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拉美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宏观经济论文,试论论文,教训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丁美洲国家，象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在经历了经济改革失败的尝试之后，终于在宏观经济稳定上取得了成效，恢复了经济的增长，多数国家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财政金融形势开始全面好转。拉美国家稳定财政金融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重视，对于我们不啻有许多启示。
一
在80年代上半期，大多数拉美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传统理论指导下的稳定计划，根据国际贸币基金组织的建议，1983年先在智利、而后于1985年在玻利维亚实行，智利的经验则被称为进行“休克疗法”的典型。
智利稳定计划的关键是严格的预算政策，其中有削减政府开支，主要是减少国家公职人员及其工资；取消对国有企业的产品和劳务补贴；压缩教育和卫生部门；减少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和使用外汇储备以弥补国家预算赤字；限制货币投放量，如1985年其货币投放量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
与此同时，为增加国家收入而进行税制改革，规定扩大征税的基数，降低最高税率，提高间接税的作用，这一改革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具有退步性质。
货币信贷政策在智利的稳定计划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经历了70年代放宽银行活动几乎招致金融体制崩溃的严重后果之后，国家于1982年恢复了对信贷资本市场的控制，银行利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并大力鼓励居民储蓄存款，以免资本流向国外。
在汇率方面，本国货币贬值，幅度达50%，以保证对外汇的需求和供给的相互关系，并实行浮动贬值机制。本国货币贬值的目的在于为发展出口创立必要的条件，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此外，还补充以取消进口限制的措施，关税税率从1982年的35%降低到1987年的15%。同时此举也有利于出口部门资金的重新配置。
“休克疗法”使智利较有成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但是还要看到持续二年的生产下降又是它的负面效应。虽然1984年智利经济恢复增长，以后物价增幅也是平缓的，人均产值和消费指标直到80年代末依然是相当低的，由于取消了工资随物价浮动的指数（70年代末指数曾达到通胀率的100%），居民的实际收入急剧下降，1988年，其实际工资收入比1981年下降了16%，最低下降幅度达35-40%。1986年的总产值只相当于1981年的水平，人均产值持续低走。
有利的外部条件也在颇大程度上推进了休克疗法实施的成效。1986-1987年世界矿产原料价格的上涨大大改善了智利的对外贸易逆差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绝对完成的条件有助于智利提高其支付能力，使国际信贷机构恢复了对智利的信任，在偿还债务的问题上对智利作了一些重要让步，外债的减少对控制货币投放量起了很大作用。当然还有其他有利条件：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低廉的劳动力。
我们不能不承认，智利为抑制通货膨胀使整个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代价较之成效来说却成了次要的了。从1984年开始，国家经济开始呈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失业率到1991年降到7%。1985年政府又进行了社会保险改革，其预算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多。还有，智利能较为合理地使用外国贷款。随着经济的稳定，经济结构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刺激了私人资本投向有优势的产业部门。如果说，1984-1987年出口部门具有优势的话，那么在1988年，国内市场的生产其中包括建筑业、服务业、公用事业也明显增长了。为了增加国内需求，又降低增值税和商业贸易税率，提高价位高的进口产品税。可以说，这些经济运转的良好势头使社会代价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国则与智利、玻利维亚不同，80年代上半期所实行的传统理论指导下的改革流于失败。它的失败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都有。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指标——预算赤字的规模和通货膨胀率这三国都要高于智利。其次，这几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债务国，这也极大地增加了稳定的难度。我们知道，智利的休克疗法是在严厉的政府权威下实行的，在政策的实行上也没有摇摆。阿根廷则相反，1983年取代军人政权上告的文官政府，为履行选举前诺言，试图将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同提高收入的方针结合起来，墨西哥有一个时期也有类似情况。
