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礼全[1]2001年在《重庆市工业发展与生态建设协调进行的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生态环境既是一个自然物质系统又是一个生态系统，而工业则是开采、采伐、采集自然物质资源和对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生态环境对工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一旦不良影响超过一定的限度，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生态环境就很难再满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产客观条件，因此工业发展就会受到制约。现在，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同样令人担忧，同样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本文试图从这种令人担忧的生态环境中探求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重庆市工业发展与生态建设协调进行的总体战略、实施总体战略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总体战略可以选择的十条措施。
叶林[2]2016年在《城市规划区绿色空间规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绿色化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作为城市极为重要而特殊的生态安全屏障、农林生产设施和游憩服务基地,日益受到重视。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不当建设行为的强烈干扰和城市居民对绿色空间复合功能的强烈需求,论文基于多地的规划实证,对城市绿色空间规划范式进行了探讨。论文研究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生态整体规划思路,以土地空间资源配置为基础,以“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结构、功能组织、用地布局、关键控制要素为核心内容,构建衔接多尺度、整合多功能的绿色空间规划框架体例、规划管控技术、管理实施策略,以弥补现行城乡规划体系和规划范式应对绿色空间的不足,力图通过“有效保护、持续利用和合理开发”实现绿色空间的“生态优先、绿色生产、宜居生活”。论文内容包括如下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本体认识:(第一章)提出研究概念、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框架。(第二章)系统认知城市绿色空间的自然、社会、经济多维属性,以及显示在土地空间上的复杂结构形态;辨析影响绿色空间演进的自然力与非自然力,以及局限绿色空间规划的相关政策背景。第二部分为规划范式讨论:(第叁章)借鉴国内外相关规划范式实证经验,揭示现行法定规划体系对绿色空间应对不足之处。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融合多种规划思想和方法,提出生态整体规划思路,探讨与现行规划体系衔接的绿色空间规划范式,建构规划框架体例(规划空间层次、规划阶段及核心技术、法理地位、总体目标、利用分类和规划程序),作为指导具体规划的基本框架。第叁部分为规划管控技术:结合番禺、宝鸡、眉山、重庆等地实践,围绕城市规划区、中心城区和用地单元叁个法定规划层次,解析各层次焦点问题,衔接相关专业或专项规划要求,明确各层次规划主要内容和目标,针对重点管控内容形成核心规划技术:(第四章)在城市规划区,考量绿色空间发展战略,制订结构规划,形成分区管制政策指引;(第五章)在中心城区,组织绿色空间功能,制订用地布局规划,集成“六图一表”规划路径;(第六章)在用地单元上,建立“单元引导+片区/场地控规”的分层编制模式,对生态型片区、生活型场地和关联边缘地带提出关键指标要素体系和控规控制模式。第四部分为实施管理创新:(第七章)借鉴国内外绿色空间管理经验,提出完善管理“政策群”,优化管理“工具包”,创新管理机制。
张引[3]2015年在《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耦合研究》文中提出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8%。然而过去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城市规模无序扩张,资源利用粗放,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显着,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土地城镇化过快,资源利用粗放低效,城镇空间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和生态承载力较弱,城市管理水平不高等等。可见,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但发展质量不高。城镇化是我国未来拉动内需的最大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因此,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在要求而言,必须改变过去城镇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随后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了新型城镇化是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标志着我国从此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而言的,是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区域发展关系从不协调向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城市发展与乡村繁荣和谐的发展道路,是以人为本、兼顾公平、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由于目前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尚未形成成熟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框架,也鲜有系统地研究各影响要素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和内在关系相关成果。因此,有必要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体系,以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分析影响城镇化质量的要素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质量之间的耦合协同关系,揭示各影响要素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关系,针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问题,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基于对国内外城镇化发展模式、发展经验的回顾,以及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归纳比较,提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着力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质量测度和影响因素耦合问题;采用定量分析方法(AHP层次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方法,提出以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为主要测度维度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在时间序列、空间截面上进行测量和比较;通过分析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主要影响因素的耦合匹配关系,总结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提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构建。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主要观点,借鉴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国内东部沿海和苏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经验,归纳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围绕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辨析评价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维度的构成依据、测度方法,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组成和耦合关系,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系统和质量测度系统,为进一步研究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相互关系提供理论支撑。(2)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基于对新型城镇化本质和发展质量的理解,建立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叁角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方法(ahp)和计算机数据拟合分析方法,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纵向测评;基于重庆市区县数据进行区县城镇化质量测度,以分析城镇化质量在空间上的差异,并对城镇化质量的水平-效率比进行分析;采用面板统计数据,在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层面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横向比较。