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本《张载集》整理方法得失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方法论文,张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3-0132-09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关学学派宗师。据朱熹和吕祖谦合编《近思录》之引用书目、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包括赵希弁撰《读书附志》)、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尤袤撰《遂初堂书目》以及《宋史·艺文志》等公私书目著录，张载著述甚多。然元、明以降，其书颇有散佚。曾著录于宋元公私书目、今已散佚的张载著作主要有两类：一类为“诸经说”①，包括《横渠春秋说》《横渠礼记说》《横渠诗说》《横渠论语说》《横渠孟子说》等；另一类为礼仪方面的著作，如《横渠张氏祭礼》《冠昏丧祭礼》等。 1978年，由章锡琛(1889-1969，字雪村)整理点校的《张载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张载的存世著作都被收入该集之中，包括《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文集佚存》等。《张载集》至今已印刷七次，印数达三万九千册，是中华书局“理学丛书”中印数最多的一种。《张载集》作为被众多学者长期使用的通行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该集出版毕竟已近四十年。伴随学者的长期使用和深化研究，有理由对通行本《张载集》(简称“通行原集”或“原集”)的整理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长期使用中，笔者对通行原集有越来越深入的观察，认识到原集虽然有其优长，但也存在着不少导致文字讹误的严重缺陷。因而，有必要对原集整理方法的是非得失加以总结和论析。以下，本文将首先论析通行原集整理方法之得，然后重点论析其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拟议中的订补方案。 一、通行本《张载集》整理方法之得 著名古文献学家黄永年(1925-2007)指出，古籍整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一个旧本为底本加以校勘，二是汇集各种旧本并增添新材料进行重编。②通行本《张载集》的整理，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这一判断，是全面考察通行原集整理方法的基础。以此为基础，笔者在长期使用原集的过程中认识到，其整理方法有得也有失。本节论述原集整理方法之得，亦即其整理方法之优长，这主要表现在存旧、选本、编排、增补等方面。 (一)存旧 黄永年强调，古籍整理“要讲存旧”，“愈多保存愈好，切勿师心自用”，因为需要“尽可能把古籍的本来面目提供给读者、研究工作者”。③古籍整理的“存旧”要求，包括保存旧序跋，保存旧题衔，保存原有书名等。 首先，关于保存旧序跋。通行原集整理所用底本，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张子全书》凤翔府沈自彰刻本的清初翻刻本④；所用校本共四种，包括《张子全书》眉县刻本、朱轼刻本，以及收入《正谊堂丛书》的《张横渠集》，还有吕柟编纂的《张子抄释》。《张子全书》清代各本及《张子抄释》所收序跋数量不等，通行原集整理者从中选录序跋十种收入集内的附录。这十种序跋，对于稽考张载著作集的版本源流具有重要价值。 其次，关于保存旧题衔。以上言及，通行原集整理者从《张子全书》多种清本及《张子抄释》中选录十种序跋，收入集內的附录。对于所收入的序跋，原集整理者保存了其题衔的旧式，既未改题，也未删节，使读者能够看到序跋题衔的原貌。 最后，关于保存原有书名。按理说，除了上面言及以重编方式整理的古籍外，以一个旧本为底本加以校勘、标点的古籍，“一律要保存原有的书名，任何人没有权利替古人修改书名”。⑤与存世的张载著作集明清诸本多称作《张子全书》不同，通行原集却采用《张载集》作为书名。这样做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张载著作集，确有称作《张载集》者(今已亡佚)；二是《张载集》被纳入中华书局“理学丛书”，而该丛书对所收入的著作集大多采用理学家姓名外加一个“集”字作为书名，例如《邵雍集》《陆九渊集》《胡宏集》等。