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西方伦理学的视角转换与方法论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伦理学论文,视角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借鉴与繁荣
伦理学繁荣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它是道德研究内部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汇合力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从现实社会的道德实践中，从传统遗产的精华承续中吸取自己成长的营养，还要向同一时间坐标轴的域外研究成果借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伦理学建设的繁荣和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认为代表世界两大极道德理论状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西方的伦理学说，从事实上看是相互交撞，融合影响，在逻辑上讲也能彼此综汇补短取长。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兴盛，无疑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提取营养，这是道德进步的实践动力；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则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研究和反映当代社会问题的西方伦理学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现实的、革命的道德实践理论。它既有经典性，又有当代性，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道德问题，而且对于发达工业社会中出现的道德状况和资产阶级道德学说也应认真分析批判，吞吐百家，综汇熔铸，真正担负起反映时代精神、引导社会道德进步的历史使命。
借鉴的前提是所研究的外在文化有其可共享性、可比较性。我们进行思想借鉴的根据就在于某一思想家的某些思想内容、思维方式、思考角度、所提的问题对我们有所启发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并无中外之分，哲人亦无古今之别。正如我国一位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家所言：“一个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哲学家或其他重要思想家，科学家等等，都即是属于他本民族的，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①哲学交流是使哲学发展和提高，注入活力的重要原因。从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观点看，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独特的位置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每一实体都可运用各不相同的观点或过程，从他所特有的角度去观察任一实体和事件，我们的感觉经验都部分地展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而世界中的每一个体都只是以其背景为根据，具有它的总体关系的特征。
一种理论，不可能孤立地生长，总是需要从周围的环境氛围中吸收新鲜养分，经过自己的加工吸收，才能茁壮成长。一种异质文化的传入，必定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过滤与筛选，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在本民族中汪洋恣肆。这就涉及到评价、选择、吸取、重建的标准等问题，涉及到一系列方法论原则，涉及到继承与创新、借鉴与扬弃的规律性问题。
借鉴的模式——视角转换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同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辩论中，在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各种“左”右倾思想路线的斗争中，久经考验，取得了胜利，确立了主导地位，成为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建国后，仍面临着肃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毒，真正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因而对包括西方伦理理论在内的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和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批判。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及时的，为树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信念，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也曾有一段时期，旨在全面否定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大批判”违背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缺少了马克思当年对待资产阶级精神遗产的那种虚怀若谷、敢于批判吸取的理论勇气和科学态度。80年代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得以恢复，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于西方伦理学的评价，敢于说某个具体论述包含了一定的合理因素，具有某一方面的启发，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不断有所进展，材料渐渐充实丰盈，了解逐步全面。但是对于西方伦理学某些已成熟的、已有相当研究成就的理论在我国伦理学中仍是薄弱环节甚或空白，在汲取西方伦理学优秀成果方面，显得过于胆小慎微，踏步不前。
