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及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中国论文,方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0）03－0005－09
一、改革开放关键阶段的中国城市命运
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相一致，中国城市发展也开始面临最艰巨的考验和选择。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与超常规发展直接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城市化过度”，人口密集、交通拥挤、房价飙升、卫生与教育资源紧缺、就业与发展机遇竞争加剧以及都市精神生态的恶化，使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障碍甚至是困境，而当下城市中频繁发生的各种突发性、极端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看作是预示着未来更大动荡的“青萍之末”。另一方面，从中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据估计至少还要持续35年左右[1]，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因而中国城市的发展质量与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2]205此外，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不利影响，因而可以断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艰巨的挑战，其命运充满变数并难有喘息之机。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或危急关头，最重要的并不是已经或即将出现的问题与矛盾，与之相比，最重要的是如何为中国城市发展找到科学的发展观与理性的参照系。正如荀子说：“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议兵篇》）只要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完全有可能在多方艰难中开辟出城市发展的新境界。在我们看来，这种寻找与探索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由于西方城市发展在前，这既具体表现在西方城市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也浓缩在西方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成果中，因而认真研究西方在这两方面的得失成败，是选择中国城市发展理念与战略的重要参照系；其次，中国城市当然有其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新中国，无疑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母体，因而在经历了60余年的曲折探索与开拓发展之后，中国城市也积累了重要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思维与现实经验，对此及时地予以归纳与总结可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一个基础或基本构架；再次，“文须有益于天下”，以当代世界的都市化进程为背景，借助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资源，立足于新中国城市化进程，在正确认识其发展的深层问题与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与战略模式，切实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转型与创新，为最终探索一条又快又好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理性积累，并为同样陷入巨大现实困境的世界城市提供一些积极的启示，是我们研究新中国城市的历史进程及其现实发展战略的主要目的。
二、西方城市化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当代阐释
英国诗人库泊有一句名言：“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这是很有见解的。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都比较简单的农业社会相比，集聚着大量财富与人口、复杂的社会与权力体系、多元的感性欲望与需要的城市，已不可能仅仅依赖上帝设置的“自然律”自发地演化和发展，而主要依赖于当代人更高级、更复杂的有意识地规划、设计与建设。在传统农业文明中，由于整个社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很高，所以古代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城市发展之所以越来越快，正可以归结为人类理性智慧与力量的解放与强势扩张[3]。城市化进程，特别是作为其当代形态的以“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是人类有史以来范围最广阔——涉及全球、形态最复杂——包括了所有城市及广大农业地区、影响最深刻——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心态的社会发展形式。对于像中国这样农业人口众多、工业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更需要悉心研究与正确认识这一当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惟此才能少走弯路、降低成本、实现科学发展。
由于城市化进程启动得早、发展得充分，西方城市社会学在知识谱系上也相当杂多，不同学者与流派差别较大，但从深层结构上讲，却大体可划分为三种模式，即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人口论”、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和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文化艺术论”。对它们进行充分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可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直接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参照。一是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人口论”。“迄今为止，人们把‘城市化’定义为一种人口现象，即城市居民百分比的增长过程。”[4]270。人口论是城市化最基本的研究与测评方法，至今仍十分重要并广泛使用，如我们常用的城市化率或城市化水平就据此而来。但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对这个已使用多年的概念还可以做些补充，一是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乡镇升格为城市、大城市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导致了当代城市化进程在时间上的“飞跃性”与在空间上的“测不准原理”。二是人口的都市化现象。都市化进程迅速打破了人口与资源流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使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甚至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迅速地集聚。二是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J.沃顿（John Walton）提出了“新城市社会学”（New Urban Sociology），认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再是人口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5]。新城市社会学与传统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关注重点从人文生态向政治经济结构，它超越了城市发展的自然有机进化论，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城市社会的现实维度上。三是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艺术文化论”。如芒福德所说：“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6]132如果说传统城市社会学把城市理解为“生物世界”，新城市社会学又有“政治经济决定论”的嫌疑，它们在总体上倾向于科学与实证，那么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则是对它们的重要超越。由此可知，芒福德提出了一个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不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是经济总量与财富的聚集，而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
