹中，字纯老，号放斋，定海人也。……而先生笺《诗》，各以其所长治经，可谓百世之师矣。”(39)全氏案曰：“深宁王氏《四明七观》，其于经学首推先生之《诗》。自先生《诗说》出，而舒广平、杨献子出而继之，为吾乡《诗》学之大宗。慈湖之《诗传》相继而起。咸、淳而后，庆源辅氏之《传》始至甬上。则论吾乡《诗》学者，得不推先生为首座与！”又云：“深宁王氏解《诗》，多有取于先生之说。”(40)可见，曹粹中《放斋诗说》成书后，不仅影响了四明地区《诗》学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王应麟《诗考》的撰述。
《放斋诗说》在三家《诗》的运用上，突出的特点在于注意对三家《诗》的材料加以辨析，如在解释《关雎》古说有异时，曹粹中曰：“是时毛传未行，序文亦未出，学者各宗三家之说，则无怪其为异也。”(41)又如《毛诗正义》以为“《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
》，盖《采》旧在《草虫》之前”(42)，曹粹中认为“《齐诗》，先《采蘋》而后《草虫》”(43)，运用三家《诗》说，为不同于《毛诗》的说法寻求合适的解释，在发挥三家《诗》说作用方面更进了一步。
4.杨简的《慈湖诗传》
杨简《慈湖诗传》，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四库全书总目》云：“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裒辑成编，仍勒为二十卷。又从《慈湖遗书》内，补录《自序》一篇、《总论》四条。而以《攻媿集》所载楼钥与简《论诗解书一通》附于卷首。其他论辨若干条，各附本解之下，以资考证。”(44)可知今所见本《慈湖诗传》是四库馆臣裒辑而成的。
杨简《慈湖诗传》自序云：“齐、鲁诗今亡，韩有其说，韩与毛亦有善者，今间取焉。”(45)《四库全书总目》云：“其订正训诂，则自齐、鲁、毛、韩以下，以至方言杂说，无不博引。可谓折衷同异，自成一家之言。”(46)如《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杨曰：“《疏》云：‘《韩诗》说：天子罍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诗》说：金罍，酒器也……《韩诗》说：觥，五升。《毛诗》说：觥，大七升。”(47)《鹑之奔奔》，杨曰：“《韩诗传》曰：奔奔，强强，乘匹之貌。”(48)《定之方中》“騋牝三千”，杨曰：“《易林·观之比》：‘騋牝龙身，日驭三千。’正用此诗。”(49)
《慈湖诗传》中引用《韩诗》与《毛诗》之义相发明，并有的就《韩诗》说进一步进行解释，借助于不同于《毛诗》之说，使自己的诗说“自成一家”。在引用《韩诗》说时，没有注明出处，这是早期运用三家《诗》普遍存在的情况。并且其中也引用了较多的《易林》、郭璞《尔雅注》、《释文》等典籍中不同于《毛诗》的说法，但由于此时的三家《诗》归属意识尚不明确，关于不同于《毛诗》说的三家《诗》的归属观念尚未形成，故在相关著述中没有明确指出不同于《毛诗》说的即为三家《诗》的说法，这一观念是三家《诗》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杨简作为四明地区的诗家，很显然受到四明诗家如曹粹中等人学风的影响。
5.项安世的《项氏家说》
项安世所著《项氏家说》清代已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十卷，附二卷。卷四之《说经篇四》即是有关《诗》说，其中有《鲁诗》和《诗诸家异字》两篇。《鲁诗》中先按《列女传》中序语，如“《芣苢》，蔡人之妻作也”等，然后云：“刘向父祖世受《鲁诗》，故其所作《列女传》所载如此。去古既远，独《毛诗》存，《韩诗》犹有《外传》及《薛君章句》，齐、鲁二家不获可识。因此，亦略见鲁学之一二，故备录之，以显今毛氏序非必皆古之国史本文矣。”(50)由刘向家学渊源，推出《列女传》所载《诗》说为《鲁诗》说，此对后来三家《诗》辑佚中所遇到的归属问题是一重要启示，亦开创了清儒寻求三家《诗》来源及归属的重要途径。另外，还提到了《韩诗外传》和《薛君章句》在此时尚存于世的信息，但由于关于《薛君章句》南宋尚存的文字资料仅见此处，且没有进一步的举证，根据孤证不为定说的原则，《薛君章句》即《韩诗内传》说南宋是否存在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公案，只有留待他日如发现更完备的资料，才能证实此说。
在《诗诸家异字》部分，所列举的“于毛氏之义有所发明”的异字，均出自三家《诗》，项氏这里以三家之异字异义补毛说的意图是很明显的。由于三家《诗》说亡佚时间久远，百不存一，故自身很难形成完整的《诗》说体系，那么三家《诗》说存在以及完成三家《诗》辑佚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补充毛义，这也是清儒三家《诗》辑佚研究后期的明显走向。并且，此处专门三家异字的论述，虽然简单，但证明了三家《诗》异字的存在已经成为《诗经》学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而清代在三家《诗》异文异字考释方面的成果丰硕，或受此影响亦未可知也。
6.郑樵的《诗辨妄》
郑樵的《诗辨妄》是废序说的先锋，对其后朱熹《诗集传》中弃序不用有很大影响。由于《诗辨妄》已亡佚，其说多保存在周孚的《非诗辨妄》及《文献通考》等著述中，仅有顾颉刚辑本。郑樵在《诗辨妄》自序云：“《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诗》专行，三家遂废。《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隋唐之世，犹有《韩诗》可据。迨五代之后，《韩诗》亦亡。致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51)
