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下乡：农民文化娱乐方式的家庭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娱乐论文,农民论文,方式论文,家庭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4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8)06-0106-05
当前国内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已经表明电视是农民接触最多的大众传媒，电视下乡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社会信息封闭的状态，电视成为农民了解生产生活信息，反照自身生活，形成新社会意识，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主要传媒[1]。有研究者发现，农民私性文化生活逐渐增多的同时，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却不断式微[2]。本文从乡村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角度，考察电视下乡与农民文化娱乐生活变迁之间的关系，经过笔者与课题组其他成员的三个月的驻村访谈和问卷调查，笔者发现电视下乡并在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与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活动不断萎缩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娱乐活动是农民闲暇生活的重要部分，为了考察电视下乡与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关系，说明电视下乡在农民文化娱乐生活中的意义，有必要对农民闲暇生活和乡村社会文化娱乐方式的变迁做一历史考察。
一、电视下乡前的乡村公共文化娱乐生活
娱乐休闲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一种社会设置。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普通农民基本上没有娱乐休闲的说法，也很少主动选择娱乐休闲。传统社会中的娱乐休闲活动主要通过各种民俗节庆方式进行，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尚未达到温饱，过的是活命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暇的时间非常之少，一年到头，只有在年关的时候有些许休息的时间，农民不仅闲暇时间短，而且闲暇方式也很单一，农民的闲暇生活主要是以岁时节庆组织起来的。社火、庙会、地方戏曲、祭祖拜神、舞龙舞狮等是乡村社会里主要的公共文化活动。
新中国前30年，新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代替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一些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受到了限制。农民的生产生活被国家组织了起来，甚至冬闲时间也被组织起来进行各种农田水利建设，闲暇时间比较少。在特定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思想内容被定为封建的传统戏曲曲目也很少能够看到，取而代之的是样板戏和“红色”歌曲，以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舞台演出或者田间地头工歇表演为主，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乡村社会培养一大批文艺骨干，这些文艺骨干在如今的乡村文艺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的主导下，我国乡村地区建设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影放映网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前，在我国农村有流动放映队5万个之多[3]，看电影成为乡村社会一项主要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样，电影在宣传国家政策的同时，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是国家建构底层政治认同的重要工具，一些科普影片和纪录片也成为农民获取生产生活知识的新渠道。无论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还是由国家组织的电影放映，寓教于乐，在宣传国家政策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同时，还起到了培养集体精神，提振劳动士气的作用。这个时期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特点是“政治挂帅”，文化娱乐为辅，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进入80年代，电影的放映从国家的一种有意识的组织形式变成了农民私人生活中由私人组织起来的文化娱乐活动，电影放映从政府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变成了农民的“喜庆电影”。我国农村地区，农民在生活中有了喜庆的值得祝贺的事情，会请来一场电影，请电影的事由各种各样，添了牛犊，小孩降生，结婚，老人过寿，孩子考上了大学，甚至家里有人在外面升了官也会请来一场电影，本来是私人生活的庆祝，由于电影的介入，而成为村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对农民来说放场电影是唯一的一种庆祝形式。“喜庆电影”虽由个体农户来出资，其放映形式仍然具有公共性。本来是私人生活的庆祝仪式，由于电影公开放映的形式，露天电影是村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乡村居民生活的高度集中化[4]。
