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新发展论文,理论论文,代表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发展理论系统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何发展、靠谁发展、为谁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建设中心论”、“先富共富论”以及“两手抓”等。这一发展观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成功地指导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一）
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坚持“经济建设中心论”。这一论断所包含的理论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和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动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要推动事物的发展，首先要找出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深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在领导当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紧紧抓住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P182)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1](P276)他强调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P250)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动力思想的自觉运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失去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结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分析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特点，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子邓小平“经济建设中心论”所体现的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动力的思想。江泽民在首次提出“三个代表”时就指出：“因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最终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2](P2-3)在2001年发表“七一”讲话系统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江泽民进一步指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2](P153)“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2](P156)2004年3月，胡锦涛在系统阐述科学发展观时再一次强调：“全党全国都要增强促进发展的紧迫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3]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邓小平发展理论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
其次，提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发展了邓小平“经济建设中心论”所体现的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动力的思想。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新途径”。在当今时代，发展经济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不能一般地谈论发展生产力，而必须努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此后又提出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从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如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一是要把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第一要务；二是要把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职责，在本世纪头20年内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三是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造落后的生产方式，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抓住了当今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是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其三，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年“文革”的浩劫，使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普遍生活困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理论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核心，侧重于解决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在这一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在国民经济整体实力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例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都有所扩大；一些单位和地区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不重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的甚至不惜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了纠正这些问题，必须克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一味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的现象。据此，江泽民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2](P179)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4]这要求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对于我们克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对邓小平“经济建设中心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二）
提出“先富共富论”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显著特点。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基本思想，对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打破平均主义，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特点，在继续坚持“先富共富论”的同时，提出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2](P162)并着重就如何实现“共富”做出了新的回答。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P82)利益需求是人的本性，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目标，是为了通过集体和社会更好地实现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扼杀个人利益。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公有制时期，“左”的思想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阻碍了人们的积极性。针对这种阻碍社会发展的观念和做法，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P146)“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P152)
邓小平的“先富共富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调，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人、每一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利用自身的各种有利条件合法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并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邓小平说：“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6](P157)二是指出，先富者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者。邓小平说，我一贯主张“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6](P166)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部分先富必然带来贫富差距扩大，并明确指出要采取措施逐渐实现共同富裕。但是，他又认为不宜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会削弱发展的活力。1990年他指出：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6](P364)在南方谈话中，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6](P374)
邓小平在中国大地上平均主义盛行的年代，就石破天惊地提出“先富共富论”，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了邓小平的“先富共富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的角度肯定了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为“先富共富论”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的“先富共富论”从调动人们积极性以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肯定了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角度肯定了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2](P170)既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人们的财产和利益不断增加，那就应当鼓励人们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种有利条件合法地、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追求利益，不能像过去那样，抽象地以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作为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应当“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2](P170)江泽民还指出：“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4]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写进了宪法，这将进一步激发人们在追求自身先富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共富。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如何以先富带动共富作为重大问题提上日程，落实于实践，为“先富共富论”的最终实现开辟了新的实践途径。在当代中国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已成为现实，但如何用先富带动共同富裕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先富共富”就不能最终实现。邓小平曾指出，为了保护部分先富者的积极性，不要急于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这一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既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也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据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邓小平的设想，在已经初步实现小康的基础上，把如何以先富带动共富作为重大问题提上日程，党中央做出了进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正在着手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
其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正在为“先富共富论”的实现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为了使先富带动共富，必须创造一个使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为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新的举措。一是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当得到保护”，[4]使人们在法律的保护下平等地追求自身利益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提出要“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4]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三是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将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基础，使其充分发挥创造社会财富的潜能。
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继承了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先富共富论”，而且结合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着重就如何实现“共富”做出了新的回答。这既是对邓小平“先富共富论”的新发展，也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三）
提出“两手抓”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体现了邓小平在联系中把握发展的方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了这一方法，把“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为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则，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推动事物的发展，必须充分注意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邓小平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这一基本原理提出的“两手抓”，为改革开放初期解决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十分重视“两手抓”的方法，他一手抓解放思想，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一些人借解放思想之名，行否定社会主义之实。198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两手抓”的论断。他说：“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P404)1983年，邓小平针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指出：“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6](P28)邓小平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要求我们一手抓当前发展，一手抓长远发展。他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6](P131)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日趋增多，需要正确处理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据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邓小平“两手抓”所包含的在联系中把握发展的思想精髓，提出了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多种复杂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2](P171)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思想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贯彻这一发展观的关键就在于协调好影响和制约发展的各种因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把协调作为推动发展的关键，深刻把握住了当今中国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新特点，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当前，在总揽全局的基础上，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把协调作为促进发展的关键，深刻把握住了当代中国必须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的时代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种不同利益主体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环境条件、自身能力条件以及机遇等方面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当前，我国在发展中存在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一系列发展不平衡，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这些矛盾，就其性质来说，是人民内部的范畴，只有努力协调好这些矛盾，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其次，把协调作为促进发展的关键，深刻把握住了当代中国必须对人们多种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的时代特点。在当代中国，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的发展并不能自发地带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健康发展，而人们的利益需求又是多方面的，既有物质方面的利益需求，又有政治和精神等方面的利益需要。为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方法论原则，强调要使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2](P161)这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三，把协调作为促进发展的关键，深刻把握住了当代中国急需对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协调的时代特点。在当代中国，由于一段时期以来大力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人出于认识或价值观、政绩观等方面的原因，不能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的所谓政绩，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增长。为了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协调作为促进发展的关键，强调要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改革对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提出要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继承了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精髓，又立足于改革的新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牢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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