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文化对西方文学悲剧意识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宗教论文,意识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文学创作拥有绵延深厚的悲剧美学传统，在创造生成它丰富的悲剧意识内涵里，浸润渗透着西方文化复杂的宗教思想观念。古希腊悲剧显露出的那不可知的定数和命运；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隐藏着丰富的沉沦和救赎观念；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悲剧构思常被笼罩在罪恶与审判的深渊里；奥尼尔也领悟到自然与人类社会背后的神秘性隐喻。可见西方悲剧作家的艺术构思常潜存着一定的宗教背景，显示出西方文学的悲剧创作与宗教文化之间存在着真实而又复杂的关系，并非完全符合我们以前所取得的共识，“悲剧意识是反哲学和宗教的”，“悲剧的精神与宗教和哲学都是格格不入的”。〔1〕当我读到T·S 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一书中所论述西方思想传统的一段话：“我们的艺术正是形成和发展于基督教中，……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2〕我的思维和目光再也不能逃向别处，是否可以说，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莎士比亚和奥尼尔呢？悲剧被西方人看作“文艺的最高峰”（叔本华语），它所凝聚和蕴涵的悲剧意识自然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是否也形成生存在它的宗教文化背景之中？
回答是肯定的，难题是在悲剧与宗教关系上横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海伦·加德纳和桑塔耶纳等都肯定了宗教观念和神性眼光为悲剧诗人所提供的价值关怀和想象灵感，〔3〕与此相反， 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却认为，在宗教中“悲剧知识的张力从一开始就被人由天恩而得来的完美和拯救所消解了。”〔4〕“基督教徒注定把握不住悲剧知识的本质。”〔5〕这样，观点的混乱和矛盾无形中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宗教观念的相对淡薄更带来理解和阐释中存在着许多盲点和误区，或者可称为“前理解结构”的阙失。〔6〕有感于此，本文拟对西方文学悲剧意识与宗教的关系作更进一步的探索，着重思考悲剧起源、悲剧性体验与价值关怀、悲剧创作思维与宗教之间所存在的复杂联系和启示。
一
西方悲剧创作的深层结构和基本模式在古希腊悲剧里已获得基本定型和确立，古希腊悲剧成为某种“原型”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和辉煌，而古希腊悲剧的起源与生成却是宗教仪式的氤氲化生。有关希腊悲剧与宗教仪式的渊源关系，席勒、尼采、雅斯贝尔斯等都曾做过很有见地的论述。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种渊源关系本身对悲剧创作带来了哪些具体影响。
首先，宗教仪式影响到悲剧创作的一些主题原型。悲剧的原意是“山羊之歌”，山羊是古希腊重大宗教仪式中用来献祭的牺牲品，也是神自己喜爱的圣兽，最理想的替代者，这演变为一些宗教祭祀出现“替罪羊”仪式，人们为了某种社会共同体的需要杀死或放逐国王明来作为神的替罪羊，这一现象在原始氏族和部落里面大量存在，而且在西方的悲剧作品里也存在着这一“替罪羊”模式，尤其是在基督教文化中也有以羊作为献祭、救赎的仪式，更强化了这一原型在悲剧创作里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俄狄浦斯王》、《李尔王》、《哈姆莱特》等，它们都承续、演化或改造了这一基本模式，西方文学悲剧中的悲剧人物大都具有这种替罪和救赎的意义，主要通过悲剧主人公的毁灭、死亡或忍受灾难表现出来，从而规范出悲剧价值的合目的性，悲剧人物的“他在性”。如埃斯库罗斯所表现的普罗米修斯，因盗火给人类，触犯了宙斯的天律，被惩罚缚困在冰冷而凄凉的岩石上“守望”，而他自己却显示出少有的清醒和坦然，“我有罪，我完全知道；我是自愿的，自愿的犯罪的”。〔7〕这样，苦难与罪恶意识就进入到悲剧人物的内在灵魂， 转换成了救赎与替罪的功能意义。
