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份额论文,收入论文,结构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奇迹，1978-2008年全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85％。伴随着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在30年中出现几次重要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上升，从1978年的52.2％上升至1990年的72.2％①，出现了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情况，戴园晨和黎汉明(1988)将其概括为“工资侵蚀利润”现象，李扬(1992)则认为这是劳动力价格在改革后的正常回归。
然而，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又出现新的变化。由收入法GDP核算，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由1995年的51.9％下降到2007的39.7％，降幅达12个百分点②，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蔡昉，2005；李稻葵，2007)。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利润不断上升，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7的34.9％上涨到2007年的46.1％。这意味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从改革初期的“工资侵蚀利润”向现阶段“强资本和弱劳动”关系转化(姚先国，2005)。对此，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增强劳动力对资本的议价能力”也成为人代会和党代会中呼声最高的建言。
国内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成因。首先，研究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转换相结合。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由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农业部门向相对较低的非农业部门转换，使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2004年间下降3.36个百分点。同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呈现工业化快速发展与后现代化缓慢推进的局面，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缺乏上升动力(罗长远,2008；罗长远、张军，2009a)。在此基础上，李稻葵等(2009)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后期，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快速上升将使劳动收入份额停止下降趋势并进入上升通道。利用跨国数据，他们验证了劳动收入份额随人均GDP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规律，罗长远和张军(2009b)对我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结论。更有意思的是，两者的研究都认为当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2000年名义汇率)左右时为U型曲线的最低点，从而得出未来两年内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可能进入上升通道的乐观结论。
其次，研究主要利用企业和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经济因素。白重恩和钱震杰(2008、2009a)对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4.7个百分点，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下降所致。这一观点与罗长远和张军(2009b)分析民营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效应相一致。另外，他们的研究表明企业市场垄断程度增加和技术进步也是导致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相反，李稻葵等(2009)利用企业数据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国有股比重负相关，并认为国有企业更多地代表了劳动份额水平较低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因此国有企业比重上升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微观企业在封闭条件下的研究不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则将劳动收入份额与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互联系。罗长远和张军(2009b)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双向负向关系，他们认为我国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弱化了劳动者谈判地位。同时，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他们认为这可能与我国外资出口比重和出口产品复杂度上升相关。然而，这些结论并没有得到其他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姜磊、张媛，2008；白重恩、钱震杰，2009b)。另外，罗长远和张军(2009b)认为对劳动收入份额起促进作用的因素包括财政支出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
本文在现有的文献基础上，从微观企业视角分析决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与现有实证研究相比，本文的结论在几个方面有显著不同。第一，我们发现国有、民营和外资3类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差异，我们认为这是由企业异质性导致的。因此，通过引入企业异质性，本文可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国企改制、民营化、外资进入产生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认为所有制结构变动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由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要素扭曲程度下降、经济效率提升的正向冲击引起的。第二，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直接验证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因素背后的机理。如对改制企业的时间序列追踪，我们确实发现改制企业在两年后生产效率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通过考察政府与企业关系，我们证实了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显著竞争效应。第三，我们发现出口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与非出口型企业相比显著偏低，表明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负效应。我们认为我国出口型企业的“外资引导”特征是新古典贸易模型预测失效的原因。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将企业异质性引入要素分配理论，分析异质性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讨论所有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第三节对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进行说明并结合理论假说给出数据支持；第四节为计量模型的构建、变量的说明以及估计方法的介绍；第五节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讨论，分析决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着重讨论所有制结构和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要素分配理论及其假说
