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理环境对行政的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环境论文,多方面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人们对影响行政系统的社会因素研究较多，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可是对自然因素，即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对行政系统的影响研究很少。自然因素虽不如社会因素对行政的影响那样直接、那样重要，但并不能因此忽视它对行政系统的制约作用。当然，我们不能承认地理环境作用于人类社会——包括行政系统是机械般的因果关系，这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观点。但是，我们也要反对地理环境虚无论，认为行政系统离地理环境远得很，谈地理环境对行政系统的影响就是唯心主义，否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我们认为，重视地理环境对行政系统的影响，恰恰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国家政权的产生，它的性质、状态、行为不能从国家政权自身中找原因，更不能从“英雄”人物身上找原因，只能从经济关系上找原因，经济关系是决定国家政权这个上层建筑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而地理环境又是决定经济关系的基础——生产力中的一个可缺少的因素。所谓生产力，就是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个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二是自然界条件的好坏，是否易于被人类征服，是否易于激发、培养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人和自然界这种相互制约关系构成了人类生产力。列宁关于地理环境对生产力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作用说得很明白，他说：“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①]列宁说的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它社会关系，当然首先包括国家政权及其行政组织在内。可见，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国家政权这个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出发，研究地理环境对行政系统的影响，正是马克思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
研究地理环境对行政系统的影响，既属于行政生态学的范畴，又属于政治地理学的范畴。我国当前在人文地理学中，对经济地理研究较多，对其它方面的人文地理学，尤其是政治地理学研究很少。因此我们研究地理环境对国家行政系统的影响，对深入研究政治地理学也是很有意义的。
同时，我们研究地理环境对行政系统的影响，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功利价值。它可以使行政系统更自觉地适应与改造地理环境，更好地利用地理环境为行政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现代化服务。
一、地理环境影响行政组织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的总速度
首先，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类文明的起源，进而决定国家以及国家行政组织的诞生。
人类的生活、生产离不开自然提供的物质基础，这个自然物质基础就是地球。在这一点上，古代与现代并无差别。只是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只适于居住在最适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地带。故地理环境的好坏决定着人类的发源地及国家行政组织首先的诞生地。
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如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四大文明古国，它们都产生在地球的北温带和亚热带的大河流域地带：埃及的尼罗河，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的恒河、印度河，中国的黄河、长江等伟大的河流地带。这些伟大河流的冲积土形成了肥沃的土壤和平原，有利于农业灌溉、农作物生长，而北温带、亚热带的气候，又最适宜于农业生产。所以在这里最早诞生了人类社会，也最早产生了国家及其行政组织。再如，古代西方文明发源地，即以爱琴海、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希腊、罗马。此地气候温和湿润，交通便利，爱琴海将几百个大小岛屿连成一片，地中海将其沿岸地区连成一个整体，岛屿与沿岸之间一水相连，便于各岛之间的物品交换，产生了以手工业、商业为主的城邦国家及其行政组织。东西文明发源地证明，只有在最适宜人类生产、生活的地方，才能够最早产生国家。当然，不能反过来说，一切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地方，都是人类的发源地。因为人类发源于何地，不仅取决于地理条件，还有其它诸多条件。其次，地理环境还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总的速度以及与此相连的国家行政组织的进化速度。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过于严酷的自然条件不利于人类的发展及其国家行政组织的进步。至今无常住人口的陆地是自然条件严酷到人类无法生存的南极洲，最为落后的国家大多居住在自然条件最差的非洲。除了过于严酷的地理环境不利于人类社会发展外，值得注意的是，过于丰厚的地理环境也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只有利于人类社会的产生。对此马克思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必然性。”[②]又一位西方地理学者说过类似的话：人类产生于热带，而成长于温带。热带有丰富的物质满足人类的基本要求，而它像一个保姆，使人类永远是一个儿童，而温带则提供了人类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南亚是当今世界仅次于非洲的落后地带，其中有些国家自然条件很差，因而落后，而有些国家自然条件特丰，丰裕到人们不需劳动就可果腹的程度，因而它不利于培养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非洲、南亚落后的唯一原因是地理环境；相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仍是社会原因，尤其是资本主义宗主国对它们的剥削是其落后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论地理环境这个原因。为什么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偏偏生长在最适宜人类发展的欧洲和北美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呢？为什么现在的非洲就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呢？如果不承认地理条件的差异是人类社会发展快慢的重要原因的话，那就只能在种族优劣论中去找原因了！这种结论不仅是唯心的、荒唐的，而且是危险的。