(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其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分析。基于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六维系统的分析,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进一步剖析重庆市人口要素、土地资源、产业经济、生态承载力、城镇体系、区域发展关系等影响因素时间、空间特征,以及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关系,结合影响因素特征研判各影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机制。(1)分析重庆市人口在时间上的发展趋势、供需状况、未来预测,人口的空间差异和聚类特征,以及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2)分析重庆市土地城镇化在时间上与土地利用结构、供需趋势特征,在空间上的差异和聚类特征,以及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归纳土地利用、配置与城镇化质量的内在机制;(3)分析重庆市产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状况、产业经济的空间分异,以及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特征,分析产业经济优化的可行性;(4)分析重庆市城镇体系结构、空间特征和空间优化策略;(5)构建城乡统筹测量指标体系并分析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在县域层面的状况,以及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状况;(6)分析重庆市生态承载力现状和生态赤字发展趋势、生态适度人口和可持续能力,以及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力的耦合水平;(7)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人口、产业、土地、生态环境四要素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和格局,探索其与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协调性和区域发展差异性。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和主要观点:(1)新型城镇化质量是由内涵式城镇化模式要求下的资源利用效率、空间优化程度、发展要素匹配程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城乡发展协同性的总称;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主要特征有内涵式、集约式、和谐性、合理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新型城镇化质量是以内涵特征为核心,以人口要素、产业经济、土地资源、空间布局、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影响因素为要素支撑的六维结构有机系统。系统功能包括: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空间改造、社会发展、生态平衡和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质量由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共同构成,相互影响。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模型包括发展水平(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发展效率(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方式、社会发展质量、城镇体系格局、区域发展关系、可持续发展能力)两部分内容。(2)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结果显示:在时间序列上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6年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加快,增幅较大;在空间截面上从西向东、从都市区到外围区域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都市区比城市发展新区高、比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高;从横向比较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的结果看,重庆市和其它4个中心城市比较起来依然差距明显,个别指标值重庆市要高于其它中心城市,显示出重庆市发展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优势和潜力;从发展水平效率比来看存在明显反差,1996-2009年之比超过50%,其中2005-2006年高达100%以上,2010-2014年之比平均35.5%,显示2009年之前重庆市城镇化水平增长超过效率提高,该时期城镇化质量提升动力主要依靠发展水平增长拉动,2009年以来主要依靠发展效率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城镇化质量,并将成为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各影响因素耦合分析结果显示:(1)重庆市人口城镇化总体发展较快,发展速度和城镇化率提升较显着,但人口城镇化结构存在老龄化严重、受教育程度较低、城乡分布不合理的特征,在空间上也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更高,都市区比城市发展新区高,城市发展新区比渝东北、渝东南地区高;人口主要向西部地区、都市区流动,东部地区区域中西城市和中小城镇人口聚集能力弱,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范围>0.650,处于人口与城镇化质量的磨合阶段和高耦合时期。(2)重庆市土地供应总量以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为主,占新增用地的52%以上,土地城镇化发展较快,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潜力大于需求总量,结余占需求总量超过40%,都市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土地需求量最多,二者总计超过全市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总量的3/4,远高于东部两翼地区;从空间上看,重庆市土地城镇化和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层级空间落差特征,耦合分析显示,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与土地要素耦合度呈“外围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度范围>0.640,处于土地要素与城镇化质量的磨合阶段和高耦合时期。(3)重庆市gdp总量一直保持较高增速,预计2020年将超过23000亿元,2030年将达到50000亿元;重庆市工业化率在2012年已达45.2%,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工业化是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叁产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但不太显着;从空间上看,区县经济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和产业经济发展各有差异,大体上分为4个聚类;从耦合分析来看,县域城镇化质量与产业经济耦合度分布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度范围在0.450<c≤1.000,分别处于产业经济与城镇化质量的拮抗时期、磨合阶段和高耦合阶段。(4)重庆城镇体系城市金字塔结构不典型,缺少100万-300万人的特大城市,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呈现突出的首位分布;中等城市数量、比例上升,小城市数量、比例下降;城市经济效益存在着由高级向低级逐级下降的趋势;城镇体系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存在不匹配,如:部分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存在偏差,渝东北地区尚缺乏更为强大的增长极,都市区极化速度过快,城镇体系建设与主体功能区划不完全协调等。(5)重庆市区县城乡统筹进程2006-2008年呈上升趋势,2009年后有所回缓,小幅上升;城乡统筹进程存在显着的h-h、l-l的空间集聚特征,即相邻区县的城乡统筹水平之间存在正的空间效应,其效应值为0.2978;政府的政策及各区县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城乡统筹进程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影响值分别为:1.1398、0.5625);城乡统筹水平整体是上升的,但仅仅是一种“低水平均衡”。