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的不同视角及其统一——基于思想发展进程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社会形态论文,视角论文,发展进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14)06-0032-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一直是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参与研究者众多，成果量大，分歧点多。本文以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的思想发展进程为线索，讨论马克思从生产关系不同方面研究经济社会形态结论的内在统一性，为正确认识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初步分析了生产关系最重要的基础——所有制关系，初步创立了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碰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他把研究的重心转向政治经济学。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844年写作了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又撰写了《哲学的贫困》等作品，并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初步形成了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看法。为了驳斥以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从机械唯物论转轨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并不是他们想象的观念演化史，而是生产力及其决定的交往方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分工的发展，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作为例证，他们举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前的三种所有制形式：“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2]。这三种所有制加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之后的未来社会，构成以分工为基础、所有制为表征的不同社会形态。这个时期，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称作“市民社会”，他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矛盾中去解剖市民社会，从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追寻到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进而追寻到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分工，所有制关系是最重要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总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所有制作为表征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关系的分析结论标志着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的酝酿。 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说明了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3]这一基本思想的第一句话讲的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另一种说法——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社会的阶级矛盾以及被剥削阶级的解放都是由这个基础决定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谈到了古罗马的奴隶社会、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取代资本主义的联合体，还重点分析了封建社会如何被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如何由于自身的矛盾而被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取代。这标志着19世纪40年代末期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初步形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得出了著名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这一结论。但通读《共产党宣言》，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关系的分析重点突出了所有制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当封建的所有制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就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对准了资产阶级本身。“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从所有制入手分析社会形态的演进，实际上就是从生产关系的总和上研究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所有制关系等同于全部生产关系。关于这一点，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7]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从所有制关系的角度分析经济的社会形态和从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分析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完全一致的。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马克思则更为明确地说明了生产关系的总和的不同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他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有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8]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明确指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且列举了古典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三种经济的社会形态。虽然马克思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原始社会的完整想法，但在基本原理的层面上，他已经把社会形态归结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已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社会形态的演进，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在19世纪末期已经接近成熟了。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初创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提出了“市民社会”“交往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等基本概念。第二，用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矛盾运动初步说明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源。第三，以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展开分析，提出了以所有制为表征的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特征。第四，重点分析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关系依序演进的进程，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但是，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形态学说还处于初创阶段，虽然接近于成熟，但还不太成熟，还有待于在理论研究进程中进一步深化。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是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概括的结果，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初步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了《资本论》第一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并从这一手稿中抽出一部分扩充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正式出版。马克思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专门撰写了序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不仅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而且在研究“交换价值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性质”时提出了著名的物质生活生产的三种社会形式。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9]显然，这段重要论述是从生产活动的社会形式这个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着眼的。细读这段论述的前言后语，可以发现两点：第一，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下货币或交换价值的社会权力和社会联系，对照其他生产方式下的社会权力和社会联系，提出物质生活生产的三种社会形式的论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属于生产关系总和中的一个重要层次，虽然这种层次的生产关系不决定物质生活生产的性质，但它是物质生产中人们重要的社会联系，是生产条件参与物质生产的重要载体。马克思分析的物质生活生产的社会形式同样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第二，马克思通过分析交换价值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性质，说明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会引起家长制的、古代共同体的、封建的社会形态的没落和解体，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证明了以下几点：“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10]“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将会产生“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11]“设想在交换价值，在货币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那是再错误再荒谬不过的了。”[12]可见，物质生活生产的三种社会形式不但和家长制的、古代共同体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矛盾，而且这种层面的生产关系从属于决定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生产关系。人的依赖关系这种生产的社会形式，实际上就是自然经济，和家长制的、古代共同体的、封建的社会形态相适应。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实际上就是商品生产，存在于家长制的、古代共同体的和封建的社会形态中，并随着其发展瓦解这些社会形态，导致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则和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个性属于物质生活生产的社会形式层面的生产关系，它们囊括在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中，这就使三种社会形式和经济的社会形态具有共生关系。在同一手稿的第二篇《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马克思继续自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所有制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演进的传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探讨。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有所前进的是，马克思不再仅仅囿于西欧的资料，而是比较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欧洲和东方社会都存在的三种所有制形式：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从而导致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基本特征。这也使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具有更广的适用范围，同时也为马克思晚年研究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留下了伏笔。 1859年，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撰写的序言中，马克思对自己在研究中形成的并一经形成就用于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作了简要的概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3]。这是马克思对自己4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用精练语言进行的科学总结，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提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科学概念，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演进规律的最经典的论述。这一论述不仅指明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本质规定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且列举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不同形式；不仅论述了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而且论述了经济的社会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仅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而且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源；不仅说明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性，而且说明了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两个决不会”；不仅使用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重要的概念，而且也使用了“社会形态”“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等同义的概念。这一重要论述没有提及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生产的三种社会形式，可见物质生活生产的三种社会形式在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从属地位。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学说已经非常成熟，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正式提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重要思想。“序言”简要概述的结果，既是马克思过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结，又是今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第一次提出的物质生活生产的三种社会形式包括在相应的生产关系总和之中，丰富了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内容。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规定性，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的本质属性[14]。