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责任与中国外交*
卢 静
〔提 要〕 承担国际责任既是一国获得国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该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作为外交的重要内容，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际责任观，由此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外交。新中国先后经历了国际主义责任观下的斗争外交、新国际主义责任观下的合作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观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三个阶段。70年来的外交呈现出：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最鲜明特征，社会主义是中国外交的本质属性，胸怀天下是中国外交的情怀。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既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关 键 词〕 国际责任、中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承担国际责任既是获得国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外交实践中，中国一直将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作为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也使中国外交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一、国际责任的内涵及特征
责任是一种职责和义务[1] 责任和义务是两个经常被混用的概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责任有两层含义：1.分内应做的事；2.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义务有三层含义：1.公民或法人按法律规定应尽的责任，例如服兵役（跟“权利”相对）；2.道德上应尽的责任；3.没有报酬的。根据二者定义可以看出，责任的主观性更强，而义务客观性更强。本文中的个别引文是将二者混用的，不再具体说明。 。它一般包含两层含义：从积极意义上讲，是主动地去做好分内应做之事；从消极意义上说，是因没有做好分内之事而被动地去承担不利后果和强制性义务。国际责任是指在国际舞台应做的分内之事。在本文中，国际责任指的是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其内涵包括以下四个基本方面。
第一，责任主体，即谁来负责。国际责任的主体包括所有的国际行为体。也就是说，除了主权国家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乃至在国际层面行为的个人等，都是国际责任的主体。在本文中，责任主体仅指国家，具体而言即中国，并将中国视为一个单一行为体，以中央政府为代表。
第二，责任客体，即为谁负责。国际责任的客体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既包括普遍意义上的全人类和整个国际社会，也包括国际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或个体。实际上，一个国际行为体在应该向全人类和整个国际社会负责的同时，多数情况下总是在为某个或某些特殊的个体或群体承担主要责任，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国际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集合体，不但行为体数量众多，而且这些行为体因某种客观标准或主观判断而形成不同群体，群体之间既存在差异也常有竞争甚至矛盾、冲突，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认同自然使其对本群体及其成员产生出更大、更强的责任感；二是在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下，追求国家利益永远是最正当和合法的国家行为，每个国家虽然均应承担普遍性国际责任，但受自身实力、地位、能力等限制或身份认同等影响，一般出于国家利益考量而优先选择特殊性责任。当然，普遍性国际责任和特殊性国际责任并非矛盾对立的，而是协调统一的，特殊性责任一般以普遍性责任为基础和最终目标。
第三，责任内容，即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国际责任是一个包括法律、政治、道德等多维内涵的概念。国际责任的最低标准是国际法律责任，遵守国际法是主权国家资格的前提条件。政治责任是一国作为特定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成员或者国际准则和国际规范接受者应承担的责任，承担政治责任会相应地赋予国家更多的国际政治权利。道德责任则是一种更高价值的责任，是一国在国际上的道义担当，是维护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或群体乃至全人类权益的一种国际正义，承担道德责任将使国家获得更好的国际声望。国际责任也反映在各具体领域中，比如安全责任、经济责任、生态环境责任等。
第四，承担责任方式，即怎样去承担责任。承担国际责任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同政治倾向和政治立场的人对承担责任方式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现实主义者主张通过运用权力去管制不法行为和维护秩序。自由制度主义者主张通过建立国际机制来创造行为体负责的模式。建构主义者则主张通过改变观念和增强认同度来强化责任意识，使责任内化于心而外化于行。此外，强硬派主张通过武装暴力或诉诸强制性规范义务等手段来强制执行责任，而温和派则主张通过制度规约、说服教化、道德感化等手段来落实责任。当然，不同领域的责任承担方式也各有侧重，比如：经济领域的责任往往采取合作、援助等方式；传统安全领域的责任一般采取联盟、制衡、规制等方式；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责任则靠合作、治理的方式。从外交战略手段上看，承担国际责任可采取多边主义、双边主义，甚至单边主义的方式。
总之，国际责任是国际行为体为了维护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性权益和（或）某些（个）具体群体的特殊权益而主动去做好分内之事，其内涵包括责任主体、客体、内容和方式等基本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责任，有必要对其基本特征进行归纳。
冷战结束后，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仍然坚持“以内为主、有所作为”“以合作谋发展、促和平”的基本战略取向，并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尤其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面对冷战后日益凸显的全球性挑战，以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并存的形势，他呼吁世界各国“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4]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胡锦涛也强调，“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并呼吁各国人民“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1]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
第二，国际责任的基础是国际贡献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家利益是其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而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则有助于其更好地获得和维护国家利益。一国要想获得基本的国际承认首先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要想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无论是法律责任还是政治责任，都与权利相伴而生。而承担道德责任一般有助于该国赢得更好的国际声望，最终也有利于国家利益。事实上，有效实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协调统一，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具有积极意义。
5)测量前要自然晾干标本表面水份(或用干毛巾擦拭完标本表面水份)，要在0～5h内尽快完成电性参数测量工作[6]；
第三，国际责任的落实靠主观自觉与客观要求的统一。责任既是主观自觉，也是客观要求。作为一种自觉，责任是自我意识到并自愿履行的职责，其建立在个人信念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客观要求，责任是由外部世界通过法律、制度或道德舆论等所施加的一种义务。由于责任客观存在于关系之中，所以行为体之间形成了关于责任的法律、规定和道德约束等客观要求。国际法确立了最基础的也是绝对的国际责任，尽管它还不够完善，但作为一种客观要求，也约束和规制着国家的责任行为。同时，和谐关系的基础在于道德，而责任作为道德的载体，对构建和谐关系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责任的主观自觉往往以客观要求作为支撑，而客观要求只有内化为主观自觉才能更好地落实。
PUE的定义中IT负载的功耗仅包括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等IT设备功耗的叠加，但若直接测量每台IT设备的功耗又较为费时费力。若如一般测量方法中将UPS或配电列头柜的输出功率作为IT负载的耗电量是较为准确且有效率的方式，但也是有误差的，因为该方法忽略了UPS或列头柜后端PDU以及电缆的损耗。如采用智能型的PDU测量数据(带电压、电流统计)，则统计量会非常大，且往往PDU测量的数据不够精确，通过这种方法累加的数据反而误差更大。
他抬起头，扫视巨石周围，并不见有什么动静，这让他意识到，声音并非近处所发，而是来自身下的悬崖，透过山体传到了巨石上。