郑樵认为，之所以会形成目前关于“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的局面”，是因为三家《诗》的亡佚，导致的“偏听之惑”。很显然，所隐含的含义即是如果三家《诗》尚存，就不会导致如此局面。因为郑樵当时的目的是在辨《诗序》，所以没有深究三家《诗》的问题，但后来深受其废序思想影响的朱熹，在《诗集传》中采用三家《诗》说以弃毛不用，或许正是受了郑樵此番言论的启发。
郑樵云：“汉之言《诗》者三家耳。毛公，赵人，最后出，不为当时所取信，乃诡诞其说，称其书传之子夏，盖本《论语》所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52)又说：“汉人尚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义也。但以妄诞之故，故为时人所鄙。”又言：“惜乎，三家之诗不并传于世矣！齐鲁二家断亡矣，不知韩氏世有传者乎？”在郑樵看来。四家《诗》相比较，从产生的时间上来看，毛最晚出；从四家《诗》在汉代的流传情况来看，三家之说盛行，而《毛诗》则以“妄诞之故，为时人所鄙”；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三家《诗》说胜于毛义，而后来造成《毛诗》独行的局面，是因为三家《诗》的相继亡佚。郑樵虽然没有从事与三家《诗》有关的工作，但他的上述言论，不仅影响到了稍后的朱熹，而且清人在三家《诗》辑佚过程中，通过发掘三家《诗》说来反驳毛义，或证明三家《诗》义优于毛义，如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正是郑樵上述思想的具体实践，可见郑樵的启发之助，功莫大焉。
7.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
吕祖谦尊崇《毛诗》，以《序》说《诗》，在其《吕氏家塾读诗记》开篇言大、小序时就引程颐所云：“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53)但吕祖谦对三家《诗》也并不陌生，如有言：“鲁、齐、韩、毛，师读既异，义亦不同，以鲁、齐、韩之义尚可见者较之，独《毛诗》率与经传合。《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余可知矣，是则《毛诗》之义最为得其真也。间有反覆烦重，时失经旨，如《葛覃》、《卷耳》之类，苏氏以为非一人之辞，盖近之，至于止存其首一言，而尽去其余，则失之易矣。”(54)但其中亦兼综众说，巨细不遗。
他不但引用了董逌《诗故》中的一些《韩诗》之说(已见上文，董逌之说多自《吕氏家塾读诗记》辑出)，自己也注意收集、运用一些三家《诗》说，从《释文》、《尔雅》中大量引用与毛异者。如《关雎》序：“《前汉书》匡衡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55)“君子好逑”，“《释文》曰：‘逑’，本亦作‘仇’。”“辗转反侧”，“《释文》曰：‘辗亦作展’。”(56)《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引“孔氏曰：《韩诗》说，罍，天子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57)卷三，《采蘋》“于以采蘋，于以采藻”，“《释文》曰：‘《韩诗》云，沉者曰蘋，浮者曰藻。’”(58)《羔羊》“素丝五紽，委蛇委蛇”，“《释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虵’，曰‘本又作蛇’。”(59)“《摽有梅》”，“《释文》曰‘梅，《韩诗》作楳’。”(60)卷四，《泉水》“毖彼泉水”，“《释文》曰：‘毖，《韩诗》作秘，《说文》作泌。’”(61)“饮饯于祢”，“《释文》曰‘祢，《韩诗》作柅’。”(62)《北门》“王事敦我”，“《释文》曰‘敦，《韩诗》云敦，迫也。”(63)卷五，《柏舟》“髧彼两髦”，“《释文》曰‘髦，《韩诗》作髳。”(64)“实维我特”，“《释文》曰‘特，《韩诗》作直，云相当值也。’”等等，记录了一些三家《诗》的异文、遗说。
《读诗记》所引用的三家《诗》说，清代学者也多有借鉴或进一步的考证之。如徐堂《韩诗述》卷四：“《读诗记》二十一引《韩诗》曰：‘《四月》，叹征役也。’”(65)并加案语引用《孔丛子·记义篇》、徐干《中论·遣交篇》有关说法，考证《读诗记》所引《韩诗》“《四月》，叹征役”之义。但由于在宋代，三家《诗》遗说的收集还处在草创阶段，误引材料，择焉不精的情况多有发生，清代学者对这一现象也多有考证。如臧庸的《韩诗订讹》前十二条就是订吕东莱《读诗记》所引《韩诗》之误。同时也反映了清儒注重对前人三家《诗》说的考辨与运用。
吕祖谦作为南宋尊序学者的代表，在其申序之说的代表著作《读诗记》中，大量引用三家《诗》之说，说明三家《诗》说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在补充发明毛义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并运用于解《诗》著述之中。此亦是三家《诗》之所以能够进入学者的视野，在南宋出现三家《诗》运用和辑佚的前期酝酿之一。
从上述诸学者对三家《诗》的态度和采用可知，三家《诗》的相关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学者的关注，是疑古惑经思潮发展的间接结果，而其直接结果则是《诗经》学发展领域的由疑序、废序进而反驳毛、郑之说的探索。宋儒所倡废序之说及驳斥毛、郑之说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寻求三家诗说。如因三家《诗》序的存在，证明了诗序非子夏作，从而打破了《诗序》的权威性，使后世学者更加客观、理性地来看待《诗序》。因三家遗说在某些方面更接近诗篇本义，如三家《诗》的某些用字更有助于理解诗旨，遂上述有些学者采而用之，成为反驳毛、郑之说的有力证据。宋室孱弱，北宋儒者多解经著述阐发义理，以有助于世道人心，三家《诗》“通经致用”的学术传统与宋儒在此精神方面的追求一致。另外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和宋儒喜好搜讨经书古本，探求经说古义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学者关注到三家《诗》说的存在。在前期学者研究运用三家《诗》说积累的基础上，才有后来朱熹《诗集传》中采用三家《诗》说，及王应麟直接辑佚三家《诗》著录《诗考》。关于朱熹和王应麟的三家《诗》学，笔者将另文探讨。