电影放映从一种国家或者政府行为，转变成农民的个体行为，放映电影的政治功能逐渐退化，电影不再是国家对农民进行政治规训的工具，变成了农民生命仪式的庆祝方式。在电视尚未普及，大规模的农民流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电影在单调封闭犹如井底之蛙的乡村生活中好比“通天塔”。
放电影和传统文艺表演在农村毕竟是比较少的，乡村居民仍然以聊天和乡村夜话渡过大部分的闲暇时间。乡村夜话是乡村生活中的日常性的公共生活，在乡村夜话中，村庄的集体记忆被传承，村庄里东家长李家短会被叙说，村庄舆论得以形成。正如吕德文所说，村庄夜话和“讲古”是村庄历史和村庄记忆的载体[6]。由于“讲古”和乡村夜话的存在，不仅加强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是生产村庄舆论、村庄规范的过程。
露天电影与地方戏曲受到农民的喜爱，这与乡村生活高度集中性是分不开的。乡村夜话、露天电影和地方戏曲是村域内的公共文化活动，农民参与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活动，能够加强村庄社区的人际互动，有利于村庄社区的整合和凝聚力的培养。无论是电影还是这些传统的文艺表演，对观众来说都是同一个主题，在娱乐的过程中，观众受到同一种文化价值、道德标准的熏染。也就是说，这些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所凝聚的是一种“集体情感”，这种集体情感往往很容易和地方性共识结合起来，以维持村庄共同体延续，公共文化活动的公共性也正体现在这一点上。当这些公共文化活动逐渐萎缩的同时，电视在乡村社会迅速普及，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小众的，私人化和家庭化的娱乐方式逐渐占据了主流。
二、电视下乡，电影收场
电视进入乡村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小电影”到普通家用电器时代的过程。在许多村庄中最开始有电视机的是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20世纪80年代，电视作为一种奢侈的耐用消费品进入个别农民家庭，这个时期与电影相比电视可以称为“小电影”。因为村庄里罕见的几台电视机还可以起到聚众娱乐的功能，现在许多农村的人还能回忆他们收看《霍元甲》等电视剧时，像看电影或者看大戏一样的热闹场面。在电视机的“小电影”时代，看电视还是一种公共的文化娱乐活动，因为电视机比较少，能够收到的频道也比较少，电视节目单一，大多数家庭尚且没有电视机，无论是到村委会还是有电视机的农民家里，看电视和看电影一样都具有公共娱乐的性质。
20世纪90年代电视机开始在农村普及，几乎家家都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从一种奢侈品变成了普通的家用电器。据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信息产业部等有关部门发起的对农村家电市场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61％的农村消费者认为电视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体。我们对全国各地25个村庄中870位农民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2.9％的家庭没有电视机，拥有1台电视机的占到70.3％，拥有2台电视机的占到23.5％，一个家庭之中拥有三台电视机的占到3.2％。除了少数边远贫困地区之外，电视机在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得到了普及。
电视下乡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也正在经历着多方面的剧烈变迁。电视成为农民主要的娱乐工具，与乡村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
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多，闲暇时间的增多和闲暇的日常化，看电视这种家庭化的娱乐方式正好契合了农民生活的变化。
90年代之前，农村的电影放映一直是基层政府兴办公共文化事业的政府职能之一。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村的电影放映在制度上以集资看电影的形式来组织实施，集资看电影一直是乡村政府一项税费项目。1993年集资看电影作为一项农民负担被取消之后，基层政府放弃了为农民提供电影放映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据统计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从1992年的13.37万个减少到了1993年的11.3万个，1994年全国有约80％以上县级发行放映公司和60％以上的地区发行放映公司亏损，农牧区80％左右放映队停止活动，有的省90％放映队“解甲归田”[7]。国家广电总局对28个省市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县级公司70％处于亏损状况，29％的乡还没有放映队，一年没有放映一场电影的村占26％，平均每个县一年仅购11.5个拷贝[8]。现如今，曾经是乡村社会文化生活一个重要部分的“喜庆电影”也失去了观众，在乡村社会放电影已经没有多少人看了，在驻马店农村调查时村民讲有村民为了“许愿”请场电影，即使是发烟发糖都没有人看，看电影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分析其原因，一是因为农民流动，许多村庄几乎已经变成了空壳村，特别是中青年人大量外出，乡村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气。二是受电影放映体制改革的影响和电影市场不景气的宏观环境影响，特别是实行院线制的市场化体制改革之后，农村地区天然的市场缺陷，新影片根本就无法进入，农村电影公司电影拷贝老旧，新电影拷贝很少。