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史，是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却很少系统地检视这部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篇章：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本来是由汉族文论和少数民族文论共同构成的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却成了汉族（或者说汉语）文论的同义语。本世纪80年代以来，终于有一批拓荒者陆续走进了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用默默的耕耘，去换取思想的果实。然而，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是怎样发展的？其前景如何？等等，尚存疑惑。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回答。
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开始便是由生产决定的。”〔1〕任何民族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也都是由该民族文学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无论是哪个民族，人们创造文学的最初动因，是通过文学去表达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但同时，人类在无意识中又创造了一个召唤自己去探索的艺术世界。伴随着文学创作的产生和发展，又有了文学理论的出世和成长。文学理论实际上就是人类对文学的沉思，也就是人们对于自己面对文学的世界而提出的一系列命题所作出的回答。还可以这么说，文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召唤文学理论的诞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总是在相互激发、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的。
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汉族文学是它的主干，各少数民族文学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我国各少数民族创作了浩如烟海、形态各异的文学作品，诗歌、小说、史诗、散文、戏曲文学、民间文学，种类相当齐全，而且在某些领域，占据着中国文学史的核心地位。譬如史诗，“我国许多民族都以富有史诗或叙事长诗著称，例如傣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傈僳族等等。彝族也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建国至今，彝族发掘出版的创世史诗、长篇抒情诗、叙事诗似乎是最多的，发表最早，作品分布的地区也很广。”“彝族产生了这么丰富动人的长诗短歌，能够没有诗论、文论吗？”〔2〕不仅彝族， 对整个少数民族我们都可以发出这样的疑问。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拥有文学创作历史的民族，会在理论上留下一片空白。这样一个推理在理论上人们也许不难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论特殊的存在形态。这个问题解决了，人们就不会面对大量的少数民族文论遗产视而不见，就能发现一个个具有广阔开拓前景的理论的矿脉。
在西方，自亚里斯多德以降，文论家们一直坚守着一个牢固的信念：文学如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结构，因而文学理论必须立足于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分析性、思辨性。体系完整、概念周全的理论著作的产生，往往被视为某一学科或某一学派得以确立的标志。与西方文论家不同，我国汉族文论家，历来重经验实感的形象描述，往往点到即止，不作详尽的阐发，表现形态多是随笔式的诗话、词话、曲话等。如果我们用西方或汉族文论的存在形式为范型去寻找少数民族文论，那么，所得势必很有限。因为许多少数民族文论家，在表述自己文学见解的时候，选择了一些特殊的形式，它不仅有别于西方文论，而且与汉族文论也不尽相同。比如在汉族文学中，一些篇幅较长的诗，前面往往有一段小序。如《孔雀东南飞》序，这种小序，一般用散体文写成，多交代本事及创作缘由，没有多少文论色彩与价值。在少数民族诗歌中，也有这种小序存在，它不仅是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可视为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微型文论，如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序诗、彝族《木荷与薇叶》歌头和《卖花人》序歌等。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少数民族文化中，存在一种科际融合的现象，在许多理论著作中，包容着多学科的内容，它们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岩锋在论及傣族文学理论时指出，由于傣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保持着原始的联系性，物质生产的知识和精神生产的知识并未分离，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西方人习惯于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单元不同，傣族人民更习惯于把人类知识看作一个不要分割的整体。这种观念造成了傣族人民特殊的多元混合型的知识结构。这就使得傣族历史、哲学等著作中包涵着文论见解，而文论往往包容着历史、哲学等学科知识。 〔3〕彝族也是如此。彝族古代的“大君师”举奢哲，一生扮演着多种角色，他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文论家，又兼通音乐和工艺美术。他的名著《彝族诗文论》，不仅谈论了文学创作，而且还谈论了历史和医学的写作以及工艺制作。这种情况在汉族文论中虽有存在，但基本上只限于哲学与历史著作。这就告诉我们，探寻少数民族文论，必须突破西方和汉族文论视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搜罗钩沉。
少数民族文论与西方文论和汉族文论，在存在形式方面，另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许多理论思想都寄寓在口头文学之中。任何民族都有口头文学；自从有了文学，就开始有了说明文学现象的言论和观点。在书面文论出现之前，它们往往寄寓口头文学之中。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口头文学的记录，其中就包含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美”、“刺”见解。后来，由于汉民族文化的迅速发展，书面文学理论日益发达，口头文论便降为次要地位，并逐渐从汉民族文论史中隐去；即使人们还可以从民间或典籍中搜寻到部分口头文论资料，也由于它们从整体上来说，已无法在博大精深的书面文论面前显示出思想的独创性和新颖性而丧失了在文论史上的重要位置。相反，对于一些历史进程较为缓慢的民族来说，书面文论往往处于起步阶段，甚至还没有书面文论；即使那些已有的书面文论，严格说来，也还是用文字记录的口头文论而已，因而，在这些民族的文论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口头文论。这些口头文论，有的比较系统，具有初步的“论著”形态，如傣族老赞哈歌手讲授傣族文学的口头讲义，但更大量的文学见解，则散布于传说、故事、歌谣、谚语、格言等各种体裁的口头文学作品中。这些口头文论，是少数民族文论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也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可缺少的钥匙和参照系。因而，我们不能用看待汉族口头文论的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口头文论。少数民族口头文论在少数民族文论中的价值，远远大于汉语口头文论在汉族文论中的价值。从一般情况来看，如果说，那些以口头文学为文学主体的民族，其文论的主体一般也是口头文论，这种对应的关系，完全符合恩格斯关于科学与生产的关系的论断。
