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公允价值的信息含量及其计量——来自香港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允论文,香港论文,上市公司论文,含量论文,资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决策相关性已经成为各国制定会计准则的重要理论原则。会计信息就是要为使用者提供有利于进行决策的有用信息，从而为企业的相关利益人带来经济收益。在会计计量基础的领域里，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何者更适合成为计量基础，有史以来一直颇受争议。可以说，历史成本从会计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会计计量中占主导地位，历史成本计量基础曾经被认为是“企业会计最合乎逻辑的基础”(A.C.利特尔顿，1989)[22]，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成本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基于这种认识，历史成本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了无可争议的计量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演变，历史成本的局限性也逐步暴露出来，如通货膨胀导致历史成本严重失真、历史成本严重脱离市价从而导致其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失去决策的相关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历史成本相比，公允价值被普遍认为更具有决策相关性，因而是一个更优的计量属性。
20世纪90年代起，公允价值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前任主席Breeden在1990年首次提出所有上市公司都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且认为公允价值更能提供相关的财务信息。此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先后颁布了SAFS105、107、115等一系列会计准则，旨在推动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颁布的准则中也有十几个涉及公允价值的计量。各国会计界的学者也就公允价值的规范研究和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目前，公允价值已经成为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计量基础的首选标准，并将其作为金融工具后续计量的主要属性。
我国在公允价值的运用上一直比较谨慎，在会计准则走向国际趋同的背景下，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开始广泛引入公允价值的概念，特别是在金融工具的相关领域里，明确了公允价值的确认和使用原则。但是，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关联交易频繁、会计人员素质仍有待提高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讨论公允价值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以香港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研究香港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允价值的实施是否增强了会计数据的解释能力，以此来考察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的实施可能产生的效果。
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美国，集中了大量关于公允价值的相关性研究。早在美国FASB关于金融工具的相关准则出台以前，美国会计界就对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实证结果差异很大。例如，在SFAS 33号(FASB 1979)重置成本准则和和SFAS 19号(FASB 1977)石油天然气信息披露准则的研究中，Beaver and Landsman(1983)[2]发现历史成本下的收益比重置成本下的收益更有相关性。Harris and Ohlson(1987)[3]和Magliolo(1986)[4]也认为石油和天然气的账面价值对解释权益的市值更有效。另外一些研究报告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如Beaver and Ryan (1985)[5]、Bernard and Ruland (1987)等。但是，Bell(1983)[7]认为收益与石油天然气信息披露正相关，Bublitz et al.(1985)[8]、Murdoch(1986)[9]和Haw,Lustgarten(1988)也发现公允价值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将以前研究得到的不相关结果归结为模型错误，包括相关变量的忽略和计量误差。
自SFAS107发布以来，大量的公允价值相关性文献开始集中于金融工具领域。Barth,et al.(1990)[11]发现可交易证券获利(损失)(STGL)前收益与银行的价值呈显著相关性，STGL的系数是变化的并且不显著区别于零。1971～1990年期间，在用美国银行数据的研究中，Barth(1994)[12]发现公允价值计价的投资证券在每股估值模型(per share valuation model)的历史成本中没有增量解释力。而对于STGL来说，公允价值也只有很低的增量解释力，并且对所用的模型非常敏感。
在进一步研究美国的STGL中，Warfield和Linsmeier(1992)[13]检验了1980-1985年期间市场对143个季报中披露STGL的美国上市公司的反应。他们发现市场反应主要与一年中前三季度的预期税收有关，与第四季度无关。第四季度的研究结果与Barth et al.(1992)[14]的结果相吻合，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管理层通过调节STGL来操纵公司的价值。
在1992～1993年对美国银行的研究中，Eccher et al.(1996)[16]发现在金融类上市公司中公允价值与企业的价值只有有限的相关性，并且结果取决于模型和年份的选取。同期，对于公允价值披露的研究中，Nelson(1996)[16]也发现公允价值的披露与公司估值相关较小。Eccher et al.(1996) [15]将原因归结为虽然公允价值的披露与公司估值间存在一些联系，但是这些联系远小于历史成本与公司估值间的联系。因此，财务制度的变换是有害的，它会剔除与价值非常相关的历史成本数据。
Ahmed和Takeda(1995)[17]对前期关于STGL与公司价值关系很小的言论提出了质疑，通过对1986～1991年152家美国银行的STGL研究，他们发现在“正常”时期未实现和已实现STGL对美国银行股的股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在会计收益或者公司净资本率较低也就是利润操纵可能性较高的情况下，已实现STGL对公司的股价影响很小。
Barth et al.(1996)[18]发现利率非常重要。通过研究1976～1990年美国银行的1377个样本，他们发现利息收入比其他收入更有价值，而利率收入与利率一致。此外研究也表明银行贷款、股票和长期债务的公平价值均比历史成本具有意义。
Ahmed and Takeda(1995)[17]提出当利润被操纵时，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会减弱。Petroni和Wahlen(1995)[19]发现1985～1991年56个美国资产负债保险公司(property liability insurers)的投资资产公允价值的披露与持有证券的品种非常相关。有高流动性市场的交易型证券(如美国的国债市场)的公允价值具有很强的价值相关性，而缺乏流动性的投资(如公司债和市政债)没有很强的解释力。Carrol et al.(2002)[20]研究了1982～1997年的143个美国封闭式基金公司，发现股价和STGL的公允价值正相关。
