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的创业导向、环境因素与创业绩效
于 淼,朱方伟,孙 昭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4)
摘要: 为探究中国创业型大学的现状,探索更有效的大学“知识与技术溢出”途径,对我国高校院系的创业导向及其环境影响因素和创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343份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1)中国高校院系的创业导向受到学科、国家资助情况、技术转移人员和机构支持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而经济区域和大学声誉无显著影响;(2)高校的创业导向将显著激发师生参加创业活动,主要体现为专利发明、衍生企业创办、产业合作、毕业生创业和博士生校外择业方面的创业绩效。研究结果在丰富创业型大学研究和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同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我国构建创业型大学提供启示。
关键词: 创业导向;创业型大学;大学创业活动;创业绩效;技术转移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不仅成为知识转移的主体,也成为创新和创业的主体。以往研究表明,学术界、产业和政府间合作是促进区域技术开发、改进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维持全球竞争力的关键[1]。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学在协助产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公认[2],大学创业文化则成为其发挥经济驱动功能的关键因素。基于支持性制度基础,创业文化将刺激学者参加创业活动的积极性,最后重构大学教育的框架体系,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创业型大学”[3]。成为具有高创业导向的大学,有助于通过持续互惠的知识传播构建与产业的紧密联系,通过创业活动实现大学和区域经济的同步发展[4]。
虽然创业型大学的相关研究已在西方国家快速发展,针对亚洲国家的相关研究仍有限。为探究我国高校创业情况,有必要在中国情境下开展高校创业研究。据教育部《1993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和国家统计局《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我国高校科技投入从1985年的6 810美元研发基金迅速增长到2017年的184.01亿美元研发基金,大学在技术推广和商业化的各个领域也越发活跃。然而,尽管取得很大成果,我国创新体系的效率还有待提高。资源投入尚没有完全转化为创新绩效,高校与企业间合作依然薄弱,知识供应与需求的匹配度也远低于西方国家,成果难以有效转移到产业或市场[5]。因此,十分有必要从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视角来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
萧飞羽脚步放缓,大幻剑、魔刀,带刀剑两组速度不变越过萧飞羽等人。他们的迅速逼近并没有引起灰衣人的敌意,因为自从黑旗会稳居江湖统治地位就没人敢挑衅其尊严。四个灰衣人动作整齐划一,他们迅速成一排迎向刀手和剑士。相距不足十丈,整齐行进的刀手和剑士蓦然加速,刀剑离鞘,寒光骤映,四个灰衣人刚要有所动作就被迎面而来的寒光吞没了。血肉横飞,刀手和剑士过去没了灰衣人的身影,只有地上溅落的一团团像肉糜样的,血腥味极浓的东西,这使跟在萧飞羽身后的只手拿云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
同样因为开启状态的麦克风,两人这段本不对外开放的双边会谈得以向媒体“直播”。当时,外界把奥巴马的话解读为,他不愿意和内塔尼亚胡打交道。
在我国独特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下,西方的高校创业理论、实践和政策框架难以得到全面应用[6]。因此,本研究聚焦于高校院系层次的创业导向和创业活动,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探究高校院系创业导向的前因与后果,识别我国高校创业的独特特征,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提供导引。
1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1.1 高校创业导向
H11: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其学生毕业后的创业活动正相关。