第四，国际责任的内涵体现为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一方面，普遍性国际责任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必须承担的，其内涵是相对稳定的。另一方面，一国在实力地位、身份认同、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观等因素影响下而承担的具体而特殊的责任，则处于变化之中。尤其重要的是，责任还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动态变化的关系之中，这导致责任的内涵也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国际责任的内涵既具有稳定性也呈现变化性，体现为二者的统一。
我国一些企业开始了湿拌料、粥料、液体饲料的研制应用和推广，但普及率很低，也存在一些亟待规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总结了国内外液体饲料原料、品质控制和饲喂技术的研究进展，可供养殖生产者和营养研究者参考。
二、国际责任视角下的中国外交历程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作为外交的重要内容，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际责任观。国际责任观是责任主体对责任的客体、内容、方式等基本内涵的综合判断和认知，其主要受时代主题、国际格局与自身定位等因素的影响。观念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责任观也产生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外交。大致来说，中国外交经历了国际主义责任观下的斗争外交、新国际主义责任观下的合作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观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三个阶段。
（一）国际主义责任观下的斗争外交
由表4可知，3种密度下籽仁率的差异未达到显著，千粒重、产量间的差异显著。D1处理下的千粒重最高为101.34 g，较 D2，D3分别提高7.06%，14.1%；产量以D3处理的最高为4 709.73 kg/hm2，较D1和D2分别提高了28.08%，9.47%。
综上所述，通过对英汉颜色词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在语用方面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些颜色词经过历史发展之后带有较深的文化色彩，在英汉中有着不同的隐含意义，而两种文化中的这类颜色词隐含意义的差异也给翻译增添了难度。所以，在翻译带有文化内涵的这类颜色词时，译者不能够只追求形式对等，还需要考量原文本的语用用意和译入语与源语的文化差异，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力图使译文达到“语用等效”。
由于世界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通过革命来制止战争就成为当时中国的主导外交战略。由此，支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和支援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战争，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国际责任。由于中国的民族解放首先得到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这些帮助过中国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6]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73页。 “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大力支援为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人民，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7] “反帝国主义的伟大号召——《红旗》半月刊一九六〇年第二十四期社论”，《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6日。 “社会主义国家，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1]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 毛泽东曾对所有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发出号召，“凡有人在你们那里称王称霸，不服从你们的法律，搞颠覆活动，应该把他们赶走”[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18页。 。中国与受压迫的国家“是朋友”，“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3] 同上，第171页。 。当然，维护世界和平既要坚持斗争也要争取合作，为此毛泽东提出要用“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第二条腿是召开大国会议，在谈判桌上进行谈判，如果做到“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以打了”。[4] 同上，第173-174页。
2.2 按照男女分组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女性患者发病年龄大于男性(P<0.05)；男性患者有饮酒史比例高于女性(P<0.05)； 男性Ⅱ级及Ⅲ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女性BNP值大于男性(P<0.05)。男性与女性患者在LVD、LAS、LVEF、LVFS、PASP数据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二）新国际主义责任观下的合作外交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2页。 “我们党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 邓小平还自信地预言：“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可见，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仍然强调要承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但认为要想更好地承担责任就要首先发展自己，为此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邓小平强调：“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9页。
维护国际正义也体现在中国始终维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正当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因贫穷落后而被动挨打的惨痛历史的国家，深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危害，因而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宣示，“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4] 《邓小平文集》第三卷，第162页。 。中国发展壮大起来后，又庄严地向世界宣誓，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5] 同上，第56页。 今天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仍坚定承诺，“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26页。 。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以一种新国际主义姿态去承担国际责任，强调同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追求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在谋求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并以发展来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国际主义理念指导下，中国努力与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并积极申请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同时，为了保障有利于发展与合作的良好国际环境，中国仍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2] 同上，第96页。 为了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3] 同上，第363页。
第一，国际责任的确定是自我定义与外界认知的统一。责任首先被自我接纳成为内在者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自我判断和定义的国际责任却往往受到外界认知的影响，甚至是作为对外界的一种反应。比如，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中国承担责任的能力提高了，责任意识也在增强；另一方面国际上要求中国肩负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各种名目的“中国责任论”不断兴起。外界对中国国际责任的认知虽然反映出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忧，但也包含了合理期待。在此情况下，中国对自身责任的认定就不能不受外界认知的影响，从而在自我定义与外界认知的统一中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责任。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观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向世界承诺要做一个负责任大国，致力于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随着中共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中国以更强烈的国际责任感和更大的担当意识，努力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主要由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外交体制的领导核心所决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对外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1]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人民日报》2013年9月10日。