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必须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以此同其他学科相区别。汉族文论和少数民族文论的区别，主要不在于文论的民族归属，而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特质。
在人类所提出的所有文学命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任何一个文学理论体系，都必须首先面对这一命题作出自己的回答。人们一般认为：西方文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倾向于摹仿论，汉族文论倾向于表现论，由此形成了两个文论体系基本的分水岭。那么，在中国文论内部，汉族文论与少数民族文论的基本区别又在什么地方呢？整体观之，它们都倾向于表现论，认为文学是情志的表现，但是它们又有不同的一面。汉族文论多是从情与理的关系来考察文艺的本质属性，强调情理的统一，而且它所主张的情感始终被束缚在封建道德的范围之内。《诗大序》提出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权威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封建时代的汉族文学创作。当我们以汉族文论这一特点为参照去审视少数民族文论的时候，它们的相异性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视野里了。诚然，在少数民族中，也有用汉语写作的文论家，在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上，自觉与汉族文论认同，但总的来看，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在阐述情感表现的时候，并不过分强调“情”与“理”的联系。他们并不认为文学所表现的“情”都必须受到政治伦理的规范；相反，他们强调的是情感的原生性和自在性，认为文学应当是人类纯真性情的表现。回族文论家李贽就认为：文学贵在表现“童心”。所谓“童心”就是“真心”，即合乎人的自然天性的真纯的思想感情。失却了“真心”，就失却了“真人”，从而也就失却了真文学。李贽这一观点不仅划清了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界限，而且与那些主张表现个人真情的汉族文论家的观点亦有区别。另外，在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上，少数民族文论还呈现出汉族文论所少有的思想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傣族文论家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中，提出了摹仿说的观点，认为文艺是对自然的摹仿，是自然开启了人类文艺创作的潜能。同时他又认识到文学的表现性质，意识到摹仿与表现的相关性和统一性。这就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与汉族文论不同的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主要是一部诗歌史；一部中国古代文论史，也主要是一部诗歌理论批评史。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汉族诗歌，以抒情诗为主体，汉族诗论，也主要是抒情诗论。从开山纲领“诗言志”立说，到陆机《文赋》倡“诗缘情”，后之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直至王国维《人间词话》，数以千计的诗论著作，无一不专注在抒情诗的海洋中探宝揽胜，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抒情诗学理论。汉族叙事诗创作薄弱，堪称长篇史诗者至今未曾发现。汉族民间虽有叙事长诗，亦数量很少，且远不足以动摇抒情诗在诗史上的霸主地位。面对这样的创作实践，汉族诗论家们，虽有探索之功，却没有驰骋思维的广阔天地。汉族叙事诗创作的贫乏，决定了汉族叙事诗理论的贫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少数民族叙事诗创作的异常繁荣。现有55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古老的叙事长诗。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举世罕见。据初步调查统计，仅哈萨克族拥有叙事长诗二百五十部，而傣族则多达五百部。至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更是闻名世界的叙事长诗佳作。在这样特殊的文学沃土之上，产生了丰富的叙事诗诗学理论，并构成了独立系统。这些理论既大量散见于作品本身的诗序、诗尾及单篇文字，也存在于一些民族流传下来的文论专著之中。已经翻译出版的《论傣族诗歌》、《彝族诗文论》、《论彝族诗歌》及《论彝诗体例》等，无疑都是它的代表作。在这些各种形态的文论中，少数民族文论家们，不仅认识到叙事诗具有的诗歌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叙事诗创作的特殊规律也有充分的认识。
文学的本质问题，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诗歌是中国文论核心的研究对象，仅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坚实的结论：少数民族文论学科，拥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常识告诉我们：科学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知识长期发展的结晶。因而每一门学科，都必然拥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体系。少数民族文论学科也是如此。
由于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无论在经济和文化上，它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人们习惯上总是把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集合体而与汉族并举。当我们讨论少数民族文论知识体系的时候，首先也是着眼于各少数民族文论集合的知识体系。
