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中国语境下的安徒生童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徒生论文,语境论文,中国论文,童话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1805-1875)是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的童话作家，一生创作了168篇童话作品。从1913年安徒生第一次被周作人先生介绍到中国后，安徒生童话就成为中国孩子重要的精神食粮，深深地融入到中国文化中。而在对安徒生和其童话作品研究、翻译和解读中，不可避免地注入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成分，时刻体现着中国人眼中的安徒生。这一现象就是形象学称之为的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所谓异国形象是被视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巴柔120)，“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巴柔121)。作为被注视者文化的安徒生和安徒生童话，在被转换为注视者文化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融入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因子。“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一种舆论)的层面上，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巴柔124)。所以，本文拟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的接受和阐释进行探讨。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是由于这个时期安徒生童话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对安徒生的阐释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本文将通过安徒生童话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研究其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因素，以及这一时期对安徒生童话形象产生影响的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原因。
一、被划分为不同阶级的童话人物
这一时期，在对安徒生童话最具这一时代特色的解读是将童话中的人物分成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人物形象。这个时代，安徒生的童话作品被简单地分为两大主题：一类是对上层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揭露和批判，一类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的赞扬和对他们悲惨生活境遇的同情和关心。陈伯吹在其“向安徒生学习什么”中这样评价：“他是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爱一切善良的人，同情并且怜悯阶级社会中被压迫的小人物。他怀有强烈的正义感，爱憎分明。憎恨那些人民的敌人、统治者和他们御用的帮凶者，无情地揭露他们的罪恶行为”(69)。于是，“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恶毒的王子”中的王子、“幸运的套鞋”中的大臣、“豌豆上的公主”中的公主等被归为统治阶级。而“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小女孩、“老单身汉”中的老单身汉、“他是一个废物”中的洗衣妇、“幸运的贝儿”中的艺术家等则被归为劳动人民。叶君健在其1958年版《安徒生童话选》的译者序中这样写道：“对于统治阶级的残暴，他一直表示极大的憎恨，对于他们的愚蠢则毫不留情地加以嘲笑。在另一方面，人民的智慧和高尚品质他总是毫无保留地称赞”(91)。“皇帝的新装”和“卖火柴的小女孩”正是这两类主题的代表作品。在叶君健的评论中，“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被归为“统治阶级的头子”(《鞋匠的儿子》67)，他们挥霍、奢侈、愚蠢、虚荣和可笑；而“卖火柴的小女孩”被认为是“劳苦的人在这个社会里所受的委屈和痛苦一个典型的例子”(《鞋匠的儿子》75)，在欢快的新年的除夕里，被活活地冻死了。
由于作品被简单地分为两大主题，对多样性的人性划分随之简单：上层统治阶级是奢侈的、残暴的和愚蠢的，比如“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夜鹰”中的大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中的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牧猪人”中的公主等等。与“这种人的傲慢和愚蠢成为对照的，是那些勤劳、勇敢和正直的平民”(叶君健，《鞋匠的儿子》68)，如“丑小鸭”中的丑小鸭是一个“怀有高尚理想和志趣的人”，也是“一个朴素和谦虚的人”，“这种气质是人民的本色”(叶君健，《鞋匠的儿子》70)。还有“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中珍视爱情胜于金钱的老夫妇、“一点成绩”中为救出冰上的游人，放火烧掉了自己唯一的茅屋的老婆婆等等。对于不同出身却拥有相反的品性的童话人物，评论随之给予了适当的调整。“海的女儿”中的小人鱼、“野天鹅”中的艾丽莎被归类为“贵族中的叛逆”，被认为是“要突破贵族的那种庸俗的狭隘圈子而追求更高尚的生活”(叶君健，《鞋匠的儿子》72)。而“踩着面包走的女孩”中的英格儿被批评为“忘本的穷苦人”，出现了“由于境况的改变所造成的立场的摇摆或丧失的问题”(浦漫汀126)。
