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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人类认识发展中存在着效率因素和非效率因素，追求效率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效率对于认识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即效率作为认识目标的导引作用、效率提供认识条件的基础作用和认识本身的效率对认识发展的直接作用。认识的效率是衡量认识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提出认识进步的效率尺度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认识过程与结果、投入与产出、付出与获得、代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认识 效率 进步 增长 因素
在人类认识发展中存在着效率因素和非效率因素，追求效率是认识发展的一个直接动因。衡量人类认识进步的尺度之一就是认识的效率，认识的进步内在地包含着认识效率的提高。在当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强化了人的认识工具系统，开辟了提高人类认识效率的广阔前景。
一、认识中的效率因素与非效率因素
认识中有各种因素参与并相互作用，就其是否具有效率意义而言，可区分为效率因素与非效率因素。所谓效率因素是指其增减导致效率变化的因素，而非效率因素则是其增减不导致效率变化的因素。这实际上是认识中具有有效性与不具有有效性的两类因素的区别。鲁迅在讲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①]文章中“可有可无”的成分即无效成分，无疑应当删掉。去掉非效率因素，同时也就强化了效率因素。虽然写完后再读两遍，区分文章中有效与无效成分，对无效成分加以删除，增加了写作过程的投入，却获得了更为精粹和隽永的作品。经过认真修改的文章在质上提高的幅度，远远高于追加投入的活动量，其效率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必须首先区分认识活动中效率与非效率两类因素，这样才能通过认识主体的自觉努力保持或提高认识效率。某一认识只要包含有效成分，在整体上就可能是有效的，尽管它同时会存在无效成分。如果认识仅仅有效即可，无须再改进、优化，它就不会再向前发展，人类认识至今还可能停留在原始思维水平上。事实上，人们并不满足于认识在整体上有效，还要力求使认识中每个部分都有效，即增强其效率因素，减少非效率因素。在有效的前提下存在的思维，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于提高有效性之程度。
以辩证的观点看待认识活动中的效率与非效率因素，不能不注意到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对于这种复杂性，可从几个侧面来透视。
第一，非直接的效率因素可能是间接的效率因素，直接的效率因素可能是间接的非效率因素。认识中某种因素的加入，就其直接作用而言，可能不具有效率意义，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成分，但在认识的深化中又可能逐渐显示其作用而具有效率的意义。相反，有些因素就其直接意义而言是效率因素，但其间接结果却可能是非效率的。在人们的动机和效果之间，常常存在着不一致之处：不以效率为直接目的的认识因素不一定是非效率因素，而以效率为直接目的的因素也不一定是效率因素。
第二，短期认识中的非效率因素可能是长期认识中的效率因素，短期认识中的效率因素可能是长期认识中的非效率因素。这是上述第一种情况在时间中的表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某种因素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效用是在时间持续中展开的过程。有的因素开始时未起作用而后来才显现其作用，有的因素开始时起作用而后来这种作用渐渐丧失，也可能在其他因素制约下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只注意眼前的需要，追求“立竿见影”，固然会获得短期认识的效率，却可能无助于长期认识效率的提高或稳定。特定认识因素的有效性不是永恒的，对此应当在其与时间的关系中加以把握。
第三，小范围认识中的非效率因素可能是大范围认识中的效率因素，小范围认识中的效率因素也可能是大范围认识中的非效率因素。这是前述第一种情况在空间中的表现。人的认识有其空间范围，它是由认识主体的思维空间和认识客体的实在空间来确定的；在运用中介手段的认识活动中，它还受到人所使用的认识工具的制约。一定的认识因素总有相应的适用范围。在小范围内不起作用的认识因素，有可能在较大的范围内起作用；反之，在小范围内起作用的认识因素，在较大范围内也可能减弱乃至失去作用。
综上所述，在人的认识中，效率因素与非效率因素的区别是相对的、可变的。随着认识活动的展开，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认识中的效率因素和非效率因素可能向自己的相反方面转化。因此，在区分认识中的效率因素与非效率因素时，应全面、长远、整体地考虑问题，避免片面、狭隘和短视的做法。
二、作为认识发展动因的效率