因而，通行本《张载集》对书名的这种处理方式并非凭空杜撰，可视作对历史上曾经传刻的张载著作集不同名称的选用，因而并未完全违背古籍整理的存旧原则。 (二)选本 《张子全书》明清诸本所收的《语录抄》，沿用的是明吕柟编纂《张子抄释》所收的《语录》。值得注意的是，原集的整理者并未将《张子全书》所收《语录抄》直接迻录至集内，而是以南宋吴坚编刻的《张子语录》加以替换。被替换至原集内的南宋吴坚本《张子语录》，不仅文字更可靠，而且比《张子全书》所收《语录抄》的篇幅多出三分之二，其文献价值远胜于《张子全书》所收《语录抄》。此外，《张子抄释》所收《语录》的最后七条，乃南宋吴坚刻本所缺，通行原集整理者将这七条语录作为佚文附于《张子语录》之后，并标以星号，以示区别。经过这些特殊处理，使之成为通行原集选本中最好的部分。 (三)编排 对于《张子全书》的编排体例，通行原集整理者做了多处合理的调整。 首先，《张子全书》清本将朱熹注释的《西铭》《东铭》作为第一卷，置于《正蒙》之前。这是沿袭《张子全书》明本的处理方式。而通行原集整理者则把《西铭》《东铭》分别归于《正蒙》第十七篇《乾称》的首章和末章，恢复了《西铭》《东铭》在《正蒙》一书中的篇章定位，同时还删去了朱注。其实，这些调整恰恰与《正蒙》宋本的编例是一致的。 其次，与《张子全书》清本不同，通行原集整理者把《易说》列于《正蒙》之后，《经学理窟》之前，突出了《易说》的地位。与此同时，由于从南宋的《直斋书录解题》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都称《易说》为《横渠易说》，原集整理者据此恢复旧称，是必要的。 再次，通行原集所收《张子语录·后录上》的内容出自《程氏遗书》和《程氏文集》，与《张子全书》清本之《拾遗》所收《二程书拾遗》的内容有一部分是重复的，故原集不再收入《二程书拾遗》。 最后，与《张子全书》清本多分作十五卷不同，通行原集则不再分卷。这样处理，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清儒章学诚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皇家藏书，其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⑥由此可知，“卷”作为载体是帛书的计量名称，也与帛书的装帧形式“帛书卷子装”有关。⑦明代以后，纸书的线装形式流行。这时所谓“卷”，虽然仍起计量作用，但已失去装帧形式的含义。在纸书采用现代装帧形式以后，一书之内的分卷便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四)增补 《张子全书》明清诸本所收《文集》或《文集抄》，仅得文十篇、诗十四首。通行原集的整理者据吕祖谦编纂的《宋文鉴》补文四篇，另据其他文献补诗一首，共得文十四篇、诗十五首。此外，原集整理者对集内附录文献也做了少量增补。 总之，通行本《张载集》是张载著作集的第一个现代整理本，近四十年来为学术界的张载理学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本文献，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 二、通行本《张载集》整理方法之失 1983年，刘建国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一书中评价通行本《张载集》时说，这是“目前最好的本子”。⑧笔者虽然肯定《张载集》作为被学者长期使用的通行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又认为古籍整理质量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并且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认识到通行原集存在着不少缺陷，有些还比较严重。2010年，笔者以通行原集所收《正蒙》为研究对象，对其选本和校勘提出了批评。⑨2011年，笔者看到美国学者葛艾儒(Ira E.Kasoff)所著《张载的思想(1020-1077)》一书的中译本。葛艾儒认为，通行本《张载集》的辑校(“辑校”当作“校勘”—引者注)“过于自由”，“使用时需要慎重”。⑩葛氏还指出：“编者(指章锡琛—引者注)时或在证据不够充分时便出了校。”(11)在《张载的思想(1020-1077)》一书中，葛艾儒多达十数次强调，他未遵从《张载集》的校勘。葛氏著作的英文本出版于1984年。