就连作家本人也未逃脱被划分为阶级的命运。叶君健在《鞋匠的儿子》一书中这样写道：“奥登塞虽然是小小富恩岛上的一个落后的市镇，但贵族和地主却住得不少。他们把人截然分成两个不同的阶层。安徒生一家是属于所谓的‘下层社会’的人”(3)。“安徒生是从穷人中来的，所以他能体会到穷苦人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所受的委屈和痛苦”(叶君健，《鞋匠的儿子》67)。在这里，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丑小鸭”中的丑小鸭作为作者生平的写照，也被归于下层劳动人民阶级。金近在“安徒生童话的成就”一文中这样写道：“安徒生把这只丑小鸭写得那么可爱，心地那么纯洁，就像旧社会里一个所谓其貌不扬，身无分文的人，他只希望能活下来，干点有益于人类的事。但在黑暗的旧社会，连这一点也是不允许的，丑小鸭的遭遇，多像一个在旧社会里衣衫破烂，无依无靠的孤儿啊”(109)。叶君健于1983年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描述安徒生生平的一本著作即是用《不丑的丑小鸭》来命名。浦漫汀也认为“《丑小鸭》中的丑小鸭等童话主人公渗透了作家本人的个性与经历”(24)，对于安徒生的生平，她还这样评价道：“安徒生的那种不管条件如何始终坚持与命运抗争，正是集中了他所出生的阶级和劳苦大众身上的天然的平等要求与反抗精神”(11)。
二、被遮蔽的童心、幻想与诗意
安徒生童话诗意浓郁、奇异优美、富于幻想。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在中国受到了不同方式的关注。20世纪初是大加推崇式的关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则是批判式的关注，而建国后到20世纪的80年代又是遮蔽式的关注。20世纪初，周作人这样评价安徒生：“他独一无二的特色，就止在小儿一样的文章，同野蛮一般的思想上”，“他是诗人，又是个老孩子”(8-9)。赵景深在与周作人讨论童话问题的书信中，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安徒生童话有两大特点：一是“和儿童的心相近”，二是“和自然的美相接”。认为他的童话“处处合于儿童心理”，“大半含有极丰富的诗意”(17-18)。到了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安徒生的童话则被认为逃避现实，安徒生甚至被批评为“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金星138)。
50年代到80年代，对安徒生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的态度既不像五四时期的竭力推崇，也不是三、四十年代的暧昧、矛盾的批判，这个时代，对安徒生童话中的的童心、幻想与诗意采取了折衷的态度。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虽然受到了赞扬和正面的关注，但对其赞扬和关注却遮蔽在其现实主义作家的形象之下。在这个时代的阐释下，安徒生是具有深厚的阶级情感的安徒生，他来自于贫苦的家庭，对贫苦的劳动人民充满了同情，对罪恶的不平等社会制度充满了痛恨，对统治阶级充满了讽刺和批判，对下一代充满了责任和关切，安徒生被这个时代授予了现实主义作家的称号。叶君健认为“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关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16)，陈伯吹认为安徒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同时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和平斗士”(“向安徒生学习什么”74)，浦漫汀认为“安徒生的一生就其实质来说，基本上也是作为封建王国的叛逆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的”(8)。韦苇认为“安徒生也和其它现实主义作家一样，站在同情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立场上，愤怒地鞭打和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丑恶”(179)。王泉根认为安徒生“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丹麦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始终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论安徒生童话的艺术”150)。在这个时代的阐释下，安徒生对罪恶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充满了痛恨和批判，对人民充满了同情，对统治阶级充满了批判，其写作目的也随之具有中国式的倾向性，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只是他表达现实生活内容的外在的、辅助的表现形式，是教育儿童的手段和方法。作为“丹麦19世纪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安徒生对下一代充满了责任和关切。他有责任揭露旧世界的黑暗，有责任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有责任来启发儿童憧憬美好的未来。在对安徒生童话的探讨中，是对安徒生童话的思想意义的偏重，其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只是作为教育儿童、表现阶级社会中的现实的方法和外在的形式，在这种现实主义的解读下，安徒生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被关注，同时又被遮蔽，其童心被遮蔽于成人之心之中，其幻想被现实所笼罩，其诗意被其教育意义的实用性所掩盖，安徒生童话中的丰富的意蕴、独特的个性与复杂性也随之被掩盖。
无需否认，这个时期研究安徒生的学者大都对安徒生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进行了赞美，如陈伯吹称赞安徒生“是一位天才的儿童诗人”(“安徒生童话的艺术评价”75)，叶君健赞美安徒生童话“充满了美丽的想象”(“1958年版《安徒生童话选》译者序”83)，金近赞美读安徒生的童话“就像读着诗篇”(110)，浦漫汀认为安徒生童话创作成功的两个原因之一是“童心与幻想”(35)，认为其童话创作的艺术特色之一是“诗意的美”(71)。然而，这诸多的赞美和表扬是在以安徒生的童话中的现实内容为基础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这个时代的阐释下，安徒生写童话的目的既是为了儿童同时又是为了成人。叶君健这样写道：“他的故事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他希望他的童话不仅能教育孩子，还能教育成年人”(“1958年版《安徒生童话选》译者序”88)。成人很容易懂得作为具有深厚的阶级情感的安徒生作品中的现实意义，也很容易理解阶级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但是作为儿童，“孩子们是不能透过艺术的形象去理解它思想的本质的，但是因为他写得那么有趣，就在孩子们的心里刻下了亲切的印象，过了一定的时期，他们会领悟的”(陈伯吹，“安徒生童话的艺术评价”81)。充满了童心、幻想与诗意的安徒生童话符合了儿童的心理，是为了“争取未来的一代”(于友先111)。刘半九在“安徒生之为安徒生”一文中这样写道：“安徒生的本领就在于，他敢把儿童目前还不能理解的思想情感注入他的作品中，而又不脱离儿童的天性”(122)。
