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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2-0120-08
已故俄罗斯学者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1895-1975)在上世纪60年代被西方发现后，从此被公认为哲学家、思想家、历史文化学家、符号学家、文学批评家、文艺学家、语文学家、语言学家等而闻名于当代学术界。本文想就巴赫金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如巴赫金在巴赫金小组中的作用和地位，巴赫金究竟是形式主义者还是反形式主义者，马尔主宰前苏联语言学研究和斯大林批判马尔时的巴赫金，以及巴赫金在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神学思想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需要说明的是早期文献中把一些署名为沃洛希诺夫(Valentin Nikolaevich Voloshinov)和梅德维杰夫(Pavel Nikolaevich Medvedev)的论著直接引为巴赫金的作品①，而巴赫金在世时对此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今天更多学者主张在归属权未确定前，为慎重起见，应当尊重和保留发表时的原作者署名。本文照此处理。必要时，采用“巴赫金（小组）”的表述方法。
一、巴赫金在巴赫金小组中的作用和地位
巴赫金早期的学术活动是与一些观点相近的学者共同进行的。关系密切的除沃洛希诺夫和梅德维杰夫外，其他成员有卡岗(Matvei Isaevich Kagan)，彭片斯基(Lev Vasilievich Pumpianskii)和索勒廷斯基(Ivan Ivanovich Sollertinski)等。后人把他们统称为巴赫金小组(The Bakhtin Circle)，并把巴赫金称为小组的“核心人物”②。巴赫金早期参加小组的学术活动是肯定的，问题是这个小组何时被称为“巴赫金小组”？巴赫金在小组中有怎样的地位？起怎样的作用？我感到有以下疑点。
1.小组的发起者
小组成员最早于1918年在白俄罗斯的Nevel活动，1920年移至Vitebsk，1924年又移至列宁格勒。据报道，在Nevel的活动最早是由在德国学习康德哲学的卡岗回国后发起的。③在德国期间，卡岗是新康德主义者Herman Cohen的学生，曾组织“康德研讨会”④，有一定组织能力。他又是俄国共产党前身——社会民主党党员，在信仰上接近马克思主义。他对巴赫金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巨大影响。两人直到1921年卡岗去Orel一所省立大学工作后才分手。对比之下，巴赫金1918年大学刚毕业。在这个背景下，小组在Nevel时期的核心人物更应当是卡岗，不是巴赫金。
2.小组成员的科研成果
卡岗的主要著作有1922年的《历史为何成为可能？》。他在有关Cohen的悼文中强调了Cohen哲学中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沃洛希诺夫1926年后就当时有关弗洛伊德的思想写过文章、编过书，并在1929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梅德维杰夫为印象派诗人Aleksandr Blok写过专著和文章，编过Blok的日记，并于1928年出版《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彭片斯基在1922年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古代”，这个主题后来在巴赫金多个论著中出现。惟独巴赫金本人仅在1919年发表过两页长的短文“艺术与责任”。直到十年后的1929年出版了小册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中的问题》。他1924年写的“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和1924-1927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都是上世纪60年代后重新整理后公开发表的。
3.巴赫金小组活动的终止
一些文章曾报道1929年因为小组多名成员被捕，活动终止。事实上，小组中被捕的就巴赫金一人，时间在1928年末；被捕原因是他参加了圣彼得堡宗教哲学会的地下活动。后判刑6年，流放在哈萨克斯坦。其次，对巴赫金的抓捕不是针对小组的学术活动，因为其他成员没有受到牵连。如沃洛希诺夫在列宁格勒的Herzen语文学院任教至1934年，1936年因肺病死于疗养院。卡岗多年在一家百科地图社任编辑，1937年因心绞痛去世。梅德维杰夫曾经风光一时，193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著作权理论的专著，并任列宁格勒历史语文学院的教授。巴赫金流放回来后，梅德维杰夫曾帮他安排工作。梅德维杰夫在1938年被镇压，但与巴赫金或小组活动无关。
4.巴赫金的身体和经济情况