人类认识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中效率无疑是一个重要动因。效率对于认识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从效率作为认识目标的导引作用、效率提供认识条件的基础作用和认识本身的效率对认识发展的直接作用等几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人类追求活动效率的内在要求推动着认识的发展，因为认识的扩展和深化有助于人活动效率的提高。认识因其提高了人活动的效率而产生和逐步完善，由于人类自觉地努力提高活动效率，才不断推动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追求活动效率的提高作为内在的动因，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认识的积极性，使之突飞猛进。
战国末年的韩非曾明确指出：“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②]这种道理是靠对事物的认识得到的，依照事物的道理行事，就能成功，即意味着活动的有效性。他认为，人之言行的目的在于“功用”，若“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③]。功用即其有效性，功用之大小即其效率的高低。知事物之道理，缘道理以从事，就能获得应有的功用。在这里，人的活动借助环境、工具之利而取得的效率，被简明扼要地表述为“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④]。人活动效率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是人自己努力的功绩，首先是人对事物道理有所认识的结果。人们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自然不能不致力于认识之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古代社会在政治思想、军事理论、产业技能、医药知识等方面表现出的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无不与其有利于提高人类活动效率有关，以至可以说追求活动效率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内在动因。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管理诸方面认识的迅速发展，更是鲜明地体现了认识发展与追求效率的内在相关性。在一个以效率为生命的时代里，应用性强的认识给人的社会活动注入了活力，并因此而得到人们的青睐，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人类认识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认识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在肯定应用性的科学、技术、管理等类认识对于效率的价值的同时，也需要承认基础理论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作为深层次的或普遍性的认识对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价值。如果说前者对人的活动有直接的、明显的效率意义，那么后者对人的活动就有间接的、潜在的效率意义。明确人的认识对于效率的全面作用，有利于人类认识的全面进步，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人类社会活动效率的提高，特别是物质生产效率的增长，为认识的发展提供着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认识活动是认识主体（人）通过认识中介（工具）作用于认识客体（对象）的过程，是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使有关客体的信息通过中介主体化的过程。适应认识主体需要的认识中介及客体条件的改善，是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人类活动效率增长的结果。
认识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手段、工具、方法、途径等等。从古代书写工具如笔、墨、纸、砚的生产和普及，到近代各种观测和实验仪器的发明和应用，再到现代各种信息处理和传播手段的出现，特别是一代一代更新的电子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建立，认识的中介条件得到空前的完善。从客体条件看，认识客体领域的拓展也就是认识本身的发展。人类实践的历史进步增强了认识主体的能力，完善了认识中介手段，同时也开阔了认识客体范围。正像以什么为物质生产劳动对象是物质生产劳动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那样，以什么为认识对象也是认识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第三，人类认识效率的提高标志着认识能力的增长，推动着认识的发展。从人类认识本身来说，认识的发展包含着认识效率的提高，认识的效率即其有效性比率的提高意味着人的认识能力的加强，而这种增长着的认识能力又成为促进认识进一步发展的直接动因。