我们看到，几乎在文学理论的所有领域，少数民族文论家们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许多独到的思想。如前所述，在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上，少数民族文化家们强调表情的真挚性和原生性，而且认识到文学摹仿的本质及其与表现的本质相统一的一面。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少数民族文论家们不仅指出了文学辅助政治、道德教化和美感愉悦作用，而且更强调文学传播知识、启人心智、为民众“引路”的作用。在对创作规律的探索上，他们强调灵感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关于叙事文学中人物塑造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问题、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等课题的思考，成为中国古代典型理论研究最辉煌的成就。关于文学的起源问题，少数民族文论家的见解，表现出少见的思想的丰富性，他们认为文学的起源与摹仿、与劳动、与宗教、与人类语言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文学的发展问题，少数民族文论家们，不仅认识到文学的发展受到外部和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强烈地意识到本民族文学是整个中华文学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学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不是与其它民族的文学隔绝的封闭的艺术王国，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关于诗歌创作，少数民族文论家们，不仅建构了比较完备的叙事诗理论，而且从各自民族诗歌的实际出发，对诗歌的类型和格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另外，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十分关注文学翻译问题，在翻译的功能、翻译家的修养、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文体风格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深度的见解，成为少数民族文论中一个特色鲜明的组成部分。总之，在整个文学理论的田野上，少数民族文论家都留下了他们耕耘的足迹，把他们的思想见解集结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完整的知识体系。
当然，我们所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论是个集合概念，它包括了除汉族以外的所有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民族文学资料发掘工作的不平衡性，不同民族文论的实际状况相差极大。有的民族的文论，只是一些零零散散的片言只语，缺乏系统性；而有的民族的文论，却已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彝族。彝族文论用来作为理论符号的许多概念，诸如骨、肉、血、风、主、体、根、影、平、扣、连、对、立、惊、采、神、色等等，与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文论和汉族文论的概念术语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去甚远。而在这众多的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主”。它是彝族文论的理论母题，它与其他许多概念如干、体、题、骨、景、韵、根、影等相组合，便派生出新概念，如主干、主体、主题、主骨、主景、主韵、主根、主影等。由此可见，彝族文论体系有着独具的特色。实际上，任何一种概念体系，都只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都只是体现了人们对文学现象的某一种认识，并不能与文学的规律划等号，也就是说，不可能完全涵盖文学的规律。文学有如一个多面体的水晶，它接受来自不同角度的理性阳光的照射，就会折射出不同的思想光彩。少数民族文论独特的理论体系，正体现了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对文学特殊的思考和认识。它有别于汉族文论，自然也就不能被汉族文论所替代和包容。它们与汉族文论并存，才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完整性。
二
综上所述，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完全具备一门独立学科所必须具备的三大条件，即具有社会实践的基础、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当然，这些条件只是一门学科形成的基础，或者说是一种可能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人们有意识的主观建设，才能使可能变为现实。吴宝康教授在论及一门科学成长时说：“任何科学知识的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到高历史发展过程的，有一个从不完美到逐步完美、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从肤浅到日益深刻的过程。”〔4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也经历了并继续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这门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大致上可以以1992年为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初到1992年，这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文论学科的初创时期。对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是这个时期研究工作的主旋律；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为学科的建立奠定基础的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论，虽然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但是，它却在研究者们的视野之外沉睡了千百年，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开始涉足那片丰饶的原野。1980年11月5日， 郭绍虞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他以富前瞻性的口吻，向研究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向学术界传递了一个令人欣悦的信息：“兄弟民族的文艺理论也有所发现”。从而敲响了向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领域进军的锣鼓，使学术界猛然意识到还有一大片长期被忽视的文论的原野等待着人们去开发。郭绍虞先生的呼吁，很快便得到回应，一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及汉族研究者率先迈进了那片宽广的天地。尽管筚路蓝缕，困难重重，还是很快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收获。1981年，云南出版了岩温扁搜集翻译的《论傣族诗歌》，这部据考产生于17世纪的文论专著，对文学，尤其是诗歌作了多角度的思考和阐述，提出了不少精辟的、甚至可以说具有时代高度的见解，是少数民族文论宝库中的珍品，也是傣族人民对中国古代文论史的重要贡献。这是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因而引起了研究界的关注。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人们了解傣族的文学思想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而且在于使人们对少数民族文论宝库开掘前景的乐观猜测和推想得到了初步的印证，给有志于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者们以有力的激励和鼓舞。在《论傣族诗歌》问世的同一年，内蒙出版了巴·格日勒图的《蒙古族文论选》（1721—1945），这是第一本少数民族族别文论选，无疑具有重要价值。1985年巴·格日勒图又编了《蒙古文论精粹》，可惜至今未见两书汉译本出版，是个遗憾。