这表明，葛艾儒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率先指出了《张载集》的校勘方法存在着缺陷。对于一位西方学者而言，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由于葛艾儒有可能受中国古文献学知识限制，因而估计他并不很清楚通行原集校勘致误的原因所在，也无法对通行原集整理方法之失做出全面的论析和评价。 本文所谓通行本《张载集》整理方法之失，是指该集在整理方法上的诸多失误或缺陷。作为全文的重点，本节将从选本方法、校勘方法和其他整理方法等三方面论析通行原集之失，以便在下节当中有针对性地提出拟议中的订补方案。 (一)选本方法之失 著名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陈垣(1880-1971，字援庵)所著《校勘学释例》(原名《元典章校补释例》)，是学术界公认的典范之作。胡适(1891-1962，字适之)高度评价《校勘学释例》，认为这部书“超越前人”，“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还认为陈垣的校勘实践“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使“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12)根据胡适对陈垣校勘学成就的理解，校勘工作“必须从搜求古本入手”，而且认为校勘工作的每一个步骤也都必须依赖善本。(13)按照古籍传刻的规律，时代越早的本子便越可靠，少经一次传抄或翻刻，自然会避免许多讹谬。这也正是古籍校勘必以古本为贵的道理所在。 如上节所述，通行原集选本最好的部分，是用南宋吴坚编刻的《张子语录》替换《张子全书》所收的《语录抄》。但是，《张载集》整理者对集内张载其他著作的选本却并未沿用这一经验。上节曾言及，原集整理所用底本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张子全书》凤翔府沈自彰刻本的清初翻刻本。其实，早于此前十二年亦即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徐必达就已辑编《合刻周张两先生全书》，其中的《张子全书》是最早的传世本。若就明代《张子全书》以外的版本看，再向前追溯，张载的著作集不仅有明本，而且还有宋本。南宋朱熹与吕祖谦都曾编辑和刊刻过《横渠集》(14)，而《宋史·艺文志》则著录《张载集》十卷。可惜，这些曾刊行于宋代的张载著作集都未能传世。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诸儒鸣道》黄壮猷修补印本共收入张载著作三种，包括《横渠正蒙》八卷，《横渠经学理窟》五卷，《横渠语录》三卷。这可以视作现存最早的张载著作选集。明嘉靖年间，吕柟编辑刊行了《张子抄释》六卷，除收录《正蒙》《经学理窟》《语录》外，所辑录的《文集》共得诗、文十一种。《张子抄释》也属于张载著作选集。再就张载的单刻著作看，《正蒙》有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书隐斋刻本所收《正蒙》上下两卷，还有明永乐十三年(1415)胡广等纂修《性理大全书》卷四至六所收《正蒙》及《西铭》。原集整理者舍弃宋明古本不用，而只用相距数百年之后的清本，其间各代传本不知要经过多少增删改削，讹误衍脱自不可免。 通行原集整理者选本出现偏差的原因，一是对集内的张载多种著作未沿用《张子语录》的选本经验，二是限于条件不了解张载著作集或单刻著作的版本源流。 (二)校勘方法之失 在《校勘学释例》一书中，陈垣提出了著名的校勘工作应当依循的四种方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所谓对校法，指先择定一个恰当的底本(最好用祖本或完善的古本)，再用别本校对，以发现歧异，并寻求判定是非之证，择善而从。陈垣指出：“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15)胡适认为，“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是校勘学的唯一途径。向来学者无力求善本，又往往不屑作此种‘机械’的笨工作，所以校勘学至今不曾走上科学的轨道”。(16)所谓本校法，指以本书的前后文互相对比，以发现异同，并改正错误。在未获祖本或别本之前，此法最适宜使用。所谓他校法，是以他书校本书之法。他书，指本书异本之外的汇编书、注释书、类书等；他校，则是用他书中援引的本书文字来校正本书。