由于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上述三种理论与中国城市经验肯定不会完全是“对号入座”的。但这也不意味着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西方逻辑”与作为特殊经验的中国城市历史无关。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从西方城市社会学中获得足够的解释工具和分析方法，同时，也可以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经验来检验、丰富和创新西方城市化理论。具体说来，如“人口论”对人口的重视之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语境。如“政治经济论”对政治权力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的揭示，既与中国古代城市一直受制于其时代的政治结构，也与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观相吻合。而作为代表着未来和理想的“艺术文化论”，不仅对于我们总结新中国城市化的得失利弊，以及筹划未来的中国城市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启示，同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理论自觉与新的战略目标。由此可知，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化理论，尽管不是很全面，但却可以构成我们正确认识和宏观把握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理论参照。
三、新中国城市化的经验形态与创新
中国20世纪中前期以政体转型与建构为中心的近代化主题、20世纪后期以经济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现代化主题以及21世纪初开启的以都市化为中心的后工业化主题相对应，新中国城市大体上经历了政治城市（1949～1978）、经济城市（1978～2005）与文化城市（2005年以来，以“宜居指数”、“生态指数”、“幸福指数”等城市发展观为标志）三种城市化模式。对这些模式本身的构成及相互关系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阐释，不仅可以丰富西方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知识，还可为在当下飞速甚至超常规发展的中国城市提供新的资治通鉴。
1.政治型城市化（1949～1978）
1949年，中国人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发电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钢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产品只有0.83公斤。[7]
新中国的城市化正是在这样的贫困现实中起步的。从城市传统而言，中国古代城市主要可分为以都城为代表的政治型城市和以江南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型城市，其中前者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从城市功能上看，政治型城市的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财富与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保持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型城市总是限制、压迫经济型城市的规模与实力。近代以来，尽管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带动与影响，以现代工商业为主要职能的中国经济型城市有所发展，但由于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持续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东西方长达30年的军事对峙与意识形态冷战，使政治需要仍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新中国的头等大事，并对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复杂影响。我们知道，现代工业是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支柱与引擎，并重建了现代城市的空间与功能。但与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不同，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政治需要始终是决定中国城市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各种强大的政治需要支配下，以解放初期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以及很快出台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为象征，新中国城市在近代积累下来的经济功能出现了严重萎缩，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从经济型城市”向“政治型城市”的历史倒退。
政治型城市是新中国第一种城市化模式，其历史大体上可以界定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内。在认识这长达30年的以政治型城市为主题的城市化进程时，西方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恰好可以为深入认识其本质提供语境。新中国的政治型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需要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需要、带有明显“逆城市化”特点的城市化模式。如果说，非农人口与非农经济方式是城市区别于乡村最基本的特征，那么，政治型城市化的核心功能即在于按照政治需要而不是城市发展的自然本性去控制非农人口与非农经济的增长。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迅速形成的严格的军事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资源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型城市化模式的本质与主要特征。具体说来，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正式颁布实施，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并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8]，这一举措以城乡二元分割为核心成功地实现了对全国人口的军事化管理。此外，在城市面临生活资料不足时，新中国还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政治措施减少城市人口。如1960年代末期的城市人口大迁移就是出于军事上的“备战”需要。[9]如果说，以人口管理为中心压抑了城市规模的扩展，那么在计划经济这一以政治需要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则顺利实现了对固有城市资源的控制和军事化管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速度缓慢，有时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如当时工业经济与现代商业相对发达的上海等大城市，在其工厂设备及技术人员以支援“三线”为名目纷纷被迁至内地之后，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逆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化水平不升反降。