现实的人的认识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人类文明积累的已有经验和知识，经过教育、传播和学习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认识。人类认识成果在人与人之间转移，在纵向的历史的关系中是认识一代一代的延续、继承，在横向的现实关系中是同时代人之间认识的交流、互换。另一部分是在继承、交流已有认识的同时探索新认识方向，寻找新认识方法，获得新认识成果，这是认识发展的真正源泉。如果说第一部分是继承、接受他人的认识。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形成、提炼自己的认识。就人类认识历史来说，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没有源就没有流。但就社会中个人认识的发展来说，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认识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从上述两部分认识分别来看，首先是社会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电脑信息网络等方面的进步，提高了人们通过各种传播媒介继承、接受已有知识的认识效率，使人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以迅速发展。由于这方面认识效率的提高，人们可以方便、容易地获得以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方能得到的基础知识，从而有利于继续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形成和增长自己的认识能力。在此基础上，人们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依托，高效率地处理有关信息，必然会产生和发展自己的认识，为人类文化和知识宝库提供新的内容。不仅如此，认识效率的提高还使人们能够较容易地处理日常大量的、简单的问题，进而将认识向重点和核心集中，逐步去解决那些更重大、更带有全局性或根本性的课题。
三、认识进步中的效率尺度
衡量认识的进步可从不同侧面着手，采用相应的尺度。认识效率是衡量认识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科学日益通过技术和管理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现代社会关系正在“信息化”，社会越来越成为信息社会。社会的迅速发展是以认识的进步为前提的，而认识的进步不能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认识效率的提高。
人们在认识中最终追求的是认识结果，获得认识成果的快乐常使人得鱼忘筌，忘了为取得这一成果曾付出怎样的代价。尤其是在“一次性”的认识活动中，因为无从比较，人们只能假定为达到特定认识结果所付出的全部代价都是必要的。由于认识不断进行，许多相同或相近的认识过程与结果反复出现，促使人们在对其进行反思时加以比较。既然相同或相近的认识过程可以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不同的认识过程可以产生相同或相近的认识结果，那么人们就会追问：究竟以何种认识过程即认识代价获取某种认识结果是最经济的？所谓“经济”，按照孙冶方的说法，“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⑤]经济原则即效率原则，是人类活动遵循的一个普遍原则，无论在实践或认识中都是如此。
科学是人类最为珍视的认识形式，它的作用在于使人的思想、行动更正确和更有效率，这种要求同时也是对科学自身的要求。对于科学认识来说，最重要的要求无疑是其科学性、真理性，这是科学认识最根本的质的规定。在这里，真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具备了这个前提才有所谓效率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在求得真理的基础上谈论效率才有意义。但我们也不应将效率原则与真理原则割裂开来，似乎强调认识的效率就会忽视其真理性要求。科学认识的效率是所获得的真理与所付出的代价的比率，效率的提高不仅表现为付出代价的减少，也表现为获得的真理的增加。忽视认识的真理性，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只会降低认识的效率。所以，真正重视科学认识效率的人不会只知减少投入，而会更注意保持乃至增加产出，在这里，产出就是真理性的认识。科学认识的真理原则和效率原则应该是统一的。
真理是认识价值的一种形式，是科学认识所追求的首要目标。然而健全的科学所追求的又不只是真，还有善和美。其他许多社会意识形式，如政治法律观点、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思想、哲学理论等，既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真的追求，也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善和美的追求，都是具有多样性内涵的认识价值形式。所有这些价值之间的差别，对于认识效率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都属于效率关系中与投入相对应的另一端——产出，是与付出和代价构成比率关系的获得和价值。
如果说广义的价值原则包括真理原则的话，那么一般认识的价值原则和真理原则也应该是统一的。认识的进步是价值的增长，也是效率的增长，效率是认识活动所获价值与所付代价之比率。提出认识进步的效率尺度的意义，不只在于其与认识进步的价值尺度的一致性，更在于它强调了认识过程与结果、投入与产出、付出与获得、代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比单纯看到认识活动与其有效结果的关系，更有助于人们自觉地推动认识的进步。
总的说来，认识的进步伴随着效率的提高，我们可以以认识效率的增长作为衡量认识进步的一个尺度。具体说来，认识效率的增长又有不同的类型，这些类型同时也标志着认识发展的不同类型。与这些类型相联系的是衡量认识效率增长的不同标准，它们是认识进步的效率尺度的具体化。