巴赫金16岁便患骨髓炎，1921年起又患上伤寒，身体极度虚弱，一度依赖救济金维持生活。这对他的学术研究有负面影响，也必然影响到他在小组中的骨干作用。
5.巴赫金的年龄和资历
除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同在1895年出生外，其余学者都比他年长，如梅德维杰夫(1891)、卡岗(1889)、彭片斯基(1891)。巴赫金在学历上也不占上风，他于1914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1918年毕业。1940年初他才攻读博士学位，但他的论文直到1940年代末才被安排答辩，因答辩委员意见不一，1951年被授予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我国的硕士学位。
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巴赫金在小组中不可能充当“缔造者”或“中心人物”。1960年巴赫金被西方发现后，他的主要同路人由于已经谢世，而他是这个小组的仅存者，便对这个小组冠之以“巴赫金小组”的称谓。因此，“巴赫金小组”应该解读为“有巴赫金参加的小组”，而不是“以巴赫金为中心的小组”。谈这些，只是想说明巴赫金受到小组的熏陶，但他在学术上的成熟应当在1934年流放回来之后。
二、巴赫金是形式主义者，还是反形式主义者？
俄国形式主义始于20世纪初，脱胎于“诗学语言研究会”，先后经历了三个时期：(1)对语言的机械观：把文学只是看作文学手段的会合。(2)有机体观：把文学看作由若干相关部分组成的有机体。(3)系统观：1928年，把文学重新定义为一个“系统的系统”，每一个成分都有构成功能。⑤本节主要讨论，巴赫金（小组）在形式主义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立场。
1.作为反形式主义者的巴赫金（小组）
巴赫金（小组）反对形式主义的言论报道较多，如沃洛希诺夫曾猛烈批评索绪尔的理论未能说明词语的变化和多义性，因而是抽象的客观主义。他强调被索绪尔所忽视的语境、言语行为和社会现象应是语言分析的主要对象，并提出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构建意义的观点，也就是说，语言的使用和意义是由“谁的话和对谁说”来反复决定的。此外，形式主义语言学家沉迷于研究死语言。⑥梅德维杰夫1928年在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中使用了“思想意识元素”(ideologeme)和“社会评估”(social evaluation)的术语。思想意识元素被定义为是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不可区分的地带。梅德维杰夫的另一个观点是“思想意识桥”(ideological bridge)，指说话人在他本人和听话者之间的投射。⑦
巴赫金认为各种声音不会像黑格尔的绝对论那样合成一个最终的权威声音。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表现的不是抽象的辩证法，每一种声音有相等的权利。小说的作者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将各种立场置于单一的权威之下，而是让叙述者的声音处于各个人物声音之旁。这些声音互相交叉和互动，互相展示它们各自的思想意识结构、潜势、偏见和有限性。巴赫金探索小说中的杂语性和强调对话分析的重要性。例如，中世纪民间幽默是在官方高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之外存在和发展的。正因为这种非官方的存在，其特征是非常激进的、自由的和粗俗的。
2.作为形式主义者的巴赫金
那么，为什么又有人说巴赫金是形式主义者呢？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如巴赫金的作品被经常与形式主义者洛特曼的作品相比较。1963年形式主义学者雅柯布逊把巴赫金列为形式主义的成员。也有人指出，巴赫金有关文学话语中对话主义和声音的观点是与形式主义分析的语音和节奏成分同时出现的。
巴赫金的研究与形式主义确有相通之处，如对文学体裁如何从形式上区分和定义，巴赫金是第一个带头对小说体裁作定义的理论家。在方法上，他将小说与诗歌对比，犹如音乐中多声部的组合和独声的对比。巴赫金也对文学结构本身感兴趣，在历史传统下分析结构的动态功能，特别是被颠覆的角色。所不同者，巴赫金的探索领域远远超过形式主义所关注的范围，他不仅研究文学语言，也研究表述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如狂欢节。
3.巴赫金在形式主义上的两面性
对于这一复杂现象的解读，有的认为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者没有直接联系，只是受到影响而已；有的认为巴赫金不属于前苏联的形式主义学派，而是这些学派的成员（如雅柯布逊）硬把他列为成员。
与其做非此即彼的决定，不如直陈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两面性。巴赫金的两面性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联。