其次，我们在这里只是说地理环境的优劣是决定生长其中的国家总的进步速度的重要原因，而不是说地理环境是决定国家的每一次政治、经济变革的直接因素。具体的政治、经济变革虽然要受地理环境的某些影响（如在灾荒年易于激化政治、经济矛盾，革命力量集聚的地方易在当时的政治统治中心地带以外），但基本上是由社会自身原因引起的。因此我们反对地理环境是政治、经济变革的具体的、直接的原因这个观点。但是，我们承认地理环境是制约一个国家的进步速度，即社会变革总的频率、强度的最后原因。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总速度制约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包括行政组织在内的变革、进步总的速度的缘故，而自然地理条件又是制约生产力发展速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再次，我们也无意说自然地理条件差的地方将永远落后，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造、利用程度将日益加深。广阔的海洋，过去是交往的障碍，现在是交往的坦途；现在的沙漠总有一天会变成绿洲。非洲、南亚总有一天会发达起来，南极洲总有一天会有常住人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地理环境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优劣之分，总不能完全地消除地理环境对人类发展的相对限制。
二、地理环境影响古代社会的政体类型及其后来的进化特色
地理环境影响古代社会政体的类型，是通过地理环境影响经济形态进而影响政体类型的。东方文明古国产生在大陆大河流域地带，适宜于发展农业，在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这种农业经济只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小农经济，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父亲在农耕经济中的独断地位，以及小农之间的分散孤立状态，决定了国家政体只能是君主专制，国君如同一国之父，是大家长。恩格斯说过：“古代的公社（即村庄——引者），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③]所以在古代东方从未实行过民主政体，都是实行君主专制政体，而且在较长时间内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这种以个体农业为基础的君主专制政体一直影响这些国家几千年的发展，直到现在这些国家即使实现民主共和政体，还深深打上专制政体的烙印。
而西方文明古国——希腊、罗马的情景与古代的东方完全不同，它们是建立在内海的岛屿之上，各岛地理形势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而矿产却十分丰富，有利于手工业发展；便利的内海交通条件，又利于开展相互交换各异的手工产品，于是自然地形成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商业贸易，产生了一大批以商业为主的城邦国家。而商品经济天然是平等派——等价交换，自由派——自由交换，开放派——要求扩大商品交换范围、市场。反映在政治上，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共和政体。这就是古代希腊、罗马这些奴隶主统治的国家，为什么实行民主政体的根本原因。西方古代的民主政体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历史以及欧洲移民的美洲历史。即使在欧洲最黑暗的中世纪，也不是始终实行完全的君主专制制，其中完全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实行的时间更短。在中世纪欧洲实行过的有限君主专制制、选举君主专制制，是古代东方从未有过的事。所以普列汉诺夫说：“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地理环境影响后形成的。”[④]
三、地理环境影响行政组织的战略决策
行政组织在制定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制定行政组织总体战略决策时，皆要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出发，其中重要的国情就是本国的地理环境，这是行政组织制定战略目标的重要依据之一。如一国盛产石油，就制定了以石油开发为主，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如我国，西部自然条件较差，经济较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为求我国东西部均衡发展，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一二三线地带，制定了改造、振兴东部沿海工业基地，有步骤地开发中部、大力发展西部三线建设的战略目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又面临着太平洋地区经济日益上升，世界经济的中心呈现向太平洋东移的迹象，我国政府又作出了在沿海建立一系列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加入太平洋经济中心区，带动整个内地经济的发展。如果我国没有面临太平洋西岸的沿海城市，就不可能作出这一战略决策。
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与该国的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因其自然资源少，要进口90%左右的原材料，故只能以外贸立国，用外贸带动内贸，中国则不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能以内贸为主，外贸为辅。
一国地理环境还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战略，首先是影响政府的战争与和平政策。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历史证明，不少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掠夺别国的自然资源。如日本侵华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掠夺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前不久的海湾战争，伊拉克企图吞并科威特，美国出兵中东，争夺石油资源是其重要目的之一。
四、地理环境影响行政组织的独立性、稳定性、权威性
首先，一个国家政府的存亡、独立程度，与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无受其管辖的领土面积以及管辖的领土面积大小有关。如在巴、以和谈之前的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政府，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戴高乐政府，都是流亡政府，无法在自己的领土行使管辖权。如果领土面积过小，（如有的国家领土面积只几十、几百平方公里），其政府的独立程度必低，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受比其强大许多的邻国支配。一般说，凡领土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其有着自力更生的物质基础，自然容易受到外国的重视。