基于现有研究,创业型大学的基本表征是其创业导向。高校创业导向是描述行为主体参与大学、院系和个人层面学术创业活动意愿程度的概念[10]。Mavi[11]认为,高校创业导向可以推动创新和持续的研究调动,从而保持区域和国家经济的竞争优势。针对大学创业导向的内涵,Todorovic等[10]通过实证研究确定高校院系层次创业导向的四个维度,即研究动员、非常规性、产业合作和大学政策。其中,研究动员体现为高校院系在研究产出方面的产业化导向和应用导向。非常规性反映高校院系在识别机会、采用非常规方法及打破传统大学环境方面的创新性和风险偏好。产业合作指教师和学生参与产业合作的程度和受鼓励程度。大学政策表现为学校对于创业的政策导向。根据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和研究层次的代表性,本文采用上述维度划分,选择高校院系作为我国高校创业导向的研究单元,以表征高校内部创业活动潜在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近几年,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突飞猛进,随之也带动了数字出版产业的飞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出版体现出了其自身的很多优点,同时也显露出了一些问题,但无论优势还是问题,我们都需要积极地面对,最大地发挥其优势,尽快地解决其问题。本文主要以下面所提出的问题为切入点进行论述:数字出版物为什么越来越受人青睐?什么样的数字出版物最吸引读者?什么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下的数字出版发展的如何?数字出版产业中存在哪些问题?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分别是什么?有朝一日数字出版物能否完全取代纸质出版物呢?通过本文的论述,以期对数字出版今后的发展能有一定的助力作用。
1.2 高校创业导向的环境影响因素
表1列出了样本数据特征的描述性统计,我国130所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平均值为5.02。尽管参与调查的大学院系平均创业导向不能完全代表大学的整体创业导向,但仍反映出我国不同大学的院系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创业导向。
“蔬之物语”“瓜样年华”“灵草秘境”3大主题景观区将种植展示与景观设计有机融合为一体,诠释和展示不一样的农艺景观及现代农业种植科技,可游览、可观赏、可体验、可互动。工作人员介绍,园区还有番石榴园、杨桃园、青枣园、菠萝蜜园、龙眼园、荔枝园、火龙果园,既是国家级的水果标准化种植示范区,也是国家级有机产品生产基地,还是农业农村部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第一批建设单位。
H1:在经济发展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我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将会存在显著差异。
H3:声誉较高的大学院系创业导向明显高于其他大学。
H2:获得更多国家资金的我国大学院系总是表现出更高的创业导向。
当企业同时具备固定成本和负债利息的情况下,即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共同起作用时,企业销售额的变动就会推动每股收益产生更大的变动。实务中,把这两种杠杆的叠加作用称之为总杠杆作用。
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检验六个因素对我国大学院系创业导向的影响。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均通过,表明本研究数据适用于方差分析。首先,处于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和不同排名区间的大学院系创业导向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拒绝假设H1和H3。除区域和声望外,拥有不同数量技术转移人员、不同级别技术转移办公室、来自不同学科和获得不同国家资金的院系间,其创业导向显著不同。为进一步找出每组间的主要区别,对各组进行了两两比较。
H5:大学技术转移机构的支持会显著影响我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
门打开了。林孟走进来,林孟说:“我今天出来给厂里进货,我快让尿给憋死啦,一路上找不到一个厕所,我只好跑回家来。”
H6:不同学科的大学院系在创业导向上将存在显著差异。
1.3 高校创业绩效
