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度论文,结局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预定“失败”的“卫生革命”
《人生》的上部里描述过一次“卫生革命”事件：高加林和刘巧珍因为觉得高家村的公共水井太脏，于是从县城里买了一些漂白粉放在里面，以达到清洁的目的，但是这一“讲卫生”的科学行为却没有得到高家村村民的认同，反而认为高加林破坏了水源，影响了大家的生活，最后在大队书记高明楼的解释之下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从表面上看，“卫生革命”不过是高加林与刘巧珍爱情之间的一个插曲，“卫生革命”发生之时，正是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处于半地下状态并遭到双方家长反对之时，高加林通过与刘巧珍一起公开骑车去县城的行为，完成了一场小小的爱情“示威”，“对高加林来说，他做出这个决定，是对他所憎恨的农村旧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的挑战，也是对傲气十足的‘二能人’的报复和打击。”① 但从更深层的角度看，“卫生革命”同时也是高加林为了显示其个人主体地位和话语力量，向其生活的环境发起的一次小小挑战。这一挑战的结果并不容乐观，村民们发现水井被放了漂白粉以后拒绝饮水，并指责高加林等人的行为，作为最主要的“肇事者”高加林选择了回避，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在事件的现场，他的观念通过两类人在现场得到了表达：一类是和他一起放漂白粉的几个青年人，但被几位长辈骂了个狗血喷头，另一个是高中毕业生刘巧玲，她用所学的化学知识来解释高加林的科学行为，但是却遭到了一致的嘲笑和奚落。
“卫生革命”就高加林个人而言毫无疑问是失败的，这种失败的原因大概会有很多，但是高加林不肯面对“群众”是否是其中的一个呢？（小说解释高加林的缺席原因是被父母强行“控制”在家里了，但这并不符合逻辑，因为高加林的父母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不是高加林的“对手”。）有意思的是，作为“反面人物”之一的高明楼在“卫生革命”中的行为却比高加林要正面得多，小说对高明楼在“卫生革命”中的形象是这么描写的：“两只手叉着粗壮的腰，目光炯炯有神，向井边走出，众人纷纷把路给他让开……气势雄伟的高明楼使得众人一下子便服帖了。大家于是开始急着舀水。”他以实践证明了漂白粉的“科学作用”，与这一行为相比，刘巧玲的知识（同时也是高加林的知识）显得过于观念而失去了其有效性。如果我们分析高加林的性格，倔强，不服软，那高加林在这一公共事件中的缺席又显得不合情理，如果他当时及时出现在现场，像一个“五四青年”一样一边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一边像高明楼一样“以身试水”，那么是否他就会获得村民的信任，并成功地完成“卫生革命”的使命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小说前面的叙述来看，高加林在村民中还是有一定威望的，以至于连高明楼都不得不对他尊敬几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卫生革命”事件中，高加林的缺席和失败是预定的，也可以说是高加林自愿选择了失败，他不愿意去面对他身处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中的“群众”。在高加林的眼中，高家村和高家村村民代表的仅仅是愚昧和无知，而且这一愚昧和无知是先验性的，是不可改变的。我认为高加林这种自己选择的“失败”暗示了一种不安的转变，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人（尤其是青年人）与自己身边的环境做斗争是一个基本的母题，通过这种叙述，主人公一方面通过发动各种力量参与环境的改变，同时在对外部的改变中也改变作为个体的自我，最终，作为个人的主人公和作为背景的外部环境融为一体，获得一种统一协调的新型主体②。在赵树理的名作《小二黑结婚》中，农村青年小二黑就用这种方式成功地改造了“二诸葛”等老一辈人的观念，通过自我的努力和组织的支持改造了身边的环境并获得个体的幸福。但是在《人生》中，同为农村青年的高加林已经失去了小二黑的这种乐观积极的精神，他对身边的环境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而当年给以巨大精神和制度支持的组织（村委会）已经成为了“革命”的反面。这里出现了双重的“异化”，第一重“异化”是环境的异化，可以改造的环境（包括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变成了一个无法激起主体想象和力量的纯粹的客观对象，它完全外在于主体，因此无法与它的“改造者”取得互动。第二重“异化”是制度的异化，曾经代表大多数人（群体）利益的组织制度现在开始异化为特定群体的利益工具（在《人生》中这一群体指的是高明楼、马占胜等人）。在这种情况下，高加林不会成为小二黑，或者说高加林的“失败”显示了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作为改天换地的主力军的一代青年不得不从外部世界退回到个人世界，他将依照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整体的利益来行使自己的主动权，并放弃了对集体和社会所曾经许诺的使命。