其次，一个国家领土的地形、地势、乃至气候对一个国家政府的稳定性、权威性，以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领土形状可分为紧凑型、破碎型、狭长型、多角方块型，或圆型，其中紧凑型、多角方块型或圆型最易于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其国内交通路线最短，最有利于经济的平衡发展，从而也最有利于政府的稳定性、权威性。同时，这种地形也最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易于产生中央集权制，或易于中央政府的政令在全国的统一贯彻。破碎型领土，基本是海岛国家，如印尼是个千岛之国，故其在历史上各岛经常出现反叛中央政府的动乱。英国是一个岛国，历来实行地方政府自治，以满足各岛各不相同的利益要求。再如过去的巴基斯坦，东西分割，最后分裂成两国。狭长型的领土，如智利、意大利，使其南北差距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严重，也导致政治上不易团结。
一个国家的地势有无天然屏障对一国的国防安全、政府的存亡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波兰、法国，其领土虽属紧凑型，其内聚力很强，但由于它们都无有高山大河作天然屏障，故在历史上常遭外敌入侵。古代的罗马帝国四周也缺乏自然险阻，后被蜂拥而来的日耳曼民族长驱直入。而英国、日本、美国，在历史上基本上未受到外国入侵本土的灾难，这与海洋的阻隔不无关系。古代的中国，由于西靠大山、东临当时无法逾越的太平洋，也不便于外国入侵，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连绵不绝的条件之一。但是，在一国之内如有过多的地形阻隔，往往有利于反政府力量“啸聚山泽”，揭竿而起。
气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一个国家政府的稳定性。如俄罗斯由于其严寒的气候，广阔的沼泽和无边的森林，使入侵者望而生畏，拿破仑1814年败于俄国与这些自然因素很有关系。埃及的酷热，也使得当年的拿破仑侵占埃及的企图未能得逞。
再次，一个国家可供开发的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该国政府对外的独立性、对内的稳定性、权威性。自然资源太少，犹如天然库存物资少，妨碍了该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自然资源少，但其对外的便利交通条件得天独厚，使其易于利用别国的自然资源），其政府行使职能的范围力度必然受到影响。反之，一国自然资源丰裕，一经开发，就可由穷国变成富国，其政府对内行使职能的广度、深度均可扩大，对外的独立性亦可增强。中东石油国家就是典型，这些石油富国其社会福利保障程度之广之深，不比欧美国家逊色，其对外主权亦非与昨日相比。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主要是因其生产力、科技水平发达，但与其自然资源之丰裕也有重要关系。
以上所述是地理环境对行政系统宏观方面的影响，同时，地理环境对行政系统的某些微观方面也有所影响。
五、地理环境对国家疆界划分、国内行政区划、部门设置、首都、首府驻地选择的影响
国土面积大小，国家疆界的划分常常受地势的影响。国土疆界常以山脉、河流中心为界，这是最不易引起争端的边界。在一国之内，各个州、省、县的划分，也常由地势走向而分。由地势走向划分国界、州、省界，不仅不易引起争端，而且与宗教、民族、地方人口聚居情况相一致。如果违背这个自然条件，人为地划分区划，尤其是国家疆界，就会人为地制造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地方矛盾。如非洲有些国家的疆界是殖民者按照经纬度划分的，不按地势的自然走向划分，结果是人为地将一个民族拆开或将几个民族凑在一个国家之内，使得这些国家的民族矛盾一直很深。这是因为地势的走向、地理环境的分割与集聚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直接联系。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中心——首都、首府所在地的选择与地理位置、地势乃至气候都有相当关系。各国历史上的首都大多是易守难攻之地，不易被外国人侵占。因为首都被敌国侵占，标志着一国政权的灭亡，给人们政治心理以极大的打击。中国古都和地方政府首府护城河的修建，便体现了人造地理屏障保护首都、首府的意识。同时，首都的地理位置最理想的是既处在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带，又有利于控制最易于出事的边疆。如我国的汉唐时期定都西安，一是为了控制当时汉文化的核心区，二是与西域接近，便于控制易于出事的西北部边境；元明清定都北京，一是适应了当时汉文化中心东移的需要，二是为了控制当时易于出事的北部及东北部边境。当然，对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而言，首都、首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日益减少。但只要未达到山区与平原同样交通方便的程度，首都、首府对地势的选择仍然是很重要的。另外，气候条件对首都地点的选择也有相当影响，各国的首都一般都选择气候相对温和的地方，酷热、严寒皆不适宜国家首脑机关繁忙的工作。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极大的关系，而城市一般都是一个地方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其中天然的水上交通条件对城市的形成非常重要。在古代、乃至现代世界绝大部分大中城市，几乎都是处在江河海洋的沿岸。同时，过于严寒、干燥、酷热的地方不易形成大城市，因人口的自然流向地是交通便利、气候良好的地方。
政府管理部门的设置，与地理环境亦有一定的关系，凡对一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地位的某项自然资源，政府都设有对该资源的专门管理部门，如中东海湾国家都设有石油管理部门，我国山西省设有煤炭厅，海岛国家决定其海防特别重要，故对海军的建设特别重视，如此等等。
总上所言，地理环境对行政系统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类只要生存在地球之上，因而，便可以说地理环境对人类、对行政系统的影响就不会终止。但是也要看到，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地理环境的能力将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对人类、对行政系统的束缚将越来越小，人类的相对自由度将越来越大。比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资源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源，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它可以弥补本国自然资源的某些不足。只要该国信息资源充足（主要是科技信息），就可以利用世界市场，进口外国自然资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许多欧洲的小国和日本富强的原因。这同时也说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以扩张领土的办法争夺自然资源的必要性。如此等等，都说明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行政系统的影响在逐渐减少。希望将来会有一天，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只会影响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多样性，谈不上优劣之分，正像各人的不同性格一样。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
②《资本论》第1卷，第55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20页。
④《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