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李嘉图(1817)，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应该是商品参与再生产过程的各阶级间的分配规律。马克思(1867)则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工资和利润分割国民收入的规律，认为资本家通过侵占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劳动者构成了剥削。新古典主义则从生产力的技术角度探讨要素收入的功能性分配，将现行制度中的工资和利润分配格局看成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结果。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从新古典主义出发，通过构建规模报酬不变的齐次线性生产函数，得出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确定的函数关系。李稻葵等(2009)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背景，在新古典的框架下建立了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数理模型。他们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将随劳动力不断地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情况。龚刚和杨光(2010a、2010b)则借助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宏观动态模型讨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动态演化。他们认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由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导致的，而随着劳动力需求的不断上升，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将得到逆转，从而得到与李稻葵等(2009)研究相一致的U型曲线。
无论是新古典还是凯恩斯框架，理论研究通常着眼于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忽视了企业在决定劳动和资本分配中的重要性。尤其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企业被假定为规模报酬不变的代表性个体，而并没有考虑企业异质性在现实中的普遍存在。一般来说，企业异质性通常反映在企业间生产和技术效率的差异性。现有理论的发展尤其是贸易理论的新近发展，十分强调企业异质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已有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规模较大、技术较先进、工资和生产效率水平较高的企业通常是进行出口和跨国投资的少数企业(Bernard and Jensen，1999；Clerides et al.，1998；Bernard et al.，2006)，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则表明正是这种异质性使企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成为出口和跨国企业(Bernard et al.，2003；Melitz，2003；Helpman et al.，2004)。同时，这种企业异质性还将通过投资和贸易影响、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与工资决定(Egger and Kreickemeier，2009；Helpman and Itskhoki，2010)。
Decreuse和Maarek(2008)首次构建模型将企业异质性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其模型简化和抽象，简述企业异质性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假设经济中存在甲、乙两类企业生产相互替代产品，且这两类企业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甲类企业生产效率低于乙类企业。同时，两类企业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雇用劳动者，并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那么，低效的甲类企业将其边际产出全部用于支付劳动者报酬，因此其利润率为零而劳动收入份额则为1。高效的乙类企业则通过支付比甲类企业更高的工资吸引劳动者就业。同时，为了保证企业获得正的利润率，乙类企业支付的工资低于其边际产出。从而，乙类企业获得了由高效率带来的垄断租金，并使劳动收入份额小于1。这表明企业的异质性将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再进一步，从整体经济的动态演进看，随着高效率的乙类企业比重不断增加，企业异质性的扩大带来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变动将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利用上述模型讨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时，Decreuse和Maarek(2008)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外资企业由于拥有先进技术和较强融资能力使其生产效率显著高于内资企业，从而其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内资企业。第二，外资直接投资将通过增强经济中的企业异质性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我们作进一步拓展，将所有制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相互联系进行讨论。首先，企业异质性体现为国有、民营和外资3类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性。国有企业由于政策负担和预算软约束而相对低效(Lin and Tan，1999；林毅夫、李志赟，2004)，外资企业由于拥有母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支持而相对高效(Decreuse and Maarek,2008)，民营企业则居于两者之间。其次，我国经济开放和转型的进程表现为以国企改制、民营化和外资进入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变动。因此，我们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要素分配理论，将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相联系，提出两个待检假说。
假说1：当存在企业异质性时，高效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较低。按照所有制分类，生产效率的排序为国有<民营<外资，那么劳动收入份额的排序则为国有>民营>外资。
假说2：当存在企业异质性时，经济结构的变动将改变经济中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从所有制结构变动来看，国企改制(或民营化)意味着经济中国有企业比例的下降和民营企业比例的上升，这将使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外资进入意味着外资企业比例的上升，也将使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发生下降。因此，作为一般化的推论，我国经济中呈现的“民营化、外资化”的所有制结构变动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数据说明和统计事实
我们利用世界银行2003年的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③来验证上述假说。这是世界银行对中国的第二次企业调查，其调查范围为全国18个城市④中属于制造和服务业14个行业⑤的2400家企业。此次调查提供公司财务、技术创新、对外贸易、政府与企业关系等1999-2002年面板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当涉及定性问题时，世界银行只提供2002年调查当年的数据。
