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与当代中国的“底层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层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2)04-0050-06
2004年，《当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那儿》的中篇小说，作者曹征路。[1]谈到这篇小说，该杂志的一名编辑说，它原本的标题是《英特耐雄那儿》，是《国际歌》中文音译“英特耐雄纳尔”调侃式的改动，但当小说发表时，标题缩减为《那儿》。[2，3]
编辑还说，这是因为不希望原始的题目过于直白地显露出与“英特耐雄纳尔”的关系。无论这个决定是否还有其它原因，选择“那儿”与故事调侃加悲剧的叙述语气颇为吻合；它所呈现的意蕴也更为悠长：即使戛然声止，(被破坏了的)《国际歌》仍然像幽灵一般回荡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唤醒着人们并不太久远的记忆，并引发对当前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和争论。小说一经发表即刻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左翼倾向的评论对其做出积极的回应，有些将其视为21世纪中国“底层文学”(subaltern literature)的开山之作。这样的命名，在纸媒和网络上引起争论，标志着意识形态斗争在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里重新露出水面。①
本文首先讨论小说如何塑造和表现故事的主人公朱卫国，如何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看似玩世不恭的口吻，来讲述朱卫国的悲剧故事。通过叙述者的讽刺口吻和朱卫国的(认真)反抗以及失败之间的不同，或者说分离感，进一步探讨小说如何既成功地强化朱卫国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悲剧性及其感染力，又成功地让这种悲剧性和悲剧感的表达，超出简单的个人层面。还有，小说又是如何通过叙述者讽刺和调侃的语调，颇为成功地揭露出，曾经的国营企业工厂的工人们在经历变化时，社会和个人二者共同付出的代价。
这篇小说在批评界引发的反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左岸文化网”上展开的讨论；第二，关于以《那儿》等作品为标志命名的“底层文学”的争论。将这篇中篇小说(及其之后的其他相关创作)放置在文学批评与学者反应相接合的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由作家、文学批评者和学者组成，积极地参与对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变化，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变化方向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改革后30年来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等的批评和反思。为突出这些批评和反思的重要性，本文将着重讨论在“底层文学”命名过程中对“底层”这个概念的讨论或者争论。作者以为，21世纪中国“底层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记录了我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底层化’”(‘subalternization’of the working class)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底层文学”的重要性，以及《那儿》所呈现出“英特耐雄纳尔戛然声止”的象征性和批判意义。
《那儿》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叙述者的舅舅朱卫国所做的必然失败的努力：他试图阻止他工作了几十年的国营工厂被卖掉。尽管小说有诸多值得分析讨论的方面，受篇幅所限，我在此主要讨论文本中那些与21世纪中国“底层文学”的发展有关的内容及其意义。
小说从杜月梅夜间遭遇月月(朱卫国的女儿)的宠物狗罗蒂开始，引发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杜月梅是一名下岗女工。她的生活处境在丈夫去世、与朱卫国一同工作过的国营工厂转制以及女儿的身体不好以后发生了急剧的恶化，不得已依靠不定期的卖淫来为女儿攒到足够的钱做手术。毋庸置疑，这是个“贫穷女人变‘坏’”的主题，含有我们熟知的戏剧性表现的隐喻，让人联想到20世纪20-30年代左翼文学和电影中常见的女性形象。但是，在《那儿》中，这一大家熟悉的隐喻被第一人称叙述者用他那看似漫不经心的口吻调侃式地表达出来，戏称杜月梅为一名“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1964年拍摄的著名影片的片名，②如今被用来意谕妓女。对片名讽刺性的借用值得注意，在此多说几句。这部电影讲述一支部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入并驻扎上海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支部队官兵的任务是在当时上海的主要商业地段巡逻和站岗。故事的主要内容聚焦官兵如何面对物质诱惑，以及如何“成功地”克服这类诱惑。在20世纪80年代，与所有之前制作的电影一样，这部影片也没能逃出被批评太具宣传意味而少有审美价值的命运。影片的中心命题为抵抗资产阶级物质诱惑，但在80年代，这样的主题被视为革命的教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卖淫的重新出现，电影名称所指的那些在南京路霓虹灯下行走的哨兵，便“自然地”被调侃式地挪用到夜晚街头迎客拉生意的女性身上。曹征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如此比喻杜月梅，呈现出的就是类似杜月梅这样的女工的“底层化”变化。