高校创业绩效是指高校为提升与产业间的关系、有益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而展开的基于知识创造、交换与利用的创业活动产出[18]。Abreu等[19]将大学创业活动定义为“任何超出教学或研究的传统学术范围,具有创新性、风险性并使研究者个人或其所属机构获得财务回报的活动”。在研究初期,相对传统的专利申请、发明公开、技术许可和衍生企业创办得到更多关注[13]。这种硬性或者正式创业活动被认为是成熟创业型大学的有形产出。随着研究深入,一些非正式的创业活动(如咨询业务、合同研究、咨询工作和联合研究项目)由于能够通过软性渠道交换知识而受到关注,创业活动开始逐渐被归类为两种类型,即硬性和软性活动[4],也即正式和非正式活动。一些学者指出,对非正式创业活动关注较少存在局限。Mody[20]发现,咨询项目、联合研究等活动在大学创业过程中更为重要,且更加频繁发生,能够通过非正式沟通实现知识溢出。还有研究开始关注毕业生创业活动[21],学生创业被认为是大学与产业之间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带动大学技术和知识的外部化。Philpott等[4]认为,非正式创业活动是正式创业活动的基础,应该成为大学创业初期的重要关注对象。正式活动则比非正式活动更加具体,对成熟创业型大学更为有效。本文将从正式的专利、衍生企业创建和非正式的产学合作、毕业生创业和校外择业创业活动展开我国高校创业导向的结果研究。
在现有研究中,创业导向被认为是影响参与创业活动的支持性环境。已有研究认为高校的创业文化能够引发专利、衍生公司创建等个体创业活动[22],创业导向与专利、衍生公司创建活动和产学合作活动之间存在正向关系[23]。基于我国高校创业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学生创业活动不仅是政府和大学近期关注重点,也是创业活动的重要补充。因此本文将高校毕业生创业和博士生择业也加入我国高校创业绩效评价中,提出以下关于创业导向和创业活动的关系假设,旨在检验高校创业导向的突出创业绩效。
H7: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院系的专利活动正相关。
H8: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院系的衍生企业创建活动正相关。
关于国家科研资金资助占院系比,院系拥有国家资助资金占比90%以上的部门,其创业导向明显低于70%~80%,60%~70%,50%~60%,40%~50%和40%以下的组,50%~60%和40%~50%组的创业导向则均显著高于70%~80%、80%~90%及90%以上的组。因此,数据表明院系层面40%~50%和50%~60%的国家资金资助是相对适当的比例,过高和过低均不益于大学创业导向形成,假设H2得到部分支持。针对从事技术转移人员数量,10人以上、5~6人、3~4人组的创业导向明显高于无人和1~2人组,而7~8人组的创业导向明显高于无人组。结果表明,如果大学院系没有人或只有1~2个人从事院系技术转移工作,则院系创业导向相对较低。而当人数增加到4人以上时,创业导向将会显著提高。另外,具有国家级技术转移办公室的院系创业导向明显高于缺乏的大学院系。因此,假设H4和假设H5得到部分支持。针对不同学科,结果显示工程院系创业导向明显高于自然科学、医学、计算机科学与农业科学的相关院系,生物科学院系的创业导向明显高于医学院系,表明假设H6得到有力支持。总体而言,数据分析结果支持我国情境下国家资金资助、技术转移人员数量、技术转移办公室及不同学科会影响创业导向的假设。
H10: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其博士生校外择业活动正相关。
1.3 屈光异常标准 参考仪器厂家提供的范围,S表示眼的球径屈光度(sphere diameter diopter),C表示眼的柱径屈光度(column diameter diopter)。近视:各年龄组均为S≤-1.0;远视:2~3岁S≥3.0,4~5岁S≥2.5,5岁以上S≥2.0;散光:各年龄组均为C≤-1.0或≥1.0。
基于大学职能的延伸,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大学不应仅专注于教学和研究,还应向产业和社会传播更多新知识以驱动经济发展。西方国家探究大学的技术商业化和创业精神,主要出自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需求、大学对收入多样化和成本控制的期望、学者研究成果转化的需要[7]。在此背景下,Etzkowitz等人[8]提出创业型大学,将其界定为任何为提升区域或国家经济绩效、创造大学及其职工财务优势而从事创业活动的大学。创业型大学是一个天然孵化器,它将为大学师生探索、评估和开发创业想法提供支持性环境[9]。在中国情境下,创业型大学是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根基,通过内部创业文化的培育形成大学-产业-政府紧密联系与外部互动机制、创造知识经济价值的高等院校。创业型大学的主要表征是创业导向的文化。目前大学创业的研究层次涵盖个人、院系和大学层面,其中院系层面由于具有学科差异和创业活动直接单位的代表性而受到集中关注。
2研究设计
2.1 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对我国排名前100名的大学和前600名大学中的最后30所大学的院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在保证代表性的同时实现有效对比。调查院系涉及工程、自然科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航空航天科学与农业科学等自然学科和应用学科,这些学科更易于感知自身的创业使命,更容易衍生出创业活动。样本整体上一方面有相似的社会条件和经济环境,可以反映中国大学的整体情况,另一方面,它们在历史、规模、传统和特点上彼此不同,有助于实现对比。由于研究关注院系层次的创业导向,因此选取大学院系主管为调查对象保证大学院系层次创业数据的准确收集。