(1)俄国形式主义曾受到唯物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影响，如在发展初期，曾试图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达到某种契合，从而形成机械论的观点。这就是说，形式主义的思想一度被纳入巴赫金（小组）的视线。
(2)为了解决形式主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境，巴赫金（小组）力图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即采用社会历史的方法来解决形式主义所面临的问题。
最后，就巴赫金小组内部成员来说，虽然对形式主义批判最多的应数梅德维杰夫，但梅德维杰夫也曾赞扬过西方的形式主义艺术，把他们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变化看作是“艺术意愿”的变化，这一点对巴赫金学派的发展甚为重要，即“艺术意愿”的变化演变为“思想意识”的变化。但这些观点在1934年的《形式主义和形式主义者》第二版中不再出现，却增加了对形式主义猛烈批判的一章：“形式主义的崩溃”。早期的研究者把第一版归在巴赫金名下、第二版归在梅德维杰夫名下是有问题的。第二版作为整体是第一版的简本是明显的，第一版作者更应该是梅德维杰夫，而不是巴赫金。梅德维杰夫之所以要做这些重大改动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政治压力，因而加强了对形式主义的批判。⑧
三、巴赫金，马尔和斯大林
苏联十月革命后，主宰苏联语言学界的是苏联科学院语言与思想研究所所长马尔(Nikolay Yakovlevich Marr,1865-1934)。从语言学理论来说，最初盛行的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十月革命后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样，巴赫金（小组）的学术活动是无法回避这个现实的。其次，就是这位马尔，后来又受到斯大林的猛烈批判。这时，原巴赫金小组的成员多半已经谢世，孑然一人的巴赫金又如何应对呢？
1.巴赫金（小组）和马尔
作为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的马尔，在十月革命前已被选为科学院院士。革命后仍高居要职。他的语言学观点长期统治着前苏联语言学界，被认为代表一种能解决语言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尔的语言哲学体现于他的雅菲语理论(Japhetic theory)。他认为Basque,Etruscan,Sumerian,Elamite等语言与高加索语言同出一源。后来被他包括的语言越来越多，以致不能用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的技术解释。马尔甚至认为雅菲语比印欧语系和闪语出现早。
在此过程中，马尔提出各种语言以不同组合方式互交和杂交，导致世界上每一种语言的产生，这个产生过程是分阶段的，即在进化过程中有三个语言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其特征为话语和词汇多义性合一的结构，语义不能按实体的和功能的意义区分。第二个系统基于经济不同方面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分离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第三个系统具有国家结构的阶级社会，这样的社会决定于劳动的技术分工，语言的特征为曲折变化的形态学。这样，马尔的观点又表现为(1)语言是受生产活动和生产关系制约的。(2)语言演变是与社会演变联系的。经济是基础，语言是上层建筑，是社会和历史上阶级的形成的产物。在演变过程中，出现“革命性的跳跃”。之后，马尔后期遇到其他语言学家同样的问题：语言变化为什么呈现同样的规律性，即不决定于说话人的意志？这时，马尔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语言问题。⑨
从现有材料看，巴赫金和巴赫金小组在以下两个观点上和马尔是一致的。
(1)阶级语言和思想意识符号
巴赫金（小组）也曾热衷于阶级语言的观点，如沃洛希诺夫突出使用“思想意识符号”这个概念。他在1929年曾论述，作为语言符号的词是中性的，但作为思想意识的符号从来不是中性的。思想意识符号具有“折射性潜势”，将客观现实向人类意识如实地折射或移置。语言符号通过社会环境互动及其影响，具有思想意识符号的地位。在社会均衡发展的环境下，思想意识符号趋向统一。因此，思想意识符号是超越于个体，它表示集体的经验或集体的真实生活。⑩在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批判文章中，沃洛希诺夫建议将弗洛伊德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立替换为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的对立。内部语言在表现为外部语言之前，总是有意识的。由于语言是一个社会事件，没有内部和其他之间的真正区别，区别总是一个策略的或政治的问题。(11)因此，沃洛希诺夫深信符号的社会认定出现在内部言语中。
