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角下的世界城市网络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理论论文,城市论文,世界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0）04－0018－07
城市并不孤立存在，网络是城市的存在方式。1980年以来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促成了世界城市的兴起，世界城市理论也随之发展并成为研究城市问题的重要框架。学者们在世界城市理论框架内创新性地解决了方法论问题，对世界城市网络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将从全球化的视角对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进行简要论述。
1 国家城市体系的产生及其局限性
城市诞生时就相互保持着联系，研究单个城市并不能全面把握城市的本质。Taylor[1]指出“虽然网络中的城市都有腹地，但是它们并不足以创造并维持一个孤立的城市”，城市产生的同时城市网络也就产生了，研究城市问题应该采用联系的视角。Castells[2]更进一步地抽象了城市联系，他认为“全球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高级服务的生产、消费以及它们所附属的本地社会在信息流的基础上通过这种过程联系在全球网络中”。
中世纪的欧洲还未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主要城市通过各种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网络。随着十九和二十世纪国家主义兴起，欧洲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逐步同化。到二十世纪中期，世界主要城市都被“国家化”了，淡化了以前城邦的特点而更多地被赋予了地域的内涵， ‘城市被看作国家首都或者区域中心”[1]。国家城市体系的概念就产生并在学术界广泛传播，成为研究城市系统的主要框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国家城市体系进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城市规模等级分布的Zipf法则[3,4]。
正如抛开了出口而仅研究消费和投资就无法准确把握国家的总需求一样，抛开国际联系而仅在国家城市体系的框架内研究城市问题，是无法准确把握纽约、东京、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增长状况的。Taylor[1]批判了国家城市体系的研究框架，他认为只有将城市纳入世界城市网络中才能正确把握城市产生和发展的本质。国家城市体系的框架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从国际视角研究城市问题的桎梏。
中国对于城市体系的讨论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周一星和杨齐[5]的论文《我国城镇等级体系变动的回顾及其省区地域类型》属于开创性的研究。这篇文章具有三个典型特点：首先，作者认为国家和省等行政单元是研究城市系统的合理框架，所以文中不仅研究了中国城镇等级体系，还研究了“全国26个省区级地域单元”[5]的城镇等级体系；其次，城镇体系具有等级特性，作者提到“等级性、层次性是区域城市体系普遍具有的特性”[5]；最后，作者用单个城镇的性质数据代替城镇间的联系数据来研究整个城市系统，研究结果只能反映单个城镇的性质特征，而城市系统的内部联系必须依靠理论假设。
此后顾朝林[6]、周军[7]、顾朝林和胡秀红[8]、杜国庆[9]、刘宏鲲和周涛[10]等关于全国城市体系以及那伟和刘继生[11]等关于省级城市体系的研究基本上都具有上述三个特点。周一星和胡智勇[12]、苗长虹和王海江[13]的研究运用交通联系数据来反映城市间联系，但仍主要局限在国家或省的行政单元内。在中国城市国际联系较弱，且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国家城市体系的框架是合理的，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研究城市系统问题就需要对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
2 全球化的三次浪潮
世界城市网络的兴起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上的。随着世界贸易、投资和劳动力流动的增长，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城市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生产、管理和连接功能，全球化的进程推动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发展。世界银行在政策研究报告《全球化、增长和贫困》[14]中详细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全球化浪潮：
1870年以前，由于受到交通通信技术、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世界的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规模很小，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出现于1870年至1914年间。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商品、信息和人的流动成本大大降低，各国又致力于消除贸易壁垒，从而刺激了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迅速发展，世界出口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到了8％。劳动力和投资伴随着贸易额的增长而大规模流动，世界总人口的几乎10％在这次浪潮中迁移，外资存量占发展中国家收入的比重从9％上升到了32％。这次全球化浪潮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缩小了参与全球化各国间的差距。
1914年至1945年间，虽然交通通信技术仍然在不断发展，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限制贸易政策的出台，全球化的趋势遭到了逆转。1950年世界出口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为5％，相当于1870年的水平。劳动力和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应的受到了严重限制。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出现于1945年至1980年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复苏以及交通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第一次摆脱了比较优势的制约而产生了基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的产业分工。但是，这次全球化浪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很小，他们仍然坚守着高贸易壁垒，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方式以初级产品换取工业制成品为主。