在这之后，1987年，新疆出版了由买买提·祖农、王弋丁等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以下简称《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论选本，尽管由于其草创性质，不可避免地存有选文不够全面精粹、注释和说明偶显粗疏等缺憾，但它的价值和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是多民族学者合作的成果。这表明，《文论选》的主编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这样一项涉及不同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背景的系统工程，仅靠哪一个民族的学者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依赖各族学者的精诚合作、协同作战；其次，它体现出一种崭新的开放性眼界。《文论选》的主编们认识到：各少数民族文论，既有各自的特殊性，彼此之间又有许多共同性。族别文论与少数民族文论是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关系，前者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必须走向高层次的综合研究，即把各少数民族文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就必须首先做好最基础的工作：综合性的资料汇编；第三，《文论选》使人们对中国少数民族文论有了一个概貌的了解；第四，它为今后这类工作的深入开展、为更加完善的选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而《文论选》问世后，受到海内外的重视。当然，如前所述，《文论选》毕竟带有草创性质，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仅仅选录了十几个民族的文论资料，另外，比书面文论更为丰富的口头文论，虽已引起《文论选》主编们的重视，但由于口头文论的搜集和整理耗时较多、难度较大，一时难以编入。这就使得《文论选》的内涵与它的体例的综合性多少有点不相称。为弥补这个缺陷，在《文论选》出版不久，主编者即开始筹划《文论选》续编的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文论选》续编于1990年完稿，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版历经周折，直到1994年才得以面世。就在《文论选》出版的第二年（即1988年），贵州的康健、王子尧、王治新及何积全等同志在彝族文论的发掘和整理方面也有了重大发现和收获。由他们搜集、翻译、整理的《彝族诗文论》、《论彝族诗歌》、《论彝诗体例》三部著作，先后面世，引起学界震动。这三部著作，收录了自南北朝始近10位文论家的文论。它们以彝族诗歌为立足点，探讨了诗歌的内容、功能、想象、结构、类型、韵律、技巧、诗人的修养、诗歌与历史的区别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较完整地显出彝族文论的理论体系。透过它人们能较为全面地看到彝族文论的实貌和储量。在一个民族中，很短的时间内，发掘出如此丰富的文论资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突破。正如贾芝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次闪烁文坛的不是一颗而是一串璀灿的明珠。这个发现是我国民间文学普查继续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5〕另外，三部彝族文论的翻译出版， 还有两条成功的经验：一是彝汉学者密切合作，取长补短，各尽所能，采用了一种“诸葛亮译法”，“即是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将一句一段的意思吃透以后，才一起用汉文译出”。〔6〕这是一个值得效法的方法。 二是采用了彝汉对照的方式，“其目的也正在于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同时又多保留一点原诗原文的韵味，力求最大限度地做到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结合，……”〔7 〕这也应该是其他少数民族文论译者的努力方向。也是在1988年，云南出版了蓝华增的《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这是对少数民族汉语文论专著进行整理、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它从“解说、注释、译诗、补说”四个方面着手，在解说其含义、释通其词义的基础上，用白话诗的形式，作出通达流畅的翻译，并在论诗绝句所包含的内容之外“连类引申，对诗人的其它成就、其他相关的诗人和诗”〔8〕加以说明。 这部著作，不仅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而且在如何整理少数民族汉语文论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获得成功。上述几部著作以外，其他一些民族，在文论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和收获，这里就不逐一评述了。
伴随着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人们对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工作也同步展开，在本时期，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端点上：一是最微观的研究，即对资料的考证、注释和说明，几乎每一本文论选，都有比较详尽的注释，有的每篇原文后还附有简短的说明，这本身就是编选者的认识、体会和评价的一种凝结。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艰难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这不仅是因为时代的隔绝和语境的隐失，而且因为某些民族的文论有着自己特异的理论形态和意蕴，对此，康健、王子尧、王治新、何积全等同志有着深切的感触：“彝族诗论和彝语诗律是自成体系的一种民族文艺理论，它有整套的专用术语，……这一类术语，一个字从初步译出到基本写定，往往要经过几个人长时间无数次的反复推敲，后来虽然勉强敲定，有的仍然未能惬意或者在文章的此处说得通，到了彼处却产生了矛盾；或者即使并不矛盾，却总觉得不甚贴切”。〔9 〕任何理论概念和范畴，都是思想的符码，我们要对它们进行准确的破译，就必须尽可能的贴近作者的“文心”，依循作者的思维脉络去解读。但实际上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任何注释，其实是一种理论的转换，即把我们不熟悉的理论话语转换成我们熟悉的理论话语；换言之，用我们今天的理论思维和概念术语去注解另一个不同体系的、而且是经过语言翻译的文学思想。也就是说，这种注解跨越了两个系统，即语言系统和理论系统。有了这两个跨越，这种注解就很难与作者的原意完全吻合，很难保证在解码的过程中，不使原著的理论信息有所增添或减失。这是注释工作中的一个悖论。事实上，任何注释，都只能永恒地徘徊于主观与客观之间。这就决定了任何注释，都可能是一种过渡，它总是给别的注释留下了余地，而不可能是终结性的。因而本时期出版的文论资料中的诠注，都有一个再认识、再推敲，使之由粗疏走向精确的问题。
本时期研究工作的另一个端点是：对少数民族文论作宏观性、扫描性的评述。它们往往具有很高的视点，高屋建瓴，观点精辟，但带有直观和印象的色彩，缺乏充分的论证。这与文体的特点不无关系，因为这里所指的主要是一些著名专家学者为几本少数民族文论选撰写的序文。