生产关系的总和包括若干重要方面，因而在研究过程中，不管是过去的研究过程，还是今后的研究过程必然会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分析，由此决定了马克思著述中经济的社会形态可能存在着从生产关系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得出的结论。由于这些结论都是从生产关系的不同角度展开分析得出来的，因而必然统一于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当然，成熟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只有在特殊的历史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分析中加以运用，才能得到科学的证明。 19世纪60年代，《资本论》在生产关系的总和上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经济的社会形态产生、发展和被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取代的规律。在经过长期的理论阵痛之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终于在1867年出版。《资本论》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上的创造性运用，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演进规律的具体证明。《资本论》把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历史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虽然“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在《资本论》中仅使用10次，但全书分析的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仅仅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时才出场。由于在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横断面上研究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因而《资本论》在生产关系各个方面展开的研究就非常充分，非常深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物质生活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马克思继承了1857—1858年手稿的分析思路，在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里，深入地讨论了物质生活生产的三种社会形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从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这一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入手分析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这和手稿分析交换价值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性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手稿通过分析提出的物质生活生产的三种社会形式，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和《资本论》中揭示的“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自由人联合体”三种生产方式不仅在表述上基本相同，而且在本质上高度一致。这说明从生产关系总和上把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包含了从物质生活生产的社会形式层面上分析社会发展的内容。 在物质生产的劳动资料方面，《资本论》继承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分析传统，注意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角度，分析以劳动资料作为标志的生产力变化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制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5]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力的变化如何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进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并导致社会形态的演进，鲜明地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6]在谈到社会演进的动力时，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7]。《资本论》在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对于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而且高度关注劳动资料在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8]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对适合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从劳动资料的角度进行了说明。 在生产条件的分配即所有制方面，马克思继承了以往重视所有制的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分析都建立在生产条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他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19]。“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20]。在论述“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马克思仍然用所有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来说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他在详细地叙述资本积累的过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1]《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这一结论，再一次证明了所有制关系在生产关系总和中的核心地位，证明了马克思重视所有制形式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证明了用所有制形式表征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用生产关系总和表征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统一性。 在主客观生产条件参与生产的方式方面，《资本论》讨论了生产条件参与生产的方式方法对于区分经济的社会形态性质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22]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轴心，决定着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全部性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方面，《资本论》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23]。这实际上是从榨取剩余劳动的形式方面分析了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区别。 在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方面，《资本论》研究了资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通过研究资本的原始积累，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过程，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的社会形态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必然性。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的社会形态被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取代的必然性，反映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这一历史趋势，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和社会所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有意义的是，新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最根本的标志不仅表现在所有制上，而且表现在与物质生活生产的三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上。这再一次证明，从生产关系不同角度研究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结论是内在统一的。 《资本论》是运用成熟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分析一个特殊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典范。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各个侧面的研究，不仅用无可辩驳的理论逻辑和鲜活生动的素材证明了经济的社会形态否定之否定的演进规律，证明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而且也从方法论上证明了生产关系的总和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其结论既相互联系，又内在统一。 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马克思在晚年继续研究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对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演进的规律作出了新的思考，完善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19世纪中叶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浪潮中，俄国知识界就俄国社会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俄国必须经过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呢，还是俄国的生活要依着别的法则来前进呢?这一争论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促使他再一次系统地思考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在年老体弱的情况下刻苦学习俄文，查阅大量有关的俄文资料和专著，并作了摘记，进行了系统的思考。1877年10月，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登载了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文章从民粹派的立场出发反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攻击，但对《资本论》却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去了信，批驳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对他的观点的歪曲。他根据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4]他坚决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指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5]。他强调，只有对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历史现象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26]。1881年2月，俄国学者维·伊·查苏里奇给马克思来信，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维·伊·查苏里奇在信中说：“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那么，这将使我们获得极大的帮助。”[27]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草稿中详细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和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8]。但是，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农村公社趋于瓦解，“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29]。“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30]。从马克思晚年理论活动的情况来看，通过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思考，他对自己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作了不容忽视的完善。可惜的是马克思完善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努力没有最终完成，只留下一些原则性的意见。第一，马克思区分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并运用这一对新的概念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了理论分析，揭示了“农村公社”在俄国演进的两种可能性，丰富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学说。第二，在西欧国家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虽然这一发展是针对俄国的农村公社的前途问题提出来的，但这一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各国人民所面临的或继承的生产力的总和不同，由这种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同，因而社会形态演进的特色也就各不相同，各国的发展道路也就各不相同。绝不能不顾社会历史条件，机械地照搬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而应该在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指导下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进行创造。第三，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是具体历史条件和人民主观选择的统一。马克思从俄国农村公社的两种可能的前景中，深入分析了农村公社可能的前景要想变成现实，必须在具备客观条件的同时赢得普通大众的拥护。这就丰富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是自然史的过程的论断。 马克思从最初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到提出并应用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历经40余年时间，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经历了从初创到成熟再到完善的整个过程，思考的角度和表述的用词在思想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同，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思想演进的进程中全面把握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要在思想发展的进程中理解把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论述，力求融会贯通，完整准确。我们不能用马克思在某本著作或某个角度研究生产关系的结论作为唯一正确的结论来裁剪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更不能用马克思在某本著作或某个角度研究生产关系的结论来否定马克思在另一本著作或另一个角度研究生产关系的结论。在认识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性质时，更要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作为观察分析的工具，认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标签：生产方式论文; 所有制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哲学的贫困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