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与洪良浩初晤略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晓岚论文,洪良浩论文,初晤略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4-0112-07
清乾嘉学人与朝鲜学人交往甚密，这不仅是研究清代中朝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深入研究乾嘉学派的重要层面。对于乾嘉学派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不可谓不深入，但有关乾嘉学派对朝鲜的影响，研究还甚为不足。①这既是清代中朝关系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乾嘉学派极其重要的视角。作为乾嘉时期的学界领袖和重要官员，纪昀(1724-1805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学术界研究纪晓岚的论著甚多，他与朝鲜学人交往甚密，在有关他的传记和专著中，虽偶有涉及此问题，但还很零碎，不够深入系统。②朝鲜燕行人员徐滢修(1749-1824年)、朴齐家(1750-1815年)、柳得恭(1749-？)、申纬(1769-1845年)、徐长辅(1767-1830年)、赵秀三(1762-1849年)等等皆曾与纪晓岚有过十分密切的往来。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任礼部尚书的纪晓岚，亲自到朝鲜馆拜访柳得恭与朴齐家，成为一时佳话。[1]在诸多交往人员中，曾两度来华的洪良浩(1724-1802年)显得尤为特别。从年龄上说，洪良浩与纪晓岚同岁，其余皆比纪晓岚年轻很多。从地位上讲，纪晓岚是乾嘉时期学界领袖和朝中重臣，洪良浩同样是朝鲜正祖时期学界领袖和朝中重臣，故而他们的交往尤值得关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祖六年)十二月，洪良浩为冬至副使，首次来华，当时也结识了一些清朝学人，但并未结识纪晓岚。第二次来华，乃是12年后，也就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正祖十八年)，洪良浩为冬至兼谢恩正使，得以结识纪晓岚，并开始交往。那么他们是如何结识的？有人认为是纪晓岚主动与洪良浩交往，③而在洪良浩的记述中，又彼此抵牾。本文试图在中韩两国史料基础上，并结合当时清韩关系的特点，略作探讨，并进而对他们此后十余年的书函往来，略加解释。
一、洪良浩之两次燕行
洪良浩，初名良汉，字汉卿，号耳溪。英祖二十三年(1747年，乾隆十二年)进士，文科及第，后官至大提学、吏曹判书兼判中枢府事，博学能文，是朝鲜英祖、正祖时期的大学者，曾奉命编修《英祖实录》、《国朝宝鉴》。著述甚丰，如《六书经纬》、《高丽大事记》、《东国名将传》等。1794年，他为冬至兼谢恩正使来华，当时他正担任朝鲜大提学。朝鲜正祖国王曾言：“擅盟文垣者，即中国之太学士，我国之大提学也。后进声价之决可否、定高下，必待大提学一言，其言不啻千斤之重。”[2]可见，大提学在朝鲜文坛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第一次来北京已是12年前之事，但对他第二次使行也有不少影响。两次燕行，洪良浩虽没留下详细日记，但有两部诗集。第一次他写了《燕云纪行》，收录135首诗；第二次写了《燕云续咏》，120首诗。④从《朝鲜正祖实录》所载他们之报告，我们能够完整再现洪良浩首次来华之情形。对洪良浩使行任务来说，第一次更为辉煌，因为受到了乾隆皇帝多次接见；对洪良浩个人来说，第二次影响更大，因为结识了纪昀，从此使他的人生多了些值得纪念的内容。