为少数民族文论在中国文论体系中定位，这是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必须解决一个重大课题，张文勋先生在《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序言》里，着重就这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些文艺观和美学理论，“都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和不断交融的产物”，这就是说少数民族文论不仅仅是中国文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些过去被视为汉民族文艺思想结晶的美学理论中，实际上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学思想的因子。同时，张先生又指出：“就各个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审美观念，又各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些直接产生于本民族文艺土壤中的文艺理论，非常鲜明地反映出该民族所特有的审美观念。”这又提醒人们：当我们关注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的共同性和联系性的同时，更应重视少数民族文论的民族个性，这是它特殊价值和独特贡献的主要所在，是确定它们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的主要依据。对这个问题周来祥先生也有十分精当的见解。他在为《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续编——《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写的序言中认为：少数民族文论对中华民族文论的独特贡献，突出表现在两个时期：“一是远古时期，他们的神话、传说、诗歌中，有对文艺和审美起源的美丽想象，可以启发我们的灵智与思考，进一步去探索艺术起源的奥秘。二是由古代向近代的转折、嬗变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不少重大理论问题，是由少数民族出身的理论家提出的。”远古时期，中华文化的格局尚未形成，汉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也还没确立，各民族文学都有着充分的发育空间。在“由古代向近代的转折、嬗变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崛起，激发了文学和文学思想的勃兴。周来祥先生的见解提示我们：要从中国文论演化进程的角度去衡定少数民族文论的地位和贡献。当然，周来祥先生主要还是着眼于那些用汉文书写的、书面形式的少数民族文论，而未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论。而贾芝先生则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序彝族诗文论》一文中指出：由于“诗歌起源于民间，”在各族人民群众中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他们是民族史诗的传播者和创作者。他们也该是最懂诗学的。”他认为：由此可以推断：民间必然存在着丰富的诗学遗产。对于彝族文论家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诗论，贾芝先生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们全面地论述了彝族的诗学。他们的这些论诗的创作方法和一些严格的要求，说明彝族的诗论，诗律论构成了它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这是对彝族诗论体系的第一次确认，它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彝族诗论、正确评估其理论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贾芝先生还概括、提炼出彝族诗论的六个要点：一是诗要有“主旨”；二是“必须有诗骨”；三是诗歌既要富于文采，又要“诗意深”；四是知识乃诗歌之源泉；五是诗歌既要反映现实生活，又要寓褒贬于其中；六是诗歌要讲求韵律。尽管文章对这六个要点未展开深入的论析，但它却基本把握了彝族文论精髓。当《论彝族诗歌》出版的时候，刘魁立先生为它作了序文。序文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对彝族诗论演进轨迹的评述：“自魏晋以来，关于彝族诗歌的理论观照，论者代有才人，著作连绵不断，涉及全面，体大思精，不仅具备了泱泱堂堂的宏大规模，而且已经形成为传统，其发展之轨迹，历历可寻，这不仅是诗歌发展的理论总结，而且也是理论思维自身的演进和深化。”这里，再次肯定了彝族诗论体系的存在并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还给研究者一个提示：研究少数民族文论，不可缺少发展的眼光。
上述专家学者的文章，虽然视角和侧重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对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支持，这也许比他们文章中的论点本身更有意义和价值，因而它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古文论研究”专栏的开辟，它为民族文论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比较固定的、高层次的发表阵地，这对于提高研究水平、扩大和凝聚研究队伍、提高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论的重视程度，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个专栏里发表的文章，也是本时期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实绩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文章大都属于微观研究，即对某个民族文论中某个专题的研究，而具有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的宏观研究成果尚未出现。
本时期的研究工作，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几个重点地区——新疆、贵州、云南、内蒙的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工作，在彼此之间绝少信息沟通的情况下，几乎同时起步。这个现象昭示我们：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在80年代的勃兴，并非偶然现象，实则是历史的必然。回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历程，20年代，重点在移植西方理论；20年代末开始，研究界的兴奋点又转移到对原苏联文艺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后来，在向传统回归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国传统文论（其实就是汉族或汉语文论）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人们不过是用西方或前苏联文学理论去阐释中国传统文论而已。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文论研究界头等重大的课题。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这样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也就自然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在80年代的崛起，是中国文论研究在新时期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时代呼唤的结果。