如此，小说从一开头就借用当代“去政治化”了的年轻一代“酷”的姿态和口吻，在叙述层面上产生可读的效果，在象征意义上产生多层面的效果。从叙述上讲，这个开头颇不费力地把杜月梅、朱卫国、他们衰败了的工厂、日渐无力的工人“共同体”，以及在这一共同体中出生长大但又显然不会欣然分享其历史感或时代忧虑的年轻一代，联系起来。在呈现联系的同时，又表现出其中并存的差异和断裂，以及涵盖其中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斗争。也就是说，在故事最开始，看起来若无其事的当下年轻人的口吻，从更深层面表现出了颇为深层面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不和谐。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发现杜月梅和罗蒂之间，人与狗的偶然相遇，顺带出的不仅是朱卫国这个主要人物，更是从朱卫国那里引发出的一系列数十年间他在工厂工作的记忆。无论在叙述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人狗相遇从杜月梅和罗蒂之间迅速转移到朱卫国和罗蒂之间。对罗蒂吓着杜月梅，朱卫国的第一反应是惩罚罗蒂。他让一个开卡车的朋友把狗带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但是罗蒂很倔强，居然找到回去的路，而且在再次被送走的时候自杀了。这条狗“顽固”地来来去去，在故事里与朱卫国想方设法去阻止工厂转制的做法平行，隐喻之意颇为显然。朱卫国上访的决心基于他相信工厂所正遭遇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然而，朱卫国最终失败了。绝望中，他决定自杀，躺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即将被拆除的旧机器上，打开开关。也许罗蒂和朱卫国自杀行为之间的相似性，安排得有点过于巧合，过于伤感；但是，叙述者的调侃语气，以及事关大部分国营企业的命运和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面对的沉重现实，使这个显然的比喻不至于在叙述上显得过于戏剧化，或者简单地沦为一种后现代式的贬义性的模仿。
确实，以这个年轻人的视角，用当下年轻人习以为常的说话方式，小说颇为巧妙地结合不同视角，通过工厂的改制事件，呈现出同时存在但立场不同的视角：社会主义原则和经济改革中对这个原则的反转(这个反转带来的结果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消失并在此过程中工人们的利益变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存在和斗争，一方面是朱卫国所坚持认为正确的，另一方面是支持改革得以进行的思想逻辑；以及伴随着日常生活去政治化长大的一代玩世不恭的年轻人，等等。简而言之，通过一位来自所谓“去政治”化时代长大的年轻人的视角，小说显现了作者的创作技巧。这尤其表现在他对不同叙述线索的编排上，包括：(一)工人作为共同体，即包括在同一国营工厂工作的工人，和他们在工厂附近的工人住宅的消亡，以及这种变化对生存方式和人的内心层面上的影响；(二)经济改革进程中，以改革为名进行的“化公为私”；(三)叙述者看似玩世不恭的语气中带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感和批判意识。下面，让我们根据上述这几点进一步推敲这个文本。
在描写朱卫国试图阻止工厂被卖掉的所有行动中，叙述者不断提到他舅舅为人做事是如何地“不合时宜”：当今世界，谁不知道国营企业已被定义为低效率，被看成发展市场经济的主要阻碍？哪个“正常人”不会认为朱卫国抵制是因为他无知，或者更糟，是因为他还固守成规，用过时了的思考方式想问题。而且，比这更为糟糕的是，谁又会相信朱卫国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如果朱卫国不按这些当下普遍接受的逻辑行事，他除了不合时宜，又能是什么？而事实上，这位叙述者看似脱离现实的舅舅的故事的意义，恰恰在于朱卫国的不合时宜，也就是他在时间意义上的“落伍”和“滞后”。
通过设置这样一个时间意义上的看似落伍，小说进一步描述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与时俱进”的口号，朱卫国周围的世界剧烈地变化着，他周围的人们都想赶上时代的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卫国则倔强地抓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口号不放，那个时期宣传个人不可以“化公为私”，个人无权占有属于大家的东西。他真心地拒绝相信发生在他所在工厂和工人们身上的变化，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于是，他拒绝“住嘴”。除了不相信和一种(来自另外一个时代的)责任感以外，他一无所有，但朱卫国仍然踏上了他的上访之旅，先去省政府，然后上北京，希望扭转工厂官员做出的“错误”决定。