从80年代上半期的情况来看，上述三国并未彻底实行减少国家财政赤字的措施，其预算政策依然是扩张性质的，尽管减少国家投资和军费开支，国有经济成分的工资和就业却继续增长，对国有企业仍给予相当大的补贴，加之不断增长的内外债利息支付，总的赤字依然居高不下，这样，在外资来源短缺的情况下，解决预算赤字的主要来源只能是增加货币投放和举借内债。80年代上半期，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三国的内债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了稳定最大的障碍，如巴、墨两国的内债198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后相应地上升到20%（1986年）和40%（1987年），相当其外债的四分之三。这样一种情况，传统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已是“力不从心”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比如高利率，由于内债本息支付的增加，已无法抑制物价变动因素指数（deflator，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指数）。
由此可见，这几个拉美大国，由于其预算政策不彻底，缺乏应有的力度，采用传统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收效甚微，没有达到宏观平衡的作用，经济萧条便是证明。
二
80年代中期以后，阿根廷和巴西转而采取非传统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1985年阿根廷推出“阿乌斯拉里”计划，次年，巴西制定了“克鲁扎多”计划。它们的出名更多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计划的关键部分是在一定时期冻结物价、工资和汇率，同时改革货币体制。阿根廷在冻结之前，先实行货币贬值，同时对国有部门的产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而在巴西，则对国家税率和私营部门的某些产品价格冻结在相对低的水平上。
如果说阿根廷的计划相当谨慎地对待居民的收入问题。巴西的计划则带有明显的“搭车”性质，在工资冻结之前规定最低工资增加33%，而且，在对主要商品价格限定之后，名义工资提高8%，一当通胀率超过20%，则决定对实际工资指数化，即自由浮动。巴西的预算计划是建立在达到既不减少国家的开支，又不增税的“零”通货膨胀的设想之上，其货币信贷政策由于担心经济下降从整体上说依然是扩张性的，实际利率在1986年反而降低了。相比较而言，阿根廷的计划更为彻底，更注意到各个因素运作的协调，货币信贷政策也更为严格。
两国计划实行之初所采取的步骤使人们产生乐观情绪，特别是同传统稳定措施付出的代价相比更是如此。阿根廷的通胀率在一年中从30%降到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多。巴西的通胀率在2个月中降到0，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工业生产增长12%。
两国的问题也随之接踵而来，严格的物价控制又有悖于经济增长，在企业家的压力和居民对工资不满的情况下，逐步取消了限制，却又引起物价和生产成本的上升。政府在对汇率和税率作了调整之后，重又采取冻结工资的措施，结果，遏制通货膨胀、消灭预算赤字和经济稳步增长的期望都没有实现，由限定价格向自由价格过渡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计划实施的失败，在阿根廷来讲，主要是未能解决宏观经济比例失调问题，首先是预算赤字。阿根廷未能削减政府开支，其中包括各省银行欠中央银行的债务和私营银行“国有化”时的债务等诸多问题。居民的收入也没有增加，1987年国家预算赤字重又增加，几乎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为了偿还内外债及其利息，并配合物价和工资解冻之实施，政府不得不举借新的内债，这样，1988年通货膨胀又迅速攀升。
巴西计划的受挫主要是因为价格冻结之后，和计划实施前大幅度地提高工资而引发了消费热潮，它又与预算和信贷政策的扩张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但是政府出于政治缘由即为了大选并未采取严格的税收和信贷政策，结果冻结物价到1988年中期，通胀实际已失去控制，达到1000%。
1985-1986年间，阿根廷和巴西以非传统理论为指导的计划，其后果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严格的预算和货币信贷政策，要想保持财政金融的稳定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国内财政金融的不稳定还会引发较之“休克疗法”更大更深的通货膨胀。
三
80年代下半期墨西哥稳定经济的经验有必要进行探讨。在80年代初依据传统理论稳定经济的三次尝试失败之后，墨政府于1987年制定并实施新的稳定计划，其特点是两种理论的结合，把严厉的紧缩通货同工资、物价方面实施非传统措施以及放宽外贸限制结合起来，这一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1987年的“经济互助公约”和1988年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公约”所奠定的。其中严格的节约预算开支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1987年的公约通过之后，国有经济成分的产品普遍上涨80%，政府则削减了相当国内生产总值2%的开支。节约开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1982年政府预算赤字的大头占到国内总产值的8%，而到1988年其顺差达到国内总产值的8.3%。但由于利息支付的增加，预算赤字依然很大，1988年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1988年底，政府在冻结给私营部门的贷款和将私营银行存款的92%集中于中央银行之后，实行严格的信贷政策。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导致国内市场肖条以及除出口之外的各个部门投资的减少。
政府的私有化政策又进一步减少了国家开支。政府在22个经济部门压缩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仅仅在1982-1988年间，出售或关闭了1150家国有企业中的700家，仅此就减少对国有经济补贴的三分之一。