(6)重庆市2000-2012年人均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由于可耕地面积的变动导致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下降态势,最近12年间生态赤字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生态适度人口在不断下降,实际人口和过剩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数总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重庆在这十年间主要处于“中等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正逐渐向不可持续程度加剧的方向发生演变;全市从2000-2012年,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一直在0.48-0.50之间,区县耦合度范围在0.414-0.50之间,说明二者耦合性一直处在拮抗与磨合之间。(7)重庆市的pile要素在时间序列上存在明显阶段性特征和空间差异,不同时间受内外因素影响,城镇化质量受不同要素驱动的特征比较显着;不同区域受资源禀赋影响、制度安排和历史发展积累等形成差异化发展方式,都市区人口、产业、土地要素驱动作用明显,但与生态环境匹配度较差,城市发展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受一到两种要素驱动,要素间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承载力存有一定空间,而渝东北、渝东南大部分地区受条件限制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城镇化,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走小城镇化道路。(4)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策略包括:一是优化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知识经济为核心和导向,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通过优化人口结构,加强人才培养和劳动力素质提升;通过提升科技创新转化率,增加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制定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形成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的主动力。二是优化新型城镇化要素配置模式,以市场配置为主导方式,加速要素流动和政府职能转变。叁是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优化模式,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加速城镇群发展和城镇体系优化。四是制定新型城镇化区域协同发展策略,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和落脚点,加速城乡统筹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新型城镇化在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进行了论证,剖析了城镇化发展水平、质量的逻辑关系,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运用到城镇化质量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领域,提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效率”模型,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新型城镇化基础研究理论。(2)基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和本质特征分析,结合以往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质量测度的研究成果,提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叁角模型,并以其为基础构建包含城镇化水平、效率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在时间序列和空间截面上的表现。评价指标体系对以往测度城镇化的方法和工具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丰富了新型城镇化质量定量研究分析的工具系统。(3)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方式的论述,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发展方式的观点,运用系统理论的逻辑和方法构建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六维系统,将新型城镇化质量和影响要素作为整体结构,分析二者的逻辑关系,关注构成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方式、空间配置方式、生态承载能力、城乡协同程度等关键子系统的功能及其耦合关系,将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和宏观战略,理清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系统结构和功能,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在绪[4]2016年在《城镇化社会成本及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既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也是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焦点。作为国家战略,城镇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现实意义无需赘言;而作为社会工程,在当前体制、机制等尚不完善的状况下,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则逐渐被重视。通过对国内外城镇化问题的梳理不难发现,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已日益受到学界、政界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普遍关注,对该问题的认识也逐渐由感性走向理性。鉴于国内外城镇化社会成本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理论混杂性、方法单一性、区域多样性和指导薄弱性的特点,本论文选择以虚实互动的多学科交叉为视角对城镇化社会成本现象进行研究。结合当前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借鉴现有成果,运用唯物辩证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进行较系统且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初步揭示重庆城镇化社会成本的时空背景、发展变迁、表现形式、动力机制等内在机理,并通过建立不同形式的“社会成本—空间”关系模型,对社会成本进行客观评价,并提出城镇化社会成本调控的“叁位一体”模型,为政府政策制定等提供建议和对策,促进城镇化更加合理有序地发展。研究表明,城镇化社会成本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问题,或者城镇空间发展问题,而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并具有一定的规律:(1)城镇化社会成本是相对于社会效益而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存在没有效益的成本,反之亦然;(2)城镇化社会成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即经济成本,广义即包括经济性成本和非经济性成本在内的全部成本;(3)城镇化社会成本具有客观现实性、分层异质性、动态累积性、核算困难性和影响深远性的特征,并受自然、经济、社会、政策的影响。(4)重庆城镇化社会成本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因由,而且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成本问题都具有不同的主导因素和表现形式。具体到当下,社会成本受到国家城镇化战略和地方化发展的双重约束和作用,在社会“结构”和“解构”与“理想”和“现实”的交互作用下,社会变迁和风险发生以及社会成本最终具化;(5)对社会成本测算分析显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重庆城镇化总量成本呈持续上升态势,且上升速度加快;分项成本方面,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两者在总成本中的比重经历了波动变化过程;指标成本方面,各单项成本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各项成本增长速度有所差异,按增长速度由高到低可分为四组;成本结构方面,无论对于总量成本还是分项成本来说,就业岗位投资成本和城镇住房成本一直占据城镇化社会成本的前两位,日常生活成本紧随其后,因叁者绝对值一直偏高,故其占比也一直较高;(6)对城镇化社会成本与城镇空间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和社会成本呈正向的二次曲线关系;城镇规模和社会成本关系呈正向的幂函数关系;城镇用地结构与社会成本没有相关关系,但各类用地对城镇化社会成本具有相关关系,且对于城镇化社会成本增长的作用差别较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其次是对外交通用地,再次是公共设施用地,后续依次为绿地、道路交通用地、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7)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具有系统性特征,其调控应包括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和保障体系,建立“叁位一体”的理论模型。