小说的叙述安排，凸显了叙述者看似玩世不恭的口吻，与脱离现实的主人公朱卫国(也就是他的不能“与时俱进”)之间的强烈对比。但也正是后者表现出的“时间上的滞后”，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那儿》此后巧妙地讲述了一系列朱卫国失败的经历，表现出所谓时间上的错位。但更有趣的是：叙述者一方面讲述朱卫国坚信自己的信念，一次次地试图阻止工厂被变卖但最终失败的经历；另一方面，在运用倒叙和其他叙述细节中，朱卫国的上访之旅同时也变成他逐渐“觉醒”的过程，并最终绝望于工厂和他的工人们的现实情境。
有个相关的叙述细节在此值得进一步推敲。如果说在他第一次“失踪”，也就是他去省政府汇报工厂情况的时候，朱卫国对他这样的行为的结果还是充满希望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愈发反讽，超出他能控制的范围。一件最具有反讽性的事是，在他最后一次上访之后，朱卫国意外地发现他自己(可以)拥有3%的工厂股份。作为原工会主席，朱卫国被放到工厂其他领导人同样的位置上，可以共同分享利益，这在本质上把他放在了与他想帮助的工人们的对立面上。
这个无情的反讽，正如故事指涉的，是多层次的。我们看到，故事从头到尾，从一开始试图说服领导改变工厂的产品以迎合变化着的市场需求，到对国有企业“改制”这个决策的质疑，再到最终试图劝说他的工人们成为工厂股份的持有者，尽管有时他不得不做出些许退让与放弃，但朱卫国都不是为自己的得失才去阻止工厂被卖的。在最后一次试图阻止工厂被卖给外来投资者的时候，朱卫国克服了很多困难，劝说工人们合伙买下工厂。工人们当然没有经济能力去这么做，除非是以他们住房的“契约”做抵押。然而，到最后，不仅是他没有能力阻止工厂被卖，当他自己被公示为拥有3%的工厂股份的时候，他也被告知工人们将拿不回他们用作抵押的房契，因为他告诉领导，工人们是“自愿”以抵押房契的方式贡献出他们的份额的。这样，对工人们来说，朱卫国积极努力劝说他们用自己的房契作抵押买下工厂，不过是他为自己获利的计划罢了。可悲的便是，无论是他与之“斗争”的领导，还是他确实想帮助的工人们，最后都没能认识到他努力的真正意图。表面看来的事在这里却变成了现实：于对立的双方而言，朱卫国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为的。对朱卫国来说，最无情的讽刺则在于工人们觉得完全被他个人欺骗了。绝望中，朱卫国最终选择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机器自杀。
在他自杀之后，叙述者提供了一种[叙述意义上的]“缝合”(suture)，从而让他舅舅的死亡起到一个逆转故事结局的决定性结果：工人们拿回他们的房契，工厂停止出卖运作，一些腐败的官员被捕。然而，这些“缝合”事实上无法真正缝合最终失去的原有的中国工业结构。更重要的是，也无法弥合朱卫国和杜月梅所代表的工人们在被“底层化”的过程中所变化了的社会关系。这一切，让我们想到小说标题改动的隐喻。
在《那儿》中，进入故事不久，读者便会意识到这个题目“那儿”的来源：《国际歌》(“英特耐雄纳尔”)的中文音译。在故事里，这首歌是朱卫国的母亲经常唱的。老太太彼时已患老年痴呆症，对任何事物的反应只有“好，好”。叙述者特意提到他的姥姥，即朱卫国的母亲，时不时会唱《国际歌》，但发音不清。每每唱到“英特耐雄纳尔”，便唱成“英特耐雄那儿”。当有人告诉她应该是“纳尔”而不是“那儿”的时候，她只是简单地回应道：“那儿好，那儿好。”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起本文开头提到的《当代》杂志编辑所提到的，这篇小说原本的题目是《英特耐雄那儿》，但是当它发表出来的时候，变成了《那儿》。我以为后者效果更好，它有助于把注意力聚焦在朱卫国悲剧故事承载的两种不同的理念上(visions)：“国际的”共产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从乌托邦到乌托邦失乐(distopia)，“那儿”能指空间但又不特指某处，可以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其中的时空含义也带出了先前的革命理想与后革命的去理想化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朱卫国的信念从何而来？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这个信念的重要性是什么？以及当今该如何从本质上理解这一信念的遗失？所有这些，都涵盖在简单的“那儿”两个字里。
在某种意义上，根据这个故事的叙述方法，我们可以说它对“英特耐雄纳尔”这个词的幽默的删改，似乎揭示出“那儿”所象征的并不是错置的希望，而是被背叛的希望。朱卫国的故事从几个方面提示我们，与市场改革(以及它所生产出的“奇迹”)相伴随的，是普通工人所遭遇的对他们利益破坏性的牺牲。对朱卫国和他的工人们来说，这样的牺牲使他们的“这里”和“当下”成为失乐园。朱卫国的“落伍”和自杀，在象征层面上，让他同自己无法保护并破烂下去的工厂一起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幽灵”。
朱卫国的“时代上的落伍”，使并存于当下中国的“重叠的时间性”变得更为可见。一方面，这个故事表明，改革时代中发展主义和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取消了工人们根据他们对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贡献而理应得到的奖励，更关键的，是取消了他们曾经有过的“主人翁感”(sense of agency)，以及更为重要的尊严感。③另一方面，朱卫国的拒绝“与时俱进”使历史像幽灵般地“喧闹起来”，当他做出了一个完全不考虑可能性的拒绝时，这一选择使得重新思考变为可能。