纪昀，字晓岚，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沧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编修。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为提督福建学政，不久丁忧归里。三十二年(1767年)，服除，补侍读。次年六月，受到卢见曾两淮盐引案牵连，被遣乌鲁木齐，3年后赦还。这是他仕途上一次较大的挫折，此后则一帆风顺。一直到去世前，他曾五掌都察院，三任礼部尚书，两任兵部尚书。并屡掌文衡，二任乡试考官，六任会试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受命总纂《四库全书》。他博雅淹通，与乾嘉时期学人戴震(1724-1777年)、钱大昕(1728-1804年)、王鸣盛(1722-1797年)、朱筠(1729-1781年)、阮元(1764-1849年)等皆交往甚密，与钱大昕、王鸣盛为同年进士，对于乾嘉时期考证学风的兴起与盛行，居功至伟。由他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被视为“一部体现汉学考证治学精神的代表作”。[3]乾隆中后期开始，他既是学界领袖，又是官场显贵，因而也就成为朝鲜燕行使争相交往的对象。乾隆五十九年年末，洪良浩来京之时，纪晓岚正是礼部尚书，接待他们，也因此相识。
并非每次朝鲜使臣来华，都能被皇帝召见，洪良浩首次为副使来华，就得到了这样的礼遇，故而《朝鲜正祖实录》中详载他们的报告，我们从中能清晰地把握他们的使行日程及相关细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二月二十日，他们一行到了北京。二十九日，乾隆皇帝亲祭太庙回宫途中，朝鲜使行于端门内庙门外迎候，乾隆帝特令户部尚书和珅(1750-1799年)问国王平安。四十八年(1783年)正月初五日，礼部特令朝鲜使臣赴紫光阁参宴，乾隆帝赐朝鲜正副使礼物。十二日，乾隆帝在圆明园设宴，赐朝鲜使臣酒。“外国陪臣引至御榻，馈以御酒。今番恩数之隆异，前所未有，使臣宜一一归奏于本国。俄者，皇上问使臣能诗否，吾奏必能之，则仍命制进，两使臣须速制进。”[4]此后数日，乾隆帝又数度召见朝鲜使臣，并赐宴和礼物。二月初六日，他们离开北京回国，二十四日，在辽东巨流河边，他们遇到了搬运《四库全书》的船只，“沈阳所去《四库全书》领运之行，已到河边，而流澌塞津，不得行船，伐冰开路，故臣等滞留三日，待书担过涉后，始为渡河。盖《四库全书》，昨年春始告成。一帙为三万六千卷，而《总目》为二百卷云。”[5]纪晓岚正是《四库全书》的总纂之一，更是《四库全书总目》最重要的纂修官，或许就是这样一次不经意的“邂逅”，埋下了他们后来交往的伏笔。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洪良浩为冬至兼谢恩正使，李义弼为副使，沈兴永为书状官。因为没有被乾隆帝接见，也没有其他特别的事情发生，《朝鲜正祖实录》中未载他们的报告。其出行的时间和第一次差不多，路线也没有什么改变。《朝鲜正祖实录》只记载了他们临行前，被正祖召见，因为朝鲜使臣喜欢购买中国书籍，多稗官小品，为正祖所不喜，故而叮嘱曰：“我国文献之邦，书册岂可禁之，而近来出来之书，即稗官小品。今人耽好小品，有此购贸，乌可不严禁乎？虽圣经贤传，已出来者，足可诵读。今番使行，则自经书以下，切勿购来。”[6]要求他们只买经书，其余书籍不要购求。
当时纪晓岚为礼部尚书，他常常作为朝鲜使行押班人员，担当押班任务。正祖十七年(1793年)二月乙酉，朝鲜冬至正使朴宗岳、副使徐龙辅，在北京报告曰：“臣等一行，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北京。二十三日礼部知会……仍进西华门，令臣等祗迎，故二十四日五更，臣等待候于西华门外，礼部尚书常青、纪昀、侍郎铁保(1752-1824年)，并来押班。”[7]次年二月庚辰，冬至正使黄仁点、副使李在学驰启曰：“十三日礼成后，皇帝幸圆明园，臣等因礼部知会，当日晓头，诣三座门班次，礼部尚书记均(纪昀)押班。”[8]纪晓岚毫无官架，给朝鲜使行人员非常好的印象，即如柳得恭称：“纪昀为尚书，名重海内，世所称晓岚大宗伯者也。礼部主东客文书往复事，或不便象译，因缘声气，踵门而请，莫不立为挥霍，沛然无事。”[9]当洪良浩使行到北京后，纪晓岚自然有机会见到他们。尽管没有直接史料记载当时情形，在他们往来书信等材料中，都多少提及初次见面的情景。
二、纪晓岚与洪良浩之初晤
有关他们初次见面，不仅在他们的书信中有描述，在洪良浩的诗文中，也有体现，尤其他写了《太史氏自序》，记载十分详尽，下面试析之。洪良浩在回国途中，写了一首《寄纪尚书书》的诗，诗曰：
彤庭执玉忆新年，王会同文厕末筵。
北斗光瞻东海外，春风气接午门前。
片言遽荷千金重，尺素遥飞万里传。
欲识精神相照处，一轮明月半空悬。⑤
