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高顾问更迭与伪蒙疆政权时期的民族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政权论文,时期论文,顾问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3－0045－08
伪蒙疆政权时期（1937—1945年），共有两任日本日本最高顾问，即金井章次、大桥忠一。金井向关东军建议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多民族杂居的蒙疆地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更为稳妥，应提倡“民族协和”；与主张“蒙古独立”的德王严重对立，于1941年11月去职。继金井之后任蒙疆政权最高顾问的是备受德王青睐的原日本外务省次长大桥忠一。但大桥到任后仅半年，由于“偏袒蒙古人”也被迫去职。两任最高顾问的辞职都与蒙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密切相关，即围绕在多民族共居的蒙疆地区是贯彻“民族协和”还是提倡“蒙古独立”问题上与德王及张家口日本驻蒙军之间的矛盾所致。以下，通过对金井及大桥辞职原因进行分析，揭示日本从维护殖民统治的目的出发，在多民族占领区所实行的民族统治政策。
一、第一任最高顾问金井章次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大陆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东北三省及东部内蒙古相继纳入日本统治之下。为了继续推进其“满蒙”扩张政策，关东军在东部内蒙古的情势“安定”之后，于1933年春制定并开始逐步实施向内蒙古西部地区扩张的“内蒙工作”。为了顺利地向内蒙古西部扩张势力，关东军的一部分首脑及派驻西部内蒙古的特务机关人员，主张采用“谋略”方式，拢络蒙古族的人心，打着援助蒙古独立的旗号，竭力诱惑、笼络德王等人，欲使之与其合作，企图通过建立由关东军控制的傀儡政权，达到控制内蒙古西部、继续向西扩张的目的。当时德王由于领导“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敷衍以及察哈尔、绥远省方的压迫排挤，遂将“复兴蒙古”的目光转向日本。在关东军的拉拢诱惑下，1935年11月，德王等赴“新京”（今长春——作者注），与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达成了由关东军支持、在内蒙西部“搞成一个独立局面”的口头协定①。但这只是关东军内一部分人的主张，并不代表日本军方的意见②。可是德王等却把这当成了关东军官方的意思而信以为真。
1936年2月，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德王等在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了“蒙古建国会议”，5月组建了“蒙古军政府”，决定停止使用中华民国纪年，采用成吉思汗年号，公开走上了与日本“协力”的道路。德王等把“蒙古军政府”看成是将来建立独立蒙古国家的雏形③。
1936年初，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对蒙（西北）施策要领》④，欲将其势力扩展到内蒙古以西的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区。第一步首先是控制西部内蒙古。为此，关东军在上述计划中明确提出将内蒙西部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口号，即作为华北分离运动的一部分，首先使西部内蒙古脱离中国政府，并在此地扶植傀儡政权。为此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亲赴绥远，竭力拉拢时任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的傅作义。在傅作义将军严词拒绝后，关东军随决定“将傅打倒或驱逐出省外”。于是在关东军的策划及操纵下，1936年11月，以汉奸王英的“大汉义军”做前卫，德王的蒙古军殿后，在关东军的援助下，向绥远发动进攻，此即绥远抗战之爆发。但不到一个月，王英的“大汉义军”和德王的伪蒙古军大败，关东军的“内蒙工作”计划受挫。此后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为止，德王的“蒙古军政府”只得盘踞察北一角。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很快占领了平津。关东军与之相呼应发动察哈尔战役，由伪满洲国向张家口进犯，8月27日占领了张家口。在关东军的操纵下，于9月4日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之后，日军又向西进犯，于9月13日占领大同，10月15日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攻陷大同后日军继续向西进犯，10月14日占领了绥远省归绥，17日占领了包头。德王的蒙古军亦配合日军行动，进驻归绥。在关东军的指导下，10月28日在归绥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其控制地域为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伊克召盟大部及厚和豪特（今呼和浩特——作者注）、包头二市。