总而言之，作者巧妙地集合第一人称叙述者玩世不恭的声音、故事的叙述的结构、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以及深层的背叛感，使得《那儿》的发表带有诸多方面的深长意味：它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与表达上的反讽效果表明，在当代中国，一定程度的后现代美学已经微妙地成为主导文化趣味的方向。在反讽之间，小说表现出“落伍”的朱卫国最终“赶上”时代的步伐，认识到问题之所在，并用决绝的方式予以反抗。于是，叙述者本人也最终“赶上”时代步伐，在反讽叙述中与批判并行，幽默和讽刺的同时不避讳历史性的悲剧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得叙述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可对比的形式，在叙述者认为是正常的事情和朱卫国拒绝接受的事情中，表现出叙述者玩世不恭的口吻和朱卫国悲剧命运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如果“玩世不恭”已成为当今中国主流的趣味倾向，折射出一定程度的后现代病症的话，《那儿》对它的借用同时表明，在21世纪的当下，要唤醒一个批判性的主体，去质疑急剧变化着的社会关系，“觉悟”仍然是可能的。两者的结合可以解释为什么《那儿》在刚刚发表不久就吸引了很多批评的关注。
“底层文学”这一命名，其所涵盖的定义和内涵引起了中国批评家们的争议。这些讨论或明或暗地指向“底层”这个较难定义的概念。尽管“底层”一词早已存在于中国，指处于社会阶层底部的人们，但这一名词难免地使人将其与后殖民理论联系起来，其中一种常见的批评便是：谁能代表“底层”？这令人想起斯皮瓦克的那个世人皆知的讨论：底层人能说话吗？斯皮瓦克的结论是底层人不能说话，尽管批评家们做了很多研究和讨论来反对和质疑斯皮瓦克的结论，但过去30年的全球资本化已经证明：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时，底层人在政治上确实是被边缘化的，这就弱化了对斯皮瓦克的质疑。正是出于这种意义，需要跳出后殖民理论框架来讨论“底层”的概念问题：为何用“底层”这一措辞来讨论《那儿》所代表的文学现象？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是与后殖民理论中的意思一样？如果不是，那么在当今中国，应该如何定义和理解这个意思？
在薛毅和刘旭《有关底层的问答》中，刘旭首先提及葛兰西对“底层”一词的使用及其革命内涵，然后指出，这一概念已经演变为一个学术性概念。[4]薛毅进一步阐述了“底层”如何演变为一个抽象的、非历史性的概念，并且因此失去意义。我同意薛毅的说法，但如果我们把“化”字加到“底层”后面，变为“底层化”，那么“底层”的概念就不是抽象的，就可以具备历史意义。事实上，《那儿》这样的作品讲述的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底层化的现象，而并非简单地讲述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或者聚焦谁能为底层人民的利益说话的问题。也就是说，“底层”这个概念在与“化”联用时才具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因为“底层化”指的是变化的过程——在中国，特指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变这一语境下那些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的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个意识上，“底层化”与薛毅的问题相呼应：“为什么底层人民会变成底层人民？为什么工人阶级已经落到‘臭老九’的地位而过去的‘臭老九’却被升至‘香老三’的位置？”[4]暂且不论是否同意薛毅所说的，但我们无法回避他问题中的历史意义。
有关底层的历史意义问题在蔡翔的散文《底层》中，已经有所涉及。这篇散文发表于1995年，是作者对“少年时代”的回忆。那个年代尽管很穷(蔡翔称之为处于底层)，但他的父母、家人和他同时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群体成员是有尊严的，不觉得受到压迫。尽管蔡翔对于“很穷”语焉不详，他还是强调那些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人们，的的确确是感受到尊严的。蔡翔沉思道：尽管当时还是很穷，但人民似乎坚信他们将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公。接着，作者痛惜道：今天，尽管穷人们看到他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但他们反而失去了主人翁的意识以及作为一个群体应该得到的尊严。蔡翔对于“底层”这一概念的核心思考是，如何理解当人们曾经并且仍然贫穷时，物质上的富足或缺失与尊严感之间的关系。这篇散文蕴含的复杂性在于其将“底层”这一概念和不同的历史语境及条件相连，从而引出了有意思并且很重要的问题。然而，蔡翔同时也以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方式，总结自己对于“过去穷人有尊严”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这本身其实是一种神话，这一说法便多少淡化了曾经确实有过历史意义的“人民性”，以及贫穷的工人阶级本身可以激发的潜在力。在这一点上，“底层”这个概念似乎又被重新概念化，而不是历史地处理。