末尾附小字解释曰：“午门领赏，时公以宗伯来颁，仰瞻德容，未交一语，退犹耿耿，故颔联云。”[10]这就是他们初次见面之情形，因此看来，乃是新年时节，礼部尚书纪晓岚为朝鲜使臣颁赏，初次见面，他们并没有讲过话，洪良浩对此“耿耿”，深感后悔。纪晓岚在给洪良浩的信中也提及初次见面的印象，曰：“因东琛入献，得接容辉，见道气深醇，峙立爻闾，如霜林独鹤，已惊为丰采逈殊。”[11]可见，初次见面，限于礼节，行注目礼而已，但彼此皆心存敬仰，就从这样的默默敬仰之中，开始了私人交往。
而在《太史氏自序》中，洪良浩对初次见面，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不过细节上又有所不同，其曰：
这篇序中，记载他们最初交往十分详细，但文词之间，显示乃是纪晓岚特别主动要跟他交往，主动派胥吏传话说要见其子，并主动索要洪良浩诗文稿。如此细节，未能得到纪晓岚相关的记录为印证。这里也有几个疑问：第一，既然纪晓岚想见洪良浩，他派象胥向洪良浩致意，说想见其子，为何不直接说想见他呢？第二，对其子说未能与洪良浩“接语，可恨”，因“求见诗文”。全篇显示，似乎纪晓岚对他极其敬仰，极想结识他。这与前面提及他的诗，及下文要讨论的他的信，颇有矛盾之处，也不大合情理。对比他给纪晓岚的信，则反映另一番景象。事实上，其信表示，未曾交谈而甚觉遗憾的不是纪晓岚，而是洪良浩本人。其子前往拜访纪晓岚，并非纪晓岚邀请，而是洪良浩主动派其子，带着他的诗文稿，前往纪晓岚家拜访。洪良浩信函中，详细记录了他为何派其子前往拜访并及此事经过。曰：
良浩，东海鄙人也。目未见大地山河之壮、中华文物之懿，徒将古人糟粕，钻故纸寻行墨，居然老白首矣。窃有一二论述，自视犹复欿然。每欲一质于大方之家，而顾未有阶。今幸奉使命诣上国，侧听于舆人之诵。惟阁下掌邦礼尸词盟，凡天下之学士大夫，皆仰之以标准。苏子由之大观，于是焉在。而非有公事，不敢私谒。适因家督随来，夤缘闻名于左右，乃蒙大君子不鄙夷之，许以进身于门屏，接以宾客之礼，赐之坐而假以颜色，遂得以文字请敎。[13]
原来洪良浩想以文会友，将自己的诗文稿送给纪晓岚点评。作为朝鲜的大提学，在朝鲜国内似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给予点评。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朝鲜柳琴带来朝鲜“四家诗集”《韩客巾衍集》，请清人李调元(1734-1803年)与潘庭筠(1742-？)评点以来，朝鲜文人将自己的诗文送给清朝文人评点，几乎成为一时风气。[14]但之前洪良浩与纪晓岚并无接触，也无理由，故说“非有公事，不敢私谒”，恰好此行，带来其子，于是让其子去纪昀家拜访，受到纪昀的热情接待。洪良浩非常感动，这样才将其诗文集送给纪昀，也从此开始了他们的正式交往。故而，在纪昀与洪良浩的交往中，是洪良浩采取主动。他作为朝鲜的正使，又是朝鲜的大提学，不敢贸然前往，而其子只是随员，故而可以担当这种试探性的拜访。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当时一个特点，在朝鲜人与清人的交往中，开始往往是这些随从，也就是使臣的子弟们，担当了打破受尊周思想影响而不与清人交往的禁忌。洪大容(1731-1783年)如此，朴齐家、朴趾源(1737-1805年)等人亦是如此，他们在官场并无职位，少些约束，可以自由出入。局面打开之后，朝鲜两班贵族才步其后尘，与清朝学人往来，洪良浩正可谓朝鲜两班之代表。
三、纪晓岚之序与洪良浩“北学”思想
洪良浩只是希望纪晓岚给他的诗文集，加以点评。纪晓岚读了之后，则给他的诗、文集分别写了序，对其诗文称颂备至。《诗集序》曰：
乾隆甲寅(1794年)冬，判中枢府事洪君汉师，以职贡来京师。器宇深重，知为君子。既而知其先以壬寅(1782年)奉使，与德定圃尚书(保)、博晣斋洗马(明)、戴莲士修撰(衢亨)，递相唱和。与之语，声音障碍，如郑樵之所云。索其诗，因出所著《耳溪集》，求余为序。近体有中唐遗响，五言吐词天拔，秀削绝人，可位置马戴、刘长卿间；七言亮节微情，与江东丁卯二集，亦相伯仲。七言古体，纵横似东坡，而平易近人，足资劝戒。又多如白傅，大抵和平温厚，无才人妍媚之态。又民生国计，念念不忘，亦无名士放诞风流之气。观其《耳溪文集》，中有与人论诗数篇，往往能洞见根柢，深究流别，宜其酝酿深厚，葩采自流……朝鲜距京畿最近，内属最早，奉职贡最虔，沐浴醲化亦最久，圣朝六合一家，已视犹阃阈。贡使文章，又有志于古作者，如区分畛域，置之不道，是所见与门户等，岂王道荡荡无偏无党之意哉！因为书数行，弁于简首，俾四瀛以外，知诗也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此心此理，含识皆同，非声音文字之殊所能障碍，共相传习，一如朝鲜之儒雅，文德之敷，其益恢益远矣乎。⑥