三、被剔除的基督教因素
与被遮蔽的童心、幻想与诗意不同，在强调安徒生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的环境下，其童话中的基督教因素在这一时期则完全被舍弃和剔除。安徒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的第一页他就表达了他对上帝的信仰：“我的一生既幸运又坎坷，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好、曲折的故事。当我作为一个贫穷的、孤苦无助的孩子走向世界的时候，纵然有一个好心肠的仙女遇见我这么说‘现在选择你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奋斗目标吧，我愿意根据你的智力的发展，在必要时引导和保护你去达到目的。’我的命中也注定我不会受到更恰当、更稳妥或者说更好的指导。我的一生的历史将向全世界表明——有一个亲爱的上帝，是在指引着万物去攫取美好的一切”(1)。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博爱、原罪、救赎、基督教的死亡意识等是他作品中常常表现的主题。然而对于安徒生童话中的诸多基督教因素，这个时期采取了批判和舍弃的态度。如陈伯吹就这样说道：“难道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里，创作童话也必须写着‘上帝’和‘祷告’吗？”(“安徒生童话的艺术评价”82)应该说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安徒生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安徒生童话中的基督教因素，如叶君健认为“上帝就在他的作品中成了一个经常出现的人物”(“1978年版《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前言”100)，陈伯吹提到了“在若干篇童话中，弥漫着宗教的气氛”(“安徒生童话的艺术评价”82)，韦苇认为安徒生“对美好社会强烈的向往都诉诸万能的上帝”(180)，然而，对于安徒生童话中出现的基督教因素的原因，他们大都认为安徒生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由于对腐朽的旧社会失望才走向宗教，寄托希望于上帝的，虽然安徒生曾经将希望寄托于上帝，但最终安徒生还是看到上帝无力解决人生的疾苦，最终的上帝是一个令安徒生失望的上帝。对于安徒生的时代局限性，叶君健这样评论道：“《共产党宣言》虽然已经在一八四八年发表，显然他并没有读到，因而也没有接触到无产阶级的理论，更不知道解决人生疾苦的途径只有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达到”(《鞋匠的儿子》74-75)。如叶君健认为安徒生虽然让《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小女孩的灵魂升向天国，但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小女孩在冷酷的社会现实中毕竟死了。对此，他这样评论道“他曾经热烈地信仰上帝，他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上帝的不灵，对安徒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58年版《安徒生童话选》译者序”90-91)对于安徒生作品中所出现的上帝形象，这个时代还选择了以替代的方式将其删除。叶君健这样阐释道：“当然，他的上帝不是教会中的上帝——这一点从他刻画的那些在人世间宣传上帝的福音的牧师的形象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上帝是爱和正义的化身”(“1978年版《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前言”100)。浦漫汀认为安徒生虽然在作品中提及上帝，“但那上帝的真正的宗教意义上的内涵已基本消失。它是作为善良、公正的代表，真善美的化身而出现的，换句话说，就是作为安徒生的理想而出现的”(30)。在这个时代的阐释下，安徒生童话中的上帝是不具有宗教意义的上帝，与此相对应，其童话中所蕴涵的诸如博爱、原罪、救赎、基督教的死亡意识等主题也被舍弃和删除。
以爱与人性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代如何对安徒生童话中的基督教因素刻意的回避和舍弃。如安徒生童话中的博爱被人道主义所替代；安徒生对人性二元性的理解用人性的阶级性替代。作为一个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作家，博爱自然是安徒生要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于这一主题，这个时期的重要的评论家大都用人道主义做出了相应的修正。韦苇这样阐释道：“上帝在安徒生的后期作品中是真善美的象征物，是扶弱济贫的化身。安徒生借上帝的世界来描绘他的社会理想：大同的、极乐的、真诚相爱的，像一个阳光下自由生长着各种花草的天国花园——他后期的温暖的人道主义主要就是这样表现的”(180-181)。叶君健也说道：“作为一个忠实于人民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把希望寄托在当权的贵族和富翁身上。他一方面批评和揭露他们的残暴和丑恶，一方面又希望他们大发慈悲，少作些坏事，多帮助苦难中的小民。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局面，这种矛盾他无法解决，于是他就想借助于上帝。他希望慈悲的上帝能拿出超人的力量，纠正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这就形成了安徒生的所谓‘人道主义’，而这也就是他的‘人道主义’的实质”(《鞋匠的儿子》74)。浦漫汀在论及安徒生童话创作成功的原因时，认为“爱与同情”(35)是其成功的两个原因之一，但也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解读的，也将安徒生的爱与同情归于“人道主义的爱与同情”(48)。