使用此法，当格外谨慎，因为他书所据非尽属善本，而且引用文献并无严格规范，有的删节原文，有的撮述大意，有的则仅凭记忆引述，随意性很大，故不能一概以他书所引为是，并据以改本书，否则易混淆是非。所谓理校法，是一种推理的校勘，指校勘者以自己掌握的学识进行判断推理，进而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使用此法的前提，是遇到“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的情况。(17)陈垣强调，在这四种校法中，必须首先使用对校法，然后再根据所掌握的校本条件综合运用其他校法。 通行原集整理者在校勘方法的使用上陷入了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依赖“他校法”，另一个误区是偏好“内校法”。(18) 所谓依赖“他校法”，指原集整理者罔顾校勘方法的首要原则，几乎以他校法取代了应当优先使用的对校法。原集整理者所依据的他书多达九种，使用最多的是吕祖谦撰《周易系辞精义》，其次是王夫之撰《张子正蒙注》、黄宗羲撰《宋元学案》等。清儒朱一新曾批评此类“喜援他书以改本文”的做法，认为这将“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19)而且，一味使用他校法，还势必让读者陷入“日读误书而不知”(20)的尴尬处境。 所谓偏好“内校法”，指原集整理者依据张载不同时期著作中“互见的文字”进行校勘(21)，例如用《横渠易说》的相关文字校《正蒙》，或反过来用《正蒙》的相关文字校《横渠易说》。值得注意的是，在陈垣所谓四种校法亦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当中，并未见所谓“内校法”。张岱年曾将“内校法”界定为：“据本书前后文句校。”(22)显而易见，张岱年所谓“内校法”，指的就是陈垣所谓“本校法”。因此，所谓“内校法”应当是“本校法”的别称。与“本校法”有关的所谓“本书”，指的是特定作者的同一种著作，而“本校法”则指以这同一种著作内部的前后文互校，不应当指以不同著作的文字互校。这是因为，特定作者著于不同时期的著作，其文字和思想不可能没有差异。然而，通行原集整理者所使用的“内校法”，则偏离了“本校法”的公认规定，把同一种著作内部的前后文互校，扩大至不同著作的文字互校。这种所谓“内校法”，究其实质，属于“本校法”的变体。它在校勘实践中的使用，是以预设不同时期的张载著作之间并不存在文字和思想差异为前提的。这种预设，既不符合张载著作和思想都有其演变过程的实际，也不利于学者对张载著作和思想的发展进行动态研究。 据统计，通行本《张载集》出校总数约630条。其中，原集整理者使用他校法出校约390条，使用所谓“内校法”出校100多条，二者合计出校约490条，占原集出校总数的78％；使用对校法出校约46条，仅占原集出校总数的7.6％。原集整理者使用他校法和所谓“内校法”的次数，与使用对校法的次数相比，前者竟超过后者十倍!显而易见，这严重违背了校勘必须先用对校法的原则。而且，原集整理者在校勘时，对异文的是非甚少提供辨析和裁断，而且甚少提出取舍的理由。这也不符合校勘工作的一般准则。 通行原集整理者由于一味依赖他校而导致的文字讹误比较严重，仅集内《正蒙》一书的文字讹误就多达七十余处。以下，仅举两例说明原集整理者依赖他校法之蔽。 例一，《正蒙·太和篇第一》： 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
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欤!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遇聚散，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糟粕煨烬，无非教也。 【校记】“其感遇聚散”，通行本《张载集》整理者依《周易系辞精义》改作“其感通聚结”。(23)《正蒙》宋本及明清本皆作“其感遇聚散”。笔者按：张载多以气之阴阳言聚散，以为“阴性凝聚，阳性发散”。(24)“聚”与“结”，同为凝结、聚合之义。如此，则阴阳气化本具凝聚和发散之两途，便仅剩凝聚之一端了。明清诸儒刘玑、王植、方潜等各家《正蒙》旧注，亦皆作“其感遇聚散”。(25)此皆可证“其感通聚结”非是。 例二，《正蒙·至当篇第九》： “日新之谓盛德”，过而不有，不凝滞于心，知之细也。浩然无害，则天地合德；照无偏系，则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则四时合序；酬酢不倚，则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后能无方体；能无方体，然后能无我。 