在我国，葛家澍(2001)、张为国和赵宇龙(2000)、黄世忠(1997)、马维华(1999)、卢永华和杨晓军(2000)等就公允价值的规范研究进行了细致广泛的探索。邓传洲(2005)[23]以B股公司为样本对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公司对IAS39《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遵循显著增强了每股收益对股价的解释能力，也显著增强了每股收益对市场收益率的解释能力。但是在历史成本的账面价值基础上，证券投资账面值的公允价值调整额缺乏增量的价值型惯性，而持有利得则具有较弱的价值相关性。邓传洲(2005)[23]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公允价值来源或管理操纵导致了公允价值的计量误差。
研究设计与模型选择
一、香港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原则的运用
香港会计师公会(HKSA)于1999年4月颁布了《证券投资会计准则》(SSAP24)，它对证券投资的确认、分类、计价及持有损益的会计处理和披露均进行了规范。SSAP24按管理当局持有意图将“持有到期证券”作为一项单独的分类。对不是持有至到期日的证券投资即“非持有到期证券”，则根据企业对投资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进行分类：如果企业选择基准处理法，则应将其分类为投资证券和其他投资。如果企业采用可选性处理法，则应将其分类为交易目的证券或非交易目的证券。对非持有到期证券投资的分类，随企业采用基准处理法或可选性处理法而不同。在基准处理法下，非持有到期证券分为投资证券和其他投资。投资证券是指管理当局在一段确定的较长期间内或基于战略上的考虑而持有该证券，是以确定的成文方式准备长期持有的债权或权益性证券。没有归入投资证券的非持有到期证券则作为“其他投资”。有关其他投资的决策通常是基于市场公允价值来判断作出的。在可选性处理法下，非持有到期证券分为交易目的证券和非交易目的证券。如果取得证券主要是为了从价格的短期变动中获得利益，则该证券作为交易目的证券，否则是非交易目的证券对其他投资，则应按公允价值计价于资产负债表上，并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变动。未实现持有利得或损失均应计入当期损益。处置时售价与账面净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对交易目的证券，应采用公允价值计价，公允价值的变动应在发生的当期确认为损益。
2004年HKSA又根据国际会计准则颁布了HKAS32《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和HKAS39《金融工具：确认及计量》，对金融资产进行了重新分类，将金融资产分为持有到期之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通过损益表反映公允价值变动的金融资产以及货款和应收款项。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通过损益表反映公允价值变动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记账，并且公允价值的变动分别反应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
由上可见，对于证券类投资等金融资产，香港上市公司自1999年起就涉及公允价值计量了。由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持有规模较大的金融资产，因此，我们可以从香港金融类上市公司实行公允价值计量后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来分析我国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公允价值计量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对于报表使用者而言是否增加了信息的有用性。
二、模型的选择和设定
研究财务模型与企业价值相关性最常用的模型是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二者都从Ohlson(1995) [21]模型演化而来。价格模型具有规模影响，收益模型的优势在于它是一阶差分后的模型，但收益模型的问题在于会计收益的解释能力往往很低。Kothari and Zimmerman(1995)[1]建议同时使用两种模型，这也成为类似研究的通用方法。本文也同时采用价格和收益模型。
1.检验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是否增强了会计数据的解释能力
我们将公司的净资产拆分为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含金融资产前的净资产，以此来考察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是否具有增量的解释能力。具体采用的价格模型如下：
BV、FINV、P都采用每股数是为了降低不同公司规模对数据量级的影响，如果α[2]显著不为零，则表明公允价值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
2.检验公允价值变动量是否增强了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
为了检验公允价值变动量的增量解释能力，我们同样将公司收益分解为两部分，即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收益(未实现损益)和含公允价值变动前的收益，以此来考察公允价值变动量是否具有增量的价值解释能力。具体收益模型如下：
与前相同，R、E和UGL都采用每股数也是为了降低不同公司规模对数据量级的影响。如果显著不为零，则表明公允价值变动量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
实证检验
一、样本数据及方法说明
样本数据我们选取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概念(即包括注册地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金融类公司来考察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并以此来考察新会计准则在大陆实施后可能带来的效果。之所以选取该样本作为观察数据，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香港与内地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香港上市公司中也不乏内地公司，如中国人寿、中银香港等等。对香港上市公司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对大陆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实施效果有着直接的参考意义。
第二，香港早在1999年颁布的《证券投资会计准则》中就明确了公允价值的确认和使用原则，从而为我们观察公允价值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足够的样本数量和时间跨度。
第三，不同行业样本数据间的异方差现象可能导致公允价值相关性不显著的结果。这也是国外很多研究都选取单一的银行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对象的原因。为了避免不同行业的异方差现象，我们选取单一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第四，金融类公司持有较多的金融资产。选取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金融类公司持有较多的金融资产，对公允价值及其变动更为敏感。