研究首先对问卷进行了预调研,将初始问卷发放给了一些教授和潜在受访群体,考虑其评价和反馈意见。此后,所有调查问卷以电子邮件方式在2016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发送至上述大学院系主管的电子邮箱。此次发放的总体数为4 578人,分别对应130所高校的自然学科与应用学科院系主管,其中工程1 919人,自然科学715人,生物化学724人,计算机科学404人,医学662人,航空航天科学78人,农业科学76人。研究者分别在邮件发送一周和三周后发送了提醒邮件,其中1 013人无法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最终,研究共收到593份回复,总回复率为16.63%。其中250份调查问卷由于缺失值比例较高(超过20%)而剔除,余下343份作为数据分析样本。样本中女性占比15.74%,任院系主管3年以上的占比81.34%,来自各学科的比例与目标人群比例相近。检验结果表明数据为随机缺失,后续分析中将对缺失值进行平均值替代[24]。
2.2 变量测量
针对创业导向变量,我们使用Todorovic等[10]的量表来衡量中国高校院系创业导向。量表经过双向翻译过程,并基于预调研结果进行了部分修改,最终形成研究动员、非常规性、产业合作、学校政策4个维度23个题项的量表。针对院系创业导向影响因素,区域经济环境通过院系所在地区GDP衡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的层次和各院系从事技术转移的教职员数量分别按照公开数据和受访者反馈进行统计;国家资助比例通过询问受访者所在院系过去3年期间接受国家资金资助的比例区间获得。院系创业活动数据大多通过询问受访者获得,包含院系教师过去3年所形成的专利数量、衍生公司数量和合作企业数量的调查,同时还包括学生毕业后成为创业者的比例及博士学生校外择业的比例,这些比例基于回收数据转化为七级数据。
3数据分析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考虑到我国大学创业的典型性,我们使用来自大学排名前100名的305个样本数据,运用LISREL软件进行创业导向的验证性因子分析。首先,进行创业导向的一阶和二阶因子模型比较,检验结果表明二阶四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数更好,与现有研究结果相一致。在二阶四因素模型中,模型初始拟合效果较差:χ2(226)= 1 097.80,P<0.001,RMSEA=0.113,GFI=0.76,CFI=0.96,NFI= 0.95,NNFI=0.96。随后,非常规性维度中的一个题项由于标准化回归系数太低而被剔除,表明该题项可能不适用于中国情境。经过模型修正后,模型拟合效果显著改善:χ2(222)= 814.35,P<0.001,RMSEA= 0.094,GFI=0.81,CFI= 0.97,NFI= 0.96,NNFI=0.97,△χ2= 283.45,P<0.001。此外,四个因子的复合信度均大于0.70,AVE值均大于0.50,表明大学创业导向量表在我国情境下具有可靠性。
3.2 描述性统计
高校创业导向的环境影响因素是指对高校创业导向形成有促进或抑制作用的内外部环境因素。面向外部,区域经济发展及外部财务资源获得被认为是影响高校创业导向文化形成的主要环境因素[12]。其中,区域经济决定了高技术产业集群基础,知识交换需求以及知识可获得性[13]。其可以通过风险资本丰富性、研发投入强度和产业发展情况等方面的输入影响高校研究应用导向,产学合作接受度和创业风险接受度,进而影响高校创业导向。中国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针对外部财务资源投入情况,国家资金资助被认为有利于高校创业氛围的形成[14],降低高校财务负担,提高学术研究产业化。另一方面,国家资金投入也有可能引发高校创业惰性,降低寻求多样资金来源的主动性。目前我国高校财务资源仍以国家资金投入为主,因此本文将提出假设H2。面向内部,大学本身的历史因素和办学特点被认为是解释创业导向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从大学自身出发,其资源数量是衍生企业创办和师生创业的基础,与大学声望或声誉高度相关[15]。特别是在中国,排名前50大学的研发支出约占高等教育部门研发支出总额的2/3,高声誉所带来的资源优势将为创业文化培育奠定重要基础,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3。另一方面,高校技术知识商业化机构是培育高校创业文化的关键[16]。成熟的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及人员投入将为高校创业者提供重要平台,进一步强化学术创业。因此,在中国情境下,假设H4和H5将检验技术转移投入能否影响高校创业导向。最后,由于不同学科的技术发展特征和需求不同,其学术创业者参与意愿可能会受到显著影响[4]。以往研究表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相较于其他学科更加积极参与创业活动,创业活动涉猎也更加广泛[17],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6。