综上可知，宋儒对三家《诗》的运用表现在：
一是以三家之序非毛序。因为三家《诗》序的存在使得《毛诗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三家《诗》序也成为反驳毛序的有力证据之一。当时反序的许多学者都是以三家《诗》序作为证据的。如郑樵在《诗辨妄》中所云：“设如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反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66)从齐、鲁诗序与毛序的不同，指出了《诗序》为子夏所作是不足据的，从渊源的角度反驳了毛序之说。
二是用三家之义补毛。这是搜集三家《诗》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和目的，也是清代学者致力于三家《诗》辑佚研究的重要动因。在宋代的一批学者如吕祖谦、杨简等人当中，虽然他们是尊崇《毛诗》的，但其著述中不乏对三家《诗》的引用，目的在于他们看到了三家《诗》义能够很好地补充、完善《毛诗》之说。较早的刘安世也说：“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诗之文，则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67)《毛诗序》：“《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68)刘安世以《韩诗序》之说，补充《毛诗序》，虽然刘说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但其以三家之义补充毛说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三是用三家之说驳毛说。朱熹《诗集传》中弃毛说而不用，指责“以序说诗”之非，结合己见，采用三家《诗》说来实现“以诗解诗”的主张，是以三家之说驳斥毛说的具体实践。而尊序学者则感觉到了三家《诗》说存在对《诗序》权威性确立的威胁，遂驳三家之说。如范处义的《诗补传》中，凡诸家所论诗旨与《诗序》不同者，皆据《诗序》加以驳正，其中，以驳三家《诗》说为最多，三家中又以驳鲁说为尤多，鲁说中又以驳正出于刘向《列女传》、《新序》等书者为最常见。
四是以三家之说解诗。如欧阳修定《关雎》为周衰之作，其理由云：“太史公曰，‘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作也。”(69)并引孔子所说《关雎》“哀而不伤”为证。当然其后的朱熹在《诗集传》中选择运用三家《诗》说更是在此方面的进一步发挥。
因三家《诗》说在上述领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因而搜集整理从而进一步研究三家《诗》说，是全面理解《诗经》学发展的前提。经过自中唐以来《诗经》学界革新的要求，到两宋时期《诗经》废序弃毛的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再由众多学者对三家《诗》说的极力肯定，到朱熹《诗集传》中具体实践采用三家《诗》说，终于在南宋末年王应麟开始辑佚三家《诗》说，撰成第一部三家《诗》辑佚研究专著——《诗考》。因而《诗考》的成书绝不是偶然，是《诗经》学界相当长期探索的结果。而三家《诗》说的被发掘，也是《诗经》学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三百篇》或《诗三百》，到汉武帝时期被尊为经典，才被称为《诗经》，后一直沿用至今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55页。
③[东汉]班固：《汉书》卷88《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0页。
④⑥《汉书》卷88《儒林传》，第3613、3620页。
⑤《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08页。
⑦《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70页。
⑧[唐]魏征等：《隋书》卷32，中华书局，1973年，第918页。关于《齐诗》、《鲁诗》的亡佚时间，笔者撰有《〈齐诗〉〈鲁诗〉亡佚时间再辨》(《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一文，推测《齐诗》、《鲁诗》的亡佚时间应该在南北朝之末及隋初之际。
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139页。
⑩[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0《儒学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707页。
(11)[明]杨慎：《升庵经说》卷4《诗小序》：“予见古本韩文，有《议诗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汉之学者，欲显其传，因藉之子夏。”《丛书集成新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9页。