与理论假说对应，表1报告了调查数据中的企业所有制结构。我们根据国有、民营、外资的资本持股比例确定所有制类型。其中，外资持股大于等于10％定义为外资企业⑥。在内资企业中，根据国有和民营股份最大值确定所属类型。由表1可得，民营企业占调查的大部分(1581家)，国有企业位居其次(521家)，外资企业则最少(298家)。通过观察各类企业内部股权结构，我们发现国有股比重占国有企业的96.7％，民营股比重占民营企业的99.2％，表明分类方法是稳健的。外资企业则由民营和外资联合持股，反映我国外资与民营的合资特性。
为了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将企业劳动者报酬与销售收入之比作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代理变量⑦。有趣的是，3类所有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其排序与理论假说的推断完全一致，即国有>民营>外资(见表2)，其中国有和民营企业相对接近，而外资企业最低。为了进一步验证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是否由企业生产异质性导致的，我们利用劳动生产率衡量3类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效率差异。我们确实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不同，其排序符合理论假说，即国有<民营<外资，其中外资企业远大于其他两类企业。因此，企业调查数据支持理论假说关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效率和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推断。
我们的分析已表明企业间的生产效率差异将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向下的压力，那么企业间是否存在使劳动收入份额向上的工资竞争效应？已有大量实证研究都表明外资企业相对内资企业支付更高工资(Aitken et al.，1996；Lipsey，2002)，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企业工资升水(Wage Premium)幅度相对更高(Lipsey and Sj
holm，2004；Zhao，2002；Liu et al.，2004)。通过比较3类企业的平均工资，我们的数据支持上述观点。外资企业支付比国有和民营企业更高的工资。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最低，表明国有企业的较高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是因其支付较高工资引起的⑧，而是生产低效率的结果。对应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并不是通过压低工资的方式提高企业效益，而是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从企业所有制类型的静态和横向比较来看，生产效率差异的影响要大于工资竞争效应，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与生产效率在3类所有制企业中的排序出现恰好相反的情况。
从经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国企改制和外资进入将使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超过工资竞争效应，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呈短期下降趋势。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提供首末两年企业股权结构的数据，从而我们可直接考察国有持股转变为民营持股的股权结构变化的影响。在此期间符合国有企业改制严格定义⑨的企业共有54家，表2最后3行报告了改制企业前后的变化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有企业在改制两年后，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了46％，超过了平均工资的上升幅度(40％)，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由1999年的0.202下降至2002年的0.177。因而，理论假说中关于国企改制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论断也得到了数据的直接印证。
尽管我们不能直接动态地考察外资进入的影响，Diwan(2000、2001)以及Decreuse和Maarek(2008)研究认为金融开放将提高外商投资比重，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向下的压力。因此，我们横向比较内外资企业的融资情况(见表3第2～6行)，可以看到外资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丰富，其不仅可以获得母国的外汇融资，而且受到国内融资机构的欢迎。除了贷款年利率相对较高外，外资企业的融资环境比国有企业略高，大大优于民营企业。这意味着在我国给予外资企业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下，今后一段时间内其仍将积极、持续地在我国投资。
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也受政策环境的影响。罗长远和张军(2009b)认为地区间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竞争效应，地方政府一方面给予外资企业大量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将低劳动力成本作为招揽投资者的必要手段，从而强化资本谈判能力并使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数据(见表3第7～13行)，我们可以直接验证这种说法。有趣的是，调查数据显示外资企业与政府的密切程度接近国有企业并远大于民营企业，其中几项指标甚至高于国有企业。这表明确实存在所谓的地方政府“引资竞争”的情况。当外资企业正常有序进入时，其通过改善经济中的生产效率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产生正向的冲击。但是，地方政府不应为追求GDP给予外资企业过多的政策倾斜。这种政策倾斜为外资进入提供了扭曲的激励信号，从而将加速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程度。
四、计量模型、变量与方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所有制差异并给出了初步的解释。如果将民营和外资企业所有权放入计量回归解释劳动收入份额时，我们预期两者的系数为负。为了得到更稳健的结论，我们必须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再考察两者的影响是否仍然显著为负。本文根据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在新古典框架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模型设置变量，为了捕捉中国转型经济中特有的制度因素，我们还结合近期文献对一些变量进行补充(白重恩、钱震杰，2008、2009a、2009b；罗长远、张军，2009b)。具体的，设定如下线性的面板数据模型：
