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盲点到性别误区?我国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外观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盲点论文,大众论文,误区论文,外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4：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2-0143-06
“妇女形象批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手法，借助于这种批评方法，女性主义 研究者发现，妇女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天真美丽的天使，要么是 丑陋刁钻的恶魔。本文拟借鉴这种批评方法，从我国文学创作乃至整个大众文化的实际 状况入手，通过我国现代妇女形象外观的演变，透视现当代中国妇女解放所经历的从性 别压抑到性别凸显的变化过程。笔者以为，这不仅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妇女的命运，并 且还能使我们深入地思考(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女性主义的现状与未来。由于中国妇女与 男子的平等地位自建国以来早已在法律上确立，但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还不能简单等同于 现实中真实的东西，因此本文将要讨论的是与法律制度的“虚假平等”不一致的现实生 活中的不平等，这使本文的写作更富于现实性。
在中国古代，“三从四德”、《女书》、《女诫》等一整套东西牢牢束缚着中国妇女 ，如《白虎通义·嫁娶》所谓“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1]，妇女完全是 男子的附属物，其地位甚至远在今日伊斯兰教国家的妇女地位之下，完全被幽居在家中 ，谈不上任何权利和地位，更谈不上什么妇女解放，这个命题始于西方异质文化的输入 ，西方思想的输入带来中国妇女角色定位的极大变化。在经历了西学大潮洗礼后的中国 ，一整套封建规范迅速失效，妇女走入社会蔚为时尚，女子读书、就业，包办婚姻废除 ，缠足取消，发展到建国后妓院关闭，男女同工同酬，低工资，广就业，妇女大规模进 入各个领域之中，再也没有中国传统男权社会所规定的禁止妇女涉足的领域，并且这一 切是通过法律形式来保障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毛泽东这句家喻户晓的名 言，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观点，也是革命时代女性精神风貌的概括。性别差异从理论和 实践上彻底抹平，反映在外貌修饰上，就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 是革命时代女性的外貌特征。
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孤独，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 ，人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都是靠性表现来决定的，服装和举止都是表现的道具。社会 固定了性歧视的场景，规定了男女角色的模式。因此，破除男权制度最有效的办法是男 女混装(cross-dressing)。衣物、发式、举止是社会区别男女的主要标准，一旦打破了 其中的性界限，人们就会习惯其他种种性别角色和特征，就会从一个性别角色中解放出 来。这包含的内在含义是：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别角色时，随着性别差异而出现的 性压迫就有可能消失[2](P11)。我们在激进时代的大规模男女混装实践，在理论上并 未作出阐述，这样做究竟有何必要，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倒是这位西方学者 为我们做了一个明确的理论注脚。
除了西方思想的启迪和示范，也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现代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 关头，性别角色的分工限制被废弃确实有其必要，而男女混装不过是在服装上的表现形 态而已。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木兰从军”或“穆桂英挂帅”，女性和男性一起并肩走 上工作岗位，投入时代洪流，受到人们广泛赞美。20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女性》 唱道：“新的女性在斗争中挺起胸，冲破牢笼要打碎千年的枷锁!”左翼作家冯铿亦赞 美道：“真正的妇女是洗掉她们唇上的胭脂，作为一个铿铿锵锵，推进时代进展的整个 集团的一份子：烈火中的斗士，来寻找它们真正的出路!”[3]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时 代女性的要求突出地强调了“洗掉她们唇上的胭脂”，即外观上非女性化的要求，显示 出当时人们对于妇女追求男性特质、摈弃女性特征的时代要求。