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关东军原来计划的通过“谋略”即通过利用德王的声望和势力来实际控制这一地区的计划成为多余。对于日军来讲，张家口、大同是新占领区，扶植汉奸实行傀儡统治即可，且所选汉奸皆为俯首贴耳之奴才，对日本主子的旨意不敢有半点违抗。但随同日军一道占领绥远的德王这时却成了关东军手中一块烫手的山芋。
卢沟桥事变前为了利用德王，关东军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关东军派驻内蒙西部的特务机关头目田中隆吉等德王身边的人，是以支持“蒙古独立”为诱饵拉拢德王等人的。因此，日伪军攻占绥远后，德王等认为“蒙古独立”的时机到来，向关东军提出了蒙古建国要求。但此时关东军对西部内蒙古政策随其占领地的扩大开始发生变化。综合考虑，关东军不同意德王的蒙古独立建国的要求，认为“根据中央当局的方针以及关东军时局政策的大纲，蒙古人现阶段所能达到的希望限度，至多只能象大英帝国内的自治程度。如果不与外蒙古合并，实现完全独立是不可能的。但可以使用成吉思汗年号和国旗”⑤。10月28日，在关东军的指示下，成立了并不符合德王本意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云王多病，并未到职，实际德王主政——作者注）⑥。1939年9月1日，日本将三伪政权合并成立了受日本驻蒙军“内面指导”的伪蒙疆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为主席，金井章次任最高顾问。
金井章次（1886—1967年），日本长野县人，医学博士。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曾留学英国并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处保健部任职。金井在日内瓦期间，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国际民族问题、各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亚洲、非洲的民族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认为国际联盟秘书处是研究民族问题及对策的最佳场所⑦。1924年受聘于总部设在中国大连的日本国策公司“满铁”，任地方部卫生课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金井被关东军任命为辽宁省治安维持会的最高顾问。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奉天省总务厅长。1934年以后历任“滨江省”（今哈尔滨及附近地区——作者）总务厅长、“间岛省”（今吉林省延边地区——作者）省长。在“滨江省”和“间岛省”任职期间，由于积累了所谓处理汉俄民族关系以及汉朝民族的经验，成为后来充当伪蒙疆政权最高顾问的资本⑧。
关东军占领张家口后，要求伪满洲国政府派出顾问，以便对新占领区实行“文治”统治，掩盖其军事占领的事实。当时具体负责制定对这一新占领地区统治方针的是被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青睐的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少佐参谋片仓衷。伪满洲国政府的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按片仓的意见选派出以金井章次为首的顾问团，并引见金井章次和片仓衷少佐会面⑨。片仓衷作为关东军对蒙政策的制定者，一向反对蒙古独立，因此在选派新占领地的最高顾问时，不是将日本人中的所谓“蒙古通”、而是将赴任前对蒙古问题几乎是一无所知的金井章次选作最高顾问，将创建新政权的“重任”委托于他。片仓认为“察哈尔地区除汉人以外，还有蒙古人，本考虑派遣蒙古通，但又担心他们过分偏向蒙古人，最后选择了金井”⑩。并要金井到职后，就实地观察应如何统治该地区一事向关东军提出报告。
最初围绕三个伪政权的统治归属问题，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发生了分歧。陆军中央部欲将察南、晋北两伪政权置于即将成立的华北伪政权，即汉奸王克敏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组织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统治之下(11)。而被关东军任命为最高顾问的金井章次到任后，通过实地调查，认为在多民族聚居的蒙疆地区，从安定民心以及便于经济掠夺的目的出发，向关东军建议将这三个伪政权合并统治。
蒙疆地域的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地域，由东向西沿平绥线相联，日军如果控制了这一地域，首先是“满洲国”西侧的“安全”有了保障；其次“考虑到将来的对苏关系，使满洲国、华北、蒙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地理联合带，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可建成巩固的防共区。由于事变（指卢沟桥事变——作者注）的结果，日苏势力的接触点不再是满蒙国境，对苏关系上最敏感的日苏势力接触点转移到了与甘肃、宁夏的红色西北中国相接壤的蒙疆防共区。因此，在对苏政策方面，蒙疆地域的重要性极大”(12)。即日本如果能将上述三地域统合控制，利用该地域的地缘优势，即可以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苏联势力经过外蒙古南下，同时又能牵制在西北地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和经过西北通道援助中国的苏联。因此，将地域相联的三伪政权合并统治对日本来讲，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由于该地域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关东军欲将其合并统辖。那么建立起维持该地区统治的经济基础至关重要。若将察南、晋北两伪政权划归华北伪政权，仅靠伪蒙古联盟政府的经济实力，是无法胜任“此任”的。