明确具体的发展理念、目标;制定以模式引导和空间优化为主的内容体系,从区域、城、乡等方面出发,提出城乡融合的具体空间措施;提出包括预警、制度、人本、分担在内的保障体系,以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侯培[5]2014年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化发展相关问题是近年来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生态文明建设”一词也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重点提出；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要依赖于城镇化发展的成果,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唇齿关系。依照城镇化发展的诺瑟姆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势必与城镇周边的生态环境存在互动机制,生态环境的建设对城镇化的发展尤为重要,既要考虑到城镇化建设给经济以强大的推动力,还要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在以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前提下,如何继续保持城镇化发展的活力、动力和可持续性,这就涉及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问题。城镇化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世界空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这是人地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总结国内外已有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结合重庆市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实际,紧紧抓住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这两大系统,将遵循人文规律的城镇化过程与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环境变化过程有机结合,立足重庆市五大主体功能区划分对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具体而言,全文研究遵循如下思路：(1)解析基础概念；(2)分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制,揭示其作用原理,反映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反馈机制：(3)应用重庆市面板数据,具体分析重庆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特征；(4)对重庆市各区县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数据进行整体分析,以区县为评价单元,对其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5)针对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情况的评价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本文结论如下：(1)从2005～2012年,重庆市各区县的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总体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但个别区县的个别年份有城镇化发展回落现象,总体上波动较小,均呈现稳步发展态势,这表明重庆市近年来在城镇化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效。(2)从2005～2012年,重庆市各区县近8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值介于0.379～0.500之间,处于拮抗阶段。“城市发展新区”稍微好于其他四个功能区。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中,加强生态建设,以此才能保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共同发展、和谐前进。(3)从2005～2012年,重庆市各区县总体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但个别年份有回落现象,耦合协调度指数介于0.301～0.638之间,随年份变化而逐步跨过“轻度失调发展”转向“初级协调发展”,由“损益型发展”发展到“滞后型发展”。城镇化发展方面应加大力度,跟上生态环境的建设,以此提高协调水平,实现后起之秀。(4)从空间维度看,区域空间差异明显。各个区县的城镇化综合水平评价指数、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评价指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评价指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数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这与各个区县的城镇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进程息息相关,这说明各个区县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先天禀赋和后天改善的措施和力度各不相同,包括政策因素、自然因素、人为观念等因素均体现出空间差异性。(5)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内部因素对整体的影响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至关作用,每一个局部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体的发展状态。因此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如何达到最优化的“耦合协调关系”状态,还需要政府、环保部门、国土部门等相关部门实行区域联动、分工合作,共同实现五大功能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双赢”。
孙海波[6]2014年在《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有着大城市、大农村与大山区、大库区融为一体的社会经济特征,要实现农民人均收入翻两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当前经济高速增长到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存在很大的困难。为此,本文以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为对象,尝试系统地探索农民收入的增长机理,为出台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除了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方法与思路外,重点梳理了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的相关文献,在吸收和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是本文开展农民收入增长机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报酬递增原理、人力资本理论和政府经济职能叁个方面。报酬递增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运用报酬递增原理主要尝试从经济理论上解释收入增长之谜,人力资本是实现报酬递增的基础,而在这个实现过程中还需要政府经济职能的正常发挥。第叁章主要是介绍重庆市农民收入的现状,并通过比较分析寻找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征,并进一步发现制约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要素。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分别从重庆地区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发展叁个层次,分析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发现重庆农民收入增长的机理。第四章首先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四个侧面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有机联系,然后运用重庆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农民人力资本改良的政策措施。第五章首先定性分析了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关系,然后实证分析了农业经营收入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重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建议。第六章首先分析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联系,然后分别从农村企业发展、农村城镇化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机理,在吸收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重庆农村发展的政策建议。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系统性地从农民人力资本、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叁个层次,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研究了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机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由于收入增长源于技术进步和专业分工,而目前的统计指标还无法满足实证分析的需要。因此,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构建一个包含农民人力资本、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综合性数理模型,探讨农民增收机理将作为下一阶段的研究任务。