作为女性精神代表的女作家们作出了强烈反应，大肆推波助澜。冯铿宣称从来不把自 己当女人，谢冰莹忘记了自己是女人而要做女丘八，丁玲高喊我们和男性都一样。李季 的《王贵与李香香》写的是“女人走路一阵风，长头发剪成短缨缨”，这里精练而传神 地勾勒出了革命时代女性的独特风姿。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保安窑洞中设宴欢迎来自国 统区的丁玲，写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 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而初到保安的丁玲也确乎 是个武将军的形象，当时她身穿灰色军装，一顶军帽在手中不经意地翻弄。“她豪饮， 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 显示她的豪放气质。”这与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那个目光忧郁、紧紧裹在羊皮大氅 里的没落贵族般的丁玲早已大异其趣[3]。
在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冰心的写作带有浓郁的女性气质，大力鼓吹“爱的哲学”， 她在《晨报副刊》开专栏写下《寄小读者》的系列作品，“文字之轻茜新清，灵幻艳异 ，颇难形容，借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则似夜、似新月、似繁星、似温柔的黄昏、似醉人 的春光、似瞬息百变黄金色的云霞，似开满在时间空间专供慧心人采撷的空灵清艳的花 朵”[4]。但由于与占据主流的尚力文学思潮不和，因而冰心的地位一直不高，在建国 以来的激进时代，国内编著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冰心因为所谓“鼓吹超阶级的爱 ”而屡屡受到批评，而茹志鹃以《百合花》为代表的女性化纤细风格和激进时代要求豪 放粗犷的男性化风格不合，也屡屡成为左翼批评家的靶子。
在女性身上作为革命力量的身份与特征凸显的同时，传统的女性美被视为革命力量的 障碍物和对立面而遭到摈弃。在女性追求解放、妇女角色重新定位的同时，绵延数千年 的传统女性化的装束和打扮被视为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且与落后农村文化和先 进城市文化之间的对立，和陈腐封建眼光对开放现代女性的敌视，相互重叠交叉在一起 。应当承认，妇女的化妆与服饰是人类审美文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经过历史上长时期 的不断改进与积累，这些东西遍及世界，并且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但是，采用什么 样的观点与方法，决定了观察到的结果是什么。在新时代带有鲜明意识形态化的审美眼 光看来，这些传统的女性美都是落后和有害的，是历史垃圾，甚至与资产阶级或封建主 义挂上了钩。解放后第一篇受到严厉批判的肖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写到 了“我”的妻子——农村出身的女干部对待城市妇女装饰打扮的态度：
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 !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 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 一句话：看不惯![5]
这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美的看法。爱美是人的天性，对于女人更是 如此，而当时人们的审美眼光却被扭曲了。五四时期服饰变革，妇女刚刚露出小腿肚的 时候，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封建遗老遗少大肆加以抨击，而数十年后类似的观点出自 农村进城的农民干部身上，并且以崇高的“革命”名义出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制高 点。引人深思的是，这些指责者都同样拥有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感，而被指责者则被赋予 道德上的邪恶感。与此相关联的是，民国初期宣布废除“老爷”、“奴才”等不平等称 谓，代之以“先生”、“小姐”等平等称呼，然而在后来的极左时期，“先生”、“小 姐”成为极其难听的骂人的话，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直到改革开放之初，还有许多 人感到十分刺耳。
在建国以来的主流文学作品中，劳动妇女的外形美往往被淡化，甚至是不美的，蓬头 垢面，衣衫破烂，个头矮小，怎么看都不好看，生怕与资产阶级沾上了边。《我们夫妇 之间》这位女干部就是如此，作者多次写到“她那矮小的身影”，“她呢，怕帽子被风 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 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冯德英的长篇小说《 苦菜花》所塑造的母亲——仁义嫂的形象，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而丰满的革 命母亲的英雄形象，小说情节起伏跌宕，紧张曲折，颇能吸引人，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 电影发扬了这个优点，但是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中的母亲——仁义嫂被刻画成了一个农 村老太太的形象，面部线条刚劲有余，柔和不足，夸大了仁义嫂那双充满仇恨的眼睛， 确实没有什么美感，我们有一千条理由可以证明确实应该这样写，但是这样的女主角能 否在观众心中引起共鸣和喜爱之情，这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我们当代革命文艺借鉴了许 多好莱坞电影的艺术手法，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的悬念、离奇、紧张、惊 险和曲折，《铁道卫士》中火车顶上我方与敌人的打斗，交叉蒙太奇与平行蒙太奇的反 复使用等，都极大地增强了这些文艺作品的艺术魅力。