三伪政权中，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汉族聚居的察南、晋北以及伪蒙古联盟政府控制下的农耕地带，即巴彦塔拉盟、厚和豪特特别市、包头市及察哈尔盟北部。
据统计，1938年察南的财政收入是4021299元，晋北是780974元，伪蒙古联盟管内农耕地带是3966190元。察南、晋北的财政收入之和超过伪蒙古联盟(13)。因此，为了确保建立起维持这一地域的经济基础，金井向关东军建议，必须将察南、晋北纳入蒙疆统治体系之中。
“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是纯汉族居住地，地方行政由于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存在，县政的确立相对容易，财政方面也能迅速达到收支平衡。……但是，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蒙古族居住地区，多为草原及不毛之地，除牲畜以外没有任何财源，结果只能以从汉族地域征收的财源，来充当蒙古族地域的复兴资金。”(14)
另外从资源角度看，察南、晋北有著名的龙烟铁矿和大同煤田，丰镇及天镇还盛产重要的战略资源云母和黑铅。关东军欲将此丰富的地下资源置于自己管辖范围之内。察南宣化的龙烟铁矿资源，对欲扩大侵略战争而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至关重要。“我国铁矿资源随着军需工业及重工业的发展消耗量日趋增大，在由国外进口难以顺利保障的今天，龙烟铁矿存在的重要性愈加显著。”(15)
煤炭资源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必不可少的重要战略资源，控制大同煤田，对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讲意义重大。1937年12月，日本为了掠夺该地区的资源，迫不及待地制定了所谓“蒙疆开发五年计划”（后修正为“三年计划”——作者注）。关于煤炭方面，计划5年后的产量为1000万吨，10年后的产量为3000万吨。日本在霸占大同煤田的第四年，由于实行机械化采掘，年产量达300多万吨，与当时日本国内最大的煤矿三池炭矿的产量等同。金井曾对大同煤田一个废弃矿井中仍有5亿吨的埋藏量惊叹不已，认为这在日本是做梦也不可想像的事(16)。
晋北地区之所以被纳入蒙疆政权内，除上述资源因素外，与金井在日军侵占大同后的晋北实地考察有关。10月间日军占领大同后，金井即率员进行考察，得出了晋北地区与山西其他地区经济联系并不密切，主要与京包线上的察南、蒙古联盟政府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结论。金井认为，“将来，察南自治政府及绥远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晋北自治政府一体化，成立统一的自治机构，建立在中国境内享有高度自治权的自治政权”最宜(17)。
此外，如果从“综合”开发“蒙疆”的资金投入来看，亦有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伪政权合为一体的必要。日本占领察南、晋北、绥远后，如前所述于1937年底即制定了“蒙疆开发五年计划”，迫不及待的要“开发”蒙疆的煤、铁、畜产品“三大战略资源”，以便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金井章次认为，“由于蒙疆地域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差距（指察南、晋北及蒙古联盟的农耕地区经济较发达，纯牧区经济相对落后——作者注），日本为了开发蒙疆，即使向蒙古联盟的欠发达地区投资，投入资金也会被察南、晋北地区所吸收，结果欠发达地区不可能完成资本积累。因此，必须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联合为一体，这样便可将察南、晋北从蒙古欠发达地区吸收的资金由政府以征收税金的方式，再向蒙古联盟的欠发达地区返还，以保证蒙疆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18) 即企图“全面”、“彻底”地掠夺这一地区的战略资源。
基于以上经济及资源方面的考虑，金井向关东军建议三伪政权必须合并统治。作为合并的第一步，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1937年11月22日，由金井章次主持，在张家口召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晋北傀儡政权的代表会议，筹备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是由日本方面内定指派。三伪政权的代表，在日本关东军军部及金井的支使下，“为促进蒙疆三政权的相互友邻关系，加强互相关联的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事项的联络，达成三个自治政权紧密联合共同防共、民族协和和民生向上的协议”(19)。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后，金井任该委员会最高顾问并代理德王推辞不就的总务委员长。蒙疆地区的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经济部门归该委员会直接管理。具体经营大多由日本企业负责。这样，通过一些特殊公司、准特殊公司完全垄断了蒙疆地区的金融、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矿产、粮食、进出口贸易等，在经济领域完成了对该地域的统制。