总而视之，本时期是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草创阶段，研究者们还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即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创建一门新兴学科的工作，还只是把少数民族文论研究作为汉族文论研究的一个补充。因而，本时期也还没有形成一支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不少研究者，只是把少数民族文论研究作一个“副业”对待，而没有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和任务。他们在对这一领域偶尔涉足之后，便分道扬镳，各自走向不同的天地。
三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92年，这是一个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研究工作的总的特点，就是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由潜学科向显学科发展。
1991年，笔者曾著文对今后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趋势作过展望，近几年研究工作的走向，基本上印证了笔者当初的预想。
首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有重大的进展。《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续编——《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1994年得以出版，它在资料的全面性、丰富性方面，弥补了《文论选》的不足，涉及的民族由14个增加到33个。同年又有《清代满族诗学精华》出版。满族文论是少数民族文论的重镇，《清代满族诗学精华》的出版，为满族文论的研究工作，勾划了一个大体轮廓。最值得提起的，还是《中华文艺理论大成·民族卷》及《中国少数民族美学诗学文库》的编撰工作。前者近百万字，后者数百万字。这两部巨著，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收取面广，现代55个少数民族及已消亡的古代少数民族及其后裔的文论资料都有辑录；二是时间跨度大，它收录的资料从中古直到现代，纵贯古今。三是高度重视民族语言（全部汉译）及口头文论，《中国少数民族美学诗学文库》特设专卷以突出它们的地位。这两部巨著的出版，将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通史与美学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迄今为止，资料建设方面最为浩大的工程，它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学科发展历程中的盛事，也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收获。
其次是由一般说明性、描述性、概观性、印象性的注释、介绍和评述走向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本时期涌现出一批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族别性和专题性论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贵州出版的《彝族古代文论研究》。它是1991年9 月在贵阳召开的“彝族古代文论研讨会”的论文选编。其中收录的文章，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综合性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理论体系、方法论等的概括与分析。栾昌大的《特色鲜明体系完备的彝族古代文艺学》认为：朴素的唯物观、辩证观、理论与创作相结合、民主观等是彝族文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王佑夫、艾光辉在题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瑰宝》的文章中认为：彝族文论是一个二维结构，它的理论体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我们通用的理论能够兼容和阐释的部分，或者说与我们通用的理论同质的部分；二是我们所通用的理论无法包容和阐释的部分，或者说与我们所通用的理论异质的部分。”文章对彝族文论的理论体系作了描述，认为在彝族文论中有四个核心概念：主、骨、声、韵，其中“主”是灵魂，是彝族文论的理论起点。陈长义的《彝族诗学家论“诗”和诗的创作》一文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主“这个范畴具有的涵义往往关系着诗歌的全局意义，……所以被运用得十分频繁，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阮辛生的《彝族古代诗论论纲》从彝族古代诗论的核心概念、诗歌状貌论、呈现方式论、创作性质论、诗歌生成论、诗歌演变论等几个方面，对彝族诗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分析，他提出的彝族古代诗论是“从诗歌哲学人类学出发”的角度探讨诗的本质、从意境的角度理解诗歌的呈现方式、从反映论的角度理解诗的创作性质等观点，都是颇有见地的。鲁运涛的《从彝族的文论看彝族文学观》从“诗歌的性质和作用”、“诗人艺术创造的重要性”、“形式与内容并重的艺术原则”、“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几个方面，对彝族文学观进行了梳理。谢会昌在《彝族诗学的理论基石》一文中指出：“对唯物主义哲学的朴素把握和运用”，“对诗文特质的认识”，“对辩证思维的基本理解和使用”是彝族诗学本体论的三块基石。这也是一个富有新意的见解。
另一类文章侧重于对某些理论专题的探索，而不是对彝族诗学的整体观照。陈长义的《彝族诗学部分范畴举隅》对“主”、“题”、“骨”、“风”、“味”、“魂”等彝族诗学的重要理论术语的内涵作了深入的辨析。曾祥麟和杨启孝着重探讨了彝族诗论中的“诗音”与“诗魂”的问题，认为彝族诗论“讲‘音根’先讲‘人根’，讲‘人根’先讲‘天地万物’之‘根’。……就是要由‘诗’逆‘音’逆‘人’，追溯其根源、本始和本质，这是彝族诗论最基本的民族特性”。〔10〕何积全归纳并剖析了彝族诗论家关于作家修养的见解，认为彝族文论家强调的作家的三大修养“书根深”、“有识力”、“笔力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并指出，“彝族古代文论家在谈作家的修养时，不象汉族古代文论家那样，触及到作家的道德人品问题”，“这与彝族古代作家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11〕沈嘉泽的《彝族古代文论的文学体裁论》，探研了彝族文学体裁理论，认为彝族诗歌和故事创作的基本特点，一是“重于‘传情’”，二是“富于‘假想’”，三是“体和韵相称”。
总之，收入《彝族古代文论研究》的二十余篇论文，在广阔的视域内，对彝族古代文论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从论文中不难看出，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如对彝族古代文论的总体评价，研究者们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彝族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翻译方面，还是在理论探索方面，彝族文论研究在整个少数民族族别文论研究中都处于领先地位。