冉瑞平[7]2003年在《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我国重要水源涵养地和重要生态屏障的长江上游地区，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很好结合起来，导致了水土流失、荒漠化、耕地退化以及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并成为未来叁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运行，以及中下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研究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极具紧迫性和战略性。本文研究的切入点是界定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基本概念及范畴，然后剖析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力图全面把握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内在机理，以此为基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评判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状况；在全面分析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大河流域开发的经验和教训，设计出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探讨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研究长江上游地区重点区域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研究结果如下： 1．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保护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无论是在人们的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严重的“两张皮”现象，这是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 2．环境与资源虽然有差异，但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共同性是主要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喜欢“环境资源”或“资源环境”这种提法。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稀缺性是环境资源要素是否具有价值的根本标准，凡是稀缺的环境资源要素，我们都应认可其价值(或价格)特性，这对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3．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应包括彼此关联的叁个方面：经济的发展，环境的发展，以及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指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及各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相互配合与协作而耦合成的良性循环态势，其现实标志是经济持续适度发展的同时，各环境功能区能保持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能得到保护或不断改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以环境资源承载力阈限值为限的发展，是环境与经济相互促进的共同发展，其特点是：阶段性、协调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和绝对动态性。 4．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长江上游地区森林生态功能衰退，草地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给区域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进一步恶化区域环境，严重制约着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 5．导致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基础原因是长江上游地区环境的脆弱性；直接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们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区域自然环境的高强度干扰；深层次原因是由于观念、体制、制度、管理等方面的缺陷，导致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缺乏宏观背景，以及对区域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不够。 6．提出了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五大机制 机制的构建对实现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这些机制包括： （1）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其要舀是在决策中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看作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进行综合考虑、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政策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环境问题的产生。该机制的构建应包括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法律保障机制、部门协商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 （2）协调发展激励机制。遵循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外激励与内激励相结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叁大原则，针对长江上游地区不同的行为主体在推动协调发展中充当的角色设计出了相应的激励制度。 （3）有保障的环保投人机制。构建该机制的基本思路是：畅通现有的环保投入渠道，拓展新的环保投人渠道，增加环保投入的供给；加强对环保投入资金、环保项目及工程的管理，提高环保投入资金的使用效果，压缩环保投入的需求。 （4）协调发展的公众参与机制。目前，公众的弱参与极不利于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必须构建有利于协调发展的公众参与机制。具体办法有叁：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提 高公众协调发展意识，培养公众参与协调发展的能力；二是扩展公众参与的渠道；叁是加强 一 立法与执法，为公众参与提供法律保障。 （5）协调发展的区际协作机制。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跨区域特性，决定了构建协调发 展的区际协作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构建该机制，关键在于：一，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政 企分开，淡化政府的“经济人”特性，根治地方割据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不利于区际协作的社 会现象；二，建立或明确协作机构，避免管理混乱；叁，开展内容丰富的区际协作。 7，提出了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七条主要途径 O）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一方面造成有限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方面致 使大量的废弃物排入环境中，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 济发展失衡的重要根源。长江上游地区是欠发达地区，而且区内差异较大，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必须
