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考察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农村教育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全球性现代文明的时代趋势。这无疑使当代农村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国民总数的80%，因此，以“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开发中国最大的人力资源、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为根本宗旨的农村教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又由于中国现代社会存在着人口过多与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矛盾，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的矛盾，以及不同区域之间巨大差别的矛盾，（这中间包括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身的矛盾），使农村教育又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大难题。因此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早已成为我国教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教育研究是在对教育现象及教育内外关系持一定认识（如哲学观）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方法对教育问题的系统探究过程。无论是对原先教育理论的反思，对已有教育实践的理性升华，还是对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矛盾（显形的或隐形的）的分析与回答，都必须以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的研究为出发点与归宿，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教育对策。其中，“农村教育研究”是对“农村教育”这个复杂系统的研究。这种研究从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陶行知等一批教育家坚持在农村进行教育改革试验，其理论与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教育思想，而且在方法论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们从事农村教育研究是出于一种事业观，以此作为毕生的事业；是出于一种世界观，通过农村教育研究达到改造中国与完善自身的目的。这样，农村教育研究就成为对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成为对具体的农村人口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研究；并且证明它必须是研究者参与其中的动态的研究。
从方法论看，十几年来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已经暴露出这样两个悖论：一是教育研究中的各种因素既要被形式化（量化），又难于被形式化（量化）；二是影响教育发展与教育质量的既有理性因素，也有非理性因素，既有确定性，也有非确定性。将量化的方法、自然科学与心理科学的实验方法引进教育研究，的确是教育研究的进步，并一直被看成是教育学走向科学与成熟的重要标志。然而教育研究的实践，尤其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有完善人格的个人”的研究证实：“大凡涉及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社会现象，都难以做到形式化（量化）”，因而需要“一种既遵循形式逻辑规范又遵循辩证逻辑规范，既遵循认识规范又遵循道德规范、审美规范的新的理性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研究不仅属于研究人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而且属于研究“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科学。而“人文科学研究，应该是研究者与社会的对话，而不是学者之间的对话，更不是个人的自言自语”。
早在1919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就批评了那种“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的秀才以为不出门就能知天下事，久而久之，‘不出门’就变成‘不敢出门’了。我们现在的学子，还没有解脱这种风气。”78年过去了，今天，仍有一些人仅满足于书斋式思辩的研究，与火热的教育实际疏远了。倘若去了解实际，也比较多的去经济发达或工作先进的地区与学校。然而中国的教育实际，尤其是那些最能体现中国国情的教育实际，却往往在人们不大去调查，去了也是走马观花，不大进行深入研究，因而人们对那里缺乏深切了解与痛楚体验的乡村与学校。
今天的教育实践，是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开发利用教育资源，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并不断优化教育目标的实践。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教育，尤其基础教育是实施国家文化的，教育研究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除了自己的科学目标与人文目标，还应体现其国家目标。它既要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问题，又要解决由理论转化为现实的技术问题，方法问题与态度问题。这就使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选择成为今天教育研究能否有所突破的关键。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八十高龄的吕型伟先生不久前说：“为什么建国以后几十年了没有出高水平的教育家？没有出超过陶行知、陈鹤琴的教育家？没有出国际一流的教育家？建国以后教育有大大的成绩，为什么没有出大大的教育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细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宏观管理方面的因素，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身学科基础的局限性、经历的局限性、理论学派发展不成熟的因素，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的中介系统不健全的因素等；教育研究的方式方法的缺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方法论上缺乏应有的突破。
今天，教育研究工作者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宏大的活动空间与情感空间。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教育实践，我们就失去了与研究任务相应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当然也不会有相应的思维空间。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1992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说到底是所接触的社会变动的反映，我个人这一生的研究过程离开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连我自己也是无法理解的。看来科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现实，也很难超越现实，所能要求于科学工作者的可能只是忠于现实，就是从现实出发，而不以主观愿望来歪曲现实。我也相信只有实事求是得来的知识，才能成为促进人们生活的知识。强调知识的实用性，我不认为是贬低了它的品质，而恰恰相反这正是科学知识可贵之处。”研究生们考察苏北农村教育的书面汇报材料正是这种“所接触到的社会变动的反映”。也许这的确说不上有多少学术成果，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自己的乡村调查论文集《行行重行行》“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我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但是，如果坚持下去，“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那么，是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因此，农村教育考察的实践具有教育研究方法论改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