1932年由马尔主义者编写的苏联中学教学大纲中对语段做过如下的定义：“语段是一个交际单位，反映说话人阶级意识所折射的现实。”这是引用了巴赫金小组的观点。
(2)语言杂交的思想
巴赫金（小组）对马尔的语言杂交思想也表赞同。沃洛希诺夫(1929)曾阐述过将语言杂交的隐喻使用于阶级斗争的语境中。在思想意识符号中的存在(Being)的折射，决定于在同一符号群体中不同社会利益的“杂交”。一个阶级不完全与一个符号群体一致，也不与在思想意识交际时对同样符号集体使用时一致。不同阶级使用同一语言，但不同的重音被“杂交”于每一个思想意识符号。其结果是符号转变成不同重音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场面。沃洛希诺夫把这种杂交现象称之为符号的“生命”。统治阶级为这个意识形态符号寻找永恒的无阶级意义的地位，将一场社会重音的战争打压下去，将符号束缚为“单重音”(monoaccentuality)。在另一个场合，沃洛希诺夫再次引用马尔的观点，后者认为印欧语言学是从书面语言的“石化”发展出来的。这种研究死的外来语言和书面文件的传统导致对语言的被动理解。用沃洛希诺夫的话说，经比较语言学理论化的语言是“死的，书面的，外来的”，其方法也是“死的理解”。
2.巴赫金和斯大林的批马运动
1950年6月，斯大林通过《真理报》向全国首次发表他对语言的观点，并对已经去世十余年的马尔展开严厉批判。这些文章后结集成册，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书名出版。
斯大林就语言本质问题对马尔进行如下批判：(1)语言不是社会的物质或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2)（马尔的）阶级语言并不存在，只有全民的语言真正存在。社会方言和阶级套话从属于后者，仅仅是后者的分支。(3)马尔主义及其关于阶级语言的混乱的观点和语言是上层建筑的定义是错误的。因此马尔主义者在语言学界内部对语言的统治必须终结。
斯大林对马尔的语言杂交理论不置可否，因为从苏联科学界的官方态度来看，当时正在大力倡导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和他的杂交理论。斯大林的观点是：不管革命性的突变或第三种新语言的产生，都是两种语言的杂交的结果。优势语言尽可能保持不变，但从劣势语言吸收了许多成分。其次，斯大林也接受了不同语言“互相繁殖”(mutual fertility)的观点，劣势语言也可从另一方吸收“最好的特征”。例如，苏联各民族语言不时从所接触的俄语中获得滋养。从中不难发现，斯大林对语言研究的干预是为他的民族政策服务的。
那么，批马运动时仍然健在的巴赫金的处境如何呢？答案是巴赫金不必担忧，因为斯大林并没有狠批杂交理论。其次，在杂交理论的有关文章上署名的是1936年去世的沃洛希诺夫。
在批马运动中，巴赫金逃过这一劫还有其他原因。从集中营释放后，巴赫金先是在Saransk定居，为逃避1937年的大清洗，又移居Savelovo。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离开该地。在此期间他闭门研究，诸如《长篇小说的话语》，《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史诗与小说》都是这时期构思的。此外，在50年代，他在论文“言语体裁问题”中，注意到引用斯大林的观点。后来，《巴赫金全集》的编者把这些段落删除，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2)
四、巴赫金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神学论者？
以上讨论多次涉及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有的学者把他列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有的认为他是一个神学论者。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1.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有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把巴赫金美誉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惜把巴赫金肯定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的执笔人。又如，Terry Eagleton在他的论文“维根斯坦的朋友们”中把巴赫金称为“二十世纪众多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中的一个”。(13)