陈远方[8]2016年在《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对比研究》文中认为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近年来,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加快城镇化的速度,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被滥用,甚至过度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背道而驰,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进行准确测度成为当务之急,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不仅可以判断土地资源利用的合理性以及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而且可以为后续制定土地利用计划和开发强度提供参考,以期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重庆市五大功能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重庆市各大功能区土地利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重庆市在土地利用方面存在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利用粗放、土地生态脆弱等问题,对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布局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然后,基于重庆市各大功能区土地利用现状,采用PSR框架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评价重庆市土地利用效益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22个叁级指标组成。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突变级数法,构建了突变级数模型用以测度重庆市各大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再次,利用重庆市各大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结果,对重庆市各大功能区及其区县的土地利用效益进行对比分析,并采用障碍度因子分析法研究影响各大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的因素,结果显示,不同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差异性较大,同一功能区不同区县的土地利用效益的差异性也较大;虽然影响各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的因素不同,但是主要集中在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内。最后,在各大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先进经验,提出了提高重庆市各大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的对策建议。对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进行对比研究,不但可以测度出重庆市各大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的现状,而且在对比分析中,就功能区之间的对比分析而言,可以发现各功能区之间土地利用效益的等级差距及原因;就功能区内部各区县的对比分析而言,可以发现功能区内部各区县之间土地利用效益的差距和不足,为提高各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提供参考。基于对各功能区内外部土地利用效益的对比分析,提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对策建议,不但有利于土地效益的提高和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而且有利于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布局的形成,促进重庆市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段秀举[9]2015年在《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中国把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作为一大战略部署,提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美丽中国”。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和战略目标。然而,伴随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的无序扩张造成了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调,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以新型城镇化为发展契机,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是我们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生态文明建设包含内容和领域很广,具体落实到规划领域,水资源规划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替代的基础性自然资源,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承载和支撑能力的定性指标。水资源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系统中最活跃、影响最广泛的控制性要素之一。作为城市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水资源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生活、生产功能。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水资源规划可以有效改善和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下的城市人居环境、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但是,目前诸多城市的水资源规划不仅在理论研究和方法应用方面缺乏特色,而且缺乏各区域、各部门有效统筹,尤为重要的是不能充分体现生态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意图。同时,城市水资源规划大多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子项,虽然也会影响总体规划,但多数情况下只是针对城市总体规划被动的提出局部解决办法,难以科学指导水资源优化利用和有效保护,达到真正解决城市水资源瓶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切实维护区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其局限性显而易见。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和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方面的巨大压力,延用现有的规划体制和方式进行水资源规划显然不能满足城市生态健康协调发展的新需要,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突破,构建出一条新路径。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城市规划、城市生态及环境保护规划等方面成果的基础上,将生态理念和生态学理论融合于水资源规划理论中,建立宏观生态规划与水资源规划之间的桥梁,探讨以生态理念指导水资源规划。即将生态理念向下延伸,更多地关注城市生态和水资源规划问题;而城市水资源规划向上拓展,与生态保护结合,更多地融入全域整体,在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前提下,指导城市水资源规划,确保城市生态环境优良。以此充分发挥生态规划的主动功能,从生态优先角度保护城市生态资源本底,在宏观生态安全格局控制下进行水资源规划,改变水资源规划被动应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局面。中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很多城市建立在山脚盆地或者依山而建。山地城市气候类型、地形特征、生态环境、水资源禀赋及利用情况均较为特殊。一般,水资源分布时空不均,高山、深丘人少水多幅员面积大,丘陵、平坝人多水少幅员面积小;旱汛时期降雨量差别极大;水资源利用难度大、取水成本高,局部地区工程型缺水问题突出。同时,山地城市往往是区域生态涵养和保育的重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任务十分艰巨,加之山地区域因峰高谷深、地势陡峭,多存在地质灾害多发、持水保水能力差等问题,生态环境普遍较为脆弱。在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利用中,必须合理运用生态理念,构建区域安全的生态保护格局。基于以上理论框架构建和要求,本文深入分析了山地城市水资源禀赋特征,统筹考虑山地城市特殊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需求,依据生态理念,建立了适用于山地城市的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和用水需求预测方法;提出山地特色的水资源可利用潜力和供需平衡分析方法;对山地城市水资源集约配置、高效利用和节约保护的规划理论进行提升,并将新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西南部典型山地城市重庆市加以合理运用。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进行生态理论与水资源规划理论的学科融合,用生态规划指导水资源规划,为山地城市水资源可持续规划提供方法论指导和经验借鉴:一是基于生态理念对现有水资源规划理论进行提升和完善;二是结合山地城市实际,对山地城市自然生态属性、水资源禀赋与功能效用及其利用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形成生态理念指导下的具有山地特色的水资源规划方法;叁是结合典型山地城市重庆市实现了本研究成果的首个实践与探索,达到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的目的。通过以上水资源规划的理论深化、完善和实践认为,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理论是可行的,且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同时,本文除了完善以往水资源规划的步骤和方法,还扩展了水资源规划的外延,使水资源规划和生态规划联系更加紧密,通过划定生态安全底线,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充实了水资源规划的生态功能。综上所述,本文在生态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学科融合理论是对以往水资源规划从理论到实践的提升。