在安徒生的童话中，还蕴涵着基督教文化中的对人性的理解，在基督教教义中，人性是二元的，正如雨果所说：“它开宗明义就向人指出，生活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一种是不朽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人也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兽性，也有灵性，有灵魂，也有肉体”(124)。在安徒生的童话中，人性是二元的，在人的身上，既有兽性，也有灵性。所以，他在作品中，将人性的缺陷展示给读者的同时，也将人性的美好和高尚展示给了读者，安徒生对人性的理解展示了人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但是，在这个时代的解读下，如上文所示，安徒生对人性的理解用人性的阶级性替代：上层统治阶级是奢侈的、残暴的、愚蠢的，而下层劳动人民是善良的、智慧的、高尚的。对于不同阶级所拥有的相反的品性，这个时代采取回避或调整的策略。
对安徒生的阐释充满了政治色彩和时代的特征，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所能做的阐释和接受，是对安徒生的选择、舍弃、拒绝、补充和改造。20世纪中叶的中国，文艺是必须服务于政治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829)。这是那个时代“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毛泽东805)。童心、幻想和诗意被视为超阶级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从而加以批判。而对上帝的信仰更是那个时代所不允许的。特别是安徒生童话故事中所体现出的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更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关于博爱，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爱敌人，并说：“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827)。由此可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安徒生童话故事中的基督教因素被中国作家批判和舍弃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当安徒生和安徒生童话作为被注视者文化转换为注视者文化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融入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因子，并为注视者文化的中国政治服务。实际上，不只是对安徒生童话故事如此，对其他西方文学作品的取舍也都带有深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意识形态。这与当时无产阶级价值观为核心的理念相契合、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但是，如果抛开所谓的政治因素还原真实的安徒生和安徒生童话，可以清晰地看到安徒生虽来自于穷苦的家庭，对穷人表现出同情，这并不意味着安徒生是一个具有阶级斗争情怀和阶级情感的作者，他具有“那种对一切人，对社会的一切阶级的浪漫主义的、心平气和的理解”(楚冬485)。安徒生作品充满了童心、幻想与诗意，又充满了现实的意味，并不能说明安徒生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只是其表达现实生活内容的外在的、辅助的、艺术的表现形式，只是教育儿童的手段和方法。同样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安徒生作品中的上帝也绝不是不具有宗教意义的上帝，“安徒生从没有怀疑过神的真实性”(詹斯·安徒生459)。我们说，当一种文化和文学在看另一种文化和文学时，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自我的形象。20世纪中叶的中国对安徒生童话的评论和研究，不可避免地传递了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的某种形象，体现了不同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的个人思想和风格。在安徒生童话评论的文本中，是以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对异国形象进行描述和理解。中国对安徒生童话的阐释和接受，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却在言说安徒生童话时，否认了安徒生童话的形象，在否认他者时却言说了自我。中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言说安徒生时，也道出了我们所处世界的形象和面目。安徒生童话的中国形象反映了中国社会集体的情感和想象，也是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通过“他者”反观了“自我”，通过“他者”的形象呈现了“自我”形象。安徒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反映了他者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建构和中国文学中的文学建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学的理解、阐释和想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安徒生童话也在不断地被阐释和接受。80年代后，安徒生童话中意义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开始受到重视，对于安徒生的评论也解脱政治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框框的束缚。正如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王泉根先生在2005年发表的“与200岁的安徒生相遇”一文中所说“丰富神奇的安徒生世界”是“永恒的”，“常读常新的”，“将不断地被年轻的学者与并不年轻的学者所阐释和解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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