然而事实上，这篇散文的中心主题指向的仍然是与历史和变化/转型相关的问题：如今，伴随着底层曾经并且继续盼望的物质改善，是他们集体意识的淡化，甚至是自己作为国家主人这一意识的失去。如果说蔡翔讨论的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即，当“现代化神话”(以物质改善为表象)取代了“革命神话”之际该做些什么，那么，面对这个问题，《那儿》表现的就是一个工人如何拒绝不做任何抗争就放弃信念。对朱卫国而言，他坚持自己有权利说话的理念，并认为正因为自己曾经是工人和工会主席，所以他才能够代表自己和他们的利益说话。
蔡翔所指的一个神话被另一个神话代替，以及朱卫国所拒绝放弃的，提醒我们注意到已经发生了的“去革命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诸如“劳动人民”、“劳动大众”和直接了当的“工人农民”，这些用词无论如何都显得过时了。同时，随着这类用词的淡出，“底层”这一措辞开始出现并被使用。这种措辞的变化反映出的问题是，往往把中国的革命话语和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混淆在一起。用后者的理论框架来遮蔽各类不同社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以及实践。在后革命时期，这一混淆还对基本的和重要的革命话语和观念的边缘化起了催化作用。④
现在当我们再回到2004年出版的《那儿》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它隐含的双重的“先锋”意义：(一)“劳动人民”的底层化及其它衍生意义；(二)工人阶级的“代表性断裂”[5]。这两种主题都贯穿于《那儿》之中，《那儿》不仅仅讲述了朱卫国尝试拯救他的工厂但最终失败的经历，还讲述了工人在社会上以及主观或心理上的改变。罗蒂的象征性在于这条狗和朱卫国都拒绝“被送走”。但在这个意义上，非常不幸的是，朱卫国的拒绝也最多体现在他个人的反抗上：即使在现实中他坐在前工会主席的位置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朱卫国的故事超越了他个人：它象征普通工人(包括曾经作为工会主席的工人)的底层化过程。
朱卫国上对领导下对工人的陈情的失败，更加深了故事的复杂性：一方面是“代表性断裂”，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底层化，它们同时发生。就是说，当两者同时发生的时候，它们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叙事细节也暗示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诞生。他们中的一部分正是原来工厂的官员，当工人的地位日渐式微，他们则竭尽全力化公为私，来逃避成为牺牲品或者被底层化的危险。朱卫国拒绝接受这样的巨变预示了他的悲惨结局。这个故事利用他所谓的“疯狂”来增加这一变化的悲剧性。这正是这个故事真正所要表达的：社会关系随着经济秩序的改变而改变，而发展主义价值观则使这种改变合法化。
因此作为结论，我要强调的是，“底层文学”这一文学现象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的“历史感”：“历史感”是介入今天中国诸多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转型成为现实，伴随着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转制”，大部分工人下岗，作为替代的“合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吸收大量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结合像《那儿》这样的底层文学和农民工自己创作的打工文学来看，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劳动人民在这一变化的进程中，要求并试图维护他们群体的一种言说。⑤
①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汪晖1997年的文章《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所引发的争论。
②《霓虹灯下的哨兵》，导演王苹，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1964年。
③关于尊严政治的大量讨论详见蔡翔的新书《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我注意到在薛毅与刘旭的对话中提及陈映真也有过同样的观点。在本文中，我提到了类似的观点。
⑤与“底层文学”类似的文学现象是由打工者创作的“打工文学”。在有限的空间里，我无法展开描述“打工文学”，除了小说之外，许多作品以诗歌的形式发表。这些作品既让评论家们兴奋又引起了他们的担忧。这担忧一方面来自于“底层”的言说并不依赖于精英，另一方面，一些评论家也担忧“打工文学”并不必然地具备了强烈的社会阶层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