【校记】“不凝滞于心”，通行本《张载集》整理者依《周易系辞精义》删“不”字，作“凝滞于心”。(26)笔者按：《正蒙》宋本及明清诸本皆作“不凝滞于心”，意为心不为外物所累，与前句“过而不有”语义一致。此义张载屡言之。明儒刘佁、高攀龙、徐必达等各家《正蒙》旧注，亦皆作“不凝滞于心”。(27)《张载集》整理者依他书轻率删字，致使语义正相悖反，不可从。 (三)其他整理方法之失 除选本方法和校勘方法之失以外，通行原集的其他整理方法之失，主要有以下数端。 首先，集内个别著作称名不当。例如，《张子全书》明清诸本的诗文部分旧称《文集》或《文集抄》，而通行本《张载集》却改称《文集佚存》。这一改称实属画蛇添足，而且新添加的“佚存”一词语义模糊，只能给读者徒增困扰。“佚存”或“存佚”，是著录古籍的专用术语，指所著录的古籍或“佚”或“存”的不同状态。(28)日本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曾使用“佚存书”一词，其含义比较特殊，专指中国已佚而日本犹存的中国典籍。(29)把张载的诗文集称作“文集佚存”，其语义模棱两可，使读者难以知悉其意究竟是指“佚”，还是指“存”?这一称名方式，远不如《张子全书》旧称《文集》或《文集抄》的意指来得明晰。 其次，纠正著作称名不够彻底。对张载不同著作的称名，历来不一。如前所述，通行原集的整理者依据宋《直斋书录解题》和清《四库全书总目》，恢复《易说》的旧称《横渠易说》，这是必要的。但这一纠正，还不够彻底。其实，不仅《易说》当称《横渠易说》，南宋以来的史志书目在著录张载著作时，其书名也多冠以“横渠”二字。据此，应当在张载其他著作的名称前面都增加“横渠”二字(详见第三节) 再次，集内增补张载著述较少。通行原集虽然对张载的诗文做了零星增补，但进一步扩大搜求范围，辑得更多的张载佚文和佚诗乃至佚著，其空间仍然很大。 最后，附录文献分类不甚合理。通行原集整理者未对集内的附录文献严格分类，例如误把《正蒙》历代注本的序跋文字混入张载著述的序跋中。若剔除这些类例不明的部分，其附录文献便只剩二十五种。 三、通行本《张载集》之订补方案 针对通行本《张载集》存在的诸多缺失，笔者拟制了一个订补方案。作为这一方案的最终成果，将完成一部新的张载著作集。与通行原集的整理方式有所不同，这部新集将采用重编方式。基于张载著作集称名的历史依据和使用习惯，笔者在重编张载著作集时，仍将保留“张载集”这一使用了近四十年的名称，作为新书题名的主体部分；同时根据通行原集毕竟需要订补的实际，在“张载集”三字后面补缀“新编”二字，总题作“张载集新编”。这里使用“新编”二字，是表示要对通行本《张载集》进行全面订补，从而使之以全新面目重现于世。所谓“订”，是指订正通行原集之偏误，主要包括选本和校法两个方面的缺陷，以提高张载著述的文本品质；所谓“补”，是指补充通行原集之未备，运用辑佚等方法补入张载佚文、佚诗和佚著以及附录文献二十多万字。与二十八万字的通行原集相比，新集的篇幅将成倍增加。通过全面订补，精编精校，谋求为学术界提供一部更加完备可靠的张载著作集。 《张载集新编》的编次框架是，将全书内容分为“原编”“补编”及“附录”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原编和第二部分补编是正文，属于基本文献；第三部分是附录，属于附载文献。对于新集的这三大部分，均采纳通行本原集不再分卷的编辑体例。 (一)原编 《张载集新编》之“原编”，包括《横渠正蒙》《横渠易说》《横渠经学理窟》《横渠语录》《横渠文集抄》《拾遗》等六种张载著作和相关文献。对于这六种著作和相关文献，除称名略做调整之外，仍旧保留其内容和编次不变，使新集之原编能够与通行原集一一对应，以方便近四十年来已熟悉通行原集的学者，同时着重纠正其选本和校勘方面的偏误。“原编”重在订正。 第一，关于选本的订正。《张载集新编》将参照通行原集以南宋吴坚编刻的《张子语录》替换《张子全书》清本所收《语录抄》的经验，对原集所收的每一种著作都不受《张子全书》清本的限制，从而对每一种张载著作都重新择优选本，尽量采用宋本或其他善本，以保障《张载集新编》的版本质量。这里，以《正蒙》和《张子语录》两书的选本为例，加以说明。 先说明《正蒙》的选本。《正蒙》作为张载的晚年代表著作，其传世版本甚多。《张载集新编》对《正蒙》的版本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精在源流有序，而且有校勘价值。《正蒙》的选本，以今藏上海图书馆的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诸儒鸣道》黄壮猷修补印本(30)所收《横渠正蒙》八卷为底本，以南宋《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正蒙》二卷、明代胡广等纂修《性理大全书》所收《正蒙》二卷、《张子全书》明代徐必达刻本所收《正蒙》三卷、《张子全书》明代沈自彰刻本所收《正蒙》三卷、《张横渠集》清代张伯行刻本所收《正蒙》三卷、《张子全书》清代贺瑞麟刻本所收《正蒙》三卷等六种别本为对校本。