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新、观点新、蕴意新——评《中国当代外交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史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观点论文,材料论文,蕴意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规划重点课题、由谢益显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在结项时，笔者忝为鉴定组副组长，曾有幸先睹为快；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再次阅读，感到该书又有很大改进。与已出版的同类专著相比，它的特点和优点不少，概括起来说，是突出一个“新”字，材料新、观点新、蕴意也新。
一、资料详实，公开内部兼备
该书充分利用近年来国内外陆续发表的一些新材料，包括有关国家解密的档案材料，我国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邓小平文选》以及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等，使得叙述更加真实具体。显然，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有两个”的判断，以往一般人仅从196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间接得知。 现在大家可以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看到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三次有关讲话的原文，〔1〕从而有更深刻的体会。该书作者利用外交学院的特殊有利条件，查阅外交部许多内部档案，理解自然深刻。有些史实虽未注明材料来源，其实言之有据。对于国外材料，则采取分析态度。例如，关于朝鲜战争谁打第一枪的问题，历来是朝鲜南北方、世界东西方争论的热点之一，都能举出许多对己方有利的论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韩国提供的档案材料证实朝鲜北方为统一半岛的战争进行了积极准备。于是，国外就有人断定朝鲜北方打第一枪已成定论。但该书作者认为“韩国和美国方面并没有公布同一时期韩美往来的电报，来证明韩方确如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按防御的目的来组织军队。……作者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想说明战争一定就是某一方或不是一方发动的，而只是想说明，在朝鲜南北双方权威性档案最终解密以前，朝鲜战争究竟是何方发动的难有定论。”作者进一步指出：“战争不论是哪一方发动的，都并不影响我们对战争性质的分析。因为它是一场内战。恰恰是美国的干涉，才把朝鲜战争由一场内战变成了危及世界和平的国际战争。”〔2 〕我认为该书作者一层一层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二、史论结合，突破理论难关
该书谈的是历史，但做到史论结合，加强了分析，提出许多新见解，给人以极大启迪。例如“六四”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针，本书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概括其精髓，专辟一章多角度地全面地对其内涵和表现予以论述。〔3〕该书认为， 面对“六四”风波后美国带头对中国制裁，中国“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4〕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 在外交上采取相应措施；面对苏联东欧剧变，中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针对“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5 〕对海湾战争和洛克比空难事件，中国采取超脱态度；以及1992年以后，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求同存异，不搞对抗；中国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等，都是“韬光养晦”的表现。
该书认为“韬光养晦”的内涵，一是韬社会主义之光，闪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光；二是韬反帝革命之光，闪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之光；三是眼光不放在具体鼓动和壮大某种统一战线，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讲过头的话，不作过头的事；四是不具有古代成语中养精蓄锐、以备将来一击的含义，而应同“有所作为”联系起来理解。那么，“有所作为”的内涵是什么呢？该书认为：一是“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6〕二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讲公道话， 办公道事。”〔7〕三是“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8〕这些理解，都有独到之处。
该书进一步指出：90年代初为应付国际格局突变和所谓“制裁”造成的困难，中国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指导下的一系列作法，其所蕴含的原则，实际是中国80年代对外政策重大调整以后、经过90年代初的经历所积累和继承下来的、今后仍将奉行的一系列原则，是服务于中国外交根本目标的。我认为这段话很好地回答了人们常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策略还是战略？是不是“卧薪尝胆”的意思等问题。依笔者管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是中国外交在90年代初期的特殊性和相当长时期的普遍性的统一，是策略和战略的统一。例如，早在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时就说过，“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9 〕笔者和该书的理解可能是不谋而合的。
该书新颖的解释还不少，例如说：“中国从1954年就明确在国际事务中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为方针，过去‘促进人类进步’就国际关系而言，是同反对和削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现在则清楚，那是各国之内的问题，在老殖民体系崩溃后的国际关系中基本上已不存在这种联系。中国现在抓的是和平与发展，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广泛的友好合作，共同经济繁荣。”〔10〕笔者认为该书对“促进人类进步”作了全面的辩证的解释。
三、正面为主，也谈经验教训
该书用绝大部分篇幅，浓墨重彩，热情讴歌我国外交取得的伟大成就，准确阐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外交思想，这是符合实际的。同时作为学者，也提出了我国外交中若干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都很宝贵。关于成就，实在太多，我不拟详述。关于经验教训，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苏大辩论及有关问题；二是“世界革命”以及有关问题。
1.关于中苏大辩论等问题
中苏大辩论，是震憾世界的大事。中国在这场辩论中的是非功过，是中外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界非常关心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大辩论双方级别之高（党中央）、理论问题之深且广，都使人望而却步，至今很少见到专门评论。该书作者以很大的勇气和很高的理论素养来进行探讨。该书不仅专设一节阐述“中苏大辩论和国家关系的逐渐恶化，”而且专有一目谈“中苏大辩论的性质及评价。”〔11〕该书把大辩论阶段定为1959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声明和中国1960年4 月发表三篇文章时起，大致至1965年3月止。不属于对敌斗争的性质。 该书作者认为：中国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一部分涉及国内问题的观点是供讨论的，个别观点是历史已证明不妥的。从坚持和鼓励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进行反帝反殖反侵略压迫的斗争看，大辩论起了推动世界前进的作用，基本部分是积极的；但也有削弱社会主义团结的副作用。我认为这些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人们当然还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总结。例如，大辩论这种方式，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可以进行，在什么条件下不应该进行，也值得探讨。毛泽东1956年9 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道：“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12〕后来1976年阿尔巴尼亚党从“左”的方面公开攻击我党和政府对外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时，我国也不和阿党进行辩论。到了80年代，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更不会去大辩论，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我们虽有一些不同看法，也未公开批评。事实证明这样作是成功的。