先论其原委，再论其诗风，认为其五言诗位居唐朝诗人马戴(799-869年)和刘长卿(约726-约786年)间，七言古体诗则类苏东坡(1037-1101年)，皆有渊源，定位极高。末及朝鲜与清关系之密切，“六合一家”，希望洪良浩将诗文之道，发扬光大，对他寄予厚望。《文集序》则曰：
余既为朝鲜洪君序诗集，复得其文集。读之，不以赝古摹秦汉，如嘉隆七子所为；亦不以机调摹八家，如鹿门之末派。方圆自造，惟意所如。其寄托恢奇，上薄元结、孙樵、刘蜕；其清辩滔滔，出入于眉山父子；即一二小品，亦摆落公安、竟陵之窠臼，嵚崎磊落，别调独弹。其心思，如水泻地，纵横曼衍；其气机，如云出峀，宕漾自如。皆洋洋洒洒，初无定范，意尽言止，而文成法立焉。其诸天机之所到乎，然非纵心一往，不醇而遽肆者也。夫善御马者，衔勒在握，则注坡蓦涧而不蹶；善操舟者，针舵不失，则冲风破浪而无损；善用兵者，客主之形，奇正之用，罔不先机坐照则节制，百万之师而不乱，先操其本故也。洪君之文，虽畅所欲言，而大旨则主于明道。其言道也，不游谈鲜实，索之于先天无极；不创论骇俗，求之于索隐行恠，而惟探本于六经。盖经者，常也，万世不易之常道也。道者，理也，事之制也。理明则天下之是非不淆。百为之进退有率，千变万化不离其宗。以应世则操纵咸宜，以立言则了了于心者，自了了于口，投之所向，无不如志。然则洪君之文，其又胜于诗矣乎？洪君之诗，其亦根柢于文矣乎？杜陵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洪君见此，其亦相视而笑否耶？[15]
对其文集的评价，又胜于其诗。上比之于唐朝的元结(719-772年)、孙樵和刘蜕，中可与宋代眉山苏洵(1009-1066年)、苏轼(1037-1101年)、苏辙(1039-1112年)父子比拟，下可与明代之公安派(三袁)和竟陵派钟惺(1574-1624年)、谭元春(1586-1637年)等文学家相比，几乎可以说是文学之最高境界了，评价不可谓不高。当时他们只有一面之缘，并未交谈过，纪晓岚读了洪良浩的诗文集后，竟然如此不吝赞美之词，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收到两篇序后，洪良浩深受感动，当即给纪晓岚写信。信中称：“展读文辞，所以奖许伦拟者，极其过情，不觉骍然而媿、怵然而不宁也。然窃观遣辞立论，明核精到，觑破作者精神所注、功力所到，有非假借慰藉之为者。有以见阁下大眼目大权锤，未尝为物低仰，而妍媸莫逃、巨纤靡差。于是乎怳然有觉、怡然自信也。”[16]对纪晓岚之评价甚为叹服，认为“觑破作者精神所注、功力所到”，也非常感动。可以说，他们二人乃是一见如故，尽管未曾交过一言，纪晓岚只读了其诗文集，就给予了非常准确的评价，洪良浩马上视其为知己。数年后，徐滢修来访，当面问纪晓岚，洪良浩之诗文与清朝何人可比，纪晓岚曰：“耳溪诗文，独来独往，不甚依门傍户，所以为佳。其文在中国则魏叔子之流亚，诗在中国则施愚山、查初白之伯仲也。”[17]魏叔子，即魏禧(1624-1681年)，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与侯朝宗(1618-1654年)、汪琬(1624-1691年)，合称“清初散文三大家”。施愚山，即施闰章(1619-1683年)，清初著名诗人，与宋琬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查初白，即查慎行(1650-1727年)，清代著名诗人。可见对于洪良浩之文，无论比拟之古人，还是今人，皆是最具水准的人物，都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文学高峰的代表人物，评价之高，无以复加。这样的评价，又非客套，而是真心之论，令洪良浩相当感动，也由此奠定了他们此后十余年书函往来的基础。