究其原因，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的理论必定是资产阶级的，因而必定是反（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凡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有错误的”这一非此即彼的思想怪圈。其实，当代西方思想家虽然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但他们的思想却不必然都是只适用于资产阶级。人类生存面临着诸多根本性的问题，譬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人与自我的冲突，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科技进步与人性全面发展等等，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同具有本体意义的问题。西方思想家大都是对之进行郑重而严肃的思考，并以提升人的境界为己任的。因而他们的一些成就尽管带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总有某些有益于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因素的。对于其伦理学理论，如延及各种领域的应用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探讨，对伦理学本身的逻辑思考和元伦理研究，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内在结构本身进行的分析，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文明进程的反思等等，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参考、吸收、利用的地方。那么，什么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方法，现在应实行哪些研究侧重点的视角变化和借鉴模式的转换呢？
（一）从定性批判到揭示内蕴的理论价值
我们对西方现代伦理学的研究，大都是在评介时将其归结定性为唯心主义、个人主义、泛意识（或无意识）学说，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反动的、虚伪的，等等。毋庸置疑，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西方的伦理学说，肯定会有种种纰缪缺陷、偏见甚至反动的内容，但仅仅停留在口诛笔伐，指出其不如马克思主义高明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还应着力从他们的学说中来探察对我们的新启发，看看他们把握了时代提出的哪些问题，看看他们独特的角度，特别的方法，富有个性的哲学思考方式，观察世界、社会与人生的特殊侧面，内蕴了什么样的理论价值、精神营养，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和帮助。如果不是抱有这样的意图，运用这样的研究模式，那就只能是狭义的批判模式。这种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开放、发展的特性。倘若连正视西方现代伦理学说的勇气和胸襟都没有，那就不是负责任的理论研究，没有真正担负起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繁荣、与世界各种学说进行直接的交流的重任。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哲学讲坛上以其科学性、正确性，被认作世界文化中富有健全理性精神的宽容态度和开放特性的、赢得严肃哲学家尊敬的哲学。这样才有说服力，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现代社会发展的多极状况可以看出，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模式，既然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存在，总有其存在的理由，有其合理的因素，有其值得借鉴的方面，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可以共容的。吸收异己的经验和思想，不仅需要自己有坚定的立场，毫不含糊的原则性，而且也需要探求的勇气和宽容的精神。我们在承认自己探讨真理的权利之时，也应承认他人探索真理的权利和获得真理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对西方学说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从个别论述的肯定到整体文本的启发
以前我们对西方伦理的研究，是在总体批判的模式下，肯定在某一种学说中有某一具体的论述可能具有某些合理因素，但其结论、原则与方法则是错误的。这样做的结局，只是在人类文明的矿山中寻找出符合或接近马克思主义个别论述的片言断语，这样筛选过滤的“成果”，最多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所已达到的认识成就。这种研究模式，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外界可资借鉴的大量富有启发性的新鲜内容，导致停滞和僵化，使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活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最终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西方学术理论的整体价值，作为系统的、全面的、反映西方现状和特殊性的学说，以及作为当代人类社会一般性的学说给予我们什么启发。这样作并不是指一定要从整体上肯定（如果正确的话也不妨如此），而是要强调：某一因素倘游离于整体之外，恐很难获得其本真的、恰如其分的理解。美国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伊(Northrop Frye)提出了作为一切批评分析基础的程序：对任何作品的“基本理解必须先设想它是一个整体。尽管这样的设想常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现今如后结构主义文本的非连续性、断裂、非连续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完形的，因而整体上仍是有一种精神。——引者注），但除非我们一开始就把它当作一种启发式的原则，否则就无从下手。”②我们总是把一种理论文本与追求把握其意蕴、意义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想看到完整的伦理学，那么我们就不单涉及已明显表达出来的意蕴，还要看到以往解读者甚或作者本人所未明确描绘甚或未曾意识到的意蕴，发掘文本本身的潜在预设前提信念。不同的流派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统一性、普遍性、对称性、独创性、想象力、鼓舞性、奇特性、启示性、道德完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你可能有对任何流派所要求的这些特点的任意组合，但却没有一个好体系、好理论。你追求完美无缺的作品遍寻不得，然而综括人类文明的大集成却又可以左右逢源。
