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当代回归与弘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本真论文,当代论文,精神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95(2006)01-0053-07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向全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第一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一理论突破，不仅是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深化，也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关注并强调社会建设，是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当代回归。何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强调社会建设何以是这一本真精神的当代回归以及这一回归的特点，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无疑将提高人们对社会建设的自觉性，从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何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曾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国内对实践精神研究的不足，也同样反映在对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诠释上。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谈起。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就是贯串于历史唯物主义全部范畴、原理、概念、体系之中的基本精神，是这些范畴、原理的精髓与灵魂，而这些范畴、原理等则是本真精神的载体与体现。1842年，青年马克思在为《科隆日报》撰写的179号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哲学家“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1] (P120)哲学理论体系的本真精神，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精髓”和“精神”是同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生成及其特点，我们可以剖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继承的欧洲哲学传统的精神文化基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胚胎的孕育及形成的实际过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自己所创立的这一哲学体系的诠释这三个方面得到确证。
首先，从欧洲哲学传统的精神特征看，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是其独有的文化传承。回顾欧洲哲学史，古希腊人的实践理性的突出表现是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事务上，他们常考虑何种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人最好最有利。为此他们经常比较各国政体的兴衰、分析利弊、比较得失、汲取教训。亚里士多德为撰写《政治学》，曾考察了160多个城邦的政治制度。翻开古希腊时代的文献，可以看到其中涉及最多的是政治和道德，他们的实践理性大多体现为政治理性与道德理性。起源于古希腊的两种理性精神，在近代德国哲学中获得了继承和发展，但这一继承和发展，并不是等值等量的，就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被重视的程度而言，后者胜于前者。
关注政治和道德的实践理性的进一步凸现也是与欧洲18世纪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联的。其原因在于：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依存后，于此时产生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王权恐惧资产阶级的发展危及其固有的统治秩序，资产阶级对王权的压迫又深感不满，正由于此，启蒙运动的重心开始由心智启蒙转向政治启蒙。康德、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有关社会建设的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在此背景下得以产生。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了著名的实践理性优先原理：“纯粹思辨理性和纯粹实践理性结合在同一认识中，只要这一结合先天地以理性自身为基础，从而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和任意的，那么实践理性就居于优先地位。”[2] (P121)在康德那里，“实践不是生产劳动，而是‘道德’实践，受其三条绝对命令所制约的道德实践，只能是人的精神信仰及其软弱无力的‘内心自律’”。黑格尔从康德那里得到启发，又扬弃了康德，黑格尔把实践作为其绝对观念在向真理过渡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他在精神发展的名义下肯定了人通过劳动实践的生成而使其哲学具有了“历史感”。这些欧洲哲学传统所形成的精神文化基因，自然由于马克思的家庭背景以及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而被积淀下来，使他从懂事之初就在心中埋下了“愿为人类效劳而行动”的种子，这可见于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志向。这一植根于实践理性精神传统的思维倾向，在潜意识层面，影响着青年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正是在此精神的引领下，马克思把自己博士论文的主题定在论证《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因为在这一论题背后，隐藏着青年马克思对哲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所具有的世界观意义的解释。他在博士论文中写道：“因此，首先显得哲学与世界的一种颠倒的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然后就成为个别的哲学意识自身的一种分裂，而最后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在分裂和双重性，表现为两个正相反对的哲学方向。”在马克思看来，这两个方向就是“自由派”和“实证哲学”，正是这种关注现实社会事务的思想倾向使马克思在1843年离开了青年黑格尔派，因为他觉得这一派别已不再同社会的政治斗争相适应。最后，还是这种思想倾向，使他在大学毕业之后，把针对现实社会的社会政治评论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场所。1840年，德国社会开始直接朝革命发展，马克思也被具体的社会问题所吸引。从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开始担任主编，他把一份由莱茵地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所创办的报纸，发展成为他的同代人所追求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报。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这位24岁的编辑把以锐利的批判来争取民主、改革国家制度的斗争作为报纸的中心点，在1842年发表的有关报道里，马克思为贫苦的被剥夺权利的人民辩护，为被法律罚以关押的在森林中拾烧柴的贫苦人辩护，为受资本主义的租佃制与不断的遗产瓜分压迫的摩萨尔农民辩护，直到报纸被查封。这段关键经历使马克思对哲学和社会之间必然结合的认识已趋成熟。“真正的理论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和现存关系来加以说明和发挥。”这成为马克思哲学活动的一条准则。至此，少年时代以潜意识形式在心中酝酿的思想经过社会斗争实践，已由模糊变为清晰，他影响着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道路。