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洪大容在北京遇见严诚(1732-1767年)等3人，他们在一个月之间，曾有过“七日雅会”，也就是他们笔谈7次，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8]但是纪晓岚与洪良浩几乎没有好好交谈过，只是看了诗文，之后便有了书函往来，“终身交情，惟凭尺素”，[19]成为清代中朝学人交往的又一典范。从1795年，他们第一封书函往来，到1798年几乎每年都会有书信往来。洪良浩给纪晓岚最后一封信写于1801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可见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一直珍视与纪晓岚的交谊。几乎每封信中都充满了敬仰与思念之情，因而表达一个“情”字，成为他们书函的一个中心内容。⑦在洪良浩给纪晓岚所写的第一函中，先交代了他们开始交往的经过，言辞之间对纪昀充满了感激之情。从中丝毫看不出朝鲜对清人有丝毫芥蒂与不满，充分说明他们关系的融洽。自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洪大容来华以后，朝鲜学人逐渐放下了尊周派视清朝如寇仇、势不两立的态度，⑧逐渐走向一致，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乾嘉学人与朝鲜学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洪良浩与纪昀之间，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彼此推崇，没有任何不和谐因素。充分说明在乾隆末年，朝鲜与清之间的交往完全没有敌意，又是那种天下一家、不分彼此了。纪晓岚在回信中称：“文章契合，自古难矣。今于海外，得先生之文，匀(昀)读之，虽不甚解，而似有所解。俯读先生来书，亦似以匀(昀)为粗能解者，是匀(昀)能略知先生，先生又能深知匀(昀)也。迢迢溟渤，封域各殊，岂非天假之缘欤！别期在迩，后会无期，此日不向先生一言，又何日能倾倒情愫耶！”⑨尽管他们是不同国度的高官大吏，但并不影响他们流露真情。“是匀(昀)能略知先生，先生又能深知匀(昀)也。”纪昀深知“后会无期”，故而也就借此“倾倒情愫”。在他们互通的第一封信中，彼此以诚相待，互诉衷肠，也从此奠定了他们晚年近10年的交谊，他们这种交往是建立在彼此仰慕的基础上，尽管他们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分隔数千里，但并不影响他们的情感，他们常常借朝鲜使臣来往之机，捎去信函、书籍，以及其他各种礼物。正是因为每年朝鲜使臣的往来北京与汉城之间，才维系了这样一种交往，而这种交往是当时朝鲜学人与清朝学人普遍的交往方式。他们的交往当然是私人的，又可以说是一种建立在官方交往基础上的私人交游，在这种特定时期，成就了这样特定的交往方式。而交往的主要媒介是书信，这些书信也就构成了研究中朝关系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研究清代中朝学术交往的重要材料。
洪良浩很重视与纪晓岚的交往，纪晓岚也很珍重与洪良浩的友谊。除了他们个人相互仰慕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就是清韩关系的变化。尤其是朝鲜“北学”思想，在历经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等人的呼吁之后，渐渐为两班人士如洪良浩等人所认同。洪良浩在第一次燕行后，回国就上书国王正祖，请求实施“北学”的系列措施，得到认同，从此以后，“北学”思想就转化为行动。洪良浩上书国王：“臣尝于简编中，粗有一二究揣者，而耳闻不如目见，乃今身履其地，盖有犂然可信者。夫观风询俗，使臣职也。谨取其有裨于国计，最切于民用者，分为六条，开列于左，惟圣明垂察焉。”[20]因为有一趟燕京之行，洪良浩回国后即刻向国王上书6条，提出要改变朝鲜现状的6条措施，包括车制、甓法、牧驴羊、禁铜器、罢帽子、肄华语。正祖国王将其疏下朝臣讨论，备边司曰：
车制创行事，车之为用，实关民国。请令各军门，另择巧艺之人，节使赴燕时，使之带去，各样车制，一一摸来，效而行之。土甓燔造事，燔甓之论，自古有之，而未得其要，有意莫试，请令军门，取制于燕中，详探燔造之方，以为需用之地。驴羊畜牧事，先使湾府，贸来驴羊若干头，驴则放牧于闲旷牧场。羊则分属于关西各邑，仿彼牧法，以为广殖之道。至于铜器禁用事，为补铸钱之需，永禁行用之需，则不无生扰之虑，请置之。帽子禁贸事，使行公用，专靠帽税。请待税代区划，更商处之。华语肄习事，两国通情，专在语言。请申严译院旧制，修复三学讲规，饬文臣习华语，劝象胥熟蒙学，俾无如前抛弃。[21]