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在本时期的第三个走向是由对局部的微观审视，走向对全局的宏观把握。这里所说的宏观把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对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的全局观照；二是指对作为个体的某民族文论的整体研究。这两层意义上的宏观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学科的建构过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92年《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的出版（以下简称《概述》）。这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史论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初步形成。一门学科的确立，往往是以能够反映该学科的整体水平和理论体系的论著的出现为前提条件的。《概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标志。而它的“绪论”在一定意义上，则可以说是学科形成的一个宣言。在“绪论”中，作者首先论述了少数民族文论的存在形态问题，认为其存在形态有三个特点，即文体的多样化、语种的繁多、书面与口头文论的并存。综合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文学思想的载体问题。过去，由于人们对少数民族文论形式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加上许多以民语写作的文论未能译为汉文以及对大量的口头文论资料缺乏广泛的发掘、整理，因而以汉族学者为主体的文论研究界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古代少数民族在文论领域是一片空白，也就是说，由于研究界视角的偏斜，使得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成了一片盲区。探索少数民族文论的存在形态，其实就是为了使研究界找到认识少数民族文论的正确的途径和角度。然而，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正确衡定少数民族文论的价值和地位。“绪论”从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认为“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具有特殊的文化构成”，“是我们认识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具有独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为汉族文论的成长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养分和推力”，此外，它还是“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料的重要储存形式，因而也是我们了解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窗口”。这就足以说明：少数民族文论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少数民族文论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决定了少数民族文论学科价值和地位。关于少数民族文论学科的知识结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等问题，“绪论”也都有简明的论述。可以这么说：“绪论”的作者是有意识的为少数民族文论学科建设提供一份纲领性文本。至于在客观上这一意图是否实现，还有待时间和学术界评判。《概述》的第二个特点，是采用了横向描述的体例。“绪论”一开始就说明“鉴于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发展的特殊情况，本书没有采取现今我国通行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以史为线的体例，而是以理论专题立章，做横向归纳评述”。所谓“特殊情况”，一是指作为少数民族文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口头文论，往往是集体思想的结晶，它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它在未被收集以前一直处于非凝结状态，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变异，很难确定其产生年代，也很难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其演化轨迹；二是各少数民族文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多局限于一定的范围（或地域范围、或宗教范围、或语言范围），彼此之间，或是一种直线式的联系，或是一种网络式联系，情况极其复杂，一时尚难理清；三是在资料的占有方面，各民族情况很不平衡。有的民族的文论资料较为丰富，从中已可以理出其发展线索，而有的民族文论资料发掘较少，还无法作史的描述。因而，《概述》采用横向归纳评述的方法，即围绕文学的本质、功能、语言、起源、发展、创作、翻译以及作家的修养、文学鉴赏与批评、诗歌创作等专题，对少数民族文学思想进行归纳概括。这种体例的优点在于，能够使人们对少数民族文论思想有一个清晰的、总括的了解。缺点在于：每个民族的文论都被“肢解”，分散于各章，使人无法看到其完整的面貌，也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在材料的使用上也常有重复。好在“绪论”中有一节，专门对“古代少数民族文论的发展”历史作了一个简略的勾勒，多少弥补了《概述》体例上的缺憾。
《概述》的第三个特点，是“每章的评述，力求能全面地反映出历代少数民族对文学共同规律的认识，并试图运用比较的方法，突出其特殊贡献。”每一位撰稿人都把比较诗学的方法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证实了笔者在1991年所作的“随着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走向成熟，比较文论的研究将会被提到显要的位置上”〔12〕的预测。当然，《概述》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文论的关系上。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关系。《概述》认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有许多共同性；但是，各个民族又都有个性的一面，在生活方式、历史沿革、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精神性格、文化传统、文学实践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少数民族文论便有了与汉族文论某些不同的背景。这就决定了汉族文论与少数民族文论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异中之同，是人们把它们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依据；同中之异则是它们各自对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独特贡献所在。比较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寻找“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尤其是后者。这种比较方法，对于那些用汉文写作的文论家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过去人们简单地把他们的文论视为汉族文论的组成部分，然而经过比较研究，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文学思想与汉族文论有许多相异点，带有更多的本民族的精神基因。