与此同时，农村电视收视技术的提高，电视逐渐在农村普及，VCD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随着电视频道的增多，许多新的电影农民通过租影碟或者在电影频道上也可以看到，有了这种方便的廉价的替代性选择，电影放映在乡村地区失去观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城乡差别是我国的国情，在文化生活领域也是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的建设几乎是一块白地。80年代以后，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收粮收款，计划生育等有硬性指标，而发展农村的文化活动的政府责任实际上被放弃了，有些以发展文化事业为名，其目的也是在经济上，即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忠孝节义、才子佳人”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戏曲和曲艺节目在乡村社会有复兴的迹象，一直为人所不关注的草根文艺演出形式，走江湖的歌舞剧团、杂技团等活跃在乡村社会的舞台上。与此同时，各级政府的“文化下乡”在媒体上也表现出了热闹的场面，但是对于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需求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单向度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基层政府因为缺乏资金等原因逐渐丧失了组织农村公共文化娱乐活动能力，投资和管理主体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动没有发展起来，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也正在不断式微，各地政府所借助一些地方民俗举办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公共文化活动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集资看电影作为一项农民负担被取消，标志着承担着公共文化服务职责的政府在实践中已经放弃了兴办公共文化活动的职责。
当基层政府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时，一时之间农村里打麻将成风，购买地下六合彩等非法博彩也成为农民日常性的娱乐项目[9]。在贫乏的乡村文化娱乐生活中，电视下乡正好迎合了乡村居民对于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在我们关于农民休闲活动的调查中，有54.8％的受访者选择看电视，打麻将和聊天分别占到13.2％和15.2％。看电视成为农民渡过闲暇的主要方式。电视机不仅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体，而且成为农民主要的娱乐工具。
已经过上“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生活的当代中国农民，文化娱乐休闲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报纸杂志等纸制媒体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没有将农民作为主要的目标受众，加之受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绝大多数农民也没有养成订阅报纸杂志的习惯，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在农民的媒介接触行为中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1]。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娱乐供给不足，农民的闲暇时间又在不断的增多，电视节目的易得性、廉价性，收看电视的便捷性，使看电视自然成为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首要选择。在我们关于收视习惯的调查中，有52.5％的受访者每天看电视1小时以上，每天看电视3小时以上的受访者也达到22.3％。看电视成为农民文化娱乐生活主要内容，当我们问道如果几天不看电视时会有什么感受，他们几乎都会回答感到闷得慌，当今的中国农民也变成了“沙发上的土豆”。
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出台，一些条件比较好的村庄也建设了公共文化设施，虽然如此，但还是抵挡不住电视屏幕对乡村居民的吸引。我们在河南郑州郊县的一个村庄调查时，因为这个村庄是当地有关部门重点帮扶的村庄，村里刚刚建立了文化休闲广场，其实也就是在村委会门前建有一个篮球场和一些大众健身器材。有一天晚上村里停电了，村中的文化广场上聚集了许多村民。虽然没有灯光，村里的小孩子在朦胧的月光下打篮球，在篮球场边上，有许多村民在聊天，篮球场上孩子们的呼喊声，周围大人们的聊天声，十分热闹。九点多的时候，电来了，正在打篮球的孩子们停了下来，有人在喊回家看电视去，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广场上便空空荡荡了。
上述场景，在如今的村庄中再也平常不过了，电视下乡之后，村庄的夜晚更加的安静。乡村夜话没有了，露天电影变成了明日黄花，乡村生活中日常性的公共活动日渐稀少。电视下乡不仅仅是大众媒体进入乡村[10]，随着农村有线电视网络覆盖面积的扩大，电视频道的增多，电视节目娱乐性的增强，电视下乡对乡村居民来说是增添了一种渡过闲暇的方式，也预示着农民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变。
三、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家庭化