因此，“卫生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只有通过这种预定的失败，高加林才能强化这样一种观念：既然这个环境，这些群众是如此的愚昧不堪，那么作为拥有“现代知识”的我，就只有通过离开、抛弃、背离这个环境才可能获得幸福；既然这个组织制度（村委会）已经完全成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关键是无论从能力、经验、威望等角度来看，高加林在短暂的时间内都无法代替高明楼来掌握这个组织），那么，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获得个人的利益也就情有可原。正是这两点，构成了《人生》叙述的主要动力。
二、“身体”与“身份”的抵牾
从小说的一开始，高加林就被塑造为一个与其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主体。这种塑造涉及一系列的身体叙事学和精神胜利法。高加林首先是一个讲卫生的人，在“卫生革命”发生之前，小说已经不厌其烦地强调了高加林的这一个人生活习惯，在刘巧珍爱上高加林的众多理由中，有一条就是：“又爱讲卫生，衣服不管新旧，常穿的干干净净，浑身的肥皂味。”“卫生与否”成为建构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这个原则的观照下，高加林和刘巧珍都不像是农村人，“高加林的裸体是健美的。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得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而刘巧珍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草绿的确良裤子，洗的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但接下来的一个细节暴露了这种表象的虚假性，当高加林和刘巧珍第一次接吻后，他可能感觉到了某种不卫生的东西，所以他立即要求刘巧珍以后必须刷牙。高加林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卫生”和“清洁”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生活习惯，更是一种身份、道德的标识，“卫生是这些原则的总和，卫生的实行是为了保持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和道德，破除疾病的根源，使人身心高贵。总的来说，卫生包含了全部的精神和道德的世界。”③ 所以在高家村的村民看来，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势”，“刷牙”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身份，因此刘巧珍的刷牙被认为是试图“僭越”身份而遭到了大家的嘲笑和反对。不过高加林虽然在公共领域的“卫生革命”中失败了，但是在其私人领域，他不仅顽强地保持着其“卫生习惯”，并成功地把刘巧珍“改造”了过来，使其成为“卫生清洁”的一个身体。这种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卫生学”的修辞原则，通过“土与洋”、“洁与不洁”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修辞模式，企图“制造”出一种“完美的身体”，把高加林和刘巧珍从众多的“不干不净”的身体中剥离出来，把“身体”的完美与身份的“低贱”以一种非常悖论的形式扭结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叙事冲动：把“身体”从这种“身份”中抽离出来，为“身体”寻找一个更合适的“身份”。
与这种完美的“身体”修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对高加林丰富精神世界的强调。显然，在路遥看来，精神世界的丰富首先建立在阅读和写作之上，所以高加林被毫不犹豫地命定为一个“文学青年”。这一点值得注意，黄子平在研究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在医院中》时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书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文学青年，热爱文学，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凸显个体的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环境）之间的冲突性。很显然，“文学青年”在这种叙述中代表了一种“异质性”，一种试图脱离规范叙述的力量，因此，在黄子平的研究中，陆萍等文学青年最后被环境治愈意味着一种统一的历史叙述的形成④。事实是，从小二黑开始，文学青年已经逐渐被现代的“祛邪术”赶出了叙事作品的舞台，而在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学（艺术）青年开始大规模重返并成为文学叙述的中心，从1978年到1985年，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如《伤痕》、《班主任》、《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人生》、《无主题变奏》）中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个文学青年或者具有文学青年气质的人物。