如果说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等人的呼吁，只是引起部分士大夫的共鸣，洪良浩的上书则通过国王裁决、备边司布置，终于在全国推广起来，因而可以说是洪良浩将“北学”思想推向了实践、付诸行动。尽管较之洪大容等人晚了30余年，但对于朝鲜社会的影响而言，洪良浩之呼吁才真正得到实效。这篇奏疏乃是洪良浩首次出使归来所上的，经过12年岁月，许多措施已经付诸实施，在朝鲜社会已经产生了影响，因此第二次出使之际，他更愿意与清朝学人交流，可以从某种层面解释，他为何跟纪昀那么热切地交往，通过跟中国最高文坛的人物交往，可以给朝鲜带来更大的变化，成为朝鲜近代真正推行利用厚生之学的直接推手，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对于此问题，中国学术界近10年来多少有所涉猎，偏重于人员交往和文学层面，如金柄珉：《影响、接受与互补：19世纪中朝文人的文学交往》，《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朱七星：《清代考据学与金正喜的实学思想》，《延边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王政尧、赫晓琳：《简论〈燕行录〉与清代中朝文化交流》，《韩国学论文集》第7辑；刘为：《朝鲜赴清使团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与18世纪北京的琉璃厂》，《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温兆海：《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阈：以乾嘉时期为中心》，《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著作如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对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使行与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日本学者藤冢邻著、藤冢明直编：《清朝文化の東傅——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年)，是最为系统的研究著作，以金正喜为中心，考察了与他交往的清朝学人的情况，及其交游状况。藤冢邻另：《日鮮清の文化交流》(东京：中文馆书店，1947年)亦是相当重要的著作。韩国学术界对于清代中朝学人交游的研究也很多，如：《金正喜
韓中墨緣》，果川文化院，2009年；《秋史韓中交流》，果川文化院，2007年。关于纪晓岚与洪良浩的研究，也有专门论文，陈在教：《18世紀朝鮮朝清朝學人
學術交流：洪良浩紀昀
中心
》，《古典文學研究》2003年第23辑，第301-324页。全文分为四部分：前言、耳溪与纪昀及其燕京学艺、纪昀与耳溪及其汉城学艺、耳溪家族与纪昀家族之交游。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与此虽有关系，关注点则有所不同。
②参见贺治起、吴庆荣编：《纪晓岚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周积明：《纪昀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维屏：《纪昀与乾嘉学术》(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98年)。周积明《纪昀评传》中，提到过朝鲜王朝对纪昀学术水平的肯定(第89-90页)。在《纪晓岚年谱》中，则将1794年纪昀与洪良浩交游之事列出(第130-131、138-139页)，并参考《李朝实录》和相关文集资料，揭示了一些当时朝鲜与清朝交往之事。论文涉及其与朝鲜学人交往的，近年来有几篇。牛林杰、李学堂：《17-18世纪中韩文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文化误读》(《韩国研究论丛》第15辑)，讨论了洪良浩家族与纪晓岚家族的交往。通过对纪昀父子与洪良浩祖孙三代之交游，揭示他们关系之密切。张升：《朝鲜文献与四库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讨论了李德懋与纪昀之交游情况。