但是，主角特别是女主角的外貌 美被淡化和取消，则是一个重大败笔，这在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中表现特别明显，《红 色娘子军》、《李双双小传》、《槐树庄》等莫不如此，使我们的艺术作品丧失了应有 的艺术魅力，对照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好莱坞的《罗马假日》、《出水芙蓉》、《蝴蝶梦 》等经典名片，我们不难明白这一点。
甚至在中央电视台近期拍摄和上映的电视连续剧《红岩》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导演 由于停留在过去“左”的时代对革命者的刻板看法，让宋春丽这样一个中年演员来扮演 江姐，给人一种饱经沧桑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这是一个败笔，因为从审美心理来讲， 观众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和美丽的女性被毁灭，只有将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年轻 的美丽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家》中的梅表姐，这样才能更 大限度地激发起观众心中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从中国观众关 于江姐的审美经验来看，最受观众们喜爱和难忘的始终是歌剧中的美丽的江姐形象，而 不是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尽管电影比歌剧拥有更为广泛的观众群体。
在“左”的时代流传下来的主流文学经典中，烫发、穿旗袍和高跟鞋，通常是国民党 太太、女特务，或是汉奸的姘妇，或是舞女，总之是旧社会的垃圾。长篇小说《平原枪 声》中与日本鬼子和汉奸乱搞的破鞋红牡丹是这样，《上海的早晨》中把革命干部张科 长拉下水的上海舞女徐爱卿也是这样，作家细致地描写了张科长失足的这个七重天舞厅 ：
灯光很暗，随着音乐旋律的快慢，灯光一会是红色的，一会是蓝色的，一会又是紫色 的。在各色的灯光下，张科长留神地望着每一个舞女，有的穿着乔其丝绒的花旗袍，有 的穿着紫丝绒的旗袍，有的穿着黑缎子的旗袍，脚上是银色的高跟鞋，跳起舞来，闪闪 发着亮光。
这是黑暗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是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腐蚀革命者的 黑色染缸，不仅是这些场所，并且所有出现在这些场所的浓妆艳抹的女人，都和这些东 西产生了一种不容质疑的内在关联，只有身着灰蓝二色或是草绿色者，才是先进阶级和 先进分子的可靠代表。坐在身旁的徐爱卿——这个张科长“生平没有见过的漂亮的少女 ”，终于把张科长一直送进了三○二号房间并做了“荒唐事”，这种事情其实古今中外 多的是，并非由女性美所导致。但在泛政治化的特定语境所提供的狭小释义空间中，外 貌和服饰的美就被规定为这样的政治含义。
其实这种思想有古老的历史根源。中国民间自古就有把漂亮的女人说成是专门勾引男 人的狐狸精的传统，这类意象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反复出现。中国古代把帝王后 妃作为替昏君承担罪责的替换物，视为妖冶的迷惑男人心智的坏女人，即“女人是祸水 ”、“小则足以伤身，大则足以亡国”的观念。这类女人的特点通常是外表漂亮而内心 歹毒，“文革”中还有所谓“化装成美女的毒蛇”的说法。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这可 能和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自汉末以来，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佛教主张戒色，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把女人的肉体视为邪恶 的东西，看做腐烂的臭皮囊，但又对妇女的外表美竭尽夸张描写之能事，“佛教认为女 子具有以下几条天赋弱点，夸大女子的情欲：淫欲，姿态；污其品性：嫉妒，多口舌； 夸大女子的物欲：贪珍宝”[6]。为了使人戒色，佛教欲抑先扬，不加掩饰地甚至是夸 张地大肆描写女性肉体的美貌与诱惑，然后再呈现其臭皮囊的本质，这和中国人的观念 不谋而合，两者就这样自然地汇合到了一起，这对于中国人审美心理定势产生了明显影 响，一方面自然而然地遏止不住对女性美的追求，但同时又把女性美视为邪恶的东西， 《上海的早晨》里张科长对舞女徐爱卿的看法就是如此，这实际上也是封建时代中国传 统妇女观的延伸。