1938年8月，日本对该委员会进行机构改革，将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其强化的程度，由协商性质的机构，变成行政组织，形成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的太上机关，公然发号施令。这个“蒙疆联合委员会”就是后来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前身。德王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起初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后来是消极抵抗(20)。
但合并统治这三个伪政权后，随之浮上的便是民族问题。蒙疆地区内的察南、晋北地区，是纯汉族居住区，即便是德王治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地域，汉族人口也占绝大多数。
据1942年的统计，蒙疆地区1941年的人口总数是525,4833人。其中汉族501,9987人，蒙古族15,4203人，回族3,7748人，日本人3,3017人，朝鲜人、满洲族各占1万，全部人口525万的95％是汉族。蒙古族人口比例只占总数的3％。居住在察南的蒙古人只有300人左右，晋北地区只有20人左右。由此可以判断，伪蒙疆政权建立之初这一地区蒙古族的人口比例不会比1941年多(21)。
在建立察南伪政权过程中，金井感觉到通过蒙古人控制纯汉族地域弊害甚多，便拒绝了关东军要蒙古军进驻张家口市区的提议，引起关东军参谋们的不满(22)。
在视察绥远的过程中，金井看到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的寂寞情景，认为这不是一个“新政府”成立时应该有的景象。并通过与当地商会会长贺秉温等人的接触，断定德王没有得到汉族上层人物的支持，而该地区汉族人口又占多数(23)。
根据这些观察，金井向关东军建议：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多民族杂居的蒙疆地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更为稳妥，不能突出蒙古人政治，应提倡“民族协和”(24)。于是关东军在听取金井的意见的基础上，计划将上述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伪政权合并统治，在新占领区开始提倡“民族协和”。即由于蒙疆地区内汉人无论在人口还是在经济势力方面都占绝对优势，如果按照德王等人的要求建立蒙古国，树立德王的绝对政治优越地位，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不利于日本在该地的殖民统治。于是根据片仓衷的视察和金井的建议，关东军为了稳定当地的统治，放弃了以前关东军中个别人为了笼络、利用德王做出一副似乎日本在支持“蒙古独立”的姿态、而关东军官方又采取模棱两可态度的策略，明确规定为了怀柔在经济及人口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防止其他民族离心，必须提倡“民族协和”(25)。但金井主张在蒙疆地区提倡“民族协和”，与德王等主张的“蒙古独立”发生冲突。于是德王与金井及日本驻蒙军之间产生了一系列摩擦和矛盾。
首先是关于“蒙疆”的解释。金井认为“蒙疆是蒙古之疆域的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政权，又能起到协和民族的作用，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26)。德王认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然沿用“蒙疆”二字，作为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27)。因此1938年秋，日本军部令金井陪德王访问日本时，围绕在公开讲话时德王是代表“蒙古”还是代表“蒙疆”，双方发生冲突。金井主张使用“蒙疆”一词，德王坚持要使用“蒙古”。但在金井的威胁下，担任翻译的吉尔嘎郎不敢将蒙古说成蒙古，而是翻译成蒙疆(28)。
其次是关于三伪政权的合并方式问题。“蒙疆联合委员会”虽然控制了该地区的经济命脉，但三个伪政权在行政上却是不相隶属各自为政的。张家口的日本军部为了进一步控制产业、交通、金融等重要部门，加强殖民统治，搜刮战略资源，认为行政上不相隶属的三伪政权应该加以合并，在张家口建立统一机构，便于军部就近监督指挥。此外，日本和德、意结成“防共”轴心后，本以进攻苏联为目的，在制造了张鼓峰和诺门汗两事件后，知道了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于是由企图进攻改为防御，而“蒙疆”的北部，正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日本把这一地区划为“防共”特殊区域，企图切断共产党的国际联系，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出于以上目的，金井也主张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撤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行政上合并，在张家口建立统一政权，以集中力量，发挥防共回廊的作用。德王则主张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取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吸收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厚和豪特建立“蒙古自治国”。因此与金井和日本军部多次发生争论(29)。但最后以德王失败而告终。1939年9月1日，经张家口日本军部和金井章次等精心策划后，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演变而来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会上根据日本军部的内定，以推选的方式，由金井章次主持选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二人为副主席，金井担任最高顾问。