在当前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努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一系列严峻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主动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
三、从国际责任看中国外交的特点
在70年外交实践中，中国始终致力于作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去认真处理国际事务，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和全球利益的动态平衡中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国际责任的视角看，中国外交呈现出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北方地区要加强作物产量形成关键期的田间管理，抓住降水时机及时蓄水，适时追肥除草，促进作物产量形成；降水偏多地区及时清理沟渠、排涝散墒；棉区要及时整枝、打杈，保持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促进棉花开花裂铃。
（一）胸怀天下是中国外交的情怀
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将全人类和整个世界视为中国外交的着眼点，中国外交始终立足中国、放眼全球，以天下观念和整体主义思维去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视为相互促进的统一体。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17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4页。 进入21世纪后，江泽民指出：“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党必须勇敢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胡锦涛将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正是这种胸怀天下的外交情怀使得承担普遍性国际责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宗旨和目标。
由于受时代背景和自身实力地位与身份认同等变化的影响，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际责任观，产生了不同外交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指引下，大力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与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新国际主义责任观指导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通过发展壮大自己来达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的同时也在向负责任大国身份转变，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国际责任的内涵既呈现历史阶段性特征，也始终保持最终向全世界负责的普遍稳定性。
胸怀天下的中国外交情怀既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天下观念和整体主义思维，也来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着眼整个世界历史，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而使这种情怀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中国始终将自己视为一个大国。毛泽东虽然一方面承认中国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但另一方面坚定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 。邓小平虽然也承认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还很落后，但同时更强调中国不能贬低自己，中国在冷战后的所谓多极世界“怎么样也算一极”[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努力做到“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争取“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二）社会主义是中国外交的本质属性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社会主义实践使中国更坚定了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外交着眼于全人类和国际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致力于维护国际正义，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为此，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坚定支持和帮助国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坚持站在正义一方，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江泽民指出：“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3]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维护国际正义首先就是要维护世界上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国际法相关准则，维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正当权益。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世界各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代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其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成为国际社会评判各国行为正义与否的标尺。中国一贯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邓小平指出：“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8-319页。 对于一些遭受侵略压迫的落后国家，中国虽然有责任去管它们，但“管别人”“是指给予友好的支持、帮助”[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18页。 ，并非“输出革命”。而且，“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64页。 。
中国要通过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来寻求自身发展。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6] 同上，第64、78页。 。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7] 同上，第148-149页。 “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8] 同上，第282页。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是相互依存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9] 同上，第106页。 。当然，发展也需要南南合作。“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转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相信“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所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重要原则。在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是一致的。他认为：“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就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根据列宁的观点，“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1]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8页。 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就“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2]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页。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际主义”，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9页。 受国际主义精神的指引，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新中国，虽然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但却积极主动地为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及人民承担国际责任。中国政府曾多次强调，“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4]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 ，“中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5]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5页。 。