实际上，已有论者指出，透过意识形态的外观，激进时代的“工农兵文艺”无论从内 容形式来看，还是从传播方式来看，都是我国古典文化形态的一种形式[7]，无庸讳言 ，其中保留了不少和现代文明相悖的封建性的东西，同时，“工农兵文艺”又是大众文 化在激进时代所能允许的存在形态，是带有强烈东方色彩的“革命好莱坞”，在本质上 是大众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或者说是扭曲的形态。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对这些女性形象 外观的深层文化内涵便不难理解。其实早在50年代末，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中明确指出：“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时期内 ，妇女不打扮，是标志着一种风气的转变，以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 要多样化为好。”[8]从革命风暴中心传达出的讯息，实际上已经揭示这种以激进面貌 出现的主流话语的荒谬性。
我们不妨对照异质文化传统。在西方，由于没有经过大规模的革命性动荡和文化断裂 ，其文化的发展有一个连续性，绅士风度和骑士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女性美的观点也没 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长裙、晚礼服保留至今，也没有想到要来一场废除口红与高跟鞋的 革命。而在中国，由于近百年力图激烈和彻底的变革，我们的思想意识领域包括审美观 念的改变可就太大了，现代中国女装最具创造性和世界影响之一的旗袍，在那些激进年 代里无人敢于问津。只是由于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强劲影响 ，我们才在50年代一度保留了布拉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连衣裙)和交谊舞，以示学习苏 联的幸福生活，但很快由于被赋予修正主义的政治含义扫除殆尽。在陆文夫的小说《井 》中，女大学生徐丽莎因长得漂亮文静，一看就不像劳动人民(本来确实是资产阶级家 庭出身)，刚参加工作就被领导安排劳动锻炼，分配到一个小制药厂当洗瓶工，在周围 包括她后来的丈夫的敌视环境中，被改造成了一个冷漠的“冰冻美人”，最后投井自杀 而死。在她作为政工干部丈夫参与迫害而出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证据中，就有 徐丽莎读大学跳舞时穿过的布拉吉，其实那时官方提倡学习苏联的幸福生活，但这积压 箱底多年、保存了女主人年轻时代美好回忆的作品，居然也成为罪证。
于是当代中国妇女进入了一个以非性化为标志、以男性英雄为准绳、消失了女性的性 别身份的时代。在摆脱了秦香莲的悲剧角色之后，进入花木兰这样一个给定的标准化角 色之中，男女性别差异消失在阶级对立之中，这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权威政治话 语统摄之下的必然产物。大寨大队“铁姑娘队”所有的一切劳动都和公社的男社员比着 干，完全无视女性在体力方面的弱点，以政治的名义过度地使用妇女劳动力，使妇女不 堪重负，这实际上是在妇女解放的名义下已经对女性构成了一种摧残。
处于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社会，民间文化消失，主流文化消解，真正方兴未艾、蓬勃发 展并居于中坚地位的文化，恐怕非大众文化莫属了。在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 中，女性形象外观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大众文化主要体现为“浅”和“俗”两个 特点，这使许多以“精英”自诩的知识分子对此不屑一顾，而普通公众又往往对其中的 文化意蕴习焉不察，其实，大众文化在“浅”和“俗”的特点及漂亮的外包装下，正深 刻地影响着公众的思想意识。商业性是当今文化现象最重要的特征，女性形象外观同样 不能例外。
在包围着我们的多种多样的大众文化中，商业广告无孔不入，从都市街头到报章杂志 ，触目所及，到处是广告宣传，广告已经构成了最重要的大众文化现象之一。而电视作 为目前最重要的大众传媒手段，林林总总的电视广告可以说是大众文化最为集中和直接 的体现，毫无疑问，这些电视广告是美丽迷人并充满诱惑力的，为我们作出了消费社会 幸福生活的承诺。讨论妇女形象外观而不涉及电视广告，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些电视广 告之中的妇女形象背后，不仅性别意识大力张扬，并且其中包含有“女人味”的露骨张 扬，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琢磨的东西，让我们来看几个常见的电视广告。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屏幕上，热情推荐“炒菜有方太，抽油烟机 更要有方太”。
一位年轻俏丽的女士走进婆婆家，从挎包中拿出一袋洗衣粉，婆婆惊讶地问：“你也 用活力28?他过去可脏啦，我老用活力28。”儿媳娇嗔地笑笑：“他结了婚还是那样， 你看，用活力28还洗得真干净。”
“时代在变，好的东西不变”，这是雕牌透明皂的广告词。正在洗衣服的老太太抬起 头来满意地说：“雕牌透明皂洗得真干净。”坐在旁边戴老花镜看报的老头儿转过脸来 说：“雕牌透明皂洗得干净，用得放心。”话音未落，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一大盆衣服过 来了：“我也喜欢用雕牌透明皂!”