借助于高利率、冻结物价、工资和汇率这些手段对抑制通货膨胀产生成效，通胀率从1988年2月均15%降到年底的0.6%。为了最终取消对物价、工资和外汇牌价的限定，也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实行的，采用的是及时、重点修正的方法。这样，到1988年底，最低工资增加了8%，而且并未伴随发生居民全年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况。继1987年货币贬值之后，汇率的固定也促使进口商品价格下跌（较本国产品而言），起到紧缩通货的作用，但这对出口商并不有利，为了不致于导致人们抵制比索、资本外流的情况的发生，政府于1988年已实行“浮动”货币贬值机制：一天一比索，同时保持名义上的高利率年初为100%，年底为50%。
墨西哥在实行这些稳定经济计划的过程中，还采取了放宽商业贸易的步骤。当然，要评价放宽外贸限制对财政金融稳定的影响和作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是在控制物价、汇率和节约预算开支的条件下实行的，显然，对外贸的放宽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以及起着随着物价放开而增加供给的作用，但在有一些部门，政府并未放开对物价的调控，这说明物价还起更为重要的稳定的作用。
这种连续一贯的反通货膨胀的方针和削减财政赤字终于导致1989年底储蓄存款的增长和对私人信贷的增长、同时银行的实际利率也有所下降，比索的每天贬值也在减少，对此，私营经济成分也在增加投资，还出现了经济活跃的其他一些特征。1989年，在经济连续三年下跌之后，人均国内总产值开始恢复增长，1990年通胀率为26.7%，而1987年是131.8%，1992年又降为11.8%，1993年进一步降到9.7%。国家预算赤字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5%，这可以说是该国历史上最低的了。财政金融状况的稳定，使投资者产生了信心，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约为50亿美元左右，接近先前流向国外的资本量，并且还与国际金融组织就外债问题达成了协议。
墨西哥较有成效地解决了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这里有几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其中有政府的准备程度好，尽管代价高昂，但还是坚持了严格的较为健全的金融政策；有重点地对物价的控制及及时的修正；鼓励和刺激投资的措施，使资金流向有优势的部门。这些都奠定了经济结构改革的基础。但最重要的还是政策得到社会各政治力量和实业界的支持。1987年和1988年的公约使得国家、企业家和工会之间就承担稳定的代价达成了一定的妥协，这也使得由于物价、工资等解冻所产生的压力有所降低，从而有利于整个形势的稳定。
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如外资的恢复进入、外债的再融通和1990年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不过由于长时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的脆弱性，墨西哥稳定的成果也只是相对而言，特别是国内政治局势尚不够稳定，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同政府的对峙以及高利率、对外资的依赖等问题，还潜伏着不稳定甚至危机，1995年初的证券危机就是一个说明。
四
进入90年代，阿根廷和巴西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在传统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失败之后，又接连推出许多新举措，但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并未得到控制。1990年，阿、巴两国的通胀已失去控制，平均计算分别达到2300%和2000%。1987年到1990年这三年中，阿根廷的经济持续下滑，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5%。巴西经济处于停止不前状态，由于政府无法抑制通胀和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以及国家债务的增加，这就难以取信私人资本、资本重又流向国外，居民则主要把钱购买指数化债券和短期存款，存期极短，1990年3月，恶性通胀一天达到3%，国家内债达到1200亿美元，与外债数量相等。
阿、巴两国政府不得不根据专家意见提出新的稳定计划，实行两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政策，采取既有传统的又有非传统的措施。如果说阿根廷较为顺利恢复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同一时期巴西的经济形势却未能好转，90年代初继续恶化。科洛尔和佛朗哥两任总统都是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实行改革的，使改革受到极大制约。从经济政策上看，两国的区别在于巴西的政策不够一贯，出现摇摆，对改革的负面效应考虑不够。如货币信贷政策中，规定所有银行存款冻结18个月，付出货币有一定的限额；四分之三的国家金融资产停止流通；严格限制向私营部门贷款；大大高于生产利润标准的银行高利率。这种不适当地“严格”实际使经济失去了活力。
巴西制定的严格的预算政策，包括增加税负、严禁偷漏税、削减政府开支、临时停止对国债的偿付、裁减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执行的结果，只有政府的投资和公共开支降了下来，而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却依然如故，国有企业虽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却效益不高，这使得增加预算收入的任务没有完成。政府虽然限制甚至取消国家高级公职人员的特权、出售政府小汽车等，但这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预算赤字。