此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冲突，使德王对金井成见日深。1941年2月德王第二次访问日本时，由曾任伪满洲国外交部次长、时任日本外务省次官的大桥忠一负责接待，两人接触较多。大桥在口头上表示尊重德王的“权力”，德王对他印象极佳(30)。因而在访日期间，德王向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说金井的坏话，表示对大桥忠一有好感，希望请大桥来当顾问。时值日本欲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考虑到需要德王调动蒙疆的力量支援战争，于是，1941年11月27日日本军部让金井“辞职”，推荐对蒙古独立问题持同情支持态度的大桥忠一担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31)。
二、第二任最高顾问大桥忠一
大桥忠一（1893—1975年），日本歧阜县出身。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日本外务省，在日本驻中国奉天、南京以及驻美国等外交使领馆任秘书官。1931年任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任“外交部”总务司长、次长、外务局长官。1940年11月任日本外务省次官。次年7月辞职后(32)，德王就托人向大桥传话，“金井辞职的话，希望你来当最高顾问”。后经军部同意，大桥忠一于1941年12月就任伪蒙疆政权最高顾问(33)。
大桥一向以支持蒙古独立而讨德王等人喜欢。大桥担任最高顾问这一消息使德王和了解大桥的其他蒙古官员颇为兴奋。因为大桥在担任外务省次官时，曾不断为蒙古独立建国游说，因此在他未来蒙古之前，即以蒙古之友而闻名于蒙疆政权的蒙古官员之间。
大桥在蒙古人面前摆出一副同情蒙古、支持蒙古独立的面孔，赢得了德王等人的好感。其实他这些言行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蒙古，而是欲利用蒙古人，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实现日本的大陆侵略政策服务的。
大桥在《为蒙古民族而呐喊》一文中写道：
在政治上，日本若欲在内陆亚细亚伸展势力，除利用蒙古人做先锋外别无其它选择。因是凡扩张政治势力，必须沿因果之线、血液之线、历史之线的其中之一才可能顺利进行。日本如果沿蒙古人之线向内陆扩展，可以说是沿着以上三线进行扩展。13世纪蒙古人突破内陆亚细亚远征欧洲，在此刺激下，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发现了新大陆，开始了对亚洲的侵略。日本是欧洲人没有攻下的最后一个堡垒。蒙古的欧洲侵略行动引起了欧洲的亚洲侵略之反动，作为欧洲的亚洲侵略之反动是日本目前进行的大东亚战争。今日我国拥戴成吉思汗的直系德王进行蒙古复兴，即是欲利用蒙古风暴向遥远的中亚挺进，是沿着当年的历史之线在扩展。蒙古问题是与我国的世界政策紧密相关的大问题，在对苏、对外蒙关系以及割断重庆政权的西北补给线上至关重要。是关系到我国的大陆政策最终能够达到中亚以远或全面撤退的重要问题。如果说从大陆撤退就意味着灭亡的话，那我们必须加强对蒙古建设的支持力度。
若将散居的三百数十万蒙古人集中起来加以指导训练，可以创造一个独立的蒙古国家，让他们像其祖先一样西进，并与中亚的土耳其系民族合并，造就一个更大的国家，就可能构筑起大东亚共荣圈的前卫。将蒙古人及土耳其系民族集合起来，利用他们控制易守难攻的中亚大陆，是我国在欧亚大陆树立霸权地位的必要准备阶段；然后按照当年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线展开，象窝阔台汗时代那样，东南以长城为界牵制反复无常的汉人，西北翻越乌拉尔天山直下波斯湾，可以牵制印度和欧洲；这是我们大陆新秩序的目标。
在经济上，建立蒙古国后，可以造就一大牧业国，使之成为大东亚共荣圈内的畜产供给源；延长包头到中亚的铁路可以开发沿途的丰富资源，这也是解决新国家财源的方法之一。
现在世上有仅靠蒙古是否能够实现独立之疑问。其实我所主张的独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是日本援助保护下的独立国。这样的独立国不限于内蒙，任何贫瘠的地方都能造出。在内蒙古迅速创造蒙古独立国对实现我国的大陆政策非常有利。如果我们帮助蒙古人独立，他们会对我们感激不尽并全力报答；让尚武、骁勇、纯朴的蒙古人独立并利用之，是我国在内陆亚细亚建立新秩序的唯一方法。在这一点上，除蒙古人以外，目前尚不存在其它有资格为我国利用的民族。我们扶殖以蒙古人为中心势力，利用德王进行民族操纵的办法，要比岛国出身的日本人亲自下手更有效(34)。
由此可知，德王等人实际上是被他的表面言行所蒙蔽、迷惑。