稍加留心不难发现，这些和厨房用具、洗衣粉和肥皂等家务活有关的广告，都集中在 女人身上，并且大有前仆后继的感觉。老太太用雕牌透明皂和活力28，是干家务活的能 手，年轻一代妇女理所当然地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不仅如此，在一个 富有人情味的洗衣粉广告中，年轻妈妈下班后发现女儿睡在沙发上，衣服早已洗得干干 净净，女儿留的条是：“妈妈，我能帮你干活啦!”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表明这种“ 光荣传统”已经深深地刻进了尚未成年的孩子心中。
时装、化妆品、洗头剂等也是和女性密切相关的电视广告。一个长发女郎坐在沙发上 ，“啪”地甩出一条修长的秀腿，旁边的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立刻眼睛就拉直了，意味 深长的广告词是“浪沙丝袜，不止是诱惑”。一个推销洗头剂的广告是这样的：一对青 年男女在一座桥上吵嘴了，女方扭头而去，还没等走到桥头，女方把头发一甩，屏幕上 用夸张的慢镜头渲染着姑娘满头青丝、如云秀发、飘如天仙，小伙子失魂落魄，立马追 了上来，赶紧赔不是，这时响起了女方充满自信的画外音：“已经一千次了都是这样， 即使是一千零一次也还会是这样。”
许多电视广告着意强调和凸显经过商品包装的女人婀娜的身段、光滑的肌肤、丰满的 胸脯和迷人的大腿，这些女人为面部的斑点焦灼不已，使用某种化妆品后带来“光洁亮 丽每一天”，竭力突出女人性诱惑的魅力。相反，许多药品、通讯设备以及和科学技术 相关的广告(只有妇女卫生用品这个男人无法涉足的领域是例外，这个领域还不得不保 留“女人的事情女人办”)，则是男性衣冠楚楚地健步登上讲台，举行新闻发布会，台 下是热烈的掌声、不断的提问，新闻记者的镁光灯频频闪亮，或是男性老板身边紧跟漂 亮乖巧的女秘书。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如此，文学作品中是盛产美女的领域，在这些作品 中凸显的是女人身体的美，而不是脑子里的智慧。路遥的著名小说《人生》中，以极其 夸张的笔调，描绘巧珍的外貌是“漂亮得像花朵一样”，“就她的漂亮来说，要找个公 社的一般干部，或者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都是很容易的；而且给她介绍这方面对 象的媒人把她家的门槛都快踩断了”。而在张贤亮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的小说《男人的一 半是女人》中，书中是这样描写女性的：
她是一支窈窕的、富有曲线美的香烟，一个做得恰到好处的、具有弹性的白暄暄的馒 头，一本哗哗作响的、纸张白得像皮肤一般的书籍，一把用得很顺手的、木柄有一种肉 质感的铁锹……我就和所有这样的东西一齐坠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享受到生理上的 快感。
这实际上是把女性等同于物和性，是男人所喜爱的一件物品，是男人泄欲的对象，她 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也没有灵魂。可能作者意在表现劳改队对正常人性的扭曲，但我 们也可以认为这实际上表达了潜存于作家心灵深处对女性的理解，女人除了身体之外似 乎没有别的东西。通过小说中黄香久主动勾引章永麟这个“女人先来引诱他”古老模式 的套用，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点。其实，在名噪一时的贾平凹小说《废都》中，每一个 女人一见到作家庄之蝶都忍不住玉体横陈，必欲与之睡觉而后快，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 到当代中国男作家对女性身份地位的理解。
只要留心观察一下，很容易发现动物界和人类社会的极大不同：在动物世界都是雄性 比雌性更美，狮子、孔雀、野鸡等无不如此，只有人是例外，人是女性才是最美丽的， 这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说明妇女的外形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包含了多方面的复 杂文化内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话语(discourses)分析的方法，揭示在女性形象外观 后面隐蔽起来而没有明确说出的东西，在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甚至是标准化的女性形象 外观的背后，包含了许多没有直接言说的意义。不错，女人应该美丽，从东方到西方， 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关于女人的观念都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问题在于，女性的价值是否 仅限于此?是否仅限于以自己身体的美丽取悦于男人?这是一个古老而至今没有解决的疑 问。