这种转变意味着曾经被治愈、消除、整合过的“异质性”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并试图找到自我讲述故事的权力。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这种变化的深刻，当小二黑开始在油灯下读《红与黑》、《罪与罚》等作品的时候，当他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感动并将自我投射其中的时候（在近期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北风那个吹》中，男主人公夜晚为朋友们演讲《红与黑》的故事成为一种具有“仪式性”的精神活动），试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吊诡的历史场景。小二黑变成了高加林，他突然意识到，他的环境、他的阶级身份不是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和信心，而是苦闷和焦虑。为此，高加林只有通过某种“想象”释放个体的精神焦虑，并获得一种自我安慰，在小说中，这种“想象”比比皆是：
他受到了感动的时候，就立即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激情：他的眼前马上飞动起无数彩色的画面；无数他喜欢的音乐旋律也在耳边响起来；而眼前真实的山、水、大地反倒变得虚幻了……（第123页）
他的心躁动不安，又觉得他很难在农村呆下去了。可是，别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闭上眼，又不由得想起了无边无垠的平原，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气势磅礴的火车头，箭一样升入天空的飞机……他常用这种幻想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第145页）
这是一种典型的带有文学青年气质的“臆想症”，在阅读、写作和想象中，高加林成为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的、有强烈精神追求的有为青年。既然身体是卫生的、干净的，精神是丰富的、纯洁的，而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却生活在一个没有意思的环境和人群中，这给人一种极端的不公平的感觉。在高加林从事小学代课教师的时候，他的身体和身份虽然不是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但是却有协调一致的希望（教师转正），而当他突然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的时候，他发现他完全失去了这种可能性，因此，小说以高加林失去代课教师工作为开头，可以说是完全把高加林“逼入”到一个绝地，他必然要用十倍的努力去改变他的处境，为其身体和身份的“一致性”而拼搏。在改变自己的处境之前，高加林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种矛盾和不平衡，他甚至试图通过对“身体”的改造改变自己的身份意识，也就是为身份重新塑造一个身体，所以他故意穿得破衣烂衫，并不顾一切地劳动，在巨大的体力折磨中以求得一种自我宽慰，但显然这种并非发自内心的自我改造注定不会获得成功，不过是暂时麻痹了他的身份意识。一旦碰到合适的导火线，立即就会引起歇斯底里的爆发，在小说中，这一爆发的临界点选在高加林到县副食品公司掏粪并与张克南的母亲发生冲突的时候：
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克南他妈竟然一指头指住他，问：“你是哪里的？拉粪都不瞅个时候，专门在这个时候整造人呢！你过来干啥呀？还想吃个人？”
但克南他妈还气冲冲地说：“走远，一身的粪！臭烘烘的！”
加林一下子恼了。他恶狠狠地对老同学他妈说：“我身上是不太干净，不过，我闻见你身上也有一股臭味。”（第159页）
这是我认为《人生》中写得比较精彩的地方之一。通过这个对话，我们意识到了“毛话语”在80年代初遭遇到了非常戏剧性的改写，在《讲话》中，毛泽东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关于身体和身份的辩证叙述：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但是在这里，评价的标准被逆转，身上有“粪”的农民被再一次指认为是不干净的，虽然高加林愤怒地利用“毛话语”的隐喻性来指责对方也是“臭”的，但事实是，除了一点修辞上的快感后，他非常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修辞所指称的现实已经成为过去，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道德和精神优势已经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成为历史。因此“他心中燃烧着火焰，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来这里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第150页）