其次，宗教仪式的人神“共餐”和迷狂性影响到悲剧的美学功能和效果。我们在确认悲剧作用时一直无法超越亚里士多德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8〕“陶冶”原文叫做“katharsis”，既是宗教性词语，又是医学术语，意为“净洗”和“渲泄”，其实意思相差无几，只不过在对象的方向性上略显差异，“净洗”的方向似为由外向内，“渲泄”更强调由内向外的释放。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卡塔西斯”的宗教性因素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9〕可以肯定的是， 当古希腊人把悲剧演出作为宗教节日的重大仪式的时候，悲剧完成了宗教性的任务，那么悲剧的剧场功能更趋向一种宗教功能，“净化”的宗教性因素也就远远地超过了后人们所理解的审美性因素。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戏剧大师奥尼尔在进行悲剧创作时仍迷恋于古希腊悲剧创作时仍迷恋于古希腊悲剧的角色面具功能，希望恢复悲剧的仪式性和宗教性，他设计出古希腊人的理想，“剧场恢复了它作为一种神庙的最高的，唯一有意义的作用，在那里，把那种对生活富有想象力的诗意解释和象征性的赞美的宗教灌输给人类，人类在窒息灵魂的日常生存斗争中精神饥渴，如同面具生涯中的面具一样。”〔10〕这样，欣赏悲剧如同吃圣餐、受洗礼，吃在腹中的不是什么食物，山珍海味，而是一种圣灵，一种精神。在我看来，悲剧的“净化”功能存在着一个从宗教性到审美性，从圣灵到世俗，从情感体验到智性反思的发展趋势，存在着一个从灵魂到心理再到理性的不同偏重的运动轨迹，带来的结果是“净化”功能逐渐被隐喻功能所代替，直至最后消解为情感的荒芜与碎片，现代西方文学中的荒诞意识就以嘲弄、反讽反拨了悲剧的净化意义。
再次，宗教仪式还使悲剧文体具有潜在的精神特征：颂歌。宗教仪式是以程式化的宗教行为表现对神灵和神性的恐惧与依赖、敬畏和赞颂，在西方语言中，宗教（Religion）这个词本身就含有畏怖和恐惧的意思，在德文中，表示最高的宗教崇敬的字眼“Ehrfurcht”， 在字面上也是由Ehre（敬）与Furcht（畏）两个词构成，可见宗教存在的心理基础与人们的恐惧、敬畏心理很有关联。古希腊悲剧起源于宗教仪式，那么宗教仪式中所表现的对神的颂扬特点转化到悲剧里就成为对英雄的赞颂，对生命价值的礼赞。西方悲剧创作一直保持着一种颂歌体的精神特征，悲剧成为了人类超越抗争精神的艺术形式，海伦·加德纳认为：“悲剧的内容由人们的行为和他们的苦难这两部分构成，行为和痛苦的交织形成了悲剧模式。”〔11〕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悲剧内容又增加了死亡结局，形成了悲剧模式的“苦难——抗争——死亡”的完整结构。在悲剧英雄的苦难与抗争行为中显示出悲剧精神，尤其是悲剧人物的死亡更升华出悲剧的崇高价值，死亡成为了悲剧作家体验、感受和表现悲剧性的主要手段，因为“死亡”通向了人类的价值之路。显而易见，这无形地契合或渗透着基督教的“死而复活”观念，不过，它们在“复活”的意义上有着不同的思维指向，基督教着重于神迹与信仰，而悲剧的“复活”则强调悲剧精神和情感对激发观念的生命力量和斗争勇气，宗教的复活在神，而悲剧的“复活”则在观众和读者，宗教的复活是对神的颂扬，悲剧的复活则是悲剧英雄所体现的悲剧精神的讴歌赞扬。
二
我们发现，西方文学悲剧意识里常充满着深重的灾难和罪恶与巨大的不幸，这些灾难与不幸成为了悲剧作家体验表现人类悲剧命运的重要支点。在一定意义上，罪恶的温床孕育了悲剧的产生，灾难与罪恶变成铸造悲剧人格的熔炉，西方悲剧意识总纠缠、笼罩于无边而混沌的苦难中，因为跃出现实苦难的地平线就可触摸到悲剧精神的辉煌。
别林斯基认为：“悲剧中笼罩着劫运，劫运是悲剧的基础和实质”〔12〕如果在任何一部悲剧中抽掉了宿命的灾变，那么， 你也就剥夺了它的全部壮伟的特点，它的全部意义，使它从一部伟大的作品一变而为平凡不足道的东西，首先对于你就会失掉它全部令人神往的力量。”〔13〕如此强调灾变、劫运与宿命对悲剧的意义，原因在于它们增强了悲剧的审美力度和强度，迫使悲剧直接逼近人的生存边缘，触及到人类生存本体和价值问题。苦难与灾变并不是悲剧表现的终极目的，而是通向意义之路的中介和手段，悲剧人物在面对生存中的罪恶、苦难所显示出的生命激情与欲望体验又获得相对的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情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而由于这个存在物感受到自己的苦恼，所以它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4〕只有当自己切实领尝到人生的磨难，生活的艰辛，体验过异常遭遇的强烈刺激，个体才能领悟到无限创造的欲望，直观到人的本质力量——实践的激情。苦难、罪恶与不幸促使个体超越一切给定性的屏障，达到对终极价值的洞悟。