1980年来，世界开始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这次浪潮伴随着集装箱化、航空运输和互联网等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为企业生产管理方式的改变创造了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成功地参与了全球化进程，比较优势从初级产品转移到了工业制成品上，实现了出口结构的升级。生产要素也伴随着贸易的增长而快速流动，发展中国家吸纳外商直接投资从1980年的7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4997亿美元[15]。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广阔的市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还引致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促进知识传播、缩小国际发展差距和构建世界生产网络都有积极意义。
3 世界城市理论的兴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世界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开始整合。“在世界经济的500年历史中，为整个世界市场生产工业制成品第一次成为可能”[16]，这种新的进展在1977年被
等学者称为“国际劳动分工”[16]。世界城市的兴起就是国际劳动分工在空间上的表达。
3.1 “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
Cohen[17]于1981年首先提出“全球城市”的概念，标志着世界城市理论的诞生。Cohen认为制造业企业在全球急剧扩张，它们设立分公司和合资企业来应对全球竞争的挑战。随着企业结构和战略的改变，服务业对于制造业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制造业企业的全球扩张引致了为生产和营销提供服务的企业相应扩张。 “企业集团和高级生产服务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一系列制定全球商业决策和企业战略的全球城市的产生”[17]，同时也降低了那些国内导向城市的地位。
3.2 “世界城市”研究框架的构建
Friedmann于1986年发表的论文《世界城市假说》[18]对“世界城市”进行概念化并提出了完整的研究框架。Fliedmann认为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外移民聚集的中心。世界城市的都市功能、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城市物理形态是由世界城市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以及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承担的功能决定的。世界城市的全球控制功能体现在其产业结构上，主要包括公司总部、国际金融、交通通信和高端商业服务。城市被全球资本用作生产、销售和组织的基点，城市间联系使得世界城市形成“复杂的空间等级”。Friedmann[19]于1995年出版的论文进一步强调了世界城市是连接区域、全国和世界经济的节点，城市间具有“密集的经济和社会互动”。Friedmann提出的框架为世界城市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不仅看到了世界城市的崛起及背后的原因，更看到了世界城市的网络特性，为世界城市研究突破国家城市体系框架的制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3.3 “全球城市”学说走向成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蕴含了更丰富内容的术语“全球化”开始取代“国际劳动分工”而出现在学术界。Sassen于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20]标志着新的世界城市学说产生。Sassen认为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经济流程在空间和组织上分散成为可能，但是正是这种“全球生产线”要求管理、控制和规划等功能的集中。空间扩散和全球整合相统一的趋势促进了全球城市的产生，并成为Sassen研究的起点。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产品多样化、跨国并购和经营等新的经济现象对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和政府越来越依赖于专业生产服务业。专业生产服务业具有聚集经济，倾向于在全球城市布局[21]。金融业的多样化、创新和产品全球供应使得金融企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金融中心。所以，Sassen[20]认为全球城市不仅是传统理论所强调的管理中心，同时也是专业服务和金融创新的生产中心。
Sassen[20]认为全球城市有以下四个新功能：①作为世界经济组织的高度集中的命令点；②作为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重要聚集地，制造业不再是经济的主导部门；③作为金融和专业服务的生产中心；④作为金融和专业服务的主要市场。Sassen的研究主要包括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但并不能认为她的理论忽视了城市的网络联系特性。她认为全球城市崛起的前提是生产的地域扩散和管理的全球整合，Sassen[21]于2007年进一步指出专业服务业企业需要以子公司等形式在各个全球城市提供服务，进而增强城市间的网络联系。
3.4 “流的空间”理论构想
Castells[2]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形态。现代社会是由资本、信息、技术、组织互动、音像符号等各种流组成的，“流是支配我们经济、政治和象征性生活的过程表达”，所以Castells认为“流的空间”支配并塑造着网络社会。Castells“流的空间”理论至少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层是包括微电子、通信、电脑、广播系统和高速交通等基于电子信息的“流的空间”的物质支持，它们构成了网络社会具有战略意义的过程的物质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社会里功能的空间连接成为了可能。
第二层是“流的空间”中的节点和中心。“流的空间”具有位置属性，“网络连接起来的是具有明确社会、文化、物理和功能特征的具体地点。一些地点是网络中承担协调功能的交换和通信中心，另一些地点则是围绕网络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功能而从事相应活动并建立起相应组织的节点”，“中心和节点都根据它们在网络中的相应权重呈等级分布”。全球城市就是网络社会的中心和节点，所以说“全球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社会的主要过程是在网络中进行的，网络连接起了不同的地点并赋予了每一个地点在等级体系中的角色和权重，这种角色和权重决定了每一个地点的命运。