女性的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为男性主流意识形态所掌握的标准化的 东西，整个社会发展出了一整套女性美的艺术。从染头发到拔眉毛，从纹眼线到染指甲 ，从抹口红到剔腋毛，从隆鼻到隆胸，从穿高跟鞋到缠足，所谓“女人爱美不要命”， 女人的身体无处不被男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触及和改变。极端的如缠足已经是一种野蛮 的残害，但令人吃惊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就没有人想到对此提出疑问。这些东 西在主流话语的反复灌输与不断鼓吹下，已经在妇女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 通过母亲对女儿的言传身教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来，内化为妇女自身的自觉追求，以取 悦于心中的他及整个男权社会。
所有这些都表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大众文化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当性别压抑消 失之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以前古老时代的原貌。和男性在电视广告中通常作为可以信 赖技术权威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力量相反，女性在电视广告中的角色定位，第一是家庭 妇女，围着锅边转；第二是性感尤物，也就是色，不仅是电视广告，而且“几乎每种通 俗杂志都坚持不懈地用妇女形象来招徕买主，性的卖点成为方兴未艾的媒介盈利的信条 ，甚至一些非消遣性杂志也在强大的压力下采用妇女形象作为封面来吸引读者”[9](P2 02)，这似乎应了那些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说法“女人用自己美好的身体取悦于男人 ”。在当今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关于女性的话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门，这 是明显的男性中心话语的产物，带有强烈的甚至露骨的性歧视色彩。性感促销和情欲包 装，以“女”字为卖点，已经是目前不争的事实，不仅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也是如此 。这是因特网上关于一个现居香港的女作家的报道：
自信文笔优美，意境高逸的姚雅馨，自小已认定作家为终身事业，却遗憾俗世知音太 少。
长年坚持曲高但又不甘和寡的她，再难忍耐郁郁不得志的际遇，无奈向市场低头，不 惜以诱人身段作卖点，打算利用本身丰富的情、色经验为写作题材，务求“出位”成功 ，为自己的写作事业杀出一条康庄坦途。[10]
这个年轻的女作家希望通过在作品中刊登自己的裸体和半裸体照片的方式，来帮助自 己的作品打开市场，引起社会关注。在这些从印刷物品到和高科技紧密相连的电视广告 和因特网背后，可以这样说，其思想意识一如封建时代。放眼一看，地摊上、书店里的 不少书籍，是教女人如何才能讨得男人的喜欢，以及传授所谓“御夫之道(如何驾御丈 夫)”，许多女人拼命地按照电视广告和杂志封面上的标准美女形象包装自己，以获得 男人的青睐，甚至一些偏僻农村也组织了女子时装队。近来媒体上爆炒“美女作家”、 “身体写作”，而这些作家获得“成功”，又使更多的人对此跃跃欲试，因为这展示了 走向成功之路的捷径。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写作”本来是女性主义倡导的一种“以女 性的语言写作”实践，旨在从女性的身体入手，思考女性和男性写作的不同，强调女性 因性别差异而带来的语言的独特性，主张“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Write you rself,Your body must be heard)[2](P127)，但是现在“身体写作”已经被我们理解 成为女人没有脑子，仅仅是依靠展示自己的身体的代名词，甚至和色情之类的东西联系 在一起。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本身是一个值得斟酌的概念，但是我们这样的理解无 疑就更加离谱了。
从王安忆早期《雨，沙沙沙》等作品中关注女性内在的温柔和家庭主妇气质被主流话 语所接纳，到现在棉棉、卫慧等人以“美女作家”、“身体写作”而名噪文坛，我们可 以观察到男权话语在女作家身上留下的明显痕迹。有论者指出所谓“七十年代以后”的 女作家，就是“随时不忘宣告公众她们的容貌为羞花闭月，性观念为自由开放，性欲是 旺盛，日常生活为迪厅酒吧吸毒和准意义上的摇滚”，在这里，性别差异的凸显和性的 诱惑是这些作品畅销的一个关键性商业因素[11]。联想到90年代鼓噪一时的所谓“妇女 解放新潮流——女人回到厨房”，以及政协会上竟有人堂而皇之提出“妇女回归厨房做 职业太太”，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就“妇女是否应该回家”展开热烈讨论，不 可小觑这些东西，事实上，这居然还得到一些人包括妇女的同意和赞扬。一方面社会要 求妇女做家里的贤妻良母、“全职太太”；另一方面，妇女又必须依靠自己肉体的美貌 在社会上竞争，社会在给予妇女这样一个角色定位时，也给了妇女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 。当中国社会摆脱了关于女性的性别盲点之后，新的问题又这样产生了，究竟应该怎样 做女人?人们还是不得而知。有论者指出：