从认识的投入和产出，即认识过程所付代价与认识结果所获价值两方面看，前者的减少或后者的增加都导致效率的增长，由此形成两种效率增长的类型：节约型效率增长和增产型效率增长。（1）节约型效率增长，是在保证认识成果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认识活动的投入，如减少人员、缩短时间、节省设备和材料等等。产出不变，投入减少，效率提高，这是节约型效率增长。（2）增产型效率增长，是在一定认识活动投入基础上，通过认识活动本身结构和功能的调整和优化，获得比原先或同类认识活动更高的产出。投入不变，产出增加，效率提高，这是增产型效率增长。
在增产型效率增长的范围内，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两种类型，外延型效率增长和内涵型效率增长。（1）外延型效率增长，是在同等认识活动投入的条件下认识成果数量的扩展，是同质认识成果在量上的增加。在这里，认识效率的增加与认识成果量的增加成正比。这种效率增长是由认识结果外延扩大引起的，而认识在质即内涵方面并未随之变化。（2）内涵型效率增长，则是在同等认识活动投入的条件下，由于认识成果品质提高而导致的认识效率增长。不同品质的认识结果有不同的价值。复杂认识活动高品质的认识成果的价值，可以折合为多倍简单认识活动低品质的认识成果的价值。但认识活动结果在质上的飞跃又很难完全以量的倍增来换算。仅使认识活动在量上的重复叠加，未必能带来质的升华。而在相当的认识活动基础上，在量变临近“关节点”时，常常只要认识活动继续推进，也许只要微小的数量增加，即足以引起认识结果质的飞跃。认识效率的这种增长，是由认识结果的内涵即质的上升所导致的价值倍增实现的。
探究认识效率增长的基本类型，将其作为衡量认识效率增长的不同标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认识的效率尺度。它使我们看到认识效率增长的多种可能方式和多重具体尺度，不把其中的某种特定方式看作唯一的可能，亦即不将其中的某个标准当作唯一的尺度。认识效率增长的各个类型本身无所谓优劣，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最现实的选择也就是最合理的选择。具体条件一旦发生重大改变，原先不现实的选择可能会成为现实的选择，那时就会要求改变认识效率的增长方式。认识活动不全是按计划遵循某种效率增长方式进行的。它像曲折河道中的流水，时缓时急，时左时右，一切都由它自身的力量推动，又受到与环境关系的制约。认识在本性上是追求效率的，其效率增长方式在节约型和增产型、处延型和内涵型之间变换，表现出作为认识进步的效率尺度具体标准的多样和变化。
四、人类提高认识效率的努力
在认识发展的历史中，自觉的认识主体总是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效率。人作为主体认识能力的增强，集中体现在认识效率的提高上。提高认识效率的努力不仅是个人自觉的行为，而且由于人际之间的互动而成为群体的、社会的活动，融汇为人类提高认识效率的历史过程。
提高认识效率的基本方法是专业化。认识活动的专业化，从社会总体上讲，第一是认识与实践活动的分化，即认识作为专业活动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领域；第二是认识活动本身的进一步分化，即各种认识活动的分工和专业化。认识本身的分工即专业化的进展，在大的方面是社会认识各领域的分工，如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法律事务、科学、艺术等等活动的专业化。再进一步，还有各个领域内部更详细的分工。在现代社会中，专门从事认识活动的人日益增多，以至专业化的认识活动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产业，即与第一、第二产业相区别的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产业。如果人类社会确实在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那么它对人类认识发展的要求就会越来越普遍和突出。认识活动要想作为大规模社会产业来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导致的效率增长。
社会对分工的要求同时也就是对协作的要求。认识由于专业化分工而提高了效率，但过分专业化带来活动空间的分隔，又会限制认识的发展，影响其效率的保持。因此，在认识专业化的过程中，又内在地要求认识的社会化，需要各种认识之间的交流与传播。交流、传播以至推广是使认识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手段或方式，本身就是提高认识效率的内涵之一。而从与他人、外域的认识的交流中获得信息和启迪，又是促进认识自身发展的重要方法。专业化的认识是系统化的认识，认识的系统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它只有在与外界信息交流中才能得以发展。一个良好的信息交流和传播的社会氛围，无疑是提高认识效率所需要的。人们致力于认识的交流和传播，也就是在努力提高认识的效率。
社会性的教育活动是交流与传播的一种特定形式。教育在人类认识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人类已获得的文明成果得以延续而不中断。但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接续文化的香火，它更是人类提高认识效率的重要途径。人类世世代代认识的积极成果，是社会文明、文化的思想观念部分，作为前人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构成了当代人继续从事认识活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起点。充分掌握和利用已有的认识成果，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性的认识过程，少走弯路，更快地接近人类认识的前沿地带，创造新的更有价值的认识成就。