这就是从断言式、宣判式到启发式的转换。方法就在于让人们自己去使用，在运用过程中发挥个人的聪明智慧。新批评派的鼻祖T.S.艾略特在《批评的疆界》一文中指出：“我最为感激的是这样指出：一种批评家，他能使我见到前所未见的东西，或拨去我眼中偏见的云翳，使我面对面地正视着它，然后让我与他独在。从那一点开始，我必须依靠我自己的感受力、理智和智能。”③科学并不承认终极真理，某种严肃郑重的思考总是会给人们以新的启发和激励，无论是其理论包括了多么大的偏差错误，总是有它提出的原因、目的和解释，而这对每个不同的读者又可以因其不同的经历体悟而有各异的反应和理解，从而实现富有成效的转化，成为他自己力量的一部分。这种转换、吸收可以使我们理解不同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理解这些观点是怎样形成的，对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从而最终达到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理解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责任。由于各种理论的出发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有些理论在诸多方面似乎互相对立，但却并不意味着其中某一种比另外的“更好”，也不意味着就不能彼此共容。他们可能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自然科学素以严谨缜密性著称，但光的波粒二象性却是共容的、都是正确的，这就是物理学家发现的：无论是把光看作连续不断的波还是看作一串单个的粒子，都非常有助于了解光的本质。可见，并不是所有不同的理论都必然是相互排斥的。
（三）从历时态评价到历时与共时态统一的评价
许多西方思想家认识到整个人类文明对社会历史的进步作用和当代意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列维—斯特劳斯看到神话具有超越特定历史与文化的特征，而具有普遍的原则意义，由此他致力于探讨原始思维和原始神话与亲族关系，以期获得对人类结构和本性的普遍把握。以往我们注重历时态的演进嬗递世系，而这只是浅表层次的现象，是人类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其实质则是隐藏于这些历时之中、贯串于全部过程的结构内蕴。这一深层次里，是人类精神和活动的真髓。在这种意义上，莎士比亚和康德，似乎仍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天宇之下，好的作品会使时差消失于无。“从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都是同时并存着的，并且构成一个同时并存的秩序。”④这一共时特征最直接地表现在文明存在形式的语言中：索绪尔发现语言是人类的共性，语言既有其历史的时间范围，又有其共时的结构属性。
历时态模式的思维造成的负效应之一就是，在我们的哲学史伦理史分析中，过多地进行一种公式化的历史考察：古代朴素的思想，有进步要求；中世纪则一直被宣布为“黑暗时代”；近代资产阶级既进步（因而有唯物主义）又保守、妥协、反动（因而有形而上学片面思维，二元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现代则一点进步性也没有了，因为资产阶级已腐朽没落丧失了革命性。具体到现代伦理学则是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上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颓废的情绪，资产阶级传统的道德理想破灭了。原来积极向上，崇拜理性，强调道德与科学进步相一致的乐观信念不见了。对这种“历史感”的滥用，就是把对道德遗产的态度死板化，最终丧失了本真意义上的“历史感”。共时态则不受这一囿见的束缚，把古往今来的道德理论都进行比较研究，重点不在描述复原其历史轨迹，而在于对这种文本的“客观的”多种涵义真实地表达出来，挖掘出来。
任何时候的知识、理论系统不过是代表了当时最符合逻辑的对现实的解释。这些解释应当被放回到该历史时期去评价。这是历时态的逻辑合理性根据；但它们却也蕴涵了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因子，这些内层的精神财富对无论何时何代的整体的人类生活都有助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迄今仍在阅读《荷马史诗》、《诗经》、《道德经》的原因吧。它们已超越了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时空的局限，而成为全人类文明发展的任何时期都能共享的意义文本了。因此，眼光不局限于以往的历史囿见，而是在理解其历史根据时也着眼于对当代的意蕴，使我们真正地达到对历史遗产批判继承的目的。
可操作性原则
方法论的转换明确之后，在具体的批判与借鉴过程中，如何与现有的本国理论相连接，如何扬弃与创新，就涉及到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在这一理论运作中，我们可以考虑到以下诸多带有普遍性、方向性的问题。
（一）鉴别遴选原则——选取的标准
各种伦理学说千姿百态，各有不同的侧重和角度，有不同的推证过程，也有不同的甚或对立的结论。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提出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存在着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不可比较性(incomparability)、不相容性(incompatibility)和不可互译性(untranslateability)。不可公度性又称不可通约性，是从数学上借用来的术语。举个例子说，如边长为1的正方形，其对角线为
，是一个无理数，对角线与边长1之间没有共同的度量单位。哲学中借用这一概念来说明在各理论体系中，概念、原则、结果、方法、论证、结论都是自成一体，与另外的体系大不相同，没法归结到一些最根本的一致的意义元素上面，导致了不可比较、不相容（接受一种，就要排斥另一种学说，如幸福论与义务论），名词术语不能简单对译，如牛顿的“质量”概念与相对论的“质量”概念，前者是均匀的、不变的微粒，是物质的量，与运动速度和能量无关；而在相对论中，质量则是可变的，与运动速度和能量存在密切关系。因而在使用过程中，不能互换概念意蕴，实际上是两个有着不同意义的概念。既然各体系间如此不同，那么我们在分析、借鉴、批判过程中，应遵守什么样的原则，才能达到既保留其个性、独特性，又能把它们对道德理论具有一般意义和普遍参考价值的贡献筛选、提炼出来呢？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有：
1.看一种学说对伦理学提供了哪些新的角度、侧面、问题，从哪种意义上为人类道德实践和道德理论作出了富有启发的成就，而其解决的“答案”及其“正确”与否，则是另一层次的问题。比如对于极端化的、有时会从中推出反动结论的尼采伦理学，如果我们仍滞于批判其极端的强力意志的解答，则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助益。但如果我们从他要推翻统治欧洲千年的奴化心态，批判无所作为的旧道德，用哲学之铁锤打碎人们昔日信仰的外在偶像，由此去检验以往道德观念的所有前提，“重估一切价值”，则可以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他的独特角度和问题，使得他在西方伦理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改变了后来许多人的思维方式，正是他的问题和所要解决的任务，使他赢得了世人的理解，在西方成为显赫的哲学家。正如麦金太尔所指出的，是尼采的论题而不是他琐细的解决更有极大的价值，是他的格言警句而非他的论证在人们心中更有份量。这就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道德学说的独特新颖富于启迪的例证。