如果说经济生产的家户化是分田到户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电视进入村庄是农民闲暇生活家庭化的重要因素。电视下乡不仅仅是填补了的乡村社会公共文化活动贫乏所留下的空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居民的娱乐方式。据我们调查，有58％受访者将电视机摆放在卧室中，占到一半以上，有34.8％家中的电视机摆放在客厅里。上述数据没有排除家中有两台以上电视机的家庭，只有1.6％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和串门的亲戚朋友一起看电视，可见客厅里的电视机也主要是家庭娱乐。电视机在农村已经普及，一起看电视已经没有必要，电视机的“小电影”时代已然结束。在我们的访谈中，驻马店地区许多农民已经养成了看《新闻联播》的收视习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只要有电每天必需看，如果不看的话会感到缺少点什么。
在我们关于农民看电视习惯的调查中，有45.9％的受访者和丈夫或者妻子一起看电视，经常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受访者也占到27.5％，和孩子、父母以及串门的邻居朋友一起看电视分别为12.9％、3.0％和1.6％。乡村社会虽然有熟人社会的特征，但是在乡村社会看电视和城市中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家庭化的娱乐方式。当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原来在乡村生活中的人情网络日趋松散，村庄也出现了“城市社区现象”[11]。
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家庭化，使得电视这种大众传媒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尤为突出。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活动本来就贫乏，民俗表演、地方戏曲等传统文化娱乐活动越来越没有吸引力，电影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村庄中的村民大会，村小组会议由于农民流动等原因越来越难开，日常性的公共娱乐活动日渐稀少，电视的大众媒体效应就更加凸显了出来。电视机作为一种技术装置，为乡村居民娱乐方式的家庭化提供了技术基础。从供给主体、管理主体和传播内容来讲，电视传媒技术无疑具有公共文化的特征，但从电视受众也即参与主体的角度看，人们看电视来消闲，不是一种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方式。电视媒体所构筑的“大众媒体墙”将乡村居民栅隔在每家的庭院、厅堂和卧室里，电视所衍生的媒介权力逐渐成为乡村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因素。
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标志着乡村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根本性变迁，传播方式的变迁和乡村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变迁是相互促进的。电视尚未普及之前，中国的乡村社会里大众传媒只有电影和广播等，纸质媒体的传播的也不普遍，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是主要的传播方式[12]。当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组织传播已经明显式微，人际传播虽然也存在，但其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已经不能和电视、电话等电子传媒相提并论。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电影相比传播方便快捷、受众接受成本低、收视方便等特点。电视被誉为“奇妙的放大器”，对于受众来说它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真实感和冲击力，是一种情感性的娱乐媒体。与电影、地方戏曲表演等公共性文化娱乐活动相比看电视还是一种家庭化的文化娱乐方式。电视取代电影和广播成为乡村社会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之后，将乡村社会裹胁进宏观社会发展变迁的洪流之中。电视媒体技术将乡村和城市两个分离的区位连接起来，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电视媒体在乡村社会也开始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引领着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生活方式变迁和社会观念变迁的主要媒体力量[10]。在如今的乡村社会，电影已经退场，广播早已失去了吸引力，昔时电影和广播承担的政治传播功能也已被电视所取代。
如前所述，聊天和乡村夜话在乡村社会中是生产公共舆论的重要场所，也是乡村社会人际传播的重要形式。在乡村社会里，在聚众聊天过程中产生的舆论是维持地方性规范，约束惩罚越轨者的内在性力量。电视下乡，麻将馆的繁荣不仅从形式和规模上改变了聚众聊天，而且也改变了聊天的内容。妇女聊天的内容中家长里短逐渐减少。随着村庄中老人的不断边缘化，老年人在村庄社区中丧失了权威，他们聊天的内容逐渐改为国内国际新闻，很少聊村庄中的事情，聊天的主题离村庄生活越来越远。电视媒体技术在乡村社会的存在，以人们很难觉察的方式，在农民的生活中建立了一个新世界。电视下乡，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同时，也消解着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娱乐，电视媒介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推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