第三层是支配性的管理精英形成的空间组织。Castells认为在社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技术、金融和管理精英出于兴趣和工作的需要也会对具体的空间格局有所要求。占据支配地位的精英组织构成了我们社会最基本的支配形式，群众的利益只能在满足精英支配性利益的框架内得到部分体现。
Castells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城市理论分析框架，他把全球城市抽象为一个存在于“流的空间”中的“过程”。城市虽然具有自己的特性，但却不能脱离网络而独立存在，城市的功能和地位由网络所决定。
3.5 “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的发展
Cohen、Friedmann、Sassen和Castells都强调了企业联系、生产要素流动、商品贸易等经济联系在世界城市网络中至关重要的地位，随着城市逐步迈进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在城市经济联系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他们的世界城市理论虽然摆脱了国家城市体系的束缚，正确认识了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城市崛起的重要意义，但他们的理论和实证中都隐藏着城市等级体系的假设，Taylor[1]因此认为他们认识到了世界城市体系的范围却未能正确认识其结构。
Pred[22]运用多分部大企业内部联系数据研究美国Seattle—Tacoma都市区的“工作控制联系”时发现城市的联系可能超出传统的腹地而与其他城市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并且不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也不符合重力模型。Pred认为都市区间的联系并非中心地理论所示那样简单而有规律，它们之间的真实联系是复杂的。
Taylor[1]在Pred的研究基础上指出用城市等级体系来反映城市间关系具有误导性。如果城市体系研究采用了性质数据，研究结果肯定是等级性的[23]，用联系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就能发现城市体系的等级性假设与现实不符[1]。所有城市都处在全球化进程中并共同具有“世界”和“全球”特性[24]，只有打破行政区空间单元的束缚，运用联系数据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城市间复杂联系的特性，才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世界城市网络的本质。
4 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证研究
世界城市理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城市联系数据的缺乏却制约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开展。统计机构的行政等级划分使得统计数据往往以行政区而不是经济意义的城市为空间单元，统计数据以性质数据为主而缺乏联系数据，跨国联系数据显得尤为缺乏[25]。经典世界城市理论家Friedmann[18]和Sassen[20]用城市性质数据代替联系数据来反映世界城市作为全球控制和服务生产中心的本质。Castells[2]提出了复杂的网络理论但却仅采用城市性质数据进行了少量实证研究，使其网络理论缺乏有力支撑[23,26]。缺乏联系数据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研究的重要制约[27,28]。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运用新的数据和方法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归类到Castells[2]“流的空间”理论的三个层面中[29]：
4.1 世界城市网络的物质基础
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联系直接涉及城市间的联系本身，与世界城市行使全球控制功能和提供生产服务直接相关，数据资料也便于从相关渠道获取，所以成为对世界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重要方法。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联系在Castells[2]的理论里属于为“流的空间”提供物质支持的第一层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学者运用航空客运数据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成果不断增加，主要包括Keeling[30]、Cattan[31]、Smith和Timberlake[32]、Matsumoto[33,34]、Zook和Brunn[35]、Derudder和Witlox[29]、Derudder等[36]、Derudder[25]等。这些研究虽然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和地域范围各不相同，但研究世界城市网络还存在着共同的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以Cattan[31]为代表的研究分析了城市的人均国际交通量、国际交通比重等指标，实质是把联系数据转化为性质数据使用，并没有利用网络分析的方法充分挖掘联系数据的价值[29]；从数据质量来看，航空客运数据一般按照航段划分，按照出发地和目的地划分的数据较少，这样就过分强调了航空中转城市的地位。国际航空客运数据还会低估国内城市之间的联系；从旅客构成来看，航空客运数据除了包含与世界城市功能直接相关的商务旅客外，还包含旅行度假等个人原因出行的旅客，对分析世界城市网络的真实格局造成了干扰[25]。虽然Derudder和Witlox[29]采用了MIDT旅客订票数据库来获取旅客出发地至目的地的数据，Derudder等[25]采用航空客运中的商务舱数据来分析商务客流，但是航空客运的数据质量问题仍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从西方学者的研究内容来看，长期以来忽视了中国大陆的城市网络。例如Derudder等[36]分析“全球航空网络”的文章中，竟然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城市！Matsumoto运用航空交通流来研究1982年[33]、1998年[33]和2000年[34]的国际城市体系，他们选取了北京和上海两个中国大陆城市，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北京和上海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在持续增强，但无论从交通流量还是从城市间联系强度来看与世界城市都还存在显著差距。Ma和Timberlake于2008年开展了识别中国首位世界城市的研究[37]，他们运用航空客流数据来研究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研究结果发现北京在1990年的时候是中国的首位世界城市，在15年的时间里北京逐渐丧失了中国首位世界城市的地位，到了2005年的时候上海已经变成了中国的首位世界城市。