2.看一种道德思考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与相关学科的密切联系、它能够解释哪个方面的问题，对我们的思考有何启发和帮助。各不同的社会背景、社会现实对人的价值观、信念与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道德是关于人的善恶观念和行为的学说，因此，对人的这些观念与行为的解释就离不开对它们赖以形成的社会现实、社会背景的理解和体验，这些理解和体验成为人性的一个部分而具有某些普遍性的意义。如存在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孤寂个人的奋斗处境的体验与揭示，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性的个体性这一生存的本体论状态，即使在社会性的人中，也不可能完全去掉个性和自由的选择。存在主义就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研究本身就可能使作者和读者改变行为，因为这里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者本人很难保持他的超然态度。存在主义所做的研究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以情理感人，因而在六十年代的西方能够风靡一时，赢得众人的共鸣。这种深入社会生活的入世精神，也可启发我们应投入到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改革中去，在改革中寻找道德观念更新的源泉，而不是凭空地抽绎出僵化的原则性说教。再如西方伦理学广泛利用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医学的成就，迅即应用到伦理学中来，出现了罗尔斯的正义论、精神分析伦理学、直觉主义伦理学、分析的元伦理学派、生命伦理学以及方兴未艾日渐多样的应用伦理学等。他们对现代科学成果结合速度之快，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在思潮的大背景下，我们与西方也有很大的不同，探讨的问题有的竟然整整相差一个时代（当然这里决非指社会制度上的）：当我们的伦理学在谈论面向现代化的时候，西方思想界却出现了the postmodern predicament.（后现代困境），当我们大谈现代化趋势时，西方却在探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感受之深，非言语所能述表。但仔细阅读、思索，又觉透过“后现代”、“反现代”的字眼，骨子里的框架却依然是要在“后工业社会的现实中如何使人的思想达到和谐、使人不沦为技术的附属品的社会机器的原料”。这就是说，西方技术文明虽盛，但精神领域却未必与之齐头并进，还有很重要的提升任务。无怪乎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理事会秘书长G.麦克林教授在沪讲座的书名仍为《传统、和谐与超越》，把当代哲学的主旨界定为“超越：个人的和社会的”。西方物质层面达到了“后现代”，理论上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反现代化”，但其精髓要旨仍是如何使人全面、丰富、多样、充实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亦即使人真正“现代化”起来。运思至此方如释重负。心层与物层二者分裂之甚，何以缘此，西方的经验教训正好供我们参考借鉴，使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必全部重蹈其负面效应，另辟蹊径，在人格的完美性、和谐进步上不再有可以避免的损失。
3.道德研究所运用的工具、中介的独特性。与道德探索结合了各不同的科学成果相联系，现代西方伦理学家在道德理论的倾向设定和论证过程中所运用的逻辑工具和中介也是各有千秋，交映出五彩缤纷、百舸争流的局面。谱系学的追根寻源，探讨现代伦理观念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得出形成的蛛丝马迹；年鉴学派的特征之为“总体史”，试图在著作中再现特定的“总体社会环境”和精神状态，影响到伦理学，就是各道德学说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脱离了这一总文化背景，就很难准确捕捉其真确本质；价值论运用价值学说这一中介进行人本主义伦理阐发；分析伦理学则运用严格的逻辑工具对道德语言的逻辑特征和规则进行沉着冷静的有效性检测；宗教伦理学注重于具体的情景境遇中，既适应具体的情形，又体现了爱的原则……所有这些通过不同中介侧重某一方面的伦理阐发，对我们都有启发作用。我们应当加强对科学成果的学习，使其有效的方法成为我们道德建设的有效工具和稳固中介。
我们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行文上，由于受以前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显得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没有真正深入到人们的现实境遇、所思所想中去。就简单化而言，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简单地挪用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没有具体的伦理学科体系自身的特有方法，因而使伦理学理论往往一贯正确但没有深入到伦理学本身的逻辑运行规律上，容易形成僵化的统一的模式；有些文章在探讨一个问题时往往是没有澄清概念，不顾及能否从逻辑前提中必然推出，便以自有的信念强加于结论，缺少了一点元伦理学的语言、概念、论题的澄明工夫。有些文章由于大论而空泛，不去进行细致考察而代之以标签口号，以口号代替论证，未经逻辑递进便武断地宣称应如何如何。只要与R.海尔的《道德语言》、《自由与理性》、《道德思维》三部曲比较，就会在这方面感触良深。标签口号式的行文代替了深入细致严谨慎密的逻辑论证，以大而化之的言辞取代了个人心态和具体情境冲突的现实生活分析，就会使伦理学远离人们的实际需要，难以成为人们主动强烈渴求的学问。
4.解决道德争端的途径。当代西方理论家对于各不相同的学说和信仰，普遍采取了宽容理解的态度，在分析其得失之后，主张通过对话的途径达到相互理解和学习，运用逻辑的力量取得共识或求同存异，以使人类融洽和谐，解决冲突和争端。这种在共存中求生长，实践中去竞争的见解是我们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时所应有的态度。学术争鸣需要宽容性，同时还要有原则性。宽容性与原则性的适度把握，可以促进学术交流，可以使得自身丰富与成长。学术宽容的目的是为了能从对方那里学到值得汲取的因素，用于自己的母基生长；坚持原则是在学术交流中对自己认定的真理不动摇，不因宽容态度而迁就错误观点。具体到交流活动中，学术宽容与坚持原则的统一就是不卑不亢，在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借鉴、吸取各种不同立场的观点与方法，以极大地丰富我们自身。
（二）指导原则
在我们进行分析、借鉴西方道德哲学时，“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⑤。为此，就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此为准绳来进行借鉴。