表 1数据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3.3 假设检验
H4:具有更多技术转移工作人员的院系比其他大学院系拥有更高的创业导向。
绿化荒山、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是兰州石化的“绿色约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兰州石化将兰州市南山东起马耳山沟底、西到大元峁一带的2500亩荒山建成了省级森林公园。如今,这里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理想场所。
H9: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院系的产学合作活动正相关。
针对创业导向与其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首先进行了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院系拥有的专利数量(P <0.01)、衍生企业数量(P <0.01)、合作企业数量(P <0.01)、博士毕业后校外择业比例(P <0.01)、毕业生创业比例(P <0.01)均呈显著正相关。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研究创业导向在促进大学院系创业绩效方面的作用,分析结果见表2。回归模型中包括四个控制变量。在表2中,除了模型9之外的线性回归均非常显著。但是,由于本文旨在研究大学院系创业导向是否可以影响创业绩效,而以创业导向为自变量的模型10非常显著,因此创业导向作用仍可以解释。针对每个创业绩效,表2中模型1、3、5、7和9是仅由控制变量组成的基准模型,模型2、4、6、8和10则是加入创业导向变量后的效果。在模型2中,创业导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b =0.179,P <0.001),为假设H7提供了强力支持,即大学院系创业导向与院系专利活动正相关。假设H8预测大学院系创业导向与衍生企业创办活动正相关,由模型4进行验证(b =0.185,P <0.001)。 假设H9预测大学院系创业导向对企业合作活动间具有积极推动效应,模型6的结果显示创业导向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 = 0.091,P <0.10),假设得到验证。模型8的结果支持了假设H10,即院系创业导向与博士校外择业活动呈正相关(b = 0.260,P <0.001)。最后,模型10验证了假设H11,即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于毕业生创业活动高度正相关(b = 0.197,P <0.001)。因此总体来说,假设H6到H11均得到了支持。另外,所有线性回归结果中,模型6中创业导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低于其他模型,意味着我国高校院系的创业导向对产业合作活动的影响要小于其他创业活动。
表 2创业导向与创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注:+P<0.1,* P <0.05,** P <0.01,*** P <0.001;R2是有无创业导向作为自变量的模型间的R方差值
4研究讨论与结论
4.1 环境因素对我国高校院系创业导向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经济区域、技术转移投入、学科属性、国家资助经费和大学声望对我国大学院系创业导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校院系所处的经济区域不会对其创业导向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可能由于我国四大地区的经济差异并不十分显著(仅东部地区GDP显着高于其他地区);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水平较高地区可通过提供有利条件和机会以激发大学创业动力[15],但较低经济水平地区的大学也有创办衍生企业的强烈动机,因而创业导向差异不显著。
由于中子通量大幅增加,该堆的医用放射性同位素产量将增加50%,并可广泛用于核物理学、材料科学和辐射屏蔽研究。
类似地,以国家资金为经费主要来源的大学院系,其创业导向并不充足。这可以解释为在中国情境下,拥有较多国家资金、排名较靠前的大学由于缺乏经济压力可能反而缺少参与创业活动的意愿。与先前研究的不一致表明,促进高校院系创业导向的环境因素在某些方面也可能会抑制创业文化。因此,如何平衡潜在因素的影响需要相关研究者和决策者给予更多关注。
研究结果也表明技术转移人员和机构的支持对于引导高校院系创业导向非常重要。技术转移人员多、隶属大学拥有技术转移机构支持的院系创业导向明显高于其他院系,与已有研究结论部分一致[14]。因此,有必要持续强化大学技术转移投入,通过专业技能的有效输入来推动创业型大学的构建。