民营和外资股权比重是我们关心的主要变量，预期为负。同时，我们还将利用上述对企业所有制的分类方法构建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哑变量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12)。对于资本产出比KtY，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理论模型认为当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时，该变量前系数为负；当替代弹性小于1时，系数为正。Diwan(2000)运用跨国数据分析表明发达国家属于前种情况，而发展中国家属于后种情况。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省级数据回归结果支持替代弹性小于1的结论(罗长远、张军，2009b；邵敏、黄玖立，2009；白重恩、钱震杰，2009b)，企业数据回归结果则支持替代弹性大于等于1的结论(白重恩、钱震杰，2009a；李稻葵等，2009)。鉴于中国仍处于发展阶段，我们倾向于支持资本和劳动互补假说。对于出口产销比exp，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将提高充裕要素的收入份额并减少稀缺要素的收入份额，这意味着贸易将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如前所述，现有的研究表明贸易和劳动收入份额呈正弱相关。本文将给出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并试图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进行解释。价格加成比mkup前的系数预期为负，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认为当产品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垄断程度上升将增加垄断租金并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白重恩和钱震杰(2008、2009a、2009b)的实证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接下来是创新与技术进步指标newp，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认为资本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将促进资本积累，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根据第三节中的讨论，我们还发现政府与3类企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新增序数变量gov讨论政府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最后，为使回归结果更稳健，我们还将控制地区和行业效应。
模型中政企关系为定性指标，世界银行只提供2002当年数据，因此我们首先直接利用OLS对2002年的企业进行截面回归。将这些定性指标扩充至所有年份后，再利用混合OLS进行回归。然而，混合OLS回归u可能因内生性问题高估各变量的系数。在本文的计量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较强的共时决定(Simultaneous)问题。劳动收入份额较低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较高，而资本收入份额较高的企业将留存较多的利润以提高其资本产出比。因此，本文将采用Arellano和Bover(1995)提出并由Blundell和Bond(1998)完善的系统GMM估计方法，该方法能有效解决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同时，系统GMM相比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差分GMM其更适合“小T，大N”的面板数据结构(13)，而本文利用的数据恰好符合这一特性。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是内生的(Decreuse and Maarek，2008；罗长远、张军,2009b)。然而，本研究使用的企业调查数据与先前的跨国和省级数据显著不同，因而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系数更多地反映两者相对于其他企业在劳动收入份额上的差异。同时，在调查期内所有样本中，股权结构并没有发生剧烈变动，如国企改制为54家，只占总企业数的2％，而外资企业股权比重在1999和2002年基本不变，分别为7.86％和7.93％，因此我们关心的民营和外资企业股权变量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14)。我们将比较OLS和GMM的回归结果，并检验各种估计方法的稳健性。表4给出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其中样本数为处理缺失和异常值后的数值。需要说明的是，调查没有提供1999年新产品销售比重指标的数据，我们用2000年的数据进行替代。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讨论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是总体还是分类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9-2002年间有3年呈下降趋势(见表2)，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在这段时间正面临快速下降期，从而表明微观数据与宏观数据是相互吻合的。因此，本节将报告和讨论利用计量回归方法对模型(1)进行估计的结果(见表5)，重点考察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民营和外资企业所有权变量的系数符号及大小。估计1直接考察2002年截面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估计2则为各年份数据进行混合后的OLS回归结果。为解决资本产出比的内生性问题，估计3和估计4分别给出了一步法和两步法的GMM估计结果。在利用系统GMM估计时，我们将资本产出比的一阶和两阶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将资本产出比的一阶和两阶差分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同时在表5最后6行报告Arellano-Bond的序列相关检验以及Sargan和Hansen的工具变量过度识别和有效性检验。为了检验主要变量系数的稳健性，估计5对民营和外资企业所有权以及出口产销比进行了变量替代。其中，将民营和外资企业所有权替代为民营和外资企业哑变量，变量具体设定请见第二节中对表1的讨论。将出口产销比指标替代为出口企业哑变量，我们将出口产销比大于10％以上的企业设为出口企业，赋值为1，否则设为0。最后，考虑到企业的工资设置可能依赖于上年的实际发放工资，因此估计6将劳动收入份额的一阶滞后变量纳入回归从而使面板数据具有动态特征。
可以看到各种估计方法的结果较为接近，且各变量前的系数都在5％水平及以上显著。在截面和混合OLS估计中，资本产出比KtY变量前的系数和显著性较高，而资本产出比KtY由于内生性可能被高估。因此，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后，KtY的系数和显著性明显降低，表明该变量确实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比较估计2与估计3，其他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也有所上升，表明OLS对其他变量存在低估的情况。无论是一步和两步的系统GMM估计(15)，各变量系数基本一致且两者都通过了序列相关和工具变量过度识别及有效性检验，表明系统GMM估计是稳健的。因此，我们采用估计4的回归结果。通过对各变量系数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我们主要关心的民营和外资股权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完全一致。其中，民营股权前的系数为-0.02，意味着民营股权上升1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将下降0.02个百分点。外资股权的效应更为明显，其上升1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0.04个百分点。从上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其他两类企业。
第二，资本产出比KtY变量前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正。这表明资本和劳动之间替代弹性小于1，因而我们的实证支持省级面板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资本积累不仅促使了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升，还使劳动边际产出提高，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衡量企业垄断程度mkup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垄断能力越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越低，这与白重恩和钱震杰(2008、2009a)的发现是一致的。创新指标newp前的系数也为负，这意味着进行新产品开发和销售往往是那些拥有雄厚资本的企业，而创新和技术进步将进一步促进企业资本积累。