至于中苏大辩论对中、苏各自社会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但不属于该书评论范围，不提是对的。总之，该书作者在总结中苏大辩论的经验教训上，迈出了很可喜的一步。
关于1965年中国拒绝在越南抗美问题上同苏联搞“联合行动”，该书作者指出这一政策当时在关于国际共运问题上较接近中国立场的某些党内，引起不同看法。该书认为，“虽然在反美问题上不与心怀叵测的苏共领导同流合污，牵扯不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如何，当时苏联同美国是有矛盾，它们之间有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在中国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总战略下，在反美问题上如何对待苏联，历史地看，是可以探讨和总结经验教训的。”〔13〕
关于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该书肯定了中国从独立国家维护主权原则出发，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但认为“从世界革命要求和反修原则来看待”，说“捷共推行的改革充满资本主义的回潮，比苏修的‘右’更‘右’”，就值得总结。还指出：中国判断苏联沦为“社会帝国主义”，应以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地位而言，当时，中国曾有苏联社会上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之说，后来人们认识到并非如此。〔14〕
2.关于“世界革命”对我国外交的影响
该书用一节的篇幅〔15〕论述“对外两面开弓、强化革命主张和及时调整。”该书认为第二次亚非会议“决定不定期延期是正确的”，“但历史地看，在1965年最需要集中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场合，没有能把力量集中得起来却是事实。”我认为该书提出了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特别是该书进一步指出：“从60年代初起，中国在热情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人民的民主运动公开热情赞扬；在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喊出了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口号。1965 年1月起，中国还公开提出世界革命的斗争任务问题。”遭到某些亚非国家的反对。1965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使“世界革命的观念成了现实的号召。”1965年和1966年间明确外交要为世界革命服务，虽然毛泽东把它当作“放空炮”，即停留在政治宣传上，可是康生等人借机把中国17年来执行的正确外交路线诬蔑为“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三降一灭路线”，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以“世界农村”（指亚、非、拉广大地区）包围“世界城市”（指北美、西欧）的“世界革命”战略号召，这不仅是“两面开弓”，而且是“四面出击”。结果，“在‘文革’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的近30个国家都发生了外交纠纷，客观上这是一种孤立。”从1969年“五一”节毛泽东接见外国驻华使节起，中国主动改善因极“左”思潮而受到破坏的和某些国家的关系，使中国外交较快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其中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反映1965年起中国所强调的外交为世界革命服务的思想改变了。我认为该书既不讳言“世界革命”思想对我国外交的影响，又主要限于1965～1968年的4年左右的时期内， 是实事求是的，是颇有新意的。
四、脉胳清楚，分期自成一家
关于中国当代外交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者议论颇多。包括已成文的和研讨会上的发言在内，依笔者归纳，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两分法。即以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线，之前是毛泽东外交思想时期，之后为邓小平外交理论时期。
2.三分法。即从建国到50年代末是“一边倒”时期；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反两霸时期；其后是不结盟时期。
3.四分法。即从新中国建立到50年代中期以巩固独立为中心任务的时期；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经受美苏巨大压力的时期；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大踏步前进的时期；从80年代初迄今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与发展的时期。
4.五分法。即“十年一变，大致逢九就变”。建国后第一个十年是“一边倒”（或“联苏抗美”）时期；第二个十年是“两个拳头打人”（或“反帝反修）时期；第三个十年是“一条线，一大片”（或“联美制苏”）时期；第四个十年是“不结盟”（或“全方位开放”）时期；进入第五个十年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时期。
5.六分法。即谢益显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的分法：1949—1955年的“独立自主、保障安全”时期；1955—1965年的“对外多方矛盾关系和反美统战”时期；1965—1972年“反帝必反修”和反对两霸时期；1972—1979年“三个世界的划分和联美反苏”时期；1979—1989年“不结盟与和平、发展为主题”时期；1989—现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时期。
以上五种分法，或以指导思想为标准，或以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为标准，或以外交工作、外交政策的发展状态为标准，各有千秋。谢益显教授的分期法，是一贯的，是其1988年版《中国外交史（1949—1979）》的逻辑延长，其优点之一是界标清楚，分别以第一次亚非会议、莫斯科三月会议和美国直接大规模军事侵越、尼克松访华、苏联军事入侵阿富汗、苏联东欧开始剧变和中国“六四”风波为界标。如果从战略演变和便于教学的角度出发，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五分法，但我也很重视从其他分期法中汲取营养。
此外，《中国当代外交史》结构严谨，布局合理，逻辑清晰，行文流畅。不仅全书有导言和结束语，每章也有引言和小结，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全书约为42万字，份量比较适中，既是专著，又可作教材。其他优点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堪称精品，值得一读。
注释：
〔1〕 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9页。
〔2〕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版，第41—43页。
〔3〕 同上，第457—526页。
〔4〕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5〕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同〔4〕，第363 页
〔6〕 同〔4〕，第321页。
〔7〕 邓小平：《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同〔4〕，第162 页。
〔8〕 同〔5〕。
〔9〕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16页。
〔10〕 同〔2〕，第528—529页。
〔11〕 同〔2〕，第192—220页。
〔12〕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主义》，同〔1〕， 第251—252页。
〔13〕 同〔2〕，第248页。
〔14〕 同〔2〕，第250页。
〔15〕 同〔2〕，第258—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