大桥忠一任最高顾问后，由于他在日本政界中的地位，驻蒙军对待他也与金井明显不同。德王等幻想，有这样一个同情蒙古独立建国的朋友担任此职，一方面可以借助他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一方面也可以由于他的斡旋减少与日本军方的摩擦。但这些希望，由于大桥到任后与驻蒙军当局的冲突以及与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的对立而成了泡影。这也是大桥被迫“辞职”的原因。
大桥于1941年12月20日抵张家口后，没先到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请示事宜，而是立即拜会德王，正式报告他的到差。他的亲信人员提醒他，这样会招致军部的不满，大桥却说：“我是德主席特意聘来的最高顾问，当然要先拜德主席。”他还在德王公馆旁边，找了一处较小的房舍，而没住最高顾问公馆，甚至连在张家口的日本神社，他都未去参拜。由此招致日本军部的反感(35)。
大桥上任之初对日本职员训话说：“你们把日本的对蒙古政策执行错了，在蒙古政府中，你们帮助蒙系人做事，不应该对当地人藐视。”(36) 无论大桥怎样想改变作风，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人处理占领地区的行政事务，已有定章，不是他一个人能扭转的。当时蒙古政府中的许多日系官吏，早已形成独断专行的习惯，在政府组织中，他们另成体系，财政、经济大权都操之于他们手中，最高顾问是他们的首长。这些都是难以改变的。大桥的这些言行，也使在蒙疆政府中当权的日本人心怀不满。大桥还与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岩崎民男发生矛盾。
1938年3月，为了避嫌对占领地的军政统治，日本在北京、上海、厦门、张家口设立了兴亚院联络部。对蒙疆政权的政务指导由特务机关移交给了兴亚院蒙疆联络部(37)。蒙疆政权的重要事项，系在驻蒙军司令官的管理下，由驻蒙军参谋长、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三者构成的蒙疆联络会议最终审议决定(38)。所以，驻蒙军与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一向是伪蒙古政府的上司，他们的首脑可以做最后的决定。大桥作为最高顾问，虽说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推荐，来给“蒙古政府”主席作顾问，其实还是这两个机关的附庸。大桥若要改变这一已经形成多年的传统，必然会与军部和当地日系发生摩擦。
为了避免最高顾问与总务厅长（伪蒙疆政务院中最重要的职务，一直由日本人担任——作者注）之间权力上的摩擦，大桥亲自兼任总务厅长，让自己的亲信泽井铁马担任次长，调在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任职的西岛捷三担任自己的秘书。西岛心胸狭窄，不能容物，与日本人之间摩擦甚多，也给大桥制造了不少的困扰(39)。
1941年12月29日，大桥开始为期两周的蒙地视察。这时德王已返回苏尼特王府迎接1942年元旦。大桥为了表示尊重德王和对纯蒙地带的关怀，决定元旦之日，在蒙古官员的陪同下去王府致贺，然后开始他对蒙古政府全境的视察(40)。经德化（今内蒙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作者注）时，大桥一反当时公务往来的知名人士都要到陆军德化特务机关拜访、以表示对日本皇军尊重的常规，不仅未去拜访机关长，而且在德化特务机关长松尾勇太郎大佐来拜访的时候，也没让他到房间里坐一下，只让他站在门口说几句寒暄之语。当时，日军大佐职权、地位较高，现在在蒙古人面前竟然连一个座位都没有，似乎有对他故作鄙视之意。松尾站在大桥面前说了拜候和欢迎指教之后，就和其他蒙古人打个招呼笑着走了。当时在场的人都认为不妥。大桥说：“我曾任外交次官，以官级来说，一个大佐也算不了什么，这是理应如此的，不可因他是军人，就有差别待遇。”(41) 在场的蒙古人都预感到将来可能有麻烦。
在德王府度过元旦后，大桥开始视察蒙古。到厚和豪特时，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顾问小仓少将等在当地有名的餐厅“凤麟阁”举行宴会，并邀请了驻在当地的日军将校作陪。这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各地“捷报频传”，因此，出席宴会的日军将校也个个趾高气扬。大桥在致辞中说“今蒙上天佑助，皇军在各处赢得无比胜利”时，在场的日军军官们脸上显出不愉快的颜色。于是有一个军官站起来问：“最高顾问阁下是否认为日本的胜利全是由于天佑，而不是由于皇军的奋战？”大桥立即以蔑视的态度说：“我不是说皇军没有奋战，而天佑是不能否定的。”说完就坐下了(42)。不久这个“天佑问题”就成了驻蒙军当局与大桥忠一摩擦的导火线。
其间，日本驻张家口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渡边以友人的身份劝告大桥，在蒙古独立问题为时尚早的现阶段，在公共场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应缓和与驻蒙军的关系。但大桥性格刚愎，并未接受渡边的忠告(43)。驻蒙军自从摩擦开始后，就秘密进行倒大桥的活动。大桥似乎也知道，但他以为有板垣、东条、松冈等人做后台以及自己在外务省的地位，不至于有什么剧变，仍旧保持了他一贯的作风，不向驻蒙军当局低头(44)。
日本陆军省得知大桥及其亲信与驻蒙军及兴亚院联络部的对立情况后，于1942年5月22日特派军务局宫本中佐到张家口了解情况并与大桥会晤。大桥在与宫本会面时讲：“如果军方撤消自己的职务，那没办法，但自己绝不会主动辞职。如果军方允许自己留任，一定会加倍努力工作。”(45)
宫本随后拜访了德王和政务院长吴鹤龄，试探他们的意见。两人都讲，如果罢免大桥他们也应该辞职。宫本也听取了驻蒙军司令官以下许多日军将校强硬的反大桥意见，后返回日本向陆军省汇报。此后陆军省即开始酝酿让大桥“辞职”(46)。