国内学者运用航空客运数据研究城市系统的文章以周一星和胡智勇[12]发表的《从航空运输看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网络结构》为代表，作者运用国内和国际的航空客运数据对中国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进行了开拓性探索，但是研究仍然将联系数据转换为性质数据使用，没有充分挖掘城市网络的联系特征。国际联系部分简单列举了1990年和1998年中国的前10条国际航线，没有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对中国城市进行详细研究。
除航空客运数据以外，学者们还运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信息流量来研究城市网络联系，代表性的研究包括Warf[38]、Malecki[39]、Townsend[40,41]和Rutherford等[42]，但他们更多地集中在互联网技术特征层面进行探讨，没有深入分析互联网联系与世界城市网络的关系。互联网联系数据的第三城市中转和非商业数据流问题比航空客运数据更为严重，在运用过程中需要更为细致的处理。另外，西方学者关于互联网联系的研究以美国和欧洲为主，几乎不涉及中国城市，国内学者用互联网联系来研究城市网络的也还不多见。
4.2 世界城市网络的中心和节点
Castells[2]“流的空间”理论的第二个层面由中心和节点组成，全球城市是网络社会的中心和节点。城市本身只是地域概念，并不是独立的行为主体，要研究城市的宏观行为，只有从城市内部独立的微观行为主体着手[24]。根据经典世界城市理论家的假设，研究城市内部具有世界意义的企业就成为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重要实证方法。迄今为止主要有两批学者在此层面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实证研究：
第一批由英国经济地理学家Taylor及其领导的GaWC（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组成。以Taylor为代表的学者借鉴了Pred[22]利用企业内部联系研究城市联系的方法论，又采纳了Sassen[43]关于世界城市是服务业企业重要聚集地和市场的假设，于2000年以来创新性地运用跨国服务业企业的布局和内部联系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23,44,45]。随着研究逐步深入涉及的城市和服务业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直到2004年Taylor的专著《世界城市网络》[1]出版。
Taylor[1]将世界城市看作“互相联系”，且服务业企业发挥重要联系作用的网络。他搜集了2000年100个追求全球布局战略的跨国服务业企业的总部和分部在315个世界城市的分布、规模和功能信息，主要包括会计、广告、金融、保险、法律和管理咨询六大行业。作者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世界城市主要包括外围城市、美国城市、亚洲—太平洋城市、欧洲—德国城市和老英联邦城市这几大类。2008年Taylor和Aranya[46]又搜集了2004年相同服务业企业的信息并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纵向对比，发现在这四年的时间内世界城市网络的总体格局变化不大。
第二批学者是美国的社会学家Alderson和Beckfield。2004年他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0年全球500强跨国企业在3692个城市的布局数据进行了分析[47]。他们发现世界城市网络呈偏态分布，少数几个城市垄断了“权利”和“声誉”。与Friedmann[19]的假设相比，东京和巴黎的地位都被低估了，而另外一些世界城市的地位却被高估。通过对世界城市的聚类分析，他们发现世界城市网络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以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为主的7群城市构成了互相紧密联系的中心，而其余的17群城市则构成互相联系较弱的外围，世界城市网络呈现出“星型”形态。Alderson和Beckfield[48]用相同方法研究了1981年的世界城市网络，发现1981年至2000年间世界城市网络的格局发生了相当的变化，网络内“权利”和“声誉”的分布也变得更不均等。
Taylor[49]对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的优势和缺点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两者建立存不同的理论假设基础上，Taylor[1]和GaWC研究小组的方法反映了世界城市的商业服务尺度，Alderson和Beckfield[47]的方法则反映了城市命令功能的尺度，两种研究以后应该在数据来源、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上取长补短。
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来说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城市，但由于篇幅所限他们详细分析的是纽约和伦敦等世界城市，中国城市只有北京和上海在他们的研究中零星出现。2006年Taylor对亚洲城市的网络连通度进行计算后发现[50]，2000年北京和上海的网络连通度分别居全世界第33位和31位，远低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城市，2004年北京和上海的网络连通度分别上升到了第22和23位，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水平，标志着中国以大城市为切入点快速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内学者则还较少在世界城市网络的框架里运用企业联系数据来研究城市联系。
4.3 世界城市网络中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
Castells[2]网络理论的第三层面是占支配性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他认为社会中的技术、金融和管理精英需要特殊的物质和空间来支持他们兴趣和工作的需求，所以精英组织在空间上的表达形成了“流的空间”的一个层面。建立在Castells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英国经济地理学家Beaverstock对世界城市网络内技术、金融和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及网络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以跨国专业服务业企业为主，包括金融[51-53]、法律[54]、投资银行[55]和会计[56]等行业。