在《概述》出版两年之后，祝注先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问世了，该书第二编“诗歌理论批评”，其实就是一部微缩型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理论批评简史”。笔者认为：文学史（包括批评史）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的演变发展过程以及发展过程中各种纵向和横向的事实关系；二是对各个时代或时期主要作家、批评家及其成就的评述，旨在告诉人们在某个时代有哪些重要作家和作品。前者侧重于动态地扫描，后者侧重于静态地审视。二者有联系，又有区别。撰写文学史或批评史，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作综合地考虑，也可以有所侧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并根据少数民族文论的实际情况及现有研究条件，在体例上，笔者采用了以时代立章，以民族立节，即以时代为大单元，以民族为小单元的写法。在一个大单元之内，视各民族诗论的实际情况，或单独立节，或几个民族合并立节。合并立节又主要以地区为依据。由于受《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整体结构的限制，“诗论”写得较为简要，未能充分展开。但它毕竟为撰写独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奠定了一个基础，显示了学科的新发展。它与《概述》一纵一横，相互补充与辉映，使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成立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
上述几个方面的发展，也说明了本时期在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已经或正在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研究者们的学科意识已大大增强，建设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学科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
应当说，第二个发展时期仍在继续，并未完结。着眼于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学科的完善和发展，我们认为有三大课题，应成为研究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攻目标。
一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目前我们正致力于撰写一部纵贯古今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力求涵盖面更加广阔，资料更加丰富翔实，分析更加精到透彻。力争在《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和《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诗歌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有新的跃进。
二是民汉文论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还有许多重要的课题有待人们去探索。只有在对民汉文论关系作了比较深入、全面的清理之后，我们才能够改写“中国文学批评史”。
三是资料的建设。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目前，当务之急，是把许多已经出版或已经搜集到的民文资料尽快地全部译成汉文和进一步加强口头文论的发掘整理工作。
回顾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十几年的历程，可谓成绩显著，仅各类专著就出版了十几部。已有的成绩，使我们对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前景充满乐观的信心。我们将迎接各种挑战，把研究工作扎扎实实的推向前进。这大概也是所有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者们的共同心声吧。
收稿日期：1997—06—02
注释：
〔1〕转引自《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
〔2〕〔5〕《序彝族诗文论》
〔3〕〔4〕《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
〔6〕〔7〕《彝族诗文论·后记》
〔8 〕《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前言》
〔9〕《论彝族诗体例·后记》
〔10〕《“言·意·象”与“音·意·象”》，《彝族古代文论研究》
〔11〕《彝族古代文论家论作家的修养》，《彝族古代文论研究》
〔12〕《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回顾与前瞻》，《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
附录：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已经或将要出版的主要著作
《论傣族诗歌》，岩温扁搜集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1981年出版。
《蒙古族文论选》（1721—1945），巴·格日勒图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蒙文）。
《蒙古文论精粹》，巴·格日勒图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蒙文）。
《尹湛纳希的诗歌理论》，嘎林达尔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蒙文）。
《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王佑夫副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彝族诗文论》，康健、王子尧、王治新、何积全翻译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彝族诗文论》，康健、王子尧、王治新、何积全翻译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彝族诗文论》，康健、王子尧、王治新、何积全翻译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1990年再版。
《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蓝华增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彝族古代文论研究》，何积全、 王本忠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王佑夫主编，艾光辉副主编，中央民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王弋丁、王佑夫、过伟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清代满族诗学精华》，王佑夫主编，李红雨、许征副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祝注先主编，第二编“诗歌理论批评”，王佑夫、艾光辉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华文艺理论大成》，饶芃子主编，其“民族卷”为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等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美学诗学文库》王佑夫、何积全、过伟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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