事实上，巴赫金的生平和著作有不少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有矛盾的。巴赫金出身于一个帝俄时期国家银行职员的家庭。他兄长Nikolai站在沙皇一边参加过反对革命政权的白俄军队，失败后去欧洲定居。巴赫金本人是一个东正教徒，因参与地下宗教活动而被流放。他的早期作品“艺术和责任”明显地流露出基督教对他的影响。正如Holquist所说，巴赫金寻求的是“借助宗教思想，彻底重新思考西欧的形而上学，表明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总是宗教所预期的”。(14)另一个原因涉及辩证法和对话的差异。巴赫金在他自己署名的文章中清楚地宣称他的对话主义，不能和辩证法相混，辩证法是独语，“将一个对话除去它的声音（各种声音的参与），除去它的语调（情绪的和个人的语调），从鲜活的词语和反应中切除那些抽象的概念和判断，将一切事物塞在一个抽象的意识中——你就那样获得辩证法。”(15)巴赫金后来的笔记存稿也披露了这方面的内容。
巴赫金的思想不少来自马堡学派，主要有Hermann Cohen(1842-1918)，Paul Natorp(1854-1924)和Nicolai Hartmann(1882-1950)，以及德国的现象学家，如Max Scheler(1874-1928)和Heinrich Rickert(1863-1936)。正如Brandist所分析的那样，马堡学派的思想最初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从德国回来的卡岗。不过，巴赫金为卡岗写的悼词中强调了卡岗的宗教的救世主思想。
那么，巴赫金的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自何处？一方面，梅德维杰夫和沃洛希诺夫对他产生过影响。(16)另一方面，巴赫金也应当很清楚，特别是在40年代和50年代，如果他的文章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难以发表的。
2.巴赫金的神学思想
与某些学者试图把巴赫金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他的神学思想。这就又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无神论者。如今把巴赫金一下推到神学论者的队伍，似乎转折太大。但我们也不禁要问，一个东正教徒并为宣传东正教而被流放的学者，难道在他的理论核心中竟会没有神学的思想吗？这就得让材料说话。
Felch和Contino(2001)合编了论文集《巴赫金和宗教：信仰的感受》(Bakhtin and Religion:A Feeling for Faith)。该论文集出版后，立即有3篇书评问世，可见其影响之大。从论文集所收录文章看，巴赫金的神学思想表现在：
(1)对他人的爱。作者Alan Jacobs谈到巴赫金的伦理信仰和对基督教的有关施舍、爱、耶稣放弃神性为人、个人禁欲主义、克制和责任心等概念是一致的。通过对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中这些概念的比较，该作者认为巴赫金的立场是东正教的。巴赫金是St.Augustine的继承者，贯彻了后者的神学概念。St.Augustine曾说，“没有必要有这么一个箴言：任何人只能爱自己”。巴赫金对此进一步解释为爱自己是“不可能的”，这个思想源自他在“作者和主人公”一文中说过“我不能爱自己因为我不能想象自己。”
(2)美学和神学。Pechey证明巴赫金的美学世界遵循的是俄国东正教教义。巴赫金用两个公式将其结合：“神学折射的美学”和“美学折射的神学”。他力图采用神学方法，使美学摆脱西方哲学中认识论的从属地位，并实现“精神世界的现代化”。
(3)神人合一。Ruth Coates提出巴赫金的哲学来自基督教的二元张力：沉沦和神人合一。巴赫金的文章“走向行为的哲学”，“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问题”充满对沉沦的怜悯。Coates在结论中指出：对巴赫金来说，世界的赎罪不是一个通过十字架的一劳永逸的行为，而是一个永远进行的过程。具体说，巴赫金坚信世界是由善与恶两种力量统治的，这在巴赫金的文学理论中甚为重要，尽管他作了相当程度的掩饰。
(4)东正教和语言理论。Alexander Mihailovic用巴赫金的对话统一理论对早期基督教经文进行比较，从而对巴赫金和马尔的语言理论进行对比。巴赫金关于语言演变的观点与马尔的单一语言的历史存在有些相似，但这种相似是表面的。巴赫金的神学语言观进一步证明他对信仰的感受。作者说，“语言统一性的观点——事实上是斯大林和苏联语言学家马尔共同提出的——正是巴赫金特别想从这个（神学）视角解决的问题”。
(5)外部性。Charles Lock提出耶稣的两面性要通过创造主和创造的区别去理解。这里的两面性和巴赫金的“外部性”理论有助于了解巴赫金对基督教神人合一概念的依赖，基督的双重性，即早期基督教和东正教所说的基督双重性的共生，以及巴赫金思想中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的界限。