1942年6月初，蒙疆政权驻日代表部的参事官久光正男奉陆军省兵务局田中隆吉的旨意赴张家口，传达了军部要正在蒙地视察旅行的大桥迅速归还圆满辞职指示。德王得到消息后，认为在大桥正式提出辞职之前，事情还有挽回余地，便给大桥发电，要他迅速赶回商议。但坚决要赶大桥走的驻蒙军设法延迟德王与大桥的会见时间，使他们无法尽快见面，德王异常烦恼(47)。此时与大桥有矛盾的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岩崎民男，也在南京召开的联络部长官会议上大讲在蒙疆排斥大桥的空气甚为浓厚，为驻蒙军的倒大桥活动推波助澜(48)。
最后促使大桥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被招致驻蒙军百灵庙特务机关的奇默特林沁科尔罗瓦的“自杀”事件。乌盟茂明安旗札萨克奇默特林沁科尔罗瓦因与外蒙谍报人员有联系之嫌疑，被特务机关“请去谈话”。在与特务机关辅佐官浅香四郎谈话间死亡。日本人说，其间浅香外出，奇默特林沁科尔罗瓦打开浅香办公桌的抽屉，拿出手枪，自杀身亡。蒙古人说，奇默特林沁科尔罗瓦是被浅香打死的。于是造成了蒙古人相当强烈的反日情绪。大桥认为是他杀，军方应当追究责任，不可推作自杀。军方极为忿怒，认为大桥有意陷害军方人员，讨好蒙古人。后经过调查，“证实”了茂明安札萨克是“自杀身亡”。大桥就更背上了“辱蔑皇军”之嫌。驻蒙军也就以此为口实，正式发动了排除大桥的活动(49)。大桥已经到了非“辞职”不可的地步。
1942年6月15日前后，大桥去锡盟各旗视察推行新政的情况。经苏尼特右旗、贝子庙、浩齐特左旗、乌珠穆沁右旗到赤峰，前往喀喇沁右旗王府访问。24日左右经围场至多伦，在察哈尔盟太仆寺左旗正听取该旗总管汇报该旗“豪利希亚（合作社之意——作者注）”情况时，大桥的亲信、蒙古政府总务部次长泽井铁马突然从张家口乘一辆小汽车跑来。他急匆匆地向大桥说了些什么后，大桥向陪同他视察的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王（松津旺楚克——作者注）等说：“我为蒙古民族的努力，到此为止。我已经被迫非向日本政府提出辞职不可。我希望不要为此灰心，更要振奋。遗憾的是我没有达成我的志愿。”(50)
德王闻讯后面见驻蒙军七田一郎司令官表示挽留，七田坚决不肯，一定要撵走大桥。德王见大桥后仍表挽留之意，并劝他暂且不要走。大桥对德王讲：“主席不要为我一个人惹了军部和公使馆，我还是走吧。”大桥走的时候，岩崎和驻蒙军参谋部等均未到车站送行，仅派一两个中下级军官到车站应付一下，大桥理也不理就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51)。之后，心存侥幸的德王又给日本陆军大臣写信请求“实在不可以留任的话，想聘大桥为名誉最高顾问或私人顾问”。对此，陆军省指示驻蒙军参谋长“对德王耐心指导，要圆满受理大桥提出的辞表”(52)。7月4日，未正式办理“辞职”手续的大桥启程返日。14日，大桥亲自造访陆军省，向陆军次官表示：“德王对要本顾问辞任一事深感意外，希望我继续担任蒙古政府的顾问。实在不得已必须离开蒙古的话，希望能继续保留最高顾问的名义。”陆军次官回答说“目前最妥当的作法是迅速提出辞表”(53)。
如前所述日本统治蒙疆是采取驻蒙军、兴亚院蒙疆联络部、最高顾问的三头体制。大桥由于无视军人的权威再加上与兴亚院联络部之间的矛盾，所以不到一年即被驻蒙军赶走。对驻蒙军来说最高顾问成了多余的存在。大桥走后，驻蒙军最初曾计划让联络部长官代行最高顾问一职。但后来德王与驻蒙军协商的结果是废除最高顾问制，政府主席、政务院长之下总务厅长是日系官员的最高职务(54)。大桥任最高顾问时，他自称居于客卿地位，但实际上他在伪蒙疆政府中，仍是最高当权者。他与驻蒙军和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之间虽有矛盾，但仍维持着三头体制的既成事实，没有改变。因此德王与驻蒙军对于最高顾问的存在都觉得棘手。所以趁着这次变动，双方都赞同予以取消。德王的目的是在伪蒙疆政府内，没有人与他居于平行地位，日本军部的想法是在伪蒙古政府的日系官吏中，没有再可以与司令官对等的人，虽然目的不同，但都同意不再设最高顾问，以“政务院总务部长”为蒙古政府“主席”和“政务院长”之下的日系最高官吏。这样的变动，实际上提高了掌握实权的“总务部长”的权力和地位，可名义上终究不及最高顾问。最高顾问的撤消，使德王回复了一些“权力”，与金井在职时有明显不同。但驻蒙军司令官及兴亚院联络部长官(55) 还在，德王并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在“蒙古独立”与“民族协和”问题上与驻蒙军之间的摩擦一直存在。德王虽不“乖顺”，但没他做招牌，日本也就失去了强调“蒙疆”特殊性的依据。所以，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德王一直被捧为蒙疆傀儡政权的首脑。
注释：
①③⑥ ［日］德穆楚克栋鲁普著、森久男译：《德王自述》，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109、125—140、186—187页。
②⑤ ［日］片仓衷：《战阵随录》，东京经济往来社1972年版，第278、278—279页。
④ ［日］稻叶正夫等编：《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14页。
⑦⑧ ［日］金井章次：《满蒙行政琐谈》，东京创元社1943年版，第308、336页。
⑨ ［日］星野直树：《未竟之梦——满洲国外史》，东京钻石社1963年版，第253页。
⑩(16) ［日］金井章次：《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五原事件青史刊行会编《五原事件青史》，蒙古警友会1986年版，第22、47—48页。
(11) 参见拙文：《日本合并统治蒙疆三伪政权内幕》，《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0—14页。