在一个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时刻，高加林的“自我期许（认同）”和“他人认同”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他所在的环境强迫他认同这种给定的农民身份，而他“完美的身体”和“丰富的精神”又促使他顽强地抵制着这种“认同”，他代表了一个阶级的失落和愤怒，因此他决定从根本上背弃他的阶级，通过孤独的个人努力（不管其是否道德和合法）来重新召唤其“身体”，把身体从以往的身份中剥离出来，从而改变他在历史中的位置。
三、被不断剥离出来的“个体”
在高加林入城当了通讯干事后，黄亚萍送了他一首诗：
我愿你是生着翅膀的大雁，
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
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的生存，
你就应该把那里当作你的家园……
黄亚萍送这首诗歌给高加林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鼓励高加林离开刘巧珍，离开刘巧珍的“土地”而来到她的“土地”。虽然从艺术上说，这首诗是比较蹩脚的，但是放到《人生》这部小说中，这首诗可以说恰到好处，甚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首无名之作算得上是《人生》的“文眼”，它形象地隐喻了高加林不断与自己的环境（土地）剥离，不断寻求自我幸福和自我完成（生存和自由）的努力。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路遥努力塑造了一个身心完美的健美男性主体，这一主体与他的“没意思”的环境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而这种冲突解决的方式不是以往的“克服”环境、改造环境，而是“离开”，像一只大雁一样离开决定自己身份和地位的环境，寻找新的栖居地。在《人生》中，这种环境的变迁被描述为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县城），从“农民”到“城里人”的命运转换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在80年代大量的关于“进城”的叙述中，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一种是“知青”的回城，对于这些人来说，回城不过是“返乡”，虽然有些短暂的不适应，但会很快调整过来（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一种是陈奂生式的进城，这种进城其实是“路过”，其目的是通过在城里的活动为自己在乡村更好的生活获得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而第三种就是高加林式的进城（相同的还有《鲁班的子孙》等），进城不仅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要，而且一开始就没有想到回头，是以彻底变成一个城里人为目标，是一场不归路的探险。与前面两种情况不同，知青本来就是城里人，陈奂生压根就没想过要成为城里人，唯有高加林必须完成这样一种可能带来精神分裂的身份意识的彻底转换。为了达成这种目的，高加林不认同他的环境，同时也不认同他的父辈，作为陈奂生、冯幺爸的儿子，“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在父亲和德顺老汉来劝说他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如果说把自己从父辈的血统里面“剥离”出来还有某种道德上的优势，对高加林来说并不构成一个问题，那么，真正的难题是，如何把自己从刘巧珍的爱情中“剥离”出来？对于高加林来说，背叛父辈是天经地义的，同时也为中国古老道德所支持，儿子开创超越父辈的生活，一直为中国的传统道德所鼓励。但是，“背叛”一个给予自己爱情和安慰的女性，尤其是在自己落难之时遇见的红颜知己，却一直为道德所不能容忍（中国流传最广的该故事原型就是“陈世美”，他因为背叛自己的糟糠之妻而身败名裂，性命不保）。而事实是，只要与刘巧珍保持爱情（甚至不是婚姻）关系，高加林就有一半还属于农村，就无法割舍其与农民身份的联系，为了达成这种“转变”的彻底性，他必须从精神和肉体上与刘巧珍一刀两断，如果连这块土地上最美的东西（刘巧珍）我都可以放弃，我还有什么不能达成呢？这是《人生》故事发展的必然逻辑和高潮之所在，必须通过刘巧珍，高加林才能完成最后的“脱胎换骨”，将自我的完成推向一个极致。
路遥在这里遭遇到了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故事的逻辑发展需要让他作出决断，抛弃刘巧珍，另外一方面道德上的自律又使得他犹豫不决。无论是对高加林和刘巧珍他都倾注了太多的同情和认同，为了使得这种“背叛”更“道德”，更让人好受一点，他不得不悄悄地改写了刘巧珍的形象，请看下面三段叙述：
刘立本这个漂亮得像花朵一样的二女子，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天生的多情，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第118页）
“加林哥，你不要太熬煎，你这几天瘦了。其实，当农民就当农民，天下农民一茬人哩！不比干部们活的差。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合心的家庭，日子会畅快的。”（第123页）