二、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02～2005年香港上市的中国概念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了缺失市场数据以及上市少于4年的上市公司，共计69家公司、276个有效观测。模型中，Pit的取值为各公司会计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Rit为公司本会计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与上一个会计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期间的收益率，在计算收益率时采用复权处理。香港上市的中国概念金融类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之外的净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前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未实现损益以及遵循HKSA 39以及HKSA 32的有关数据均经查询年报手工获取，其他数据源自万德咨讯金融终端以及Bloomberg。为了更好地反映公允价值及其变动的整体效应，我们考虑合并时间序列，即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所用数据运用SAS系统处理，表1和表2归纳了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价格模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FINV的均值大于BV的均值，前者为1.603，而后者为1.435，表明对于金融类公司而言，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在公司净资产构成中占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该部分资产的计量方式将对公司的价值判断产生重大影响。
从收益模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UGLit/Pit-1对公司每股收益也有重大影响。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每股未实现收益均值为0.112，而公允价值变动前的每股收益均值为－0.29，两者存在较大差异，都为每股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1、表2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对于金融类上市公司，如银行、保险以及证券等公司而言，金融类投资是其业务的主要构成之一，因此金融类资产及其价值变动无论对于公司的净资产还是收益，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金融类资产的计量方法的选择也必将对公司的价值判断产生重要影响。
三、实证结果
1.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是否增强了会计数据的解释能力
不管是单因素固定效用模型(One-Way Fixed Effects)还是双因素固定效用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F检验说明不能拒绝价格模型不存在固定效应。同样，不论是单因素随机效应模型(One-Way Random Effects)还是双因素随机效应模型(Two-Way Random Effects)，Hausman检验说明价格模型存在随机效应。因此我们使用双因素固定效用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作为我们的分析工具。
检验结果表明：
第一，公允价值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FINV的系数为1.27，显著异于零，表明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显著增加了会计信息对股价的解释能力。
第二，投资者更关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价值。FINV的系数显著大于BV的系数，表明对于金融类上市公司，投资者更关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价值。
2.公允价值变动量是否增强了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
从收益模型看，F检验说明不管是单因素固定效用模型(One-Way Fixed Effects)还是双因素固定效用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都不存在固定效应；而 Hausman检验说明双因素随机效应模型(Two-Way Random Effects)拒绝存在随机效应，而单因素随机效应模型(One-Way Random Effects)，存在随机效应，因此我们使用单因素随机效应模型(One-Way Random Effects Model)作为分析基础。
检验结果同样表明了：
第一，公允价值变动量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UGL/P的系数为1.12，显著异于零，表明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未实现收益对市场收益率具有增量的解释能力。
第二，投资者更关注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收益。与价格模型相同，UGL/P的系数明显大于E/P的系数，同样表明对于金融类公司，投资者对公允价值变动的关注度要明显高于已实现收益。
收益模型和价格模型的结果都表明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采用增加了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为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
结论
本文研究了具有中国概念的香港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价值相关性，为了克服单一模型的局限性，同时采用了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两种检验方法，并且为了更好地反映样本数据的整体效应，合并了时间序列，采用了面板数据进行处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无论是资产的期末价值，还是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未实现收益，对公司的价格和市场收益率都有显著的增量解释能力。并且对于金融类上市公司，投资者对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无论是其期末值还是其价值变动值的关注程度都明显大于按成本法计量的资产。
是否将公允价值作为基础计量属性并且更广泛的采用，在我国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为了迎接入世压力，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性趋同，在计量方法上首次引入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但在实务领域，缺乏公允价值计量的实践结果，准则制定者以及使用部门都难免对会计信息可靠性产生顾虑。本文以香港市场为研究对象，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表明公允价值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因而可以有效地消除准则制定者的顾虑，推动公允价值更为广泛的运用。对于准则的使用公司而言，迫于投资者的关注压力，也存在认真运用公允价值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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