水资源规划本身涉及学科较广,而多学科理论对水资源规划的指导是延续的,需要成熟的多学科理论成果不断充实完善,后续研究将随时追踪最新的生态学、环境科学、城市学、气候气象学等学科成果,在成熟的条件下进一步优化、深化;并利用G1S或相关先进技术建成区域性水资源系统规划数据库,为不断优化水资源规划理论和方法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张蓉[10]2015年在《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研究》文中认为为落实十八届叁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中国确立了“创建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为主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机制,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在当前的发展背景下,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并研究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承载力理论、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理论、低碳经济理论和生态文明等相关理论,为评价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本文先对现有的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方法与模型进行客观评述,再分别科学合理地选取了重庆市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以五大功能区为例,对五大功能区的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和估测,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通过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述了国内外现有的评价方法、模型和指标体系后,本文提出了较适宜的方法与模型,对重庆市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定性分析,了解重庆市当前的生态安全状况后,再对重庆市五大功能区的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综合评价。在深入研究了国家生态文明城市、低碳经济城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指标体系后,结合现有的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两大子系统,分别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质量两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共16项指标,其中包括环境类指标8项,社会经济类8项,最后利用SPSS软件和Excel进行数据处理,进行定量分析研究。(2)本文在对重庆市生态承载力的定性分析中,主要引用了蓝洋,姚建等人在《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重庆市可持续性动态测度与分析》中测评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及生态赤字结论,结果表明,随着重庆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增强,大力推进城市森林建设,加强水土流失防治和自然保护区建设,2008-2012年重庆市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处于上升状态,但人均生态赤字也逐渐的缓慢上升。这样的趋势说明,重庆市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超过了其生态环境系统本身能够承载的安全范围,使得生态环境系统趋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重庆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步伐。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加快区域生态经济建设等措施,在促进重庆市生态平衡和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本文选取2008-2012年重庆市五大功能区的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2008～2012年期间重庆市五大功能区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和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均呈上升态势。2008-2012年期间,都市功能核心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由0.37上升至0.60,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由0.33上升至0.64；都市功能拓展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由0.29上升至0.49,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由0.32上升至0.63；城市发展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由0.18上升至0.45,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由0.30上升至0.60；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由0.13上升至0.43,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由0.31上升至0.61；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由0.17上升至0.44,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由0.31上升至0.62。由此看出,重庆市在向“十二五”规划的过渡期间,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升。(4)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表明,2008-2012年重庆市五大功能区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均在0.30至0.60不同程度的变化,并逐年上升。研究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出相对比较稳定的上升态势。但在此期间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却存在差异：都市功能核心区的耦合协调度由0.42到0.61(即由濒临失调到初级协调),比其他四个区相对高点,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及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都是由轻度失调的等级,在逐渐得到改善之后,达到了勉强协调的程度。由此,重庆市五大功能区战略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各个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还要区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步伐一致,才能实现重庆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5)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以及重庆市五大功能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突出区域特色及功能建设,建立错位发展机制；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城市；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改善环境的质量；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合理规划布局等方面提出了促进重庆市五大功能区战略规划的发展对策与措施。
参考文献：
[1]. 重庆市工业发展与生态建设协调进行的对策研究[D]. 段礼全. 西南师范大学. 2001
[2]. 城市规划区绿色空间规划研究[D]. 叶林. 重庆大学. 2016
[3].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耦合研究[D]. 张引. 西南大学. 2015
[4]. 城镇化社会成本及调控研究[D]. 赵在绪. 重庆大学. 2016
[5].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D]. 侯培. 西南大学. 2014
[6]. 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与对策研究[D]. 孙海波. 北京林业大学. 2014
[7]. 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冉瑞平. 西南农业大学. 2003
[8]. 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土地利用效益对比研究[D]. 陈远方. 重庆大学. 2016
[9]. 基于生态理念的山地城市水资源规划研究[D]. 段秀举. 重庆大学. 2015
[10]. 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研究[D]. 张蓉. 西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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