当今，“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所以，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新使命和历史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既是世界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梦想，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3]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此种形势要求我们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要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世界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梦想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发展战略思想，提出要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1]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尤其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明确表示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2]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9月4日。
（三）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最鲜明特征
和平是中国外交理念的核心，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是中国的国际责任。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贯坚定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原则。不论是在革命与战争时代，还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无论是处于贫穷落后阶段，还是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中国始终不渝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建设世界持久和平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正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观的指导下，中国大力援助朝鲜革命、越南革命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革命，与这些国家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打击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探索用和平方式承担国际责任，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和求同存异方针，以及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无私的经济援助。中国向非洲新独立国家援建的坦赞铁路，不但成为见证中非友谊的丰碑，而且极大鼓舞了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
城市防灾避难规划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规划通过梳理现有的资源和未来的城市空间，在不影响和妨碍城市的发展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设置安全避难场所，在灾难来临时，才能最大可能地去保护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新生国家的主权安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主张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来谋求发展，进一步维护世界和平。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完善了“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正式提出了“一个世界、共同繁荣”的思想。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即使是在革命与战争时代，中国也是将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选择和最终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新政权还未完全被国际社会所接纳，但中国仍主动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对此，毛泽东指出：“不管美国承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17页。 面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国一方面坚决反对非正义战争，另一方面也不惧怕战争，争取以赢得战争来制止战争，争取更大和平。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还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8页。 “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4] “十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民日报》2019年8月14日。 当然，中国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平，但“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5] 同上。
对于纯粹“人工智能创作”而言，创作结果价值的产生经历了如下阶段：人工智能创作程序开发、人工智能创作程序运行、人工智能创作数据挖掘、数据挖掘结果的传播和数据挖掘结果的消费。各个阶段的参与者均属于人工智能创作的利益相关者，在设计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结果的知识产权规则时需要加以合理考虑。
四、结语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一员，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主动承担国际责任。这为中国既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正以更大的责任和担当努力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责任共担。责任是共同的，国际责任是所有国际成员的共同责任，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需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当然，有能力的国家要多付出一些，要防止有能力的国家推卸和转移责任。
二是责权一致。责任与权利是相伴而生、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从中国外交实践看，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初衷和目的多数时候事实上并不是为了获取更大权利，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提升国际地位。事实上，中国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而不断增强责任意识，这也更有利于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三是责能匹配。责任要基于能力，力所不能及的责任观不但不能真正得以落实，而且会带来不利的国际影响。基辛格曾骄傲地指出，“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改善人类境遇”这类全球责任议题当作战略目标，并认为“只有在履行海外责任方面有大作为”，“才能始终是一个伟大的国家”。[1]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98、430 页。 但如今，特朗普政府却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推卸国际责任。在此种形势下，中国积极承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但也要防止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
此外，国际责任与国内责任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对于现代政府而言，向本国国民负责是首要和基本的责任。一国要想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首先就要好好落实国内责任。中国在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同时也要协调好国际责任与国内责任的关系。
〔作者简介〕 卢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F125.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19）5期0020-17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提升我国在国际涉海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研究”（项目批准号：18VHQ0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完稿日期：2019-9-6】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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