从三篇评论来看，Brandist认为巴赫金和宗教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他著作中的神学问题的比喻以及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使得宗教思想成为巴赫金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他又认为宗教思想在巴赫金的哲学思想和特定著作中是隐含的。Blank说得比较肯定。他指出，巴赫金的有些思想与早期的神学家，如St.Aigistome.St.Gregory of Nyssa,St.Gregory Palamas相似，有的与当代俄国东正教的思想家相似，如Vladimir Solovyov,Sergii Bulakov,Vladimir Lossky，和Georgy Florovsky。(17)Kobets则认为该书从比较神学、文学批评和俄罗斯文化进行探索。通过巴赫金思想的棱镜，可以对俄罗斯东正教的精神文化有所了解。(18)
此外，Slater提出，巴赫金的对话哲学可以从耶稣找到原型。在基督教语境中语言的使用要注意在忏悔话语中不同的声音，它可能包括上帝的声音，一种暂时裁决的无定的“第三者”，通过他者的声音听到，但又不将整体的多元性瓦解成相对性。(19)Tull认为巴赫金关于作者和塑造主人公的观点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它构建了自我，他者，甚至上帝。巴赫金所讨论的“忏悔性自白”(confessional self-accounting)的语类，对自悔者和听者都成了建立信仰的机会。在这个基础上，巴赫金又讨论另一种相近的语类——圣经中表示哀悼的圣诗。这些圣诗表达的语气和活动有关孤独，内心的不安，和转向上帝和他人，从而重建能够受到爱护的自我。(20)
鉴于上述背景，巴赫金的理论已成为神学研究的基础。如Green认为在讨论解释圣经时所遇到的两个问题：“主观性／变异性和表述”时，巴赫金的理论是有帮助的。Ugolink在阐述东正教在解决东西方思想意识的交战中的经验时采用了巴赫金的理论。巴赫金在流放前和流放过程中一直在思考“他者”的问题。Ugolink还考虑俄罗斯基督教和美国新教徒之间的对话问题。(21)
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夏忠宪曾引用巴赫金本人常说的一句话：“天国既不在我们内部，也不在我们外部，它在我们之间。”(22)
五、结束语——巴赫金的定位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巴赫金是一个有多种思想有时相互一致、有时尖锐对立的极其复杂的人物。钱中文先生指出，巴赫金的思想与存在主义有类似，但又非存在主义；他的思想是形式主义，但他不是形式主义者；结构主义者曾把他引为同道，但他与结构主义者相去甚远；巴赫金主张文本的开放性，但他不是解构主义者；他不是唯美主义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巴赫金是难以定位的”。(23)
能不能定位？如何定位？我认为巴赫金（小组）在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强调要结合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外部因素的观点值得考虑。这就是说：
我们要考虑巴赫金的家庭出身（父为帝俄时期的公务员）和家庭影响（其兄参加白军）。
我们要考虑巴赫金本人的思想和经历（东正教徒，从事地下宗教活动，被流放6年）。
我们要考虑他受其他学者的影响（卡岗以及他所受的马堡学派的哲学，沃洛希诺夫和梅德维杰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我们要考虑他所生活的前苏联统治时期（他的流放，梅德维杰夫的被镇压，前苏联时期对异端思想的管制，对马尔的批判，斯大林去世后国内政治情况和世界政治的变化）。
我们要考虑他的极其虚弱的身体（骨髓炎，伤寒，1938年的截肢）。
解铃还得系铃人。给巴赫金戴上公认的这顶帽子那顶帽子都不合适，但巴赫金已经用自己的一生和不同时期的思想塑造了自己，为自己预制了一顶帽子，那就是“对话主义”。那就让我们把巴赫金定位为一个“对话主义者”吧。不是吗，他要和自己脑海中浮现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对话，要和生活中不时浮现的事件和现实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仅是一对一的，更多情况下，是多声部的、是杂语的。“巴赫金的世界观是有意识地不一致的”。巴赫金把它称为“共存”(co-beingness)。一个思想，一种立场，在一个语境下是正确的，在另一个语境下可能不正确。(24)
巴赫金就是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语境下与形形色色的思想共存，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语境下走完他的一生。其实，回顾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何尝没有巴赫金的影子，何尝不是一个对话主义者呢？
巴赫金是人，不是神。
收稿日期：2007-11-16
注释：
①钱中文主编的六卷本《巴赫金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采用在目录内注明原作者署名的方式。