此外，以通行原集所收《正蒙》、《全宋文》所收《正蒙》、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本、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等四种点校本作为参校本。 再说明《张子语录》的选本。如前所述，笔者虽然肯定通行原集整理者以南宋吴坚编刻的《张子语录》替换《张子全书》清本所收《语录抄》的选本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集原编的选本一定要照搬这一经验。因为，《张子语录》尚有更优善的版本可供选用，这就是南宋《诸儒鸣道》所收的《横渠语录》。其优善之处，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诸儒鸣道》所收《横渠语录》似早于吴坚编刻的《张子语录》。吴坚，生卒年不详，于南宋德祐元年(1275)签书枢密院事，次年晋左丞相兼枢密使，曾受命与文天祥出使元军，后降元。其刊行《张子语录》，当早于德祐元年(1275)。黄壮猷修补刊印《诸儒鸣道》，时在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据此判断，《诸儒鸣道》之原刻当早于理宗端平二年(1235)。其次，吴坚本《张子语录》有缺文，而《诸儒鸣道》所收《横渠语录》则是完足的本子。张元济校勘吴坚本《张子语录》时说：“是本卷上首页缺前九行，旧藏汲古阁毛氏。艺芸书舍汪氏，迄铁琴铜剑楼瞿氏，均未补得。余闻滂喜斋潘氏有宋刻《诸儒鸣道集》，因往假阅，则是书所缺九行俨然具存，遂得影写补足。”(31)最后，吴坚本《张子语录》三卷之后另有《后录上》和《后录下》，《后录上》的内容出自《程氏遗书》和《程氏文集》，《后录下》的内容出自《朱子语类》。而《诸儒鸣道》所收《横渠语录》则没有《后录上》和《后录下》之类内容。新集原编以《诸儒鸣道》所收《横渠语录》作为底本，不仅能够避免《语录》与《拾遗》内容重复的问题，而且有助于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对通行原集的《拾遗》与新集的《拾遗辑补》进行重编。(详下) 第二，关于校法的订正。《张载集新编》的校勘工作将首先使用对校法，然后辅之以其他校法，避免像通行原集的点校者那样一味依赖他校法。此外，考虑到张载著作及思想是有前后不同时期的变化的，因而《张载集新编》不使用通行原集点校者所谓“内校法”。就是说，新集不以张载不同时期著作当中互见的文字进行校勘，从而使学者动态地研究张载思想的演变过程成为可能。对于校勘中的异文，凡有可能导致歧解的，则尽量加以辨析和裁断，并简要说明理由。 第三，关于称名的订正。这里所谓“称名”，指有根据地确定《张载集新编》集内张载各种著述的名称。通行原集依据宋《直斋书录解题》和清《四库全书总目》，恢复了《易说》的旧称《横渠易说》，这是正确的做法。其实，不仅应当恢复《易说》的旧称《横渠易说》，由于南宋的史志书目在著录张载著作时其题名多冠以“横渠”二字，因而也应当据以恢复张载各种著作的旧称。例如，南宋《诸儒鸣道》黄壮猷修补印本共收入张载著作三种，分别称作《横渠正蒙》《横渠经学理窟》《横渠语录》。据此，《张载集新编》将还原张载各种著作题名的旧称，在张载著作题名前皆增加“横渠”二字。需要说明的是，这是针对张载著述的正式题名而言的，有时对于张载著述的题名也可以使用简称，例如，以《正蒙》为《横渠正蒙》的简称，以《经学理窟》为《横渠经学理窟》的简称，等等。至于《拾遗》部分，由于其性质不属于张载著述，故不必称作“横渠拾遗”。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文集》部分，《张载集新编》将不再称作《文集佚存》，而是依据宋明古本称作《横渠文集》。 (二)补编 由于通行本《张载集》只做了零星的辑佚工作，故需要加大对张载著述补遗工作的力度，从多种相关文献中辑出更多张载佚文和佚诗乃至佚著，务求详备。《张载集新编》的“补编”，共辑录张载著作和相关文献八种，包括《横渠礼记说》《横渠论语说》《横渠孟子说》《横渠诗说》《横渠仪礼说》(残篇)《横渠周礼说》(残篇)，以及《横渠文集辑补》《拾遗辑补》。“补编”重在辑补。 《横渠礼记说》与《横渠论语说》《横渠孟子说》《横渠诗说》等四种，均属于新辑出的张载佚著。在《张载集新编》中，这四种佚著将依照《近思录》引用书目的先后顺序排列。由于《横渠仪礼说》仅获录11章，《横渠周礼说》仅获录6章，二者均属于佚著残篇，故置于以上四种佚著之后。 