另外,研究结果显示应用学科院系的创业导向显著高于基础科学学科院系,与Cohen等人[1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而计算机科学等应用科学的创业导向并不显著高于自然科学,可能是由于我国相关学科的专利研究和开发并不成熟,缺乏研究商业化的动力。与本文假设相反,院系所属大学排名对院系创业导向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我国高校创业导向较少受到大学综合实力的影响。这可以解释为,在全民创业文化培育下,不同排名大学在资源和声誉上的差别目前尚未成为影响创业导向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鼓励排名较高大学构建创业型大学的同时,也可以鼓励其他大学开展创业活动。
4.2 中国情境下大学创业导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所驱动的正式活动和非正式活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校院系的创业导向将推动这五项创业活动。其中专利和衍生企业活动推动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23]。具有较高创业导向的院系将为创新和商业化提供支持性和促进性文化,极大地激发学术单位申请更多的专利、创办更多的衍生企业,甚至参与和产业的更多合作。相较之下,我国高校创业导向对产学合作的影响较小,可能是产学合作具有传统学术活动的延伸特征,其创业特征不够突出。高校院系创业导向也会增加毕业生创业的可能性,特别是博士毕业生可以推动大学系统知识和技术的转移[25],扩大大学对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高校创业导向也能驱动丰富的创业活动,支撑创业型大学构建。
4.3 研究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结合我国情境生成了具有针对性的创业导向量表,发现某些影响高校创业导向影响因素在我国并不适用,同时从学生创业活动视角补充了现有高校创业活动。因此,研究从研究情境和研究内容上实现了创业型大学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拓展,也为中国情境下的创业型大学理论构建奠定了基础。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大学和政府评估我国高校院系创业情况提供工具。基于研究成果,政府应该加强对大学产业技术转移的重视,制定扶持性政策,为创业活动如专利和衍生企业创建创造有利环境。大学应进一步加大技术转移人员投入,创造激励性环境的大学政策,以推动向成熟创业型大学转型。同时,政府和大学都应认识到,某些政策和措施的积极和负向影响需要系统平衡。
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研究数据来源于大学院系负责人,单一数据来源的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其次,研究样本在某些程度上不足以代表中国所有大学。再次,本次调查主要聚焦于高校自然学科和应用学科的院系。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在中国情境下探讨高校创业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未来可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围绕不同情境和不同需求展开相关理论研究,以充分发挥大学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JOHNSON W H A. Roles, resources and benefits of 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 supporting triple helix collaborative R&D: the case of Precarn [J]. Technovation, 2008,28(8): 495-505.
[2]RASMUSSEN E, MOSEY S, WRIGHT M. The evolution of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university spin-off venture emergenc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48(6SI): 1314-1345.
[3]甘永涛.论创业型大学研究的理论架构[J].科学学研究, 2011,29(11): 1619-1624.
[4]PHILPOTT K, DOOLEY L, O’REILLY C, et al.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examining the underlying academic tensions [J]. Technovation, 2011,31(4SI): 161-170.