②UXL Newsmakers.2005.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BNET.com
③Brandist,C.2006.The Bakhtin Circle.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④Hermann Cohen(1842-1918)，德国犹太裔哲学家，创建研究新康德主义哲学的马堡学派，主张纯思维和伦理学，反对形而上学。
⑤Holcombe,C.John.Linguistic Formalists.From http://www.testee.com/theory/
⑥Volosinov,V.N.1929/1986.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⑦Medvedev P.1928/1978.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Poetics.Trans.by A.Wehrle.Baltimore and London: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⑧Brandist,Craig.2003.Review:Bakhtin and Religion:A Feeling for Faith.Ed.by Sisam Felch and Paul J.Contino.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April,2003.538,539.
⑨Miller,M.1951.Marr,Stalin and the Theory of Language.Soviet Studies.University of Glasgow.
⑩Voloshinov,V.N.1929/1986.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Voloshinov,V.N.1927/1976.Freudianism:A Marxist Critique.Trans.I.R.Titunik.New York:Academic Press.
(12)L
hteenmki,Mika.2005.The Development of Bakhtin's and Voloshinov's Linguistic Ideas and the Early Soviet Sociology of Language.The Academy of Finland.
(13)Honeycut,Lee.1994.Chapter 3-Bakhtin and Critical Theory(Continued)(honey1@iastate.edu) 10 November 1994.
(14)Holquist,Michael.1990.Dialogism.Bakhtin and His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5)Bakhtin M M,1986.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ed.C.Emerson and M.Holquist.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6)梅德维杰夫曾是社会革命党党员，1917年曾任Vitebsk市市长，后与领导意见有分歧，退党(Orlansky,2006)。
(17)Blank,Ksana.2003.Review Essays.Listening to the Other:Bakhtin's Dialogues with Religion,Cultural Theory,and the Classics.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253-297.
(18)Kobets,Svitlana.2004.Bakhtin and Religion:A Feeling for Faith.Canadian Slavonic Papers.Sept.-Dec.
(19)Slater,Peter 2007.Bakhtin on Hearing God's Voice.Modern Theology.23(1),1-25.
(20)Tull,Patricia K.2005.Bakhtin's confessional self-accounting and psalms of lament.Biblical Interpretation.Volume 13,Number 1.
(21)Ugolnik,Anthony.1989.The Illuminating Icon..Eerdmans。
(22)转引自：夏忠宪：《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一比》。《俄罗斯文艺》1995年4月。第64-68、124页。
(23)钱中文：《难以定位的巴赫金》。《文艺报》1996年2月2日。
(24)Sidorkin,Alexander.1999.Digest of Three Responses.f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