在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对“无财产阶级”的研究，是他哲学观念发生质变的关键环节。1842年，马克思第一次研究了“无财产阶级”。因为在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草案的辩论中，地产所有者为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同最贫苦阶层公开对立，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在黑格尔那里不属于政治国家的组成部分，这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在回击奥格斯堡《总汇报》总编的文章中就谈到：“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分得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学说，也不论奥格斯堡如何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此时马克思已把“无财产阶级”理解为资产阶级所有制发展的产物。如果说不久前他在同贵族的习惯权利和特权的对立中研究“穷人的习惯权利”时，总体上还处于黑格尔体系的影响之下，那么现在，马克思与这一思想体系已变得格格不入了。就是在诸多因素氤氲化合之下，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的根本转变发生了。所指的诸多因素，其中还有费尔巴哈的“启示作用”。1843年初，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出版。在书中费尔巴哈公开宣传唯物主义，要求彻底改造黑格尔哲学。这个提纲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巨大鼓舞，兴奋之余，马克思领悟到，费尔巴哈的理论与方法，包含着使自己为之激动的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感到费尔巴哈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同时也认为他的着眼点是狭窄的。他希望能做到不使费尔巴哈的批判局限于精神生活(如宗教)，而扩展到社会实际，他说：“与其从宗教角度来批判政治制度，不如更多地通过批判政治制度来批判宗教，……因为宗教本身是无内容的，它不是从天上而是从地上产生的，并且随着被颠倒的现实(宗教就是他的理论表现)的瓦解而自行衰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被颠倒的首先是政治生活。费尔巴哈的启示作用，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马克思在研究了“无财产阶级”之后，直言不讳地要求让“无财产阶级”以平等的权利进入国家机构，要求实现人的自由和人民自己的代表制。
以上信息，都在1842～1843年间涌入了马克思的头脑，加速了他早已开始的哲学思考——如何唯物主义地解释国家和社会的本质。这一哲学思考的成果，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以及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些论文中，马克思提出了目前为人所熟知的著名判断，如“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等。[3] (P460，467)深入考察这一期间马克思关于这些论文与友人的通信，可以读到更令我们振奋的东西——即推动马克思作出这些论断、写作这些论文的精神内驱力，最原始的动机。马克思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多，那么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3] (P415)又说：“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但愿我们命运也同样如此。”[3] (P408)在随后所写的，被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秘密和发生地”[4] (P55)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以及同一时期的另一成果，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学说，虽然手稿的内容纷繁复杂，但其基本的思想方向与思想结构是清楚的，它的中心内容是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学说，以及以“对象性的活动”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哲学批判。尤其是“对象性的活动”原则的提出，已表达了新世界的主要原则，它完全不同于康德的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黑格尔客观精神的“自我活动”，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的直观”，它已是在前人哲学的精神文化因子影响基础上创造的新质概念，这一概念，经过“神圣家族”中对历史真正的发源地“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的洞见，最后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一条中，革命的、科学的实践概念被第一次完整地、明确地提出。在这一《提纲》中，马克思还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 (P18-19)这些新观点的集合，成为对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绝对说明。怪不得恩格斯将《提纲》称之为新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天才文件”。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从现实的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揭示了生产力、分工、交往、所有制、法律、社会存在、意识形态等社会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回顾这一历史进程，如下几点已十分明显：
第一，对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关注，是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思想起因；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并主要是从对现实社会与历史的批判研究中获得经验材料，从对前人哲学观点社会历史意义的批判性考察中获得理论进步的；
第三，改变世界”即“揭露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最终理想。换言之，马克思理论创新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能解释世界，而在于能改变世界。来自社会实践的全部理论，以将其付诸社会实践、化为现实为最终目的，这就是唯物史观的本真精神。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不同于一般地抽象地谈论实践精神之关键点。这就是马克思在1843年就说过的：“不仅从内部即就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接触并相互作用。”[1] (P121)
这一本真精神，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了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综合性与整体性。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生活是整体的综合的，马克思在与“现实接触并相互作用”中得到的理论启发也是整体的是综合的。如前已述，其中有欧洲精神传统所传承的文化基因、有对欧洲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扬弃及综合再造，这是一个从对社会认识的“感性具体”出发，最后达到对社会认识的“理性具体”的过程。
二是过程性和开放性。以社会实践为本真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来自现实生活世界实践的各项原理的内涵与彼此间的联系，将随着实践的推移、发展而呈现出过程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人对人的世界的理解程度，是由实践的水平与高度来规范的，思维方式是实践结构的内化，因此，社会实践的过程性与开放性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性与开放性。