与教育同等重要的是研究。一方面，教育本身要以研究来保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浩如烟海的认识成果，不可能不加取舍全部接受下来，而只能凭借一定的尺度予以选择和整理，这当然就意味着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育即研究，无研究的教育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教育要靠研究来推动。这种研究已不停留于为保存人类认识的优秀成果所做的工作，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开拓、创新，在保存的前提下发展人类认识。从以保存为目的的研究扩大到以发展为目的的研究，是认识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现。通过研究而获得新的思想、观念、方法，达到人类认识的新高度、新境界，教育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成为把自己与他人、本土与外域、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的精神文化纽带。
人类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创造了日益完善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的发展也就是社会和人本身的发展。社会文化在整体上的进步，日益造成有利于提高人的认识效率的社会条件，因而人类整个文化的创造间接地也是在为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包括提高自己的认识效率创造条件。
认识的主体器官是人脑。人类提高认识效率最重要的方法，在于充分发挥人脑的认识潜力。每个健康的人都有一个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大脑，在整体的质上，它远比当今世界上任何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更高明。这是自然界和社会进化给予人类最珍贵的馈赠，是使人能够像人那样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拥有如此神奇的思维器官，却常常弃置不用，或者只用于处理最简单的问题，高投入而无产出或低产出，认识的效率当然是低下的。要改变认识效率低下的状况，就应从多动脑开始。无论从个人或人类来讲，人脑的智力资源几乎都可视为是无限的。这是人类内在的、无形的资源，只要开发其中很小一部分，人类的认识效率就会成倍地提高，就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
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从外在方面看是人类活动的客体世界（包括中介手段）的扩大；但从内在方面看，本质上是由人类作为主体的智力开发造成的。靠提高认识效率来提高实践效率，关键在于开发人脑的智力资源。这是人类世世代代实际上在做着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应当使这种努力更自觉从而更有效，不仅在少数人中而且在全社会范围内更充分地开发人脑智能资源，发挥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创造力。
电子计算机是人类科学认识和实践创造的产物。如同其他工具、机器是人的肢体和器官的延长一样，电子计算机是人脑的延长，所以人们称之为“电脑”。电脑的硬件和软件都是人设计和制造的，聪明的人能否造出比自己更聪明的机器人？这是个类似经院哲学中“万能的上帝能否创造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那样的问题，令现代人困惑不已。如果说我们不能断定人脑和电脑哪个更聪明，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人脑加电脑比单独的人脑更聪明。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大体经历了五代，由电子管计算机、晶体管计算机、集成电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发展到智能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社会应用也已经历过两个阶段：（1）公司后台工作计算机化；（2）公司前台工作计算机化。目前已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计算机进入家庭。这种发展趋势意味着人脑与电脑的结合不仅存在于人的工作领域，而且将进入人的生活领域。“人—机”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越来越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关系。人类的认识能力由于电脑的普遍应用而得到强化，展示了不断提高认识效率的广阔前景。人类努力提高认识效率，将使自己的实践效率、特别是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管理效率得以稳步提高，由此带来的将是一个更和平、富足、美好的世界。
注释：
① 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见《二心集》。
② 《韩非子·解老》。
③ 《韩非子·问辩》。
④ 《韩非子·难二》。
⑤ 《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