第三，本文引入新变量gov能使我们直接考察政府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发现该变量前的系数为-0.01，表明企业与政府关系上升1，将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1百分点。我们认为除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帮助的政策性负担外，地方政府为追逐GDP而给予那些规模较大、效率较高企业“锦上添花”的政策倾斜，而这些企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同时，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过程中的相互竞争加剧了政府政策在企业间的不平等状况。
第四，我们发现贸易变量exp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正好相反，与罗长远和张军(2009b)得到的贸易与劳动收入份额弱正相关实证结论也不一致。同时，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我国出口产品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论断也是不符的。
为了使我们的结论更为稳健，我们直接将出口企业的哑变量替代出口产销比作为回归变量。同时，我们将民营和外资企业所有权用民营和外资企业哑变量进行替代，具体结果见表5估计5。我们发现无论是所有制类型哑变量还是出口企业哑变量，仍然显著为负，且系数大小也与估计4较为接近。这不仅表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而且还意味着所有权和出口产销比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异质性实现的。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本文已经做了详细阐述。出口企业哑变量系数为负意味着出口与非出口企业也存在劳动收入差异，且前者低于后者(16)。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确实发现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所有年份都要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表6的第2～4行)，在2002年，两者的均值相差达6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我国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效应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是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已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如Rodrik(2006)认为我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已经远高于其人均GDP应有的水平。第二，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宏观数据来看，外资企业占我国出口商品的比重从1992年的20.4％上升至2008年的55.3％(17)。结合我们的分析来看，如果外资企业占出口企业比重较大时，将拉低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对出口企业的所有制类型进一步细分。发现在调查数据中，外资占出口企业比重也由1999年的32％上升至2002年的41％(表6第5～8行)。这与宏观的商品数据也是高度一致的。同时，国有出口型企业较少，在2002年中只有29家，这更进一步解释了出口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原因。另外，由于外资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较高的产出，其参与商品出口程度的增加也将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因此，我国出口型企业“外资引导”的特征将使新古典贸易理论失效，而出口负效应则可以从企业异质性和所有制结构的统一框架下进行解释。
最后，为了考虑面板数据的动态特性，我们将劳动收入份额的一阶滞后变量纳入回归，并将其一阶和两阶滞后变量作为系统GMM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得到估计6。其中，劳动收入份额滞后变量前的系数为0.26，表明上一期对本期的影响显著为正(18)。此外，其他各主要变量的系数大小并没有明显改变且仍显著。同时估计6通过了Hansen检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估计1至估计6中，地区、行业以及时间哑变量的联合检验均表明存在显著的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微观企业视角来看，企业异质性是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企业异质性恰好反映在所有制分类上，从而使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差异。更进一步，在我国经济转型和开放过程中，以国企改制、民营化、外资进入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则将对经济中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验证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所有制类型差异。同时，研究表明所有制结构变化使要素扭曲程度下降、经济效率提升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起正向的冲击作用。利用OLS和系统GMM估计方法，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民营和外资企业所有权对劳动收入份额呈副作用。两种估计方法以及稳健性检验表明民营和外资企业股权上升1个百分点分别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0.02和0.04个百分点。
具体来说，国有企业的低工资和低效率使其劳动收入份额在3类企业中最高。因此，作为所有制结构的一种变化形式，即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将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通过时间序列的追踪，我们确实发现改制企业在两年后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并超过工资涨幅，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我们认为国企改制无论对企业家(资本)和劳动者都是“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改善，因此其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冲击是正向的。
研究表明外资企业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工资升水效应，然而其劳动边际产出要远大于其他两类企业，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较低。我们认为必须肯定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但是也必须认识到相对于如此高的生产率，其支付的劳动报酬则是偏低的。这意味着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仍是吸引外资进入我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证实了我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竞争效应。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政策倾斜将为其进入我国提供扭曲的激励信号。因而随着资本和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外资仍将持续、积极进入我国，这将加速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程度，从而对稳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引起注意和重视。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引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外资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效应，避免因政策倾斜带来的不正当竞争和要素分配的扭曲。2007年我国对内外资实行统一25％的所得税率是矫正这种扭曲的有益尝试。