[5]ABRAMI R M, KIRBY W C, MCFARLAN F W. Why China can’t innovate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4,92(3): 107-111.
[6]SO A D, SAMPAT B N, RAI A K, et al. Is Bayh-Dole goo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J]. Plos Biology, 2008,6(10): 2078-2084.
[7]GRANDI A, GRIMALDI R. Academic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eneration of successful business idea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5,20(6): 821-845.
[8]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J]. Research Policy, 2000,29(2): 109-123.
[9]GUERRERO M, URBANO D, CUNNINGHAM J, et al.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in two European regions: a case study comparison [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4,39(3): 415-434.
[10]TODOROVIC Z W, MCNAUGHTON R B, GUILD P. ENTRE-U: A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scale for universities [J]. Technovation, 2011,31(2/3): 128-137.
[11]MAVI R K.Indicators of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fuzzy AHP and fuzzy TOPSIS approach [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14,5(2): 370-387.
[12]GUERRERO M, CUNNINGHAM J A, URBANO D. Economic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activit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United Kingdom [J]. Research Policy, 2015,44(3): 748-764.
[13]SIEGEL D S, WALDMAN D, LINK A.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on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 an exploratory study [J]. Research Policy, 2003, 32(1): 27-48.
[14]O’SHEA R P, ALLEN T J, CHEVALIER A, et al.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pinoff performance of US universities[J]. Research Policy, 2005,34(7): 994-1009.
[15]DI GREGORIO D, SHANE S. Why do some universities generate more start-ups than others? [J]. Research Policy, 2003,32(2): 209-227.
[16]GRIMALDI R, KENNEY M, SIEGEL D S, et al. 30 years after Bayh-Dole: reassessing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J]. Research Policy, 2011,40(8SI): 1045-1057.
[17]COHEN W M, NELSON R R, WALSH J P. Links and impacts: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research on industrial R&D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2,48(1): 1-23.
[18]GUERRERO M, URBANO D, FAYOLLE A.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evidence from European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6,41(1): 105-131.
[19]ABREU M, GRINEVICH V. The nature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K: widening the focu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J]. Research Policy, 2013,42(2): 408-422.
[20]MODY C. Corporations, universities, and instrumental communities-commercializing probe microscopy, 1981-1996[J].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006, 47(1): 56-80.
[21]FARHANGMEHR M, GONÇALVES P, SARMENTO M. Predicting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J]. Education & Training, 2016, 58(7/8):861-881.
[22]VAN BURG E, ROMME A G L, GILSING V A, et al. Creating university spin-offs: a science-based design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8, 25(2): 114-128.
[23]KALAR B, ANTONCIC B.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transfer in four European countries [J]. Technovation, 2015, 36-37(2/3): 1-11.
[24]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et al.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M].7 thed.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010.
[25]BIENKOWSKA D, KLOFSTEN M, RASMUSSEN E. PhD student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 perceived support for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6, 51(1SI): 56-72.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Yu Miao, Zhu Fangwei, Sun Zhao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and to explore a more effective way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from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ts environmental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343 sample data, it is found that: (1) the disciplines, national funding, technology transfer faculties and support of institution mainly influence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while regions and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show no significant effects; (2)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will stimulat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mainly reflected in patent inven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derivative enterprise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gradu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doctoral students choosing out-of-school career.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enrich the research of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and the cooperative research among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but also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echnology transfer
中图分类号: G3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 2019) 18-0097-07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18.013
收稿日期: 2018-11-12,修回日期: 2019-01-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知识本体的EPC项目知识治理模式研究”(7170202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知识情境的项目驱动型企业知识治理模式研究”(2017M621142)
作者简介: 于淼(1990—),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项目管理;朱方伟(1975—),通信作者,男,湖南邵阳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项目管理、网络治理;孙昭(1992—),女,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项目管理。
标签:创业导向论文; 创业型大学论文; 大学创业活动论文; 创业绩效论文; 技术转移论文;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