1.处理好爱国主义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我们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适合我国道德提升的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文化，因而要结合中国国情，不能脱离这片土地。“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割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⑥我们当然要拥有这种感情，但也不能把爱国主义与外来文化对立起来。在处理这一关系时，要以中国国情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因为，我们的工作毕竟是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一种思想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看它是否最大限度地与这片土地适应、协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深入到全国人民心中，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实际的现实写照，它是现实中国的逻辑未来。我们不可妄自菲薄，应当珍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尊重我们现有的文化凝结和国情，有针对性地在这一特色之上去创造未来，而决不能割断这一历史。
当然，在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时，不能盲目排外，既要反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也要防止自己的文化至上论，反对文化独尊和以民族性拒斥世界性的国粹主义。当年鲁迅先生呼吁的“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然无间”⑦才是上策。
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理论发展的逻辑和历史充分证明：开放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是健全理性的代表，她以科学的态度、实践的精神、永恒的发展、不断的丰富修正而在人类理论宝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稳健进取态度是我们在选取、借鉴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最有理论勇气吸取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鲁迅先生说得好，“倘若各种顾虑，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会做出好东西？”⑧
（三）适度概括原则
正如划分不能超过意义元素，要在相应的适量的单位上进行一样，在研究分析上，也不能无限上纲。归纳提升要恰当适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最高度的概括，除非在涉及到认识路线时，不必运用这种概括。这一大的范畴之下还有不同量度的层次，甚或有交叉的标准和定性。不恰当的提升会抹煞丰富性，使理论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和作用，使结果僵壳化、呆板、单薄、千篇一律。所有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这种概括是不可能区别出现代西方大哲的特色来的。
（四）非终极判决原则
这要求我们不断探求新的启示。科学理论不存在判决性实验，这已是自然科学家的共识。我们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与判断，也不应仅仅把目标定为宣布某某学说是错误的，在某某方面有什么合理因素。我们在对倾向和原则有了认识之后，发掘其富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时，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与社会环境和理论课题之要求密切相联的。借鉴远非一次性的剥离过程，而是处在动态的、不断的更新之中。有许多古老的问题一再出现于人们的新的探索之中，就在于它已溶于社会和文化之中，成为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因此，一种理论的价值不能是一次检验就终身定论的。
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拉卡托斯。他的科学发展新模式，是通过研究纲领的启发力和进步来评价科学理论的，用以说明理论应付反常情况的能力、容纳新假说的能力、在竞争和实验反驳的压力下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拉卡托斯认为，不存在判决性实验，不可能有即时的合理性，而只可能在历史过程中有事后的明鉴等等。这一见解虽则偏激了些，但也说明了对于各种严肃的学说理论，其价值是要放到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才能体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理论经久不衰具有常新常青的生命力的原因。一种理论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取决于它满足时代需要的程度，凡是能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深层变化、与时代脉搏合拍的理论，总是会有较大的读者群和较强的生命力的。
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我们正确对待西方伦理的严肃思考，从中吸取到发展中国伦理学的必要养分。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当代必须走精致、广博、开放、创造的道路。⑨笔者颇为赞同，“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负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⑩这也许就是写本文的缘起吧。
注释：
①陈修斋：为《西方哲学东渐史》写的序言，武汉出版社。
②③诺尔曼·霍兰德：《文学反映动力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页，第220页。
④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载《外国文艺》1980年第3期。
⑤鲁迅：《二心集》。
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卷第187页。请注意中译文与以前版本之不同。
⑦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⑧鲁迅：《看镜有感》。
⑨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会通》。
⑩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
标签：伦理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文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进步主义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道德论文; 现代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