西方悲剧意识所表现出来的罪恶、灾难与劫运既生成于悲剧作家的现实性体验和实践，又承受着西方宗教文化传统的浸润和影响。现实的悲剧性体验是形成丰富复杂悲剧意识的坚实基础，宗教文化作为超越于现实性层面的精神观念内涵，与其他精神形式一样都具有肯定或否定、强化或消解某种现实性体验的作用功能。我们以前片面地理解甚至否认了宗教的作用功能，把宗教当作人类迷信、愚昧的象征而加以鞭挞，实际上，宗教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属性和功能意义，除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还具有抗议“现实的苦难”“无情世界的感情”的情感慰藉功能（马克思语），同时它的存在还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信仰的价值意义，一种“除非我信仰了，我决不会理解”〔15〕的信仰逻辑在先，这对一个非教徒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在宗教徒那里“我信，所以它真实”，信仰是真实的逻辑前提，在非教徒那里变成了“我信，因为它是真实的”，真实是信仰的基础。
宗教在西方文化中主要偏重于信仰和价值意义，科学才是回答、探索事实世界的真实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里科学与宗教间的矛盾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尖锐、不可避免，它们常常是在事实与价值、认识与信仰之间并行不悖地被肯定，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一些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和突破的人，同时他又拥有非常浓烈的宗教情感，近代的文艺复兴也保持着丰富的宗教背景，现代主义文化对宗教观念的反拨同时带来的也是对科学极端发疑的恐惧和隐忧。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出人类的价值关怀和人本主义经验，表明人与世界作为一种价值而存在，这既是一种意义生存，又具有可理解性，人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死亡与不幸等可怕事实，但更保留着无限关怀和温暖，它通过人的抗争与超越引申出这样一个中心观念：人必须有意义地活着。显而易见，悲剧意识所敞明出来的不仅仅是存在于世界中的各种可怕事实，更主要的是带出一片价值区域和亮光，正如宗教中所存在的受难、牺牲与罪恶成为永生、复活的前提一样，悲剧的世界也不是封闭的，它接纳一切有意义的归依和眷注。
由此可见，宗教强化了悲剧意识中的罪恶、不幸与灾难体验，这不仅仅是由于宗教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涵，形成了丰富、复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无形中影响到生存于宗教文化背景下的西方悲剧作家的信仰与情感态度，还因为悲剧意识与宗教观念都是阐释人类社会的生存与死亡、自由与绝对、有限与无限、希望与绝望等价值意义问题，他们本身也存在着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可能性，这种渗透和融合并没有绝对减少悲剧意识的悲剧性，而是使悲剧意识中的苦难、不幸与罪恶体验变得更加深重、厚实、有意义。叔本华把悲剧中的苦难理解为基督教中的原罪，它表现出“人生可怕的方面”，“所揭示的不是英雄人物赎还他个人的罪过，而是原罪，也就是生存本身的罪过。”〔16〕这里，叔本华只强调了悲剧人物身上所拥有的罪恶感，而没有注意到罪恶与灾难中的自我超越和抗争。雅斯贝尔斯认为：“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17〕悲剧的超越就是抗争，就是悲剧性主体对现实给定性的反叛。《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以“追查凶手”来反抗罪恶，挣脱不幸，一旦发现自己就是凶手时，他即承担一切痛苦，刺瞎了双眼，并请求被放逐，这样就发生了对灾难的超越，以自损性行为维护了正义和智慧的尊严。哈姆莱特的抗争与挣扎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世界也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牢狱的时代与邪恶的环境促使他超越出来，叩问人性中贞洁、荣誉与正义的价值意义。所以说悲剧中罪恶与灾难成为通向意义世界的界碑，超越罪恶、反抗灾难就可获得意义，正如残缺成为完美的向度一样，如何面对灾难与罪恶也成为了是否能获得意义的凭证。
宗教观念使悲剧意识增强了对罪恶与灾难体验的强度和必要性，最终它们都指向了对罪恶的超越和抗争而生成新的意义，但在意义内涵和真实性上却拥有不同的存在。宗教的超越是超凡脱俗，走向另一个世界，悲剧意识的抗争与反抗却始终是现实性的，表现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宗教的超越证明了神的万能和恩惠，超越归功于主的荣耀与恩宠，所以带有宿命论特点，悲剧意识的超越却是置生死于不顾的决绝精神，一般很难获得成功，更多的结局是走向死亡；悲剧意识里的超越和抗争显示出感性生命的丰富复杂：痛苦、分裂、孤独与激情，宗教的超越却是在神或上帝的庇护下表现得自然、温暖与满足。