政治当然不可能脱离经济，所以在政治型城市化进程中，也不是完全拒绝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城市经济，而是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城市经济发展纳入政治需要的框架下。由于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始终是威胁新中国的最大问题，因而新中国必然要在现代工业体系中选择率先与重点发展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制造业，“以开始于1958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为例，模仿苏联提出‘以钢为纲’的工业发展主导方针，导致了‘城郊农业遭到削弱，轻工业发展不足，商业被忽视’等‘城市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此后十余年间，虽然也经过了一些调整，但重工业偏向的发展方针仍未得到根本纠正。‘三五’和‘四五’期间，更是战备压倒一切，对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建设比以往更加重视。”[2]73由此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城市经济生态与结构，不仅在当时就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也由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失衡、服务业的全面萎缩，使中国经济结构直到今天仍处在艰难的调整和变革中。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户籍制度”还是“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干扰和扭曲了城市的经济本性。城市是最活跃的经济体，自古以来，人们来到城市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城市的本质在于可以提供丰富的消费与交流活动。现代城市是生产与消费的高度统一，一方面，通过现代工业制造出丰富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通过城市中集聚起来的人口及其消费推动着现代工业的再生产。但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把城市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故乡，并以“将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为目标，直接解构了城市生产与消费的内在的统一性，把它们强行限定在一个低层次的和谐中。由此可知，政治型城市化在本质上还改变了城市的本性。如强调城市为统治阶级的需要服务，城市的文化职能、经济职能和流通职能等被强势的政治职能掩盖，使城市被框定在规制和等级中，甚至退化为农耕文化和传统等级制度的载体[10]89。
如果说，任何一种城市化模式都是兼有利弊的，那么也可以说，对人口流动和经济资源的军事化管制，对于新中国巩固新生政权、减轻经济压力、稳定社会都十分必要，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这并不能掩饰其内部存在的问题与危机。政治型城市化的最大问题在于干扰、扭曲了中国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并由于“不进则退”的竞争原则而日益影响到中国20世纪的发展。由于在政治型城市化进程中，作为经济实体的现代城市功能受到的损害最大，因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以“建设四个现代化”为历史起点，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启动了从“政治型”向“经济型”的模式转型与推进。
2.经济型城市化（1978～2005）
政治型城市化进程给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了很多的后遗症。首先是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如解放前的上海曾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工业，但在政治型城市化模式的影响下，这个工业中心城市开始了严重的退化，以至于在新时期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的经济状况依然积重难返[11]569－570。除了城市经济受到影响，值得关注的还有城市生活本身。上海曾是中国现代文化中心，有丰富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资产和重要的文化影响力，如20世纪以来深入中国社会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以及西方礼仪文化、餐饮文化、节日文化等生活方式资产。但建国以来中西意识形态冷战及国内城市政策的影响，使以海派文化为代表的具有浓郁西方风格的上海都市生活方式受到重创。以上海1970年代的住房与交通为例：
“文革”期间，上海新建房屋数量锐减，平均每年只建房25.2万平方米，比“文革”前的一半还要低；旧有房屋严重失修，每年大修房屋面积仅163.9万平方米，只有“文化大革命”前的48％，欠租现象急剧上升，新增欠租4314万元。
……
70年代以后，市内主要公交路线上行驶的车辆经常人满为患，车辆晚点、脱班成为家常便饭，广大市民深感不便，怨声载道。[11]555
在某种意义上，上海只是当时中国政治型城市状况的一个缩影。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由于城市经济是整个现代国民经济的主体，因而城市、特别是工业中心城市出现的问题，在实质上牵涉着整个国民经济及整个国家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需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需要，恢复经济生产和解放生产力也成为每个城市在新长征路上的第一要务。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城市经济或城市的经济功能受到空前的重视。以上海为例，1985年2月8日，在《国务院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的通知》中，特别强调了“把上海‘国民生产总值’作为首要指标”，可以明显见出中央政府对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视甚至是某种焦虑。正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一种经济型城市化模式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迅速形成。与政治型城市不同，经济型城市是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时间可界定为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5年建设部“宜居城市”的提出这一时期内。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城市商业与服务功能的全面复兴以及城市建制与城市人口的迅速扩张，构成了经济型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经济型城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使现代城市日益复归于其作为最活跃的经济体的本来面目。二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直接刺激了城市建制与城市人口的增加，使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高度发展时期。在1978年新时期开始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低于18％。但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充分发育后，中国目前已有近一半人口完成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进化过程。