巴西的通货政策同样不是一贯的，而是剧烈地摇摆：从维持固定汇率转到自由浮动汇率，以后又重新冻结、放宽限制。这样的政策自然不能刺激出口企业、出口商和投资者，只能为通胀的到来准备好温床。
政府虽然保持着对物价的控制，但这方面的政策也在交替变化：由冻结物价、工资到取消控制，再重新恢复冻结，每一次取消对物价和工资的控制都成了通胀急速上升的螺旋，1991年为制止惯性通胀，曾通过一次决议，一度取消1964年以来一直生效的各类收入的指数化，又引起居民的不满。
巴西为制止恶性通胀付出高昂代价：生产急剧下降、许多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增加，居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4%多，1991年则超过7%，1994年初通胀率预期年率要达到5000%，但这也是新的转折的开始。当时的财政部长卡尔多左主持制定了新的稳定经济的计划，它的特点是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分三步完成：第一步减少公共开支，增加税收，平衡国家财政预算。第二步是创立与货币平行的“实际价值单位”作为记帐手段，这样与带有通胀惯性的老货币相脱钩；第三步是关键的一着，于1994年7月废止老货币，发行新货币雷亚尔，并严格规定了发行额。坚挺的新货币的流通，产生了良好效果，通货膨胀率急剧下降，近几个月保持在3%左右，销售上升，经济开始出现良性循环。卡尔多佐在1994年10月的大选中当选为新一任总统。国内外专家预计，巴西正进入一个稳定新时期。但目前巴西经济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如银行利率偏高，经济高度指数化、政府的财政预算仍很紧张等。
与巴西的曲折经历不同，阿根廷于1990年实行新的稳定计划，它的反通胀政策较为一贯且有成效。1989年夏季的几个月里，阿根廷的通货膨胀月率达到200%，而到1992年8月降至1.5%，年通胀率为18%，同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4.8%。
阿根廷稳定经济的成果得力于梅内姆政府实行的严格的预算和货币信贷政策。1990年基本预算赤字削减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国家投资的人均额度从1970年的300美元降至不到100美元。1991年总的预算赤字同80年代平均占9%相比降到了1.8%。当然赤字的大力削减也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家税率的提高和严格征税制度是分不开的。
阿政府为了削减货币信贷的规模，对银行所有储户的存款凡超过7天的都转为10年期的国家债券；银行实行高利率（1990年月息曾达200%）；限制对私营经济部门的贷款投放；减少内债利息的支付。1991年4月实行“秋季计划”，这一计划的关键一着是新的货币兑换法，规定自1991年4月1日起实行新汇率，阿币10000奥斯特拉尔兑1美元，允许阿币自由兑换美元，政府明确宣布，如果没有金本位保证的话，将不再发行货币。
新的货币兑换法使人们恢复了对本国货币的信任，对抑制通胀起了极大的作用。1991年5月到8月，居民在本国银行的存款就有20多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货币现金量的二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定期存款的利息亦降了下来，1992年中期年息为10%，这是近30年来最低的。
阿根廷的稳定计划还包括放宽外贸的限制，降低进口关税，以增加商品供给和为本国企业家创造竞争环境；放宽证券交易所活动规定，以吸引外资。随着外汇汇率的调整，政府仍保持对资本进出口的控制。
阿根廷紧缩通货的做法并未引起巴西那样的生产大幅度下降，但稳定的代价也沉重地压在人民的身上，社会紧张情绪滋长，1990年秋，阿根廷发生社会风潮和骚动。工会组织也对取消工资收入的指数表示不满。梅内姆政府的对策是禁止罢工，对实行的政策表示坚定态度，维护政府的权威。
事态发展的趋势是出现了政府、企业家和工会组织之间某种程度的妥协。1991年，政府同汽车工业的代表签署了降低工资的协议，以搞活生产，促进销售。随着经济的好转，社会和居民开始对政府的改革有了信任感，据有关资料统计，70%的居民支持政府的稳定计划。
阿根廷政府稳定经济所取得的成效也改善了它在同国际信贷机构谈判中的地位。1992年，在布莱迪减债计划的基础上终于同国际银行机构达成了削减外债债务的协议，减少达50多亿美元外债，288.5亿美元外债偿还期延长30年，国际货币基金会也批准了数额为30亿美元的3年期贷款业务。
诚然，阿根廷的经济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未能解决，这些问题既复杂又往往处在相互矛盾之中，如维持本国货币的过高兑换率显然对出口不利，恶化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而一旦取消货币贬值，又担心通胀的影响。阿根廷稳定经济所取得的成果还有待于时间证明，但无论如何，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达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抑制恶性通胀，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五
在我们考察了拉美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经验之后，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其中的教训。应该承认，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适用各个国家的抑制通货膨胀的万全之策，每一个国家特定的条件和情况对于选择实施稳定的具体措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拉美国家的经验表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如降低工资收入、货币贬值、放宽对银行利率的限制、冻结价格和工资等等，常常会具有不同的作用，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说，在稳定经济的过程中，步骤的明确和坚决、及时的修正以及措施的无矛盾性是相当重要的。