三
我们曾把西方悲剧形式划分为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划分的依据是根据造成悲剧的不同原因，实际上是悲剧者与它们构成对立、冲突的结果，这里就隐藏着一个理论命题：悲剧是冲突的艺术形式。把悲剧的主要特征纯粹看作是冲突的艺术，这容易与一般戏剧特征相混淆，喜剧也是有冲突存在的，因此，我认为“冲突中的距离”更能表明悲剧的特性，如人与物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心灵之间都存在众多距离形式，距离越大，越难弥合，悲剧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悲剧感就越强，人始终陷入某种时空结构中，如自然、社会，距离无处不在，但人类的悲剧意识却能弥合它们间存在的距离，赋予他们以新的价值和意义。可见，悲剧的主要思维形式应是距离性的思维和表达。
悲剧起源于宗教仪式，这表明人们创作悲剧的最初动因恐怕不仅仅是感受到人与神之间的巨大冲突和矛盾，还包含人与神间存在的距离感，他们通过悲剧在酒神节的上演而向神祈祷，从而缩小这种距离存在，人与神在艺术中成为浑然一体之物，悲剧的演出场景和演出效果都能证明这一点。索福克涅斯创作的《俄狄浦斯王》所表现的俄狄浦斯的悲剧性主要还不是在冲突中完成的，因为与他发生冲突的另一方（神或命运）一直没在剧中出场，更没有正面冲突和斗争，一开场就写忒拜城起了瘟疫，俄狄浦斯下令追查凶手，一直到最后俄狄浦斯发现自己竟是凶手，整个剧本表现了俄狄浦斯能回答人是什么，但不知道自我是谁，以及他发现的愿望与结果间的巨大距离和差异带给他无法避免的悲剧性。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和《奥瑟罗》也表现了人性从善良到邪恶，从美到丑，从爱到恨的转变过程，显示出人性善恶间的距离所带来的巨大悲剧，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性善良与邪恶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人的欲望能支持人走多远？《李尔王》实际上也是表现这样的命题，造成李尔的悲剧是他混淆了语言与行为之间的距离。
悲剧的距离思维可表现为必然与自由、社会与个体、现实与理想、目的与结果等多种形式。人类思维中对距离的感受应该说是从人类一旦具有了自我意识就已经出现，可见人类的悲剧意识出现很早，但悲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却相对要晚些，它是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认为人类的精神发展经历了从意识、自我意识到理性精神，到宗教最后发展为绝对知识几个阶段，他把悲剧这种艺术形式作为宗教的产物，而认为苦恼意识（也就是悲剧意识）则属于人类的自我意识，他认为：“意识，作为自我意识，在这里就拥有双重的对象：一个是直接的感觉和知觉的对象，这对象从自我意识看来，带有否定的特性的标志，另一个就是意识自身，它之所以是一个真实的本质，首先就只在于有第一个对象和它相对立。”〔18〕自我意识的双重对象就是一种距离的产生，而它们之间又是从相互否定、对立的方式存在着，由此产生了人类的苦恼意识，也就是悲剧意识。西方悲剧意识受到宗教文化影响，并使悲剧的冲突、距离思维进一步规范化、定型化和心理化，并影响生成悲剧的崇高美学意识。
基督教思想建构在地狱与天国、此岸与彼岸、人与神的二重世界基础上，这种二重世界为悲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使悲剧的冲突距离思维在理论上得到肯定。比较一下亚里斯多德与黑格尔悲剧理论就能更充分地说明这点，亚里斯多德强调了悲剧的摹仿性、完整性、动作性，但黑格尔则偏重强调悲剧的冲突性、正义性和罪恶感，他说：“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19〕黑格尔的整个美学理论就是以“绝对理念”为逻辑前提表现出明显的宗教特征，他对悲剧冲突性、罪恶感的强调也带有鲜明的宗教背景。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冲突比古希腊悲剧表现得更激烈、紧张、鲜明，并且具有向心理转化特点，古希腊悲剧注重行为表现，心理冲突相对不明显，哈姆莱特的犹豫和矛盾所拥有的心灵折磨只有出现在莎士比亚笔下，这不仅仅是因为哈姆莱特的个性使之然，更主要的是基督教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同时影响他而形成他的心理残疾。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奥尼尔等作家的悲剧创作里也具有这种冲突心理化特点。