③牛林杰、李学堂：《17-18世纪中韩文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文化误读》(《韩国研究论丛》第15辑)认为：“作为清朝第一学者，纪昀十分主动地要求与洪良浩定私人之交，可见他对代表朝鲜文学成就高峰的洪良浩十分之看重。而洪良浩对此也引以为荣，引纪昀为‘海内知己’。”(第340页)
④这两部诗集，分别被收入《耳溪洪良浩全书》卷6和卷8之中，也被录入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汉城：东国大学出版部，2003年)之第41册中。笔者读过两种洪良浩的文集，一是《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本之《耳溪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刊印，1998年)；二是韩国民族文化社1980年影印的《耳溪洪良浩全书》上、下两册。从内容上讲，两个版本颇有不同，文集的编排、卷数也有差异。后者内容更丰富、全面，前者有的，后者全部包括，还有些前者未能包括的内容，故本文凡引用此书，除个别注释说明之外，皆以后者为引用书籍。
⑤[朝鲜王朝]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书》卷8《燕云续稿·与纪尚书书》，第165页。这首诗也收在《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本之《耳溪集》中，但既没有小序，也没有后面的小字说明。尽管也是在卷8中，但诗集名称则是《闲居集》。
曩时初入燕京，翰林修撰戴衢亨闻名，求见诗笔，乃书示纪行诗二篇。衢亨大加推诩曰：“诗则清遒老健，笔则大类李北海。”赠以古诗长篇，乃以文房为贽。是行衢亨适以学政出外，中朝无知面者。及领赏于午门，礼部尚书纪匀(昀)颁赏来，相去稍远，无以交话，以时注目。及退出，遣象胥致款曰：“久仰高名，交臂而失之，殆有数焉。今闻令郎学士随来，求与相见。”乃遣乐浚造门，纪公步出中门而迎之，延置上座曰：“夙慕尊大人盛名，今也望见而不得接语，可恨。”因求见诗文，以宿稿二
赠之，纪公大赏之，各著诗文序，使其门人蒋诗书而遗之。文则比之李翱、刘蜕间，出入于眉山父子，非宋、明文人所及。诗则全学盛唐，而参以香山风韵，不料今世，乃见如此气格，又以长书，请与定交，可谓海内知音也。归时，赆以宣德御砚一部，盖明讫后流落民间者也。良浩作长笺以谢之。是后节使之行，辄有书，赠以文房奇品，皆东方所未见者也。其中汉威斗，乃是西京旧制，可作传家之宝。顾僻远之邦，无物可偿，文房诸品，各成铭赞以报之。纪公有文章盛名，掌礼部十余年，士林以为标准，与良浩同年生也。[12]
⑥[朝鲜王朝]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书》之《诗集序》，第1-2页。在《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本《耳溪集》卷首，也是纪晓岚写的序。可见洪良浩十分看重纪晓岚所书的序文，在所刊行的他的全集中，皆只用纪晓岚写的序。
⑦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在《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复旦学报》2008年第4期)一文中，对18世纪东亚“情”的世界，进行了深入解剖，值得参考。
⑧有关朝鲜尊周思想，参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⑨参见[清]纪晓岚著、马松源编：《纪晓岚全书》(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11卷《纪晓岚诗文集》之《再与朝鲜洪耳溪书》，第371-372页；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书》卷16，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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