三是人道性和人文性。“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 (P452)因此，对现实世界关注与对人的关注是同步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5] (P18)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它是人们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6] (P81)因而具有最高意义的人道精神与人文精神。
晚年的恩格斯在谈到由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时，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又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7] (P432，433)因此，作为后辈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就不仅要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已有的原理，更要用这些原理所体现的实践精神，去研究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世界，以使“社会主义社会”适应现时代。这里的“适应”，说到底，就是按现时代的精神和要求来进行“社会建设”。
当我们依照上述思路，对现时代做深入研究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50年，尤其是随二战结束之后的新技术革命的来临，各项社会要素所发生的巨变，也许可以说是先辈马克思主义者所难以想象的。
(一)“大生产力”[8] 的形成，即生产力的综合化和系统化。变化是由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而引起的。20世纪中期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由于电子信息技术在机器体系上的运用，使曾经被马克思盛赞过的近代机器系统向自动化方向发展，自动控制机的出现，使劳动者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知识，连操纵、使用这些现代化生产工具都发生困难。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天然劳动对象日益无法满足劳动者的需要，对新材料，尤其是高级仿真新材料的制造，没有材料科学作指导也无法实现。原有的创造了近代二次工业革命的旧能源已无法满足现代生产的需要而要求新能源的诞生，而没有新能源理论及其他相关科学理论作指导，此举也无法变为现实。向太空和海洋的深度推进，需要有空间与海洋科学……如此种种，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相互作用的形式，在以前的“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上，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逆向的过程。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杠杆。而科技的获得仰仗于教育的发展，这使教育成为现代生产力系统的准备性因素。由于物质生产中智能化的精神性因素不断增加，物质生产对人才以及其他精神性因素的依赖也日益增强，这使得当代社会中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才生产、科技生产间的互动互渗成为前所未有的生产新特征。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广泛结合，使管理也成为生产力的重要范畴，科学、技术、管理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如今，包含了商业、金融、保险、证券、信息、咨询、法律等在内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由此，当代社会生产力已成为“大生产力”。马克思晚年在他的史学研究中，曾提出了“生存技术”的概念，不论对古代的还是近代的，不论对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大洋洲的民族，他一律将之放到“生存技术”这一“天平”称一称，然后进行比较分析。这一方法，实际上也适用于历时态纵向比较，与以往的生产力相比较，“大生产力”就是当代的“生存技术”。这一“生存技术”的变化必然引起我们生存方式与生存系统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从全社会出发搞建设，就不能适应“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难以“代表先进生产力”。
(二)“巨社会系统”的出现。即社会有机体趋向巨型化和复杂化。这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来临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又一新变化。整个社会形成了巨型的复杂系统。之所以将之称为“巨系统”，这是借用了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成果。自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耗散结构理论的诞生为先导的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为人们观察自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与经典科学所强调的有序性和稳定性相反，人们在观测的所有层次上看到了涨落、不稳定性、多种选择性与有限预测性。这些被用于复杂性研究的概念，非线性、非平衡、不稳定性、涨落、缠绕、分叉、混沌，也被人们用于对社会系统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因特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已改变了“时空阻隔”的概念，大大加快加宽了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速度与广度，社会发展的途径呈现出多样性和有限度的可选择性，即社会主体可在生产力系统所决定了的生产关系可能性空间中作一定的选择。由此，使社会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合力论”的特征。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时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直线，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面的。”[9] (P697)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机制的“合力说”。虽然，“合力说”已具有现代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因子，但恩格斯之后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既证明了它的正确，又证明了它的不足。因为现实社会系统演进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非线性，即在思维中，我们可以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线性层层剥离，找到一个终极原因，或者把各个分力集成一个合力，并推断出来。而在社会实践进程中，无论经济因素还是政治、文化因素，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社会系统，各因素之间相互缠绕、相互作用(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共同在社会进步中发挥整体功能。从发生学的角度和“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经济基础是一种比上层建筑更为根本的东西，但在现实社会中，在不同的社会条件或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段，谁起主导作用，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教条化。