在计量回归中，我们发现出口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非出口型企业，使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为负。研究表明调查的出口企业中有30％～40％是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的生产高效将拉低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样我们就业从企业异质性和所有制结构的统一框架下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失效的问题。
在短期中，当经济运行在转型路径(Transition Path)上时，劳动收入份额将随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使劳动收入份额发生下降(Acemoglu，2003)。在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国企改制、民营化和外资进入正体现了这种转型特征，因而其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产生正向冲击。从长期来看，随着国企改制的基本完成，经济中剩余国有企业的效率水平将得到大幅提高。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作用将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从而缩小外资和民营企业间的技术和效率差异。因此，随着国企改制结束和外资的有序引入，我国经济中的企业异质性程度将出现缩小的趋势，劳动收入份额则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因而出现如李稻葵等(2009)所说的U型曲线。这样，我们在经济效率提升的同时保证分配关系的稳定，从而使经济运行在均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上。
本文曾在第二届中国国际经济与金融学会(IEFS China)以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2010年年会报告过，作者感谢郭继强教授、钱雪亚教授、黄先海教授、殷晓鹏教授、姚顺利教授、黎志刚副教授的批评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数据摘自李扬(1992)表1。
②1995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G)》，2007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利用省级的面板数据进行加总后得到的。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的研究成果表明，2004年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高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幅度。然而，即使在统计口径调整后，劳动收入份额从1995-2004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左右。另外，周明海等(2010)剔除了生产税净额的影响并利用就业数据对2004年后的数据进行调整，仍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从1998年的59.3％下降至2007年的52.9％。
③此次调查具体内容和情况可见Stewart和Udomsaph(2005)以及http://www.enterprisesurveys.org。
④18个城市为：4个东北部城市(本溪、长春、大连和哈尔滨)，4个沿海城市(杭州、江门、深圳和温州)，4个中部城市(长沙、南昌、武汉和郑州)，以及6个西部城市(重庆、桂林、昆明、南宁、兰州和西安)。
⑤其中，制造业包括：服装和皮革制品、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家用电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食品加工、石化和医药产品、生物技术产品和中药以及机械设备、船运以及轨道运行器和飞机。服务业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服务、通信服务、会计和非银行金融服务、广告和营销服务以及商业物流。
⑥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将外资企业定义为由外国个人和法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企业10％及以上具有投票权的有价证券，本文采用该定义。同时，研究还表明以10％为界限的分类方法能充分体现内外资企业在生产效率、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上的差异。另外，这样的划分能使我们获取更多外资企业的样本。
⑦更为准确的定义是劳动者报酬除以企业增加值，由于部分企业存在营业利润小于零的情况，这将使劳动收入份额出现大于1的情况(Kalleberg and Wallace，1984)。另外，我们只能通过对相关企业财务数据运算后间接近似增加值，这将使有效样本值和可靠性大大降低。因此，我们认为上述度量方法尽管不够准确，但能够反映劳动要素占产出的比重。
⑧大型国有企业因存在高额垄断利润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这些国有企业集中于水利、电力、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这将使我们产生国有企业支付高工资的错觉。我们认为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是低效并支付低工资的，世界银行的调查证实该推断。
⑨1999年国有股权占绝对比重的国有企业在2002年改制为民营股权占绝对比重的民营企业符合国有企业改制的定义。
⑩其计算公式为mkup=(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
(11)此问题在世界银行的调查问卷，第H部分，考察政府和企业关系。该问题是，在2002年政府机构或官员在以下哪些方面对本企业提供帮助：帮助寻找外国投资者；使国外技术获得本地许可；帮助寻找潜在国外客户；帮助寻找潜在国外供应商；帮助获得银行融资；帮助寻找潜在国内客户。回答“是”设置为1，“不是”设为0，并将6项问题加总，取值范围为0～6。
(12)无论是股权比例还是所有制分类方法，都须将国有企业进行剔除以防止共线性问题。
(13)差分GMM直接将回归模型进行差分，并用滞后的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这将减少面板数据时间维度的样本并使哑变量差分出回归方程。系统GMM则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相结合，并增加一组滞后的差分变量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其最大的优点是不减少估计的样本量。
(14)特别的，针对外资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联立内生性问题。在本文使用的数据结构中，我们可以只观察外资企业内部，分析外资股权的比重大小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我们发现两者并不显著相关，这表明外资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联立内生性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并不严重。
(15)在系统GMM中，两步法估计相对于一步法估计更为有效(Roodman，2006)，本文的结果显示两者系数几乎一致，而两步法中内生变量KtY系数进一步降低，且各变量的显著性有所降低。
(16)贸易理论的新进展(该理论被称为新新贸易理论)与我们的研究似乎一致，该理论认为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具有效率较高的特点，那么这种出口企业的高效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对较低。我们的研究还发现甚至在民营企业内部，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比非出口企业要低。
(17)数据来自1995和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18)为了使表5更简洁，我们省略了劳动收入份额滞后项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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