我们谈到西方悲剧总常把它与崇高联系起来，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认为，欧里庇得斯热衷于悲剧的夸张形式表现两种激情——发狂与爱情，埃斯库罗斯“敢于触及最宏大的形象”，索福克涅斯以自己的激情照亮一切。悲剧的崇高主要表现为悲剧人物的非常性、精神超越性以及悲剧体验中的亢奋与激情，如果从悲剧创作思维角度讲，崇高还是冲突的紧张与距离的阔大造成的结果，比如中国传统的大团圆思维就难以产生崇高的悲剧，更多的是悲怜和哀怨。西方悲剧的崇高审美内涵表现出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如西方哲学观念的影响，古希腊酒神精神的熏染、培育，同时，基督教思想中的庄严、静穆与高远以及对精神力量的极端推崇等也对悲剧的崇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相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崇高，基督教艺术也具有一种崇高的精神特性，宗教音乐简朴而庄严，宗教建筑空阔深远，宗教文学也表现出静穆而悲怆。需要注意的是，基督教的崇高偏重主观精神力量，悲剧的崇高表现出鲜明的实践精神；基督教的崇高是指向神或上帝的，悲剧的崇高却浸注在现实世俗之中。显然，它们的性质和价值指向不一样，也具有不同作用效果，但在思维方式上——对冲突、矛盾的强调以及对精神力量的偏重都拥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对浸染于宗教文化背景下的西方悲剧作家不啻是一种理性的默认，还包括潜移默化的承传和诱导。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看到西方文学的悲剧创作和悲剧意识拥有复杂而鲜明的宗教背景，宗教作为他们的文化背景既影响了悲剧的起源，又以某种观念渗透于悲剧创作，还在创作思维上给悲剧以借鉴和启发，悲剧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应简单地否定它们的联系，更不应绝对地断论宗教会使悲剧性减弱和消亡，在西方反而有科学扼杀悲剧的说法，在西方的现代派艺术中，随着宗教的消失，悲剧这种古老而崇高的艺术形式也坠入苍茫的黄昏之下，再也没有昔日耀眼的光辉。这表明西方悲剧意识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科学与宗教所追求的理性与超理性、自然与生命、规律与信仰都在悲剧这里有所表现，并获得统一。
【收稿日期：1995－03－20】
注释：
〔1〕我国的许多人都基本上持这种观念， 文中所引出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212页；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205页。
〔3〕参见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112页；乔治·桑塔耶纳《诗歌的基础和使命》， 《美国作家论文学》，第139页。
〔4〕〔5〕〔17〕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23页、26页。
〔6〕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是指语言、经验、记忆、 意向所形成的理解视野，它参予理解的发生，并使理解个体与历史发生紧密联系。
〔7〕《普罗米修斯》，《外国剧作选》第1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8〕亚理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9页。
〔9〕亚理斯多德《政治学》第8卷，第7章。
〔10〕《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11〕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第18页。
〔12〕《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第382页。
〔13〕《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第177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等译， 第122页。
〔1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240页。
〔16〕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2页。
〔1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7页。
〔19〕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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