这种情况，实际已为邓小平所明察，因此，他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中，才提出一系列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的这一领导艺术，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实际。二是发展中因果关系的立体网络化。这是与非线性发展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侧面情况。由于社会系统有结构，有层次，因而处在不同层次不同结构相互作用着的要素，会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相互协同地(也存在相互抵消现象)对社会系统的整体演化起推动作用。其中有人与环境因素的作用，有国内省内各因素的作用，也有国内省内与国外、省外各因素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既不是一次完成，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具有或随机性、或连锁性、或上下交叉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立体交叉的因果网络。这一现象，既深化了“因果链”的认识，又深化了“合力论”的认识。三是发展的生成性特征。所有社会要素在这一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其质与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这种发展而在不断生成变化，在前一轮发展中变化了的各种社会要素，相互缠绕、相互作用，又投入到新一轮的变化中。所以，社会中所有人的因素、物的因素、文化的因素、政治的因素，都是在“发展中成长”，作为生成的过程而展开。因此，决定了人的选择能力和预测能力的有限性。正如《协同学》一书的作者哈肯所描述的：“各个部分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驱动排列；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个别系统通过其协同作用，又反过来创造了这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大系统中的各子系统、各要素，“一方面通过竞争，一方面通过合作，间接地决定着自己的命运。”[10] (P7，9)必须指出的是，在人类社会系统中，各要素是在社会实践中相互缠绕的，要素的“巨社会系统”的这3个发展演化的新特征，使从社会整体性建设着眼，追求社会整体发展，成为势所必然。
(三)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日益凸现。“意识形态”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概念，从当初带有贬义性质的解释，直到今天成为一个中性概念。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它是立基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反作用在文明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但是，它的作用日益凸现，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意识形态本来就具有正、负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功能，信息技术的出现，使这两种社会功能具有了迭加功能和放大功能。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相连，使意识形态的负面社会功能由于人性的弱点而在某种程度上比正面功能更易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网络成为一把双刃剑，既使远程教育、电子政务、商务、教务等得到充分便利，也使网上色情、赌博、欺诈等负面的东西有了可乘之机。这使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的争夺分外激烈，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凸现出来。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他三卷本《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中，对此有中肯的描述。正如卡斯特所描写：“这种以多媒体传播模式之数字化与网络化整合为基础的新沟通系统，其特性是一切文化表现得无所不包与全面涵盖。”[11] 可见，在当代不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把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深入渗透到经济、社会建设之中，就会背离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早在188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唯物史观的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12] (P691-692)无疑，“借助于辩证法”，就能承认和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
上面所指出的当代社会的特点，我们还可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中看到某些相似的关注与线索，如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原则和社会存在本体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高兹的政治生态学理论等，虽然在此我们没有篇幅展开这些观点，但可以看出，相同的时代特点还是在不同质的理论中均得到了映现。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代社会的变化及适应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关照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必须承认与正视上述已分析的当代社会的新特点，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社会治理应着眼于整体，而不是轮流强调与突出某一局部，因此，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的提出，是对社会整体建设的关注，它反映了党对当代社会特点及运行机制认识的深化，是弘扬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科学决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谐的社会。所谓整体和谐，从以上我们对现时代社会系统特征的分析而言，它应内涵五大层次的和谐：一是社会基本结构的和谐，即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彼此的协调有序、科学合理；二是每一结构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结构上的和谐，如构成社会大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之间的和谐，以及实体性要素与渗透性要素之间的比例恰当、合理、科学；三是社会运行机制的和谐，即社会运行稳定有序，速度恰当；四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即人与自然之间实行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平衡；五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之间关系的和谐，它包含各阶层、各族群，各区域之间的和谐。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利益的主体，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本质上就是要求利益关系的和谐。在这五大和谐中，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和谐，是最重要的和谐，两者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着社会系统演化的方向。这五大层次的和谐，被集中概括为28个字：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内涵。这短短28个字，反映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与执政方略上迈出的历史性的新的一大步，概括起来，其有三大理论特色：