这些媒介和娱乐形式中使人眼花缭乱的妇女形象，已经是当代中国文化风景中一个主 要组成部分。最触目的特征就是突出现代“女性”外观：时髦的发式，浓妆艳抹，敢于 暴露，国际名牌时装。借助于各种名牌，不仅创造了中国妇女“新”的形象，而且也凸 显了强烈的情欲和性的含意。[9](P188)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妇女形象和中国妇女解放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也许不无合理 之处，比较封建时代我国妇女囿于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无疑是一种深刻的 进步。然而事物总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认为，这是在商业化时代， 妇女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是男人欲望化了的对象，其实质是男人的“ 看”和女人的“被看”。并且，这也不再是女性主义理论所说的“女性的沉默”，而是 女性自身为了获得商业利益，也主动或被迫地加入了这个过程。
这些陈腐的思想意识当然并非空穴来风，它们既是传统观念的遗留，又是现存的社会 结构中不平等两性关系的反映，商业社会中的男权中心性别操纵着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 的手。但是不仅现存的东西就未必是合理的，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些日复一日出现在文 学艺术和大众传媒中的思想意识早已成为一种“社会水泥”，它们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 了这些观念与这种现存的社会结构，使这些本来由于天长日久早该风化和坍塌的东西更 加牢固，更加持久，甚至有可能弥久弥坚。在大众文化的汹涌潮流中，一些陈腐的东西 由于戴上了时髦面具居然能够招摇过市、大行其道，我们能不慎之乎?摆脱了性别盲点 的女性角色究竟应该如何重新定位，是否仅限于“女”和“性”，是否应该有更为厚重 、更为健康的文化内涵，我们能不思之乎?
基于性别差异的身份批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立足点。从一开始女性主义理论就建 立在男女两性差别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对两性关系的重新理解来为妇女解放争得一席 之地，并进行了艰难和大量的理论建构。但正如安·罗莎琳·琼斯(Ann Rosalind Jone s)在《写身体：论对女性写作的理解》一文中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进行总结后所说的那 样，不同种族、不同国籍和阶级造成的妇女之间的区别，可能会多于不同的性别之间所 产生的男女之间的区别，若将妇女划分为一个彼此相同的类别是犯了普遍主义(univers alism)的错误[2](P129)，似乎这更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理。 因而，当我们从基于两性差别的抽象的理论建构中把目光移开，真正放眼活生生的文艺 生活现实，从中国妇女的形象外观变化来看，泯灭性别差异也好，张扬性别差异也好， 都逃脱不了主流男权话语的统治，那么，女性主义自身的独立话语究竟应该在哪里?这 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人会反对妇女解放，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但是， 妇女解放之路应该怎样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不是一个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经历了 近百年的发展，女性主义庞大松散，有时歧义百出”[2](P1)，甚至建立在性别基础上 的理论是否合适也使人产生了疑问，女性主义者所期待的“女性意识的胜利”仍然没有 到来。我们一直期待“寻找和开掘本土理论资源，在与外来理论的对照中形成一套自己 的女性主义诗学”[12]，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是时候了。
收稿日期：2001-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