向其他城市外派管理和技术人员是跨国专业服务业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交通通信技术不断发展，但是空间聚集对于经济活动仍然至关重要，专业服务业的本质决定了它们的产品不可能以标准化的方式远程提供，而必须与客户、同行和其他企业保持密切互动来获取隐性信息。为了开拓全球市场和为全球化的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专业服务业企业广泛分布于全球主要城市。对于专业服务业企业而言，最宝贵的人力资本以知识的方式具体化在管理和技术精英身上，通过整合全球劳动力市场，实施人才外派战略，让总部的管理技术精英和各分部的技术人才共同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能够有效地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促进创新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精英来说外派也是知识累积和职业晋升的有效手段。
Beaverstock所做的大量原创性研究虽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世界城市网络的各层面，但是研究的第一手素材以访谈的方式获得，研究的访谈对象没超过30人且都来自伦敦，所以并不足以全面分析世界城市网络，只能以定性研究的方式为其他两个层面提供补充。
5 结论
城市以网络的形式存在，每一个城市都在网络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中世纪形成的各种城邦联盟就是人类对于城市网络的最初探索和实践，杜能假设的“孤立国”[57]并未真正出现过。十九和二十世纪国家主义兴起以后城市被看作国家发挥功能的空间单元，城市原本宽泛的空间联系被局限到国家内部。国家城市体系的研究框架忽视了城市的国际联系而成为全面研究城市问题的桎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全面推进，世界开始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不仅为产品开拓了全球市场，也带来了全球化的生产方式，世界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开始整合。世界城市就是国际劳动分工在空间上的表达，世界城市理论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迅速发展起来。Cohen于1981年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17]，标志着世界城市理论的诞生。Friedmann对“世界城市”进行概念化并提出了完整的研究框架[18]，他认为世界城市的开放程度和国际劳动分工决定了城市功能、产业结构和城市形态。Sassen提出了新的世界城市学说[20]，她认为全球城市是管理中心、专业服务和金融创新的生产中心。Castells提出了全新的全球城市分析框架[21]，他认为全球城市是存在于“流的空间”中的“过程”。Taylor指出经典城市理论家的城市等级体系假设是错误的[1]，只有研究城市间的复杂联系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城市网络的本质。
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城市网络理论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学术界也存在着批评的声音。Robinson[58,59]认为世界城市网络理论将城市过度抽象为一个点，实际上具有世界意义的企业总部或专业企业只占城市面积的一小部分，为本地服务的企业与具有世界意义的企业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其次，城市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地域概念，世界城市网络除了经济联系以外还应该考虑到政治和文化联系。最后，随着国家在权力和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相对下降， “城市区域”（City Region）崛起并成为决定城市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空间单元，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界兴起了研究城市区域的热潮[60]，深入研究城市区域中心和腹地的互动有助于把握世界城市的本质。
缺乏联系数据是开展世界城市实证研究的重要制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在Castells“流的空间”理论框架内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方法论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第一个层面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物质基础，主要采用航空客流和互联网信息流数据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联系强度和空间格局，但是现有数据难以对乘客的身份和出行目的进行有效识别，也难以彻底解决航空旅行中第三地中转的问题。第二层面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中心和节点，运用跨国集团内部的企业布局和规模数据来获取企业联系数据，进而研究世界城市网络。但是企业由于行业、规模和战略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联系特征，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结论因此存在偏差。第三层面研究世界城市网络中精英的空间组织，通过分析跨国集团精英的空间流动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及网络特征。但是数据主要通过企业访谈获得，数据获取困难并且缺乏可比性。
展望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的未来发展，从空间层面上应该改变将城市简单抽象为一个点的假设，研究“城市区域”腹地的本地产业对于提升城市中心国际竞争力的支撑作用，研究城市内部各区域“全球整合”与“本地隔离”并存的现象，甚至还可以从城市的“生产”层面转向“生活”层面，研究“消费城市”兴起[61]背景下城市的宜居性对于吸引现代社会最稀缺的人力资本的作用。从联系内容来看，应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非经济联系，例如英联邦国家城市间的紧密经贸联系就受到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强烈影响。从研究方法来看，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证研究应该挖掘更多的数据来源和吸取更多的研究方法，应该充分认识到联系数据的异质性并对联系数据进行细分研究。中国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大城市将成为世界城市网络的重要中心和节点，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例如跨国企业大而不强、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城市贫困问题凸显、城市宜居性较差等。目前基于中国大城市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文献仍然较少，中国大城市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亮点。
收稿日期：2009-08-31；修订日期：201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