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30年间的高速与持续发展，不仅极大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其现代形态的结构转型与本体创新，同时也为中国、亚洲与世界的可持续与更高水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还要看到，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题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不仅从一开始就存在，特别是在当下正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首先，经济型城市化是一种建立在对能源、资料恶性损耗基础上的畸形经济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翻两番，是以能源消费的翻一番为代价的。而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中国有限的资源与环境已不可能再支持这样消耗巨大的经济增长。在“十一五”规划伊始，中国政府就充分意识到粗放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巨大压力，并及时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很显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及能源与资源消耗大户，中国城市面临的将是比一般农业地区更大的挑战与压力。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以占全国1％的土地和6％的人口，创造了20.7％的GDP、23.3％财税收入、37％的外贸进出口贸易额和34％的累计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当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和发动机。[12]1但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和沉重的。有关研究显示，耕地锐减、工业用地“贱卖”、开发区和大学城的盲目扩展、水资源恶化、城市规划急功近利，已成为长三角城市化的五大弊病。[13]
其次，在经济型城市贪得无厌的扩张中，直接导致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基本口号的城市“大跃进”。城市不切实际，盲目求新求大，其结果正是芒福德反复提醒人们要警惕的“罗马化”——这一当代城市发展的“坏理念”：“工厂和市场的规模标准很快传播到大都市的每一个其他机构。要有最大的博物馆、最大的大学、最大的医院、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银行、最大的金融集团和公司，这些都成了大都市的基本要求，而生产最大数量的发明、最大数量的科学论文、最大数量的书籍成了大都市成功的标记，正如匹兹堡（Pitteburgh）和埃森（Essen）生产了最大数量的生铁那样。”[4]544有关统计表明，1995年，约有50多座中国城市打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一类的旗号；1996年，有75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3个。既包括特大城市上海、北京以及所有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同时也包括规模次一级的深圳、厦门、大连、珠海、苏州、无锡、青岛、烟台、威海、连云港、南通、汕头、九江等，甚至如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中小城市，也给自己贴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标签。[14]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在当下甚嚣尘上“罗马化”发展理念，是中国城市普遍出现规模失控、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调的根本原因。作为一种扭曲的城市发展观，其问题正如中科院院士陆大道的总结：首先就是速度过快。主要问题出在“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太快；其次，人均建设用地过大，已经达到130多平方米，占用了大量耕地；三是公共设施过于奢侈浪费；四是建设性破坏，对城市面貌和文化古迹带来很大破坏。现有城市建设布局的失序乃至失控，将导致耕地和水资源等重要资源被过度消耗，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这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15]
所谓“过犹不及”，正是在“国际大都市”战略受到各方面严厉的批评之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转向另一个目标，即以宜居、幸福、生态、可持续等为评价尺度的文化城市。在深层意义上，文化城市与芒福德的人本主义城市化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可以说，在经过了60余年的曲折探索之后，中国城市在发展理念上才开始走向“以人为本”，当然，这也可看作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水平上向曾实现过城市本质的希腊城市的回归。
3.文化城市（以2005年建设部批评“国际化大都市”、提倡“宜居城市”为标志）
如果说，政治型城市化的问题在于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的萎缩与城市人口的下降，那么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则对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生态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由于这在本质上直接威胁到“美好与有意义生活”的城市本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经济型城市化在严重污染都市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因其越来越严酷的竞争使都市人恶性透支了他们的健康资本。有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城市共有近35.8万人死亡于大气污染。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与健康损失，已占中国GDP的7％。[16]都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人可以想到当年恩格斯揭示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09年以来，“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有媒体把在这些城市生活称为“伪幸福”。[17]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传统中美丽、富裕的江南城市，在经济型城市化进程中，其居民的幸福感却每况愈下。一份调查指出：“照理说南方环境较有优势、经济比较发达，幸福感应相应较高。但令人意外的是，南方人没有从怡人的气候和发达的经济中体会到更多的幸福，北方人却能在严酷的气候和稍欠优越的生活中自得其乐。其中，华北地区幸福感最强。”[18]这个结果并不奇怪，尽管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但由于这种经济型城市化是建立在对外恶性损坏资源与环境、对内以严重透支生命成本为基础，就如同浮士德为了获取感性享受必须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一样，因而其最终的感觉必然是“回头试想真无趣”。这对于希望在城市中过幸福生活而拼命工作的当代人，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反讽。