第七种《横渠文集辑补》，其内容由张载所撰诗、文组成。新集之文集部分的辑补工作，是在《张子全书》明清各本之《文集》或《文集抄》，以及通行本《张载集》之《文集佚存》的基础上增补完成的。先看其“文”部分。通行本原集之《文集佚存》收文十三篇，与《张子全书》明清各本所收《文集》或《文集抄》相比，多收四篇。《张载集新编》之《横渠文集辑补》，则收文二十三篇，与通行原集之《文集佚存》相比，多收文十篇。再看其“诗”部分。通行原集之《文集佚存》共收“杂诗”十五首，与《张子全书》明清各本相比，新增内容仅为最后所附的邵雍和诗一首。《张载集新编》“补编”之《横渠文集辑补》收张载“佚诗”五十六首，与通行原集之《文集佚存》所收十五首相比，多收四十一首。 第八种《拾遗辑补》的编辑工作比较复杂。通行原集所收《张子语录·后录上》的内容出自《程氏遗书》和《程氏文集》，这与《张子全书》明清各本的《拾遗》所收《二程书拾遗》有所重复，因而通行原集在《拾遗》中不再收入《二程书拾遗》。这种处理方式有其合理性。对于《张子全书》明清各本的《拾遗》所收《二程书拾遗》，《张载集新编》之《拾遗辑补》则不必照原样收入，而是以重新编录的方式处理。其重编方法是，依据中华书局版《二程集》中的张载语录、张载与二程的交往记事和对话及二程对张载其人其学的评价等内容，与性质接近的《张子语录·后录上》《二程书拾遗》加以整合，重编为《二程集拾遗》。通行原集所收《张子语录·后录下》的内容出自《朱子语类》，而《张载集新编》之《横渠语录》则没有《张子语录·后录下》之类内容。考虑到《张子语录·后录下》的内容对张载理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这部分内容不但不应当简单地加以舍弃，而且还有扩大其收录范围的必要。基于这一考虑，我们直接依据《朱子语类》所收的张载语录、朱子对张载其人其学的评价等内容，与《张子语录·后录下》加以整合，重编为《朱子语类拾遗》。在《张载集新编》之《拾遗辑补》中，经重编之后，共补入两种拾遗类文献，一种是《二程集拾遗》，另一种是《朱子语类拾遗》。 (三)附录 通行原集整理者未对正文之后的附录文献严格分类，其中包括误将《正蒙》历代注本的序跋文字混入张载著述的序跋中。若剔除这些类例不明的文字，原集附录收入的相关文献为二十五种。《张载集新编》把附录分作三类：附录一：张载年表、传记资料；附录二：张子全书、张载集、张横渠集序跋书目提要；附录三：单刻张载著述序跋书目提要。这三类附录，合计共得相关文献四十三种，比通行原集附录所收多出十八种。 注释： ①明儒黄巩胪列张载著作说：“先生《西铭》《正蒙》皆列学宫，若《文集》、《语录》、诸经说之类，朱文公编次《近思录》则固取之矣。”(《经学理窟·黄巩跋》，《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04页)张载的“诸经说”类著作，详见《近思录》引用书目等。 ②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168页。 ③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第167、168页。 ④章锡琛在《整理说明》第二条中说：“本书以明万历四十八年沈自彰凤翔府《张子全书》官刻本清初翻刻本为底本。”(《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这里，“明万历四十八年”是笔误，当作“明万历四十六年”。关于《张子全书》的版本考订，参阅胡元玲：《张载易学与道学》附录一《张载著作及版本考》，台北：学生书局2004年版，第234-235页。 ⑤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第169页。 ⑥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5页。另参阅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页。 ⑦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⑧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上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页。萧萐父也认为，《张载集》“是目前最好版本”。(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⑨林乐昌：《通行本〈正蒙〉校勘辨误》，《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4期。 ⑩葛艾儒(Ira E.Kasoff)：《张载的思想(1020-1077)》，罗立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脚注4。 (11)葛艾儒(Ira E.Kasoff)：《张载的思想(1020-1077)》，第181页。 (12)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陈垣：《校勘学释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5、8-9页。 (13)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陈垣：《校勘学释例》，第9、6、4页。 (14)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15)陈垣：《校勘学释例》，第129页。 (16)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陈垣：《校勘学释例》，第11页。 (17)陈垣：《校勘学释例》，第133页。 (18)章锡琛：《编校说明》第二条，《张载集》，第1页。 (19)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吕鸿儒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4-95页。 (20)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21)章锡琛：《编校说明》，《张载集》，第1页。 (22)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张岱年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23)张载：《正蒙·太和篇第一》，《张载集》，第8页。 (24)张载：《正蒙·参两篇第二》，《张载集》，第12页。 (25)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2页。 (26)张载：《正蒙·至当篇第九》，《张载集》，第33页。 (27)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下册，第500页。 (28)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据中华书局1936年《四部备要》缩印)。在该书著录所有各书的题名和卷数之下，都标明其书或“存”或“佚”或“未见”等不同状态。 (29)神田喜一郎：《中国书籍记事》，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1-182页。 (30)《诸儒鸣道》，亦称《诸儒鸣道集》，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黄壮猷修补印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应当指出，有学者将该书误称作《诸儒鸣道集说》，并误以为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孙钦善：《儒藏编纂学术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笔者按，金末居士李纯甫(1172-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批评《诸儒鸣道集》，因撰《鸣道集说》。《诸儒鸣道集》简称《鸣道集》，其称名很容易与《鸣道集说》混淆，因而导致今人误称，另外，上海图书馆所藏《诸儒鸣道》乃海内外孤本，而国家图书馆所藏只是清初宋氏荣光楼影抄本。此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参阅陈先行：《古籍善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1页) (31)张元济：《张子语录跋》，《张载集》，第346页。并参阅清儒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佘彦焱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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