(12)侯美珍：《成伯玙〈毛诗指说〉之研究》，《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第61页。
(1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页。
(14)《成伯玙〈毛诗指说〉之研究》，第64页。
(15)[南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3页。
(16)[南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17)《四库全书总目》，第121页。
(18)[北宋]欧阳修：《诗本义》卷14《序问》，四部丛刊三编经部，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9)[南宋]郑樵撰、顾颉刚辑点：《诗辨妄》，《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册，第227页。
(20)《诗本义》卷14《序问》，四部丛刊三编经部，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21)[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0，中华书局，1994年，第2066页。
(22)吴国武：《董逌〈广川诗故〉辑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23)《直斋书录解题》，第37页。
(24)(25)《董逌〈广川诗故〉辑考》，第152、154页。
(26)黄侃：《尔雅音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0页。
(27)(29)(30)(31)(32)(33)(34)(36)(37)《董逌〈广川诗故〉辑考》，第168、157、169、178、197、155、156、166、196页。
(28)[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546页。
(35)《诗三家义集疏》，第151页。
(38)曹粹中《放斋诗说》已佚，《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有民国三十三年张寿镛所辑铅印本，但张氏所辑较为简略，漏辑之处不在少数。如段昌武《毛诗集解》中有较多引用曹粹中之说，张氏所辑未涉。
(39)[清]黄宗羲撰、全祖望补、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20《元城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842页。
(40)[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3《曹放斋诗说序》，《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29册，第676页。
(41)[南宋]段昌武：《毛诗集解》卷1引，《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4册，第455页。
(42)[唐]孔颖达等：《毛诗正义·诗谱序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3页。
(43)[南宋]王应麟：《诗考》引，《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5册，第613页。
(44)《四库全书总目》，第123页。
(45)[南宋]杨简：《慈湖诗传》，《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5册，第458页。
(46)《四库全书总目》，第123页。
(47)《慈湖诗传》卷1，第465页。
(48)(49)《慈湖诗传》卷4，第499、499-500页。
(50)[南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4《说经篇》，《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06册，第509页。
(51)[南宋]郑樵撰、顾颉刚辑点：《诗辨妄》，《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册，第227页。
(52)《诗辨妄》，第229页。
(53)[南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18页。
(54)《吕氏家塾读诗记》卷2，第26页。
(55)(56)(57)《吕氏家塾读诗记》卷2，第26、27、30页。
(58)(59)(60)《吕氏家塾读诗记》卷3，第41、43、45页。
(61)(62)(63)《吕氏家塾读诗记》卷4，第65、65-66、67页。
(64)《吕氏家塾读诗记》卷5，第74页。
(65)[清]徐堂：《三家诗述·韩诗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
(66)《诗辨妄》，第227页。
(67)[南宋]朱熹：《诗经集传》卷11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68)《毛诗正义》卷12,第447页。
(69)《诗本义》卷1《关雎》。
标签：诗经论文; 四库全书总目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诗集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