注重社会的整体建设，是其第一大特点。如果说党的基本路线，代表了党的执政纲领的话，建国以来直至党的十三大，党曾提出过4条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路线：
这四条路线，除了导致“文革”的那条错误路线外，其余3条正确路线，强调的还是社会大系统中某一方面的工作任务与建设方针，对社会整体建设的考虑还是欠缺或不足的。因此，忽“左”忽右，造成经常性的摇摆，而社会是按照“水桶原理”整体推进的，就像人的健康一样，这也是活的有机体演化的规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已完全从“打攻坚战”、“打突击战”等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特色转变为重社会治理、重日常建设、重整体推进等和平建设年代的思维方式，这无疑是一个适合当代社会巨系统特点、适合国内外现实状况的认识飞跃和实践的飞跃。
把“和谐”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追求，这是其第二大特色。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提出了“要安定团结”的口号后，“安定”终于进入了长期以来受“斗则进，不斗则退，则修，则亡”思想的中国老百姓的头脑里。“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带领全国人民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过程中，在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也提出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要思想，党确定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提出“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13] (P77)这个正确的思想，换来了全国GDP每年增长的佳绩。但是，随之，我国社会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也积累起来，基尼系数超过了公认的警戒线，成为令人担忧的事实。“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执政思想的提出，既把对“稳定”的强调包含在内，又深化与发展了原有的认识，使人有一种对社会认知获得质的提升的豁然开朗。第一，在现今的认识中，和谐自然内涵着稳定，但和谐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是稳定地发展，动态的稳定，动态的平衡。和，均衡；谐，协调；和谐，即协调和合，共生共进。第二，在现今的认识中，和谐虽然像稳定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我们全部工作所追求的社会建设的状态目标，因此它在广度上，要关注社会每个阶层、每一地区、每一领域的发展，在深度上它要达到的是社会各阶层、各地区、各领域、各层次的整体和谐，也就是全社会的和谐。这与将稳定仅作为经济与改革的“发展条件”的认识相比，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第三，在现今的认识中，和谐不仅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即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之间发展的平衡，这一发展思想为先前的党的基本路线未曾提及，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提出了各领域和谐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及价值追求，这是其第三大特色。
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只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尊重和发挥，才能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使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得到调动，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必是个民主社会；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依法律规则来治理社会，人们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又必是个法治社会。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核心内容。非公平非正义的社会是无和谐可谈的。这里的公平，不仅是指经济公平，而是要求全方位的社会公平，在社会学意义上，公平指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教育水平、消费水平不过于悬殊；在法学意义上，指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对称，人们的获得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及所作出的贡献一致；在伦理学意义上，公平指人格平等与机会平等，追求公平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通过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切实维护和落实。
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特征和重要标志，是社会人际关系道德状态的目标取向。所谓诚信，即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与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做到诚实守信，要求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秩序规则，在此，政府诚信是关键，个人诚信是基础，企业、单位诚信是重点。友爱指要文明礼貌、助人为乐、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及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融洽相处。
充满活力，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良性运行机制的根本特征和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静水一潭”，而是“活水一江”的鼓励创新的社会，是一个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的朝气蓬勃的社会，是一个能激活一切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社会。
安定有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方面的根本特征与重要标志。它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是通过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环节完善，达到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最适宜人生存和发展”的新局面。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上的本质特征。人与自然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无限制地掠夺自然，会造成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这不仅实现不了发展的目的，还会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合人类生存，这样，争夺资源的斗争将更加剧烈，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无从谈起了。
由此可见，对和谐社会28字描述所体现的这三大特色，完整地反映了执政党对时代特点、当代社会结构、运行机理的深刻认识，这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指导社会善治的一篇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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