从拉美国家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来看有步骤地、分批地实施是相当重要和必须的。否则，全盘地紧缩通货会使经济长期失去活力，使社会大多数人难以忍受重负。同时，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意义来讲，还没有一个国家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摆脱危机的，通常，生产的下降平均持续2-3年，生活水平的下降5-7年，甚至更长。试图延缓采取居民不受欢迎或难以接受的政策，这当然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这只会加深已有的危机，只会增加社会和经济上总的代价。
在财政预算赤字巨大且具有结构性特点的拉美国家里，预算政策的制定是稳定经济计划中最为复杂和最有难度的一个环节，预算的制定既要考虑稳定财政金融，又要顾及到结构改革和恢复经济的增长，常常必须在这两难之中进行选择。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在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和削减开支之间，往往是侧重于选择后一种办法，而节约开支问题的本身却要求减少对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投资，还要考虑到对“人的因素”的投资，即为以后的经济增长着想，这样的节约开支与长期计划中的预算难以适应，因此，国家财政开支的情况应尽可能与国家经济活动的效应相协调，包括资金的重新分配和使用。预算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到国家开支多少，还要考虑到开支的项目和构成。
从整体上看，拉美国家的预算赤字带有结构上的性质，不可能在短期内运用一次性措施就消灭掉，要解决这种结构上的失调问题，需要制定长期的结构性的政策，为进入财政金融稳定时期打下基础。
很明显，在巨额外债的情况下，一方面必须减少预算赤字，另一方面又要在结构上加以适应和恢复并保持适度增长，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它的解决还需求取得国际金融组织的支持，特别是在危机发生的初期，这首先涉及到减轻外债的问题，以便抽出资金用于投资，这也是国际上普遍通行的一种办法，症结就在于需要寻求一个各个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解决债务问题。
从拉美国家抑制结构性和恶性通胀的措施来看，单纯采用减少货币投放量等传统措施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非传统的措施。产生综合效应，否则还是会招致失败的。在短期改革计划中，冻结工资和物价可以迅速遏制通货膨胀螺旋，但却有碍于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也有碍于建立完善的竞争机制以有效地在各个经济部门重新分配资金。确实，在经济结构脆弱的拉美国家，政府对物价的调控可以成为反通胀的重要手段，墨西哥将“严格节约”和有重点地控制物价和工资收入相结合是颇为有效的，应值得我们注意。
宏观调控与放宽对各个经济部门的限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相互矛盾的问题。拉美国家的实践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放宽对外贸易的限制，可以促使通胀率降低，增加供给，有利于资金流向出口创汇部门。对进口过分迅速地放宽限制，会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状况趋于恶化。考虑到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放宽对外汇和银行领域的限制，同时需要保持国家的调控作用，保持国家对资本进出口的控制。
应该承认，在制定和实施稳定计划的过程中，社会、政治因素起重大作用，而不是经济因素。各个阶层、政治集团、团体等的力量对比，往往对决定采用哪一种经济改革的模式给予深刻的影响，他们比经济的合理性或者说效用标准更有作用，更来得有力。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环境、社会各阶层对改革代价的认可和承受能力也起着不小的作用。说到这里应该强调，国家的政治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经济改革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翻开拉美各国的历史，无不证明这一事实。本文因限于探讨问题的侧重点和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行文到最后，我们还想再着重提一下取得稳定成功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居民对政府的信赖程度，政府的形象。第二，社会各界中最有影响的力量对改革的认同。在这方面墨西哥的经验有代表意义，政府、企业家和工会三者之间达成一定程度的协议，看来，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对各个利益集团矛盾的调整以及他们之间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要想取得稳定的成功也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达成了协议，那么经济的复兴首先取决经济政策的坚决和灵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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