(12) ［日］平竹传三：《蒙疆建设论》，财团法人善邻协会编《蒙古》，东京1940年6月号，第12页。
(13) 根据天津北支那经济通信社编《北支·蒙疆现势：昭和13年版》第727—728页算出。
(14) ［日］高木一也：《蒙疆时代的会议》，五原事件青史刊行会编《五原事件青史》，第13—14页。
(15) ［日］川村得三：《蒙疆经济地理》，东京丛文阁1941年版，第23页。
(17)(22)(23)(24) ［日］金井章次：《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五原事件青史刊行会编《五原事件青史》，第45、30—31、49—50、53页。
(18) ［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4）·日中战争（下）》，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41—142页。
(19) ［日］高木翔之助：《蒙疆》，天津北支那经济通信社1938年版，第187页。
(20) ［日］德穆楚克栋鲁普著、森久男译：《德王自述》，第214—217页。
(21) 蒙疆新闻社编：《蒙疆年鉴》，张家口蒙疆新闻社1942年版，第73页。
(25) ［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4）·日中战争（下）》，第141—142页。
(26)(27)(28)(29)(30) ［日］德穆楚克栋鲁普著、森久男译：《德王自述》，第225、223、217—218、234、265页。
(31) ［日］蒙疆情报：《最高顾问更迭》，财团法人善邻协会编《蒙古》，1942年2月号，第104页。
(32)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外交史辞典编纂委员会：《日本外交史辞典》，东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33) ［日］大桥忠一：《为蒙古民族而呐喊》，五原事件青史刊行会编：《五原事件青史》，第85页。
(34) ［日］大桥忠一：《为蒙古民族而呐喊》，五原事件青史刊行会编：《五原事件青史》，第89—103页。
(35)(36) ［日］德穆楚克栋鲁普著、森久男译：《德王自述》，第275、275—276页。
(37)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50）·北支的治安战（2）》，东京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68页。
(38) ［日］驻蒙军参谋长：《关于军、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及其它的机关的业务分界备忘录和蒙疆联络会议规定发送之件》，转引自森久男：《德王研究》，埼玉创土社2000年版，第170页。
(39)(41)(42)(44) 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二）》，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3年版，第91、91—92、92、96页。
(40) ［日］大桥忠一：《蒙古视察的感想》，财团法人善邻协会编《蒙古》1942年4月号，第2—4页。
(43)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A门政治、外交／7类战争，［大东亚战争关系一件］．／馆长处置来电汇编第6卷．B02033029300．昭和17年6月27日张家口总领事渡边致东乡外相第177号之3电。通过http://www.jacre.ga.jip／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提供的电子化资料中获得。本文以下引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资料皆出自该网址。
(45)(46)(48)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A门政治、外交／7类战争，［大东亚战争关系一件］．／馆长处置来电汇编第6卷．B02033029300．昭和17年6月27日张家口总领事渡边致东乡外相第177号之1电。
(47)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A门政治、外交／7类战争，［大东亚战争关系一件］／馆长处置来电汇编第6卷．B02033029300．昭和17年6月27日张家口总领事渡边致东乡外相第177号之2电。
(49)(50) 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二）》，第98页。
(51) ［日］德穆楚克栋鲁普著、森久男译：《德王自述》，第276页。
(52)(53) ［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陆军省大日记类．陆支机密·密·普大日记，［昭和17年密大日记第30号］．C04123660200.次官致驻蒙军参谋长之电．关于办理大桥顾问之件。
(54)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A门政治、外交／7类战争，［大东亚战争关系一件］／馆长处置来电汇编第6卷．B02033029300．昭和17年8月20日张家口总领事渡边致东乡外相第229号之1电。
(55) 日本1942年11月撤消兴亚院，设立大东亚省，蒙疆联络部改为大东亚省张家口大使馆事务所，联络部长官改任大使馆事务所公使。参见［日］岩崎民男：《蒙疆之概观》，骆驼会本部编：《回忆内蒙古——内蒙古回忆录》，东京，1973年印，第104—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