随着经济型城市化各种后遗症在中国的大量涌现，人们开始了对当代经济城市发展模式的质疑、反省和批判。因为在根本上涉及城市本质和人生价值等问题，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城市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经历了片面追求物质发展这一现实异化之后产生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觉醒。其中，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可以说是最早的觉醒者之一。一生致力于“富民”的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末这样表达心声：“美好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吃饱穿暖的生活。……除了物质的需要，还需要art，也就是艺术……这是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的生活，也是人类今后前进的方向……”[19]在费孝通先生对美好生活的认识与阐释中，揭示了城市经济功能与其文化本质之间特有的复杂关系。文化与经济是天生的一对“冤家”，并且常常是不和谐的，从中国诗圣杜甫感慨的“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醉时歌》），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揭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原理[20]48－50，向人们表明的都是这一点。但就整个历史进程而言，经济型城市对其文化功能的损害却是史无前例的。以发展在前的西方城市为例：首先，现代城市的主要发展模式可归结为“单兵作战”或“孤军深入”，这虽然在某些方面容易形成优势并在某些年代造就了城市的辉煌，但由于其发展模式固有的“片面的深刻性”直接导致了“单子化的城市”，因而，如同以“他人就是地狱”为生存理念的现代个体一样，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恶性损耗及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博弈，必然要成为经济型城市化挥之不去的噩梦。当今世界发展在环境与资源上面临的巨大压力与困境，实际上就是由经济型城市化进程一手造成的。二是经济型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型城市”，与“政治就是命运”的“政治型城市”相比，尽管它充分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和传统个体受压抑的欲望，在人类历史上表现出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要看到，出于“经济型城市”的本性，不仅其进步主要体现为物质力量的增长，同时，作为物质力量增长的代价则是人性的普遍异化。在有消费社会之称的当代都市中，现代资本家对物质财富不择手段的追逐则演变为都市人对奢侈生活方式的普遍狂热。这在直接损害城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及城市人精神生态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深度解构了“提供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在当代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中，西方现代城市的这两大主要问题不仅普遍存在，在很多方面还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济的强烈现实需要，则是其深陷于“经济型城市化”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型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因而，探索与改造其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世界价值。经济型城市化在把人类城市家园推向极端危险的深渊边沿的同时，也促使在经济狂热中“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都市人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城市的本质。在这一背景下，芒福德的“艺术文化论”很快成为思想主流并直接渗透到当下的都市化进程中。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是提供美好生活的现实空间，而追求美好生活则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城市的本质在于，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同时还要使人感到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至于如何在表面上已患“不治之症”（如西方一些城市社会学家把城市治理看作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大都市中实现美好的生活，芒福德和费孝通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的。前者提出了“灵妙化”（etherialized）新理念，其主旨有二：一是控制在经济刺激下已过于臃肿庞大的都市规模，二是重建在当代大都市中“丧失的精神实质”[21]；后者则寄希望于在“科技兴国”之后，来一次更伟大的“文艺复兴”。现实的困境与理性的智慧，最终聚集于在经济型城市化进程中被严重边缘化的文化艺术等城市的非实用功能上。同时，近年来一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在那些率先发展、经济发达的都市化地区，也为其文化艺术建设积累下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最先以“宜居城市”为战略目标揭开文化型城市化进程的是首都北京。2005年1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将北京的发展目标明确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是“宜居城市”概念在国内的首次亮相。至2005年7月中旬，在全国城市规划修编工作会议上，“建设宜居城市”正式纳入城市政策体系，“宜居城市”在全国100多个城市迅速推广开来，成为2005年中国城市发展的十件大事之一[22]。2006年9月，由建设部批准立项、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组织专家编写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初稿完成，将“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初步分六个方面：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其中每个方面又包括若干子项和指标，如环境优美度中包括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城市景观等三个子项，而生态环境子项又包括空气质量、城市绿化覆盖率等10个指标[23]，使“宜居城市”建设具有了很大的可操作性。作为“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全面展开，2007年春夏之交上海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这既是对在“硬件”方面已确定的“四个中心”的重要补充，也是在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方面的重大战略目标。[24]如果说“大”和“都”主要是为了与上海的城市规模与身份相匹配，那么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文化城市”这一新的城市发展理念。文化城市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与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相比，以文化艺术为核心功能的文化城市最能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高度，是兼顾了传统与未来、政治与经济、最适合主体需求和城市本性的科学与全面发展模式。
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代要求下，作为粗放的、片面的、低质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与世界潮流的“经济型城市化”的天敌，文化城市不仅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城市在发展方式上正面临着结构性的转型与战略性创新的机遇。中国的国情一方面是农业人口巨大、资源相对紧张，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历史悠久与资源丰富，文化城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否可以实现。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建设文化城市并不排斥城市的政治与经济功能，而是以文化发展为主题对城市诸要素的科学配制与优化，并最终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1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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