巧珍看见加林脸上不高兴，马上不说狗皮褥子了。但她一时又不知该说什么，就随口说：“三星已经开了拖拉机，巧玲教上书了，她没考上大学。”
“这些三星都给我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咱们庄的水井修好了！堰子也加高了！”
“嗯……”
“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
“哎呀。这还要往下说哩？不是剩下十一个了吗？你喝水！”
“是剩下十一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
“哎呀哎呀！你快别说了！”（第179页）
第一段是小说开篇对刘巧珍的描写，第二段是刘巧珍对高加林的表白之词，从这两段看来，刘巧珍确如小说所写的，心胸和见识都超出了一般的农村女性。但是到了第三段里面，刘巧珍完全变成了一个家长里短的农村妇女，尤其是关于“十二个猪娃”的对话，可以说不仅是土气，甚至可以说是蠢笨了，实际上，“十二个猪娃”本来就是一个民间笑话来取笑某些傻里傻气的农村媳妇，这种人即使在农村也是很少见的。从整个小说来看，刘巧珍即使无法和高加林进行有效地沟通，但也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我们发现除了这一次对话以外，刘巧珍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头脑冷静、表达有分寸、有见识识大体的女性。这其实是一段非常不协调的细节描写，路遥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让高加林的背叛更有理由一点，反而更加暴露了高加林背叛的非道德性，路遥（高加林）把自己的“精神”和“地位”上的优越建立在对刘巧珍愚昧、蠢笨的指认的基础上（这种指认带有暴力性和侵略性）。不错，高加林是那个时代的“能人”，但是这种“能人”为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可以无视任何道德和感情的界限，是否也过于残忍？
不管怎么说，通过一系列的背叛，高加林暂时获得了“自由”，找到了自己“幸福的家园”。因此，高加林的“剥离”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融入，对以往身份和环境的剥离是为了融入新的身份和环境，正因为如此，高加林进城后的生活被无限夸张地美化，他的完美身体在会场、体育馆得到了展示，他的丰富精神在写作、阅读和交流中得到了尽情地释放，他获得包括无名的球迷、路人、食堂售饭员、商场售货员所有女性的喜爱，他集所有的宠爱于一身，成为80年代那个小县城的“全民偶像”。当然最疯狂的是县武装部部长的女儿、时尚文艺女青年黄亚萍，她几乎把80年代能想象到的所有时尚商品（麦乳精、墨镜、风衣、高级牛奶糖、咖啡、可可粉、进口日历、全自动手表、三接头皮鞋）都用来包装高加林，我相信这是路遥一次最大胆的想象，自此以后，虽然《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改霞父亲已经位至地区书记，行政级别比黄亚萍之父高了好几级，但田改霞也没有黄亚萍那么疯狂和热烈。这么一段节奏迅疾、色彩明快的叙述因为过分的热情而显得像一张漫画，高加林和黄亚萍都在这幅漫画里面被最大限度地夸张放大，而真正小说的背景反而是被淡化了，如果说这是一段不太成功的描写也是可以的，在1984年版的电影《人生》中，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一段场景在电影中没有出现，这样反而显得更加凝重、首尾连贯一些。但是对于路遥来说，这么写或许也是他的刻意为之，他为此强化了进城对于高加林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了高加林的种种非道德的行为对于高加林个人的完成而言是多么的合理和合法，而且当这一切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历险后，其悲剧色彩就因为这种戏剧性的对比而显得分外强烈。
四、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
高加林结束了他短暂的个人历险，两手空空地回到了高家村，重新成为一个农民，在小说的结尾，高加林伏在黄土地上，痛苦地呻吟：“我的亲人哪。”这种戏剧性的情节为小说的悲剧性增加了砝码，悲剧现在不仅仅属于刘巧珍，她被无情地抛弃并最终栖身于无助的婚姻；也不仅仅属于高加林，他以为他即将获得一切，却在伸手在即之时发现一无所有。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转身去拥抱自己一次次试图逃离的土地。通过这样一种具有仪式性的场景，路遥为高加林提供了一个忏悔的机会，弥漫在整个小说的道德焦虑因此得到了完全的释放，在高加林热吻土地的一刻，所有的人都原谅了他，道德的焦虑变成了道德的赞美，土地、女性被再一次证明为万能的灵丹妙药，可以治愈一切的精神创伤。路遥显然不愿意让高加林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主人公，任其个人意识无限膨胀而走上性格的极端，因此当他意识到个人的毁灭即将来临之际，他迅速强制性地让高加林回到了土地的怀抱里，并无限夸大了乡土的“治愈”功能，与《红与黑》中的于连、《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不同，在这些个体与环境不断搏斗并趋于毁灭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宗教的背景在里面，个人只需要对上帝负责，所以个人的毁灭与否都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对于路遥来说，因为缺少这种宗教性东西，土地就成为了另一种宗教，因此高加林重回土地的这样一个结尾，并不能说明高加林的个人意识就没有达到于连等人的剧烈程度⑤，而是一种融合了道德、宗教和美学在内的多重妥协后的结果。
但是需要追问的是，这种回归和治愈就是命定的结局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对高加林还是对路遥来说，选择这种回归的结局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高加林来说，不管他如何努力，他已经无法回到土地和农村，也无法在农民的身份中安顿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实际上，高加林已经回不去了，他的这种回归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安歇，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另外的道路离开他的土地，再一次走上更疯狂的“进城”之路。对于路遥来说，虽然在1982年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代年轻人的人生选择将是一件异常重大的文学、道德、社会事件，但是毫无疑问，他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提供出来，虽然他一直很努力以青年导师的形象和语气来规范和引导青年人走“正确”的道路，但是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呢？或者路遥本人也是一本糊涂账，他显然并不认同高加林这种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的奋斗之途，但是他又朦胧地意识到了自我意识和个人伦理的确立却是个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条件之一，他试图调和个人的解放和他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试图通过小说美学来调和这个问题，因此他只能用一种暧昧态度来书写高加林的人生故事。而我觉得这恰好是《人生》作为小说的迷人之处，因为认识上的不清晰，反而导致了情感上的矛盾丰富，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作为高加林的“加强版”孙少平，虽然保留了高加林强烈的个人性格，但是这种个人性却被路遥搪塞进宏大的国家改革叙事中去，从而使小说变得概念化和观念化，路遥对人生的规划和引导变得具体清晰起来了，但是作为小说反而是变得乏味了。
高加林的人生之路是路遥和高加林之间达成的一种历史性的调解，同样也是路遥、高加林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制度、文化所达成的调解，在我看来，这种调解不过是短暂地缓和了高加林们的精神创伤，但是却隐藏了双重的危机和毁灭。一方面，高加林和他的环境已经产生了一种相互憎恶的情绪，剥离一旦发生过，就会留下伤口，永远都不可能完好如初，整体中的个人和个人意义上的整体曾经是路遥之前的文学所一直努力的目标，而现在，这个目标解体了，小二黑一旦变成了高加林就再也无法回到他以前的背景中去，因此文学只能从社会中退步出来，成为个人讲述故事的方式，与此同时，社会背景（制度、文化、道德）也无法支持和鼓励个人利益与家国利益的同一性，当90年代市场改革的大幕拉开，我们惊讶地发现，高加林们只能以“盲流”和“农民工”的形象进城，并不得不让自己变成一种纯粹的“商品人”服膺于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在这种情况下，人生道路的抉择似乎回到了潘晓提出的那个问题：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只是这一次，文学与社会已经各行其是，再也无法建立起来有机的联系，因此高加林的人生故事不可重复，他“始”于那个时代，也不得不“死”于那个时代。
2009年8月21日于人大
2009年10月12日再改
2010年10月1日三稿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09030131
注释：
① 路遥：《人生》，见《路遥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小说引文皆出自这个版本。
② 竹内好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文中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收入陈飞、张宁主编的《新文